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武术家群体的“国术观”
——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为中心

江 磊 魏满意 郭桂村 门世豪

1.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2.长江大学文理学院体育系，湖北 荆州 434023

在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历史节点，西方列强凭借着精良科技成果对当时中国的肆意侵略，造成的“自卫”之道摒而不习、“文弱”之风普遍盛行、“勇武”精神极度缺失等民族萎靡颓废之势，亟待“武术”这一我国亘古已有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以“健身强种, 自卫卫国”的“以武育人、以武成人”独特方式承担起“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的能力才能够生存；现在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并都恢复起来”的历史使命。正因如此，为进一步将中国武术与民族尚武精神结合起来，1929年11月，在浙江省政府主席兼国术馆馆长张静江先生的动议下，蜚声全国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杭州成功举办，将武术以国之面向推崇到利于增进民族团结的“强种保国”全民武化“频道”，以期打破当时已沦落为西方列强“半殖民统治”的事务垄断藩篱。

此次国术游艺大会正值“土洋体育之争”事件的白热化阶段，且因“科学成为了最具权威的衡量标准，促使土体育武术，以科学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使得国术家们迫于外界压力陆续开始反省思索并运用西方科学理论研究和整理武术，而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应运而生正好为各国术家发表自身观点提供了交流平台。然而，鉴于目前学界所论及的“把中国近代武术家作为专门群体来研究还是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以及“我们对近代武术研究是明显不够的,特别是对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或民间拳师缺乏考证”观点，与“民国时期武术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以及该时期武术家群体异常活跃的社会思潮相矛盾的客观现实，足以说明该题材在民国武术史研究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学理断层。源于此，该选题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中国术家个体发表的言论、观点为行文逻辑，规整他们对于武术与时俱进和承传发展过程中持有何种思想与理念，厘清该时期武术家群体“国术观”的文化自信根基，以期审思民国时期奏响的“武术国家化”时代强音，为彰显当代中国武术的“文之道、时为大”历史使命提供新型智慧借鉴。

1 “国术家”与“武术家”概念厘定

“国术家”一词，首为“国术”，再为“家”。而“国术”一词，虽说是近代中国广大民众对武术在其称谓上的主要表达，也是映射武术与其所处社会语境的意义赋予，但根据“概念通常都是在传统中变迁”的内在逻辑，“国术”本身与其所指涉的意蕴并不一概而终。而民国时期业界学者对“国术”一词的不同解读，恰好能够体现该词与社会的流变关系所带来的概念更替。从冰淞在《国体育与洋体育》中提及的“‘国体育’，就是数千年来所传的武技”，到黄葆荷在《国术与科学》中对“国术”的诠释：“就是代表我国民族固有的枪刀棍剑及一切武技的总称”，不难看出“国术”一词的概念与内涵，从最初为区别于“洋体育”的概念设定，发展至指代所有武技，到后来学者评价的“国术非但术而已”，甚至于最后上升到“国”之层面关乎民族强弱。这一点，诚如民国学者金一明对国术进化的推测那样，“国术为吾国有演进之阶级，用之则强，舍之则弱，苟全国风行而后，其所获无形之效益”。

因此，讨论“国术”概念的过程，实则也正如金先生之推测，“国术进化之过程，含有艺术之价值，皆可成为一种科学，而能供吾人之研究”。而关于“国术概念”的厘定，本研究较为认同“‘国术’概念的创立, 初衷本是建立容纳有武术包括其他传统身体练习方式的体系, 本质上乃是具有现代体育特点的本土体育体系, 以便于与‘新文化’运动后逐渐趋热的国学建设相呼应, 终极目的是要完成中国传统身体文化在身体练习方式上的现代转型”，它实际上是“国民政府时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官方称谓”学术观点。我们认为“国术家”，即“对国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及专门从事国术活动的人”。该群体应当是像当时学者程登科对“体育家”论述的“完全以提倡体育为旨趣，含有极大的内在创造性，不仅研究体育问题，更加关注其他问题的研究”那样，以区别于国术学者与教师。《何为国术家》中提出：在我看来，“国术家”三个字，绝不是任何人都承受得起的；不然，又何贵乎有这个尊称呢？我以为“国术家”至少要具有下列几个必备资格：一是独到技艺；二是健全思想；三是良好习惯；四是丰富的科学知识；五是持续不停的努力；六是公开研究的态度；七是锻造发明的能力。以上条件是最低限度的国术家的资格，缺少一样，就不配称为国术家。今天的“武术家”已专指“对武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及专门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学界对“武术家”的称谓也存有争议，在程大力看来，“只有习练传统武术的民间人士才能称之为‘武术家’”；康戈武在推广中国武术段位制工作中曾提出“武术七段”才可称作武术家的标准化认定；而马明达教授则更为关注武术家应当具备“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技艺超群”的特征。

2 民国时期武术家群体的“国术观”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被武术界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武术擂台赛”，此次赛会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愿，以“昌明尚武精神，力图强国强种，誓雪‘东亚病夫’之耻，唤起民众习武强身，练武御抵”为宗旨。正因此，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中武术家群体的强种强国的“救国观”、话语构建的“科学观”、经世致用的“健身观”等观点进行考述，探寻其合乎“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的话语逻辑思想价值,对中国武术的当代创新发展而言具有重要史学借鉴意义。

2.1 武术家群体强种强国的“救国观”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举办之期，正值“强种救国”口号，被国人所公认之时。面对当时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瓜分企图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社会境况，中国政府亟待寻求实现国家“救亡图存”的强国路径。而此项举措也正好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远大理想和家国情怀相契合，如“国势衰微,欲弱为强,必须先谋种族强盛”；“强国之道, 首重教育,教育之本, 体育为先”等观点。在此语境下，国术家们从各个角度论述国术与其救国之道，如邢一拳在《国术比试中吾所不能已于言者》中谈及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时说，“中国虽事事落后，可是这‘技击之道’，却在世界上崭露头角！说起来谁都要甘拜下风”，这‘技击之道’便是当时已被称之为国术的武技。在他看来，此次举办国术游艺大会成绩斐然，并借此提出：充实民众武力、引起研究兴趣、发扬尚武精神、破除门户成见、获得观摩利益、国术要平民化、国术要科学化、国术要革命化这八点深刻认识。

再者，张宛如在《国术家今后的责任》中对前来参与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海内外专家的观点进行了阐述，他们均是抱着强种救国的热忱。在张宛如看来，国术乃是强身健体的捷径，也是民众心理建设的根本要务。此次浙江游艺国术大会既是强国的先声，而国术家就是强国的导师。另外，张镜心在《为通电征材告国术同志》中也表明，民众此时对于国术仅抱有“江湖卖艺之流，为糊口悦人之用”的看法，国术真正的价值已不复明了，一旦民众知晓国术其中的价值，那则为强种救国的不二法门。此次浙江游艺国术大会之要旨，意在表演民族精神，以示国术救国的实证。所以说，此次浙江国术游艺大会重在利用国术，以固国本、发扬国光。这一点，“如果说尚武精神是前提，国术科学化是动力，那么全民国术化才为最终目的”，而如何达成这一目的成为此次大会国术家群体的首要议题。诚然，众多国术家的“救国观”虽各有论断，但其核心思想均是以“尚武”造势，将武术助推为改造国民、救赎“病夫”、革新武术的良性药方，让其作为“强身”“强种”“强国”的理想之术，应对由外部列强欺辱所带来的“器不如人”“制不如人”以及“人种不如人”等民族自卑之情，也正是经过全体国术家倾囊相授般的集思广益论争，使“武术”以“国”之阵势上升为呼应时局的“国术”，并以“国”之面向激荡起了民族不甘受于“国耻”之辱的志气，从生理和心理上为广大民众带来了种种变化。

2.2 武术家群体话语构建的“科学观”

武术科学化的萌芽肇始于西方文化的井喷涌入与国内时局的激烈变化双重加持的民国时期，而以武术科学化为前提的学术研究，则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与摩擦所引发的“土洋体育之争”历史事件助推下，以常见的“洋为中用”“西学东渐”等时髦辞藻所指代的客观历史趋势为指引，发生的一场追求“科学”的学术争鸣。为了回应外界对国术发出的“不科学”“开倒车”等相关言论，国术界各国术家借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平台，展开的“不论性别、不分内外、无分畛域”对于国术的良性竞争，众专家将其“门派学问”“技击之法”“教学之秘”公之于众，并用以文字探讨国术的问题，以及研求其解决之道。这一点，不少国术家认识到将国术置身于西方学科框架体系内进行宏观认识与系统研究，才是国术朝向“科学化”向度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尽管国术界对于国术“科学观”的态度呈现众口一词之势，但在“近代以来的学者真正系统的接受过自然科学教育的人少之又少”的客观条件影响下，国术家普遍倡导国术应科学化发展，而能够真正规范使用自然科学理论深入阐释“国术何以科学”的人却少之又少。如国术家方赞修在《我之国术游艺会》中谈及国术的特点，“国术贴合生理，练习时力周全身贯四体，不偏枯，不剧烈，毫无流弊”；国术家邢一拳在《国术比试中吾所不能己于言者》中，为加深全国民众对国术的认识，一方面借以浙江游艺国术大会的成功举办呼吁国术界唯有“引起研究兴趣”，才能刺激国术界已负有盛名者，自当精益求精；初窥门径者，自当加倍努力；而新进从事者，亦必如雨后春笋勃发猛进。另一方面，提出“须使国术成为一界限分明、条理清晰、系统一贯之科学，且研究国术者不能没有生理学、卫生学、心理学等科学知识”。此外，李定芳在《国术的地位和价值》中列举了6类民众对于国术抱有的疑虑，并分别给予了回应。如果说上述国术家对于“国术科学化”的论断体现在宣扬国术，应对争议的视角，剖析国术所具备的“科学化”因子，那么著名国术家黄葆荷可谓是真正从运动自然科学的视角体系化的对国术的科学化展开研究，她所发表的《国术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等文章，均为当时的民众普及了相当丰富的自然学科知识，也为国术运动的全民化贡献了应有的力量。比如，她在论述国术与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均存在内部关联时，首先从生理学的概念出发为国民解惑，其次再而讨论国术与后者之间关系。由此可见，在民国时期倡导“国术科学化”的科研成果中，真正运用科学理论理性解读国术的科研成果确实不多，大多只是停留在打着“科学”的牌子，表面化、形式化的将国术与科学理论进行简单堆砌，以致于国术家许禹生发出了“不可仅就自己一知半解的科学理想, 盲相引证, 妄事批评也”的批判之声。

2.3 武术家群体经世致用的“健身观”

民国以降，武术在各大武术组织备受推崇的健康功能引导下，一改长期以来以门户延续为目的的技术承传方式，转向以增强体质作为当代武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从1909年精武体育会创立之时，明确提出的“以提倡武术，研究武术，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宗旨”，到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举办之际，正值刚建立不久的中央国术馆颁布《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中第一条：“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这期间，不同类型的武术社团与组织纷纷展开了以“提倡武术，增进健康”为主题的科学研究与传播活动，在这些组织所形成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中国传统武术正不断朝向被国人重新认可与正视的方向发展。正因此，在立志洗刷“吾黄裔之被讥为东亚病夫久矣”之耻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不乏存在对其支持发声的国术家。国术家苏景由在《国术与环境的关系》中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论述了武术所能左右周遭环境的伟大。国术家方赞修提出的“无论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之能力才能生存”的观点。此外，国术家杨兆清在《国术关系民族之强弱国势之盛衰》表达了与方赞修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身，身弱则种弱，种弱则族弱，族弱则民弱，民弱而国势不衰者未之有也”。针对我国固有之武术，他还谈及了与其他体育项目对适用于中华国民的异同比较，并指出当今体育方法甚多，如赛马、体操等等，但其均没有国术之适于实用。这一点，国术家汤显也由衷赞同，如在其《国术是训练民众最好的方法》中，“要图民族的崛起，必须根据强族先强种的规训”，而“要达该规训的目的，非有一种普遍的训练不可！这种训练最好的方法，就要算国术了”。继此，他还指出我们应摒除一切腐朽的观念，明确国术是强种强国的良药；国术是锻炼身体最好的方法；国术是有普及性的，不是“神秘”及“难能”的；国术是去除疾病的救星核心要义。如果说以上学者的论述是告知国人“国术”所能够具备的成效，那么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中，国术家褚桂亭与王延剑则是专注于国术的习练，告诫国人在习练武术强身健体之时所需注意的问题。国术家褚桂亭在《学武术之五戒》中指明：“自来技术一道，轻视学理偏重实验，凡百技术莫不皆然，而武术尤甚，但我国武术实习之外，尚有五戒学，武术者不可忽视，否则非徒无益，而有害也”。第一戒色保精；第二戒邪谋暴行；第三戒学习躐等（越级）；第四戒无恒；第五戒习练过分！国术家王延剑在《实用技击方法之我见》中，以自身经验为据，从养气、能守、布疑、取巧、察势、毋测六个向度将自己的实战理解公布于大众，并坦诚布公的与国术界众国术家进行商榷与交流。

3 结语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作为民国时期独具代表性的武术赛事平台，所邀业界众国术家首在表演民族精神，次为引起国人兴趣，又为各国术家研究的公开大会。赛会期间，武术家群体发表的强种强国的“救国观”、话语构建的“科学观”、经世致用的“健身观”等言论，不仅是对当时民族与社会“暮气沉沉”“暗弱无断”“文弱之风”的有效回应，而且也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国术，在当代致力于唤醒“尚武精神”、服务“全民国术”、培育“雄壮体质”的根本遵循。当然，依托于报刊媒介记载的“国术家群体的国术观”，在“从来擅长国术的人，都不能以文字达其所知” 的客观认知上，以及在国术家群体从独守秘技的“门户之见”到开诚布公的“著书立说”转型过程中，虽能将当时社会的整体特征中肯著述，以供国民及其后代参考与研究，但他们的“国术”言论所交织的“唯西是尚”“中胜于西”“中西汇通”等学术立场，以及国术家群体在“经验感悟”与“科学理论”间的精辟之论，是我们当下难以考述与研究民国时期国术全民化、科学化和体育化等复杂情况的困境。正因此，探究民国时期武术家群体的“国术观”，不能仅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为研究中心，而且还需将武术家群体的“国术观”研究视野拓展的更远，才能在具体史实与话语体系间获取更为全面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