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兼爱”思想研究
——基于矛盾性视角

◎马海山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北京 100091）

关于墨家学说，钱穆先生曾经有过一段动情的议论：“我们一定要认识人世间的矛盾性,才能欣赏墨子的哲学……才能知道墨学在当时怎么样地鼓动人们的心坎,招惹人们的热慕,而到底归于消沉,不能持久。”在他看来，墨家的学说本质上就是矛盾性，正是这种矛盾性，使得墨家在当时能够盛行一时，与儒家并称为当世显学，也正是这种矛盾性，使得墨家终究抵挡不住儒家的攻击，在后世逐渐消亡。墨家学说的矛盾性，也是我们理解墨家学说的关键。

无独有偶，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就对另一位思想家墨子的思想进行了评述，在《庄子·杂篇·天下》中，他说道：“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位同行之所以令人悲叹的原因，就在于其理论具有深深的矛盾性，“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践行墨子的行为，却反而违背了墨子的理念，其批判墨子思想的矛盾意味十分明显。

从矛盾性的视角解读墨家思想是一个具有价值的路径，本文将以墨子的“兼爱”理论作为对象，洞悉墨家学说矛盾性，从概念和现实困境两个角度出发解析这种矛盾，并从墨子本人的阶级地位出发分析这种矛盾思想产生的根源。

正如许多对墨家学说的研究从“兼爱”这一主张入手类似，探究墨子思想的矛盾性也无法避免谈及“兼爱”。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大多认为，先秦诸位思想家的理论学说均源自对当时社会“弊病”的诊断，墨家也不例外。“兼爱”这一思想正是墨子基于他本人对于当时战乱社会“病症”的诊断而得出的：墨子认为，当时天下祸乱起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这是由于人们不相爱所导致，因此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理论。

“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中》）

当墨子诊断出“不相爱”是天下一切祸乱的根源之后，他认为只有“兼相爱”这一剂药方能够对治此病，而达致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交相利”。所谓“交相利”其大意与今天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类似，是一种礼尚往来，人们相互给予好处，互利共赢。墨子认为“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兼爱中》)。墨子因应了人的好利的本性，认为这样就能够促使人们相互爱戴，实行“兼爱”，以至天下大治。

然而，将“交相利”作为“兼相爱”的手段，矛盾性便开始产生了。首先从概念的角度分析，“爱”这个概念在《墨子·经说上》中给出了这样的界定：“爱民者非为用民也，不若爱马”而关于“利”的概念也能找到类似的界说：“利。得而是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且不论通常意义上对于“爱”的理解，仅就《经说上》中墨家自身对“爱”的定义，“爱民者非为用民也，不若爱马。”也能看出对于“爱”的理解应该是非功利性的，“爱”与“用”不同，“爱”不能抱着“用”的目的。然而反观“利”这个概念，“得而是喜，则是利。其害也，非是也。”显然是诉诸结果论的，与个体感受相关，是功利性的。这里“爱”与“利”这一对概念出现了矛盾。

此外，从儒、墨两家对于“爱”的理解的对比角度来看也能发现“兼爱”思想中的矛盾。墨子提出的“兼爱”指的是同时爱一切人或事物，其特点在于“兼”字，与通常理解的“爱”不同，墨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无差别”的爱，对象是所有人或事物。儒、墨两家一个经典的争论就是有关“爱有差等”还是“爱无差等”的争论，墨家认为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即爱无差等，而儒家则认为爱自己国家要比爱其他国家多一些，爱自己的家要比别人的家多一些，距离越近爱的越多，即爱有差等。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儒家认为“爱”作为一种自然情感，是基于伦理的，不能无缘由的产生，人出生在家庭中与家庭中的人具有紧密的联系，自然对于家人关爱更多，而墨家显然忽视了“爱”这样一种情感产生的根源性。

因此，墨子强行要求社会中的所有人相互产生“爱”便会面临缺少动力的困境，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便选择了诉诸功利主义，将“交相利”作为达成“兼相爱”的手段。这里的“利”有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如前所述“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是一种礼尚往来，每个人通过帮助他人也可获得他人的帮助，换来的他人帮助是“利”。其次，从社会改良意义上而言，“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在互相帮助之下“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在“交相利”之后，一种大同社会的理想有望达成，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下人人均可各得其所，这个理想社会是第二重“利”。这是墨子用来使他的“兼爱”理论被人们接受的方法。

二、“兼爱”理论的困难—— “洞穴奇案”引发的思考

那么，墨子这样一种基于功利主义劝服众人的“兼爱”能否实现呢？现实情境可以告诉我们答案。法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假想公案——“洞穴奇案”，故事的背景是五名洞穴探险者受困山洞，水尽粮绝；为了生存大家约定抽签吃掉一人，牺牲一个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本是这一方案的提议人，不过抽签前他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却执意坚持，结果恰好是威特摩尔被抽中。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

这段公案直白地告诉我们，在现实中存在有“兼相爱，交相利”无法实现的场景。当资源有限时，人们彼此注定要面临竞争，甚至不惜以“你死我活”为代价。这种场景下大家如何做到“交相利”而“兼相爱”呢？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也找到了类似的公案，在《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故事中，老师要求学生为自己牺牲以保全自己，因为从老师的社会贡献比弟子更多，然而弟子从自利的角度考虑并没有这样做。最终老师选择了牺牲，也许是老师更深明大义，也许是老师出于对弟子的爱，然而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境，我们看到了墨子理论之无法实现。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兼相爱”的原因是“交相利”，然而“交相利”存在不能实现的场景，这个时候人们还要不要“兼相爱”？这就是从“利”的角度来衡量“爱”的一个代价，这种“爱”是有条件的。

正如冯友兰所讲，墨子所讲的爱别人其实是一种个人保险或投资，它是会得到偿还的。可是绝大多数人都很近视，看不出这种长期投资的价值。而在很多场景中，短期利益和长期回报是相冲突的，人们会优先考虑短期回报。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看不到远期回报的场景，是屡见不鲜的，因而“兼爱”理论之无法施行，便不言自明了。

有趣的是，翻阅《墨子》一书，可以发现墨子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在《兼爱下》中，他说道：“言而非兼，择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他意识到人们言行不一，人人都知道“兼爱”的好处，自己却并不愿意实行“兼爱”。那么，墨子如何解决呢？墨子认为，要通过自上而下借助王公人人等统治者的支持和行动进行推广、示范，诸如了楚灵王好细腰、勾践好勇士、禹治天下等。甚至墨子认为，针对“别士”之言行，还要采取“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兼爱下》）的手段处理。为此，墨子不惜搬出“天志”“明鬼”等抽象的概念，来劝服众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这些内容并不是墨子学说关注的重点，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赏罚。

这里便又可以解释墨家的另一个矛盾，即他们对待祭祀、葬礼等问题的态度。一方面，墨家认为丧事要从简、拒绝豪奢的丧葬，但另一方面，墨家又似乎相信天帝、鬼神的存在，理应重视丧事。这个矛盾不难解释，因为无论哪一个，都符合墨子功利主义的态度，丧事从简是为了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更实用的地方，而相信天帝、鬼神的存在是为了劝服众人“兼爱”。换言之，其实墨子根本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其之所以强调只是为了给其“兼爱”思想诉诸权威而已。而这一切都源自“兼相爱，交相利”这一理论本身的矛盾性和难以实施性。

三、矛盾性产生的根源——阶级狭隘

那么，既然“兼爱”这样一个理论本身存在悖论、又难以实施，那么墨子到底为何还要坚持它呢？从阶级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

墨子本人原名墨翟，职业是手工业主，即手工业店铺的老板。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手工业产品的需要与日俱增，而随着“奴隶制”逐渐被破坏，拥有生产技术的手工业者逐渐被下放至民间。“凡天下群百工”、“百工居肆”，“百工”指的就是各类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的是具体的生产活动。在手工业者群体中，还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手工业主，一类是纯粹的手工业者。手工业主名义上是手工业者的“师傅”，传授给弟子技艺，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与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手工业主往往更少地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是从事经营活动。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墨子本人属于前者。

从墨子的手工业主阶级立场出发，不难理解他为何那么重“利”。这与他重视劳动、保护自身劳动成果不无关系。墨子作为手工业主，虽然存在有一定程度对他人的剥削，但本质上还是以生产劳动作为自己生活资料的来源，与当时许多社会上层纯粹依赖剥削底层人民的劳动果实生活不同。墨子非常重视生产劳动，这在思想上有进步之处。众所周知孔子对于农业比较轻视，与孔子不同，墨子讲道：“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绮展，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纤，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认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依自然而生，而人靠劳动而生产，不像动物那样具备自然所赐予的“利器”，人只能靠后天劳动获得。人不从事生产劳动，便无法获得劳动产品，便无法生存，所以要重视劳动的价值。

墨子把“利”作为衡量事物价值的准绳，然而这种“利”是从物质生产角度而言的。他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仁人”奋斗争取的目标。而他所谓“天下之利”指的“富”与“庶”，即物力人力生产的丰富，“富”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庶”则是劳动力的生产。因此可以理解墨子所言的“利”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利”还有所不同，较为狭义。其之所以用“交相利”作为劝勉人们实行“兼相爱”的手段，是因为他认为物质生产即实际的好处对人们而言是比较重要的，是人人都应该重视的，这与墨子改良社会、实现均贫富的初衷相吻合。

那么，“兼相爱”这样一个理论到底因何而产生呢？为何其会存在如此之多的张力？这与墨子本人的阶级立场亦不可分。如前所述，墨子认为针对当时社会问题，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理论学说有助于社会改良，让“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使“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 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兼爱下》）希望实现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从这一点看，墨子所讲的兼爱有促进社会救济实现社会和谐的一面，是在替弱势群体提出主张，具有关怀意义。但如前所述，墨子在当时处于手工业者中的手工业主阶层，这一阶层有其特殊性，从动力上讲，其现有生存状况较好，不具备很强的社会改革意愿。从能力上讲，由于其人数、地位、影响力有限，也不具备改革整个社会的能力，因此其态度便显得有些暧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墨子提出的“兼爱”思想强调“兼相爱”，虽然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意义，但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社会上层者的利益。其主张的是各个阶层的人相互爱护，希望现存体制下“富”能帮“贫”“贵”能扶“贱”，同时“贫”不仇“富”“贱”不反“贵”。他并不主张平民发动战争，甚至反对一切战争，因为他不愿意看到社会产生颠覆性的变革从而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换言之，“兼爱”这样一种思想的产生是墨子基于对底层人们的同情而产生的，但他自身并不是真正的底层人民，因而他没有真正去思考如何能改善底层人民之处境。墨子等手工业主阶层希望的是整个社会相安无事，不妨碍自身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不期待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便产生了“兼爱”以及其他种种看上去有矫正社会之意却又不够彻底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