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方志学理论研究综述(上)

2022-11-06 06:08张明阳
上海地方志 2022年1期
关键词:修志志书方志

张明阳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古今综合情况的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被誉为一方之综览、一方之全史、一方之百科全书。现存旧志有1 万余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方志编纂实践不断发展,方志学理论也从无到有并走向成熟。方志学这一学科名词由梁启超首次创立,其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称“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方志学作为一专门的学问,以方志编纂及其关联的种种事物和形态为对象进行研究,其成型于清代,成熟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发展并走向繁荣。方志学以“方志”为研究主体和中心的实质,决定了其随着修志事业的发展,自身也会不断丰富与完善。

21世纪以来,在国家二轮修志的有力推动下,方志研究掀起了新一轮热潮。根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总体目标与工作任务的要求,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的规划任务。2020年是“两全目标”攻坚之年,又是“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启动,三轮修志的开启之年。本年度方志学理论研究保持旺盛生命力,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据知网、万方、维普、读秀等学术期刊数据库进行统计,在汉语出版物研究范围内,本年度共出版方志学研究性专著13 部,各区域方志集成以及资料汇编7 部。此外,还有诸多旧志整理出版,新方志也不断发行。在方志学理论指导下,本年度方志学硕博论文48 篇,公开发表方志学期刊论文599 篇,共计647 篇。其中方志基础理论研究41 篇,方志编纂工作82 篇,方志事业管理研究47 篇,方志史与方志学史28 篇,志书研究与评价288 篇,志书整理与利用48 篇,方志人物33 篇,地方年鉴研究80 篇。这一数据还不包括数量可观的会议论文。从论文分布来看,2020年学界的研究热点主要在于旧方志的编纂与整理、编修新志的要求、二轮修志经验总结以及对方志学科转型的讨论。从论文的作者单位来看,高校科研机构及各省、市、区地方志办仍为主要力量。为便于论述,本文从方志基础理论研究、方志编纂工作、方志事业管理研究、方志史和方志学史、志书研究与评价、志书整理与利用、方志人物研究、地方年鉴研究八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方志基础理论研究

方志基础理论,包括方志概念与性质、特征与功能、研究对象与内容、学科体系建设、与其他学科关系、方志的改革与发展、方志文化等。2020年学界关于方志基础理论做了许多积极探讨,结合本年度研究情况,下文分为方志概念与学科基础、方志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志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方志文化四大部分展开。

(一)方志概念与学科基础

杨婧在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和认定方志学概念,认为方志是全面认识与记录人与某一特定对象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成果,方志学则是研究围绕方志而展开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并从义与例、采与择、类与目、修与用四个方面对方志学基本范畴进行总结,从而指出方志学的基本范畴是开放而变化的。吕志伟综论各家学说,提出方志学的基本问题是研究方志编纂规律,而其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方志学史、方志编纂方法、方志学理论三个方面。

有关方志学科基础方面,潘捷军《对方志学学科基础的再度审视——基于史料学的研究视阈一文梳理学界对方志学与历史地理学、方志学与历史学之间学科关系的传统认识,并提出方志学和史料学不具有归属关系,但史料学是方志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系。因此方志研究和编纂过程中科学规范地借鉴史料学,处理好记、述、论的关系,借以构建方志学科体系。赵峰则认为学科的理论基础与学科属性是相辅相成的,并述略不同观点,诸如方志学理论基础是历史学、地理学、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学科、多学科、信息学、行政管理学、地情学以及区域发展学等。其后提出自己观点,认为方志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历史学,其他相关学科是方志学理论基础的次要来源。此后,赵峰又在《历史学是方志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文中重申了该观点。

(二)方志学科建设与发展

方志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方志学科的发展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谢伏瞻在2020年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暨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研讨会上的讲话指出,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打赢地方志“两全目标”攻坚战,统筹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把地方志工作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亦有学者提出了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四个自信”,并指出地方志工作应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要求,切实履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职责。

新时代方志学科建设,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同时,学者也日益关注方志事业在新时代的转型与发展。如李莉认为地方志工作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以及共享发展,以推动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杨松义认为欠发达地区应该转变观念,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规范工作运行,妥善处理发展中面临的矛盾。李秋洪则从地方志评审制度出发,指出其对地方志的质量和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认为应该从建立定性与量化评审方法相结合的基本评审程序等多方面完善地方志评审制度。

(三)方志文化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方志文化随着方志而产生,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学界对于方志文化的关注,多集中在方志文化的内涵、传承与当代定位等方面。张安东认为方志文化是历代修志者在方志编纂过程中的各种实践活动、精神活动及其所创造出来的所有成果的总和。传承与发展方志文化,则应加强系统研究、打造方志文化品牌、扩大宣传、加快方志文化制度化与信息化建设等。赵颖也认为方志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应当从重视方志理论研究、加快方志学科建设步伐、加大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加强方志队伍建设、加强方志事业创新等方面着手。赵燕秋则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传承中华历史文脉,构建新疆方志文化自信。地方志的官方性,决定了其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载体。方志如何在新时代找准定位,也是学界面临的问题。李秋洪认为地方志应主动适应时代变化和要求,着力于功能创新、内涵创新、机制创新和学科建设,以使方志真正发挥其社会主流价值文化载体的功能。

(四)方志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方志记载内容丰富,这决定了其综合性、多元性以及跨学科性。2020年学界关于方志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集中在报刊、图书馆学、家谱、档案等方面。如陈郑云认为近代图书馆扩大了方志的阅读面,加速了方志知识的传播,推动了方志目录学的发展等。此外,陈郑云《论近代报刊对方志批评的革新一文则研究了报刊上刊载的专论、书评、图书广告等形式的方志批评,指出其在引领近代方志转型方向、营造方志批评舆论空间、传播方志理论等方面的作用。陈光则考察了档案管理工作对地方志编写的作用,认为档案管理是地方志编写的基础,为地方志编写提供便利,并保证了地方志的质量。方志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一直受到学界关注,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对话,可以不断完善方志自身学科体系的建设。

二、方志编纂工作

方志编纂工作绵延不绝,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时代编修的地方志,需要反映新时代的面貌,这就决定方志编纂工作需要遵循既定的规范。一般来说,方志编纂工作包括方志编纂目的、标准、指导思想、编写要求、体例体裁、编纂流程等等。结合2020年学界研究成果,下文主要从方志的编纂原则与方法、各类方志编纂、诸篇编纂三方面展开。

(一)编纂原则与方法

方志编纂实践活动需要有理论作指导,同时方志编纂工作又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在思想原则上,王德宾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的指导思想和灵魂,新方志编修应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陈旭认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史志工作者的首要政治任务。在编纂原则上,周红认为新时代编修地方志应坚持四个“实”,即具备扎实的工作作风、占有翔实的基础资料、富有坚实的人民情怀、具有厚实的业务功底,积极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肖春燕以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实践为例,指出新编志书在规划制定、资料选取、编纂记述等方面要处理好宏观与微观、规范与特殊、完整与局部的关系。而王晖则就志书凡例进行研究,认为凡例是志书编纂圭臬,具体条款应与时俱进修改。同时指出应设置总凡例和分志凡例,以满足编纂需要。王新春指出应该批判继承旧方志体例,以保持方志本体不至于异化。同时也应根据时代特点创造新的形式,在方志结构、体裁、章法上创新。

在志书编纂方法方面,张灵论述了城市化进程中方志编纂在志书结构、篇目、体例、数字管理、编纂语言上的创新与发展,并指出今后方志编纂中城市将处于中心位置,要选择重点领域,把握城市发展脉络、革新资料机制、推动社会广泛参与等。金雄波则从工作总结内容与地方志书记述资料的主要异同入手,明确了从工作总结中摘录地方志书所需资料,需要对资料做进一步的选择、整理、核准,同时消除“流水账”痕迹。苏毅则提出地方志编纂中的问题以及对策,认为地方志编纂应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性、科学性、详略得当的原则,同时要把握方志的义理与体例,而在有关方志资料搜集方法方面,指出档案资料、图书报刊、获奖项目成果、统计资料以及有关行业单位资料稿件的获取方法。并对资料进行检查、核审、整理、登记分类、排架、妥善保存,提出修志中要建立档案室对资料审核整理和分门别类地保存,这样才有利于高效使用资料,开展修志工作。

(二)各类方志编纂

各类方志的编纂包括省市县志、城市区志、乡镇志、村志、部门志以及专志等。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提出“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将村志编修正式列入顶层规划。后又于2018年9月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在国家政策指引下,方志学界对于乡镇志、村志的研究着力颇多。刘文海认为村志通过记述该村的历史与现状,挖掘历史内涵,展现当代风貌,以达到“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并从体例、结构等方面详细列举了村志的编纂要求与方法。王铁鹏以《北七家镇志》为例分析城市化进程中乡镇志的编写,指出应遵循存真求实原则,树立产城融合理念,统筹协调镇村关系,坚持文化引领,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钱茂伟、董秀娟则就村志编纂流程机制进行探索,指出村志编纂流程中应注意前期组建修志团队;编写过程要公开透明,并积极发动村民参与;注意编修速度与质量的统一。

除了上述有关村志编纂研究,学界还关注了企业志、农场志、院志、地名志、公安志、税务志、文物志、旅游志、自然灾害志等等。如刘文海认为企业志是地方志与工业志的延伸与发展,编修企业志可以记载企业文化、历史以及留住企业情、乡土情。并指出企业志在传统体裁前提下,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突破创新。陈平军则就如何编纂地名志进行论述,指出编修地名志不仅要注意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把地名学理论和方志学原理相结合,使体例和内容相统一,而且要突出志书的地名特色、地方特色以及时代特色。张长生则以北京市地名志的编纂为例,论述地名志的结构与编排。高宏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变迁。雷卫群、陈晓婧就自然灾害志的编纂展开研究,认为自然灾害志是灾异志的继承与创新,其以灾害发生、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为线索依次展开记述,记述的出发点是总结救险救灾的经验,为今后的抗灾救灾提供借鉴,具有鲜明的“资治”功能。

(三)诸篇编纂

地方志书由卷、编、篇、章、节等组成。志书与诸篇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当各部分以合理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功能就会大于部分之和。当部分以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对于志书诸篇编纂的研究也至关重要。

诸如李秋洪以广西第一轮、二轮县(区)志为例研究新编地方志的人口构成章节。他认为第一、二轮县志对人口构成的记述存在层级相差大、归属部类不同、记述要素不全和篇幅悬殊等问题。之后提出对人口构成的记述内容,应当尽力做到层级合适、归属得体、要素齐全和篇幅得当,使县志对人口构成的记述成为具备存史价值、富有资政和研究意义、体现人文情怀的史料。张卓杰认为方言是地方特色鲜明的版块,每轮续修志书都应设置方言门类,并以编纂实践中所出现的续志是否设置方言门类、如何看待方言门类的专业性和通俗性等四大问题进行论述。詹跃华则立足于第三轮志书宗教门类的编修,认为应从篇目设置、内容记述、资料搜集三个方面进行谋划,做到设置集中、层次适宜、分类齐全、归属恰当,基本内容要素不缺,文字资料、音像网络资料、实物资料、口碑资料兼收,全面系统地反映一地宗教演变的历史与现状。范金怡等通过对二轮《贵州省志·科技志》编纂工作系统分析,梳理了志书编纂的路径,总结了从加强领导、篇目设置、资料收集、提升编纂能力等6 个方面的编纂方法,同时提出了下一轮贵州省科技志书编纂的建议与启示。

三、方志管理事业研究

方志事业管理是方志学的一个分支,“是确保地方志编修主体任务顺利完成,开展认识与记述地情,向社会提供服务等系列活动的必要条件”。2020年学界对方志管理事业的研究主要从方志管理工作、方志数字化建设、方志馆建设三方面展开。

(一)方志管理工作

围绕编修方志所形成的管理,就是方志管理,诸如修志队伍建设、方志机构改革、管理经验交流、方志立法问题等。方志管理工作是保证方志事业稳步发展的必要手段。巴兆祥等对《上海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从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目标、创新年鉴编纂工作、强化地方志质量建设、拓展地方志资料收(征)集和保护、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地方志理论研究、加强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等八个方面肯定了上海市地方志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其后,巴兆祥等又对“十四五”时期上海市地方志事业发展环境的变化趋势和战略机遇进行研究,指出该时期上海地方志事业发展应紧紧围绕“五个中心”建设的战略目标,以著史、修志、编鉴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巩固信息化建设成效,深入融合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发挥地方志志库、知库、智库的功能。蔡一楠、杨佳对银川市地方志事业转型路径进行探索,指出要加强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汪丽菁以张家港为例分析新时代方志的创新,指出张家港在方志工作实践中重视人才培养,为方志守正创新提供智力支撑和动力源泉。

将方志事业纳入法治轨道是近年来我国方志工作的重点,诸多方志学者投入方志法治化理论研究。张旭提出了“方志法学”这一概念,即以方志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应用科学,并论述其科研思路与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与理论框架、学科意义与现实价值,指出随着地方志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方志法学最终会出现在方志学科体系中。宋伟哲认为我国地方志立法存在法律位阶不高、处罚力度太轻、职责划分不清、队伍建设不力、资料征集困难、资源开发不够等问题。未来的地方志要实现科学立法,注重立法的实效性,并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法》 加强地方立法、立法更具有可操作性、促进地方志工作司法化、发挥社会规范作用等方面着手。潘捷军对两轮修志转换的关键时期,如何总结二轮修志工作以及如何认识三轮修志期所面临的问题及采取何种对策进行分析,同样地认为在三轮修志中要坚持依法修志、依法治志,加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并积极致力于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二)方志数字化建设

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互联网+地方志”成为方志学发展趋势。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提出:“逐步建立地方志全文数据库……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地方志资源共享,面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此后,方志数字化建设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赵海良以《浙江通志·大事记》为例,研究了人工智能在方志编纂领域的应用。他认为人工智能在自动获取以及文字处理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可以解放人力。林秀玲对我国方志数字化实践与研究现状进行评析,认为我国方志数字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各单位各自为政,存在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应加强对全国方志数字化的顶层设计,统一规划、统一标准、树立大数据思维、建立安全屏障、维护著作权人权益,使全国方志数字化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王林弟则以“方志中国”微信公众号中的微信矩阵为研究对象,提出方志系统微信公众号的发展对策,并指出地方志工作机构要顺应“互联网+地方志”的发展趋势,有效扩大地情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探索新媒体和融媒体的开发利用,使微信公众号成为地方志信息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升地方志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度。张景云认为通过GIS 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方志物产中的物产分布、物产传播以及一些重要数据的可视化管理,从而最大限度挖掘方志资料。江苏名镇志项目组则以《东山镇志《新坝镇志》为例报告了全媒体江苏名镇志的理念与实践,指出全媒体名镇志编纂工程,改变了文字记述的传统方式,利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音频、视频、图片等形式,进而更好宣传名镇名村文化、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总之,方志数字化建设,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发掘方志的应用价值,使其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走进平常百姓家。

(三)方志馆建设

方志馆作为地方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收藏、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以及展示地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展现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朱敏彦以民国上海市通志馆编纂《上海市通志》为例,指出方志馆的编纂研究功能不仅是方志馆的首要功能,更是方志馆的立馆之本。鞠增艳以沂水县方志馆建设为例,认为建设好方志馆,需要找准人民群众方志文化资源需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契合点,通过打通方志共享平台、打造方志人才智库、多方共同参与,持续推进方志馆建设。彭亚君则对涟水县“掌上方志馆”的发展做了报告,认为通过智能化手段,将书籍与虚拟翻阅、音频、视频相结合,把地情资料融入“掌中”,以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方式弥补了实体方志馆承载量有限、纸质书籍携带翻阅不便等问题,推动方志资源利用“活起来“立起来“动起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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