传承千古 走向未来
—论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性及有效策略

郑新东

（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管理所，河南 许昌 461000）

0 引言

201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是中央全面部署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的指导性文件，是切实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的总抓手。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少考古遗迹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是考古界的一大损失，也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除了城市化以外，部分地方政府的不重视也间接导致了考古遗址的破坏。尤其是对于地下遗址而言，这部分遗址埋藏较深，难以从地面察觉，如果没有预先采取保护措施，对城市整体的历史遗址进行勘察和保护，很容易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损坏遗址。

1 考古遗址的价值

在讨论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性之前，首先要看到考古遗址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以许昌的十里庙遗址为例，该遗址位于许昌市东城区邓庄乡。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总面积13万平方米，遗址面积大，堆积较厚，遗存丰富，延续时间长，是仰韶时期可能带有环壕的大型聚落。该遗址的发现为我们了解仰韶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及人地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延伸了许昌市历史轴线，丰富了历史内涵。十里庙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早在7000～5000年前，许昌就是一处适宜人类居住之地，许昌市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与灵井“许昌人”遗址遥相呼应，具有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

考古遗址作为一项宝贵的文化财富，通过合理开发，也可以带来较高的经济价值，将获得的资金投入遗址的保护中，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兼顾考古遗址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具体来说，需要充分利用经济学思维，将考古遗址打造为当地的文化品牌，将考古遗址的文化价值巧妙地转化为经济价值，改变遗址的主要用途，将其更多地作为旅游景点来开发，吸引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游客前来观赏。陕西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就是一个开发考古遗址经济价值的典范，在充分挖掘秦兵马俑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配合以线上线下的宣传方式，使其成为国家一级文化旅游景点，也是游客来陕西必须去的博物馆，是陕西旅游的一张“名片”，创造出大量的经济收益，为该遗址的后续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性

考古遗址的范畴较广，主要是指以开展考古活动为目的，进行过科学田野考古活动的遗物和遗迹连续分布的空间范围。通过挖掘和探索考古遗址，可以发现当地的文明发展路径，与纸质材料相印证，有助于了解历史的真相。众所周知，纸质的史学材料是很容易被篡改的，一些史学家会根据本朝的需要对前朝的历史进行修改，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这样的纸质材料史学价值大大降低。而考古遗址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具有较高的说服力，如果纸质材料记载的内容与考古遗迹所展现的相矛盾，应当以考古遗迹为准。因此，从发掘历史真相这一目的来看，考古遗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十里庙遗址位于许昌高铁东站广场西侧黄金地带，是许昌对外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位置，保护好十里庙遗址，规划建设十里庙遗址生态文化公园，有利于增加城市人文内涵、彰显城市文化底蕴和城市文脉延续、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另外，从现实的原因来讲，考古遗迹是考古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大量的考古学结论都是通过挖掘考古遗址发现的，考古遗址的破坏对于考古学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损失，将对该学科的后续发展产生恶劣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在着力构建人民的文化自信，致力于打造一个文化强国，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考古遗址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宣传华夏文明的重要材料和依据。从考古遗址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古人的生活方式，更可以探索古人的思想和文化，发掘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战略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先进的考古技术出现，为充分挖掘考古遗址提供了技术支撑。事实上，对于考古遗址的挖掘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事业，很多遗址的细节都是后期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才发现的。所以，保护好考古遗址十分有必要。

3 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发展历程及成就

3.1 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发展历程

横向比较，我国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措施起步较早，自古以来就有保护前朝遗址的传统，为现代考古奠定了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尊宗敬祖、神灵崇拜”，尊敬古人留下来的遗迹，认为是前辈留下来的物质财富。可以说，封建时代的纲常伦理观念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古代遗址的保护。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保护行为和理念都较为落后，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保护有本质的区别。民国初年，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增强，不少考古学的理念和措施随之传入中国，我国的现代考古事业从此开始。我国的考古事业此后经历了萌芽期、奠基期、转型期等，最终达到了如今的稳定期，稳定不代表停滞不前，而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寻求创新发展，在考古理念、技术、设备等方面不断创新。以下将对各个时期做出具体分析：

19世纪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我国考古遗址保护的萌芽期。在这一时期，许多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从西方传入我国，形成了我国考古事业的基础。在考古领域的表现就是，不少西方的考古学者，如斯文·赫定、斯坦因、鸟居龙藏等进入我国开展田野考古，留下了一批以中国近代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考古资料。而我国的学者也没有落后，对安阳殷墟、城子崖遗址、燕下都遗址等进行了考察，还推动政府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方面的法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是我国考古遗址保护的奠基期。在这个时期，我国建立了工业基础，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各个领域都开始了现代化之路，考古事业也不例外。这一时期我国主要是跟随苏联的脚步前进，因此很多文物保护的措施都是直接学习苏联。提出了“两重两利”的方针，即重点保护、重点发掘，各项措施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还设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单位，对当地的文物进行集中化管理，将文物保护的权力下放到基层，促使文物保护措施落地。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是我国考古遗址保护的转型期。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因此，考古领域也需要积极探索转型之路。国内相关学者深入调查了解本国文物保护现状之后，学习国外文物保护的先进经验，将其本土化后引入中国，帮助有关部门不断调整相关政策和措施。

21世纪至今是我国考古遗址保护的稳定期，整体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在稳定发展中寻求创新机遇，在原有考古遗址保护体系的基础上做出调整，以适应新时期考古事业的需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相对完善的考古遗址保护措施，但是一些文物保护方面的理念还不够先进。因此，这一时期的创新主要是指理念上的创新，并积极探索考古遗址的创新发展路径，将文物保护与当地旅游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保护和活用”并重的理念。

3.2 考古遗址保护利用取得的成就

我国考古遗址保护事业起步较早，在无数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第一，考古遗址保护做到了由点到面，从对单个遗址的保护发展为对整个遗址周边环境的保护。一般而言，考古遗址不会单独出现，因为一个遗址的出现可能代表着背后还有一个完整的部落或社群，值得进一步挖掘，对这个区域进行保护便于开展之后的科研工作。第二，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适合华夏文明的遗址保护技术和理念，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能够指导日常考古工作的进行，也是支撑文物保护的基础和框架。当文物保护理念第一次进入我国时，出现了一系列的“水土不服”状况，不适应我国的国情。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学者结合本国现实状况有针对性地引入西方的考古理念，中西结合，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考古遗址保护之路。第三，考古遗址的经济价值和教育价值逐渐被发挥出来，成为爱国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可以有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有效策略

4.1 健全和完善符合实际的考古遗址保护管理体系

首先，应当健全和完善考古遗址保护管理体系。虽然我国的考古事业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保护体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考古面临的情况也在发生改变，体制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做出调整。进入新时期以来，为了满足考古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加强对考古遗址和相关文物的保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针对新时期考古遗址保护面对的各种困境做出解答，为考古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还增加了考古遗址保护的财政支持，设立了更多专项经费，增强了各项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不过，部分地方政府并未妥善落实各项保护遗址的政策性文件，缺乏配套的政策和服务，基层工作人员难以开展工作，应当及时改进。

4.2 编制本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从我国整体的遗址保护态势来看，大部分的保护工作还是针对某一个考古遗址进行的，缺乏对于当地考古遗址保护的整体规划。为了提升遗址保护的效率，让考古遗址展现出更多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还是应当编制本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整合当地的考古资源，有利于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一个地区可能存在各具特色、差异性较大的考古遗址，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分布较广的地区，在对当地的本土遗址进行规划时就需要考虑到这种差异性，赋予保护措施更强的弹性和包容性，适用于不同的文化遗址。为了明确遗址保护的具体责任，当地政府应当联合专业的考古学家，调查和记录区域内的所有考古遗址，建立储存遗址信息的数据库，并将遗址保护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部门，要求基层单位及时更新遗址保护的动态信息，确保各项保护措施能够落实，接受来自相关部门和全社会的监督。

4.3 开展遗址价值和保护模式的针对性评估

目前，我国对于考古遗址的价值挖掘还不够充分，很多遗址的潜力都没有发挥出来，各项措施仍然处于被动保护阶段，保护措施没有考虑到考古遗址的差异性。因此，应当开展遗址价值和保护模式的针对性评估，将遗址保护工作细化，深入分析每一个考古遗址的价值，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推出定制化的保护模式，直视考古遗址保护时面对的各种阻碍，强化考古遗址的合理化运用。2021年11月3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有关情况。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陆琼表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首次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在遗址保护的各种模式中，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只是其中一种方式，还有很多模式有待开发。不得不承认的是，建设遗址公园是考古遗址保护和开发模式中最有效的一种，也是经验最丰富的一种。实践证明，通过建设遗址公园，可以有效发挥考古遗址的教育价值，让人们了解其中璀璨的中华文明，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还可以将部分遗址建设成历史博物馆，充分发挥遗址的经济价值，再将门票收入投入购买保护设施等方面，用遗址的经济价值反哺遗址的保护工作。

4.4 加强遗址考古工作的持续性、连续性和研究性

应加强遗址考古工作的持续性、连续性和研究性，充分发挥考古遗址的研究价值。考古遗址最主要、最重要的价值还是研究性，在开发考古遗址时不能本末倒置，避免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破坏遗址的研究性。遗址对于考古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保护好考古遗址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考古工作，以便发掘当地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而探索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对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特殊价值。2013年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加强大遗址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就遗址考古工作的研究性和持续性做出部署，强调要重视考古遗址的学术价值，补齐目前我国在考古领域存在的短板。

4.5 构建遗址—博物馆—社会力量三位一体保护模式

在保持考古遗址学术价值的基础上，应当构建遗址—博物馆—社会力量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兼顾研究价值与经济价值，对考古遗址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开发。虽然地方政府负有保护考古遗址的责任，但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要想实现考古遗址的稳定开发，就需要引入社会力量，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同时倡导全社会关注文物保护工作，灵活使用网络平台、自媒体等新兴传媒方式，创新历史博物馆的宣传方式，让这些历史遗址以及背后的中华传统文化重回大众的视野。以十里庙遗址为例，许昌市聘请专业机构编制了《许昌十里庙遗址仰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方案》，经过组织专家论证，拟将十里庙遗址规划建设成为集文物保护、文化展示、生态绿化、文体休闲等为一体的仰韶文化公园，使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城市发展相得益彰，成为许昌市历史文化的一个新亮点。通过生态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将进一步提升十里庙遗址的保护和活态利用水平，从而提升整个十里庙遗址的文物展示和利用水平。

5 结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人们对于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考古遗址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步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教育意义。应当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尤其是人民的文化需求，对考古遗址进行保护式开发，创新保护模式，深入挖掘考古遗址的价值。这不仅是为了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更关系到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应当让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和生机，有利于文化强国战略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