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中人龙故事的三种类型

朱逸潇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一、龙的产生与发展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便十分尊崇的一种生灵，是权威的象征。原始社会时期，原始初民对自然的认识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生活知识不足，先民将龙作为氏族与部落的保护者，他们在器具及部落地域画上龙形或建立龙的雕塑，以寄托自己对龙的崇拜以及渴望得到庇护的心愿。

关于龙是什么这一问题，闻一多曾在《伏羲考》中明确指出：“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1]除此之外，关于龙的原型问题，众说纷纭，学术界至少有18种不同的说法。如：卫聚贤、周本雄等人主张的龙的原型为鳄鱼说，朱天顺主张的闪电说，胡昌健主张的虹说，孙受道主张的猪首说，此外还有主张马、蛇、树神等观点。目前流传较广，且大多数学者较为认同的观点是，中华龙的原型是由大蛇进化而来的。闻一多曾在《伏羲考》中说：“龙的基调是蛇，是蛇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当一个以大蛇为图腾的氏族兼并吸收其他氏族的图腾后，蛇的形象就发生了变化，有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1]26因此，龙是以蛇为基本原型，兼并及同化多种其他不同图腾的一种综合体。龙崇拜是在蛇崇拜的基础上糅合多种图腾崇拜的图腾信仰。

刘毓庆、赵瑞锁所著的《龙的文化解读——世俗文化支配下的中国传统人生》一书将中国龙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春秋之前，可称之为“古代龙”；二是从战国到唐代，为“中世龙”；三是宋以后，为“现代龙”[2]24。

春秋之前，龙多为匍匐爬行状，结构较为粗陋，蛇身兽头，形状丰富，有尖角、无角、长鼻、卷鼻等等，往往粗野狂放，展示神威，反映了上古时期不同地方文化未经系统化之前的形态以及野蛮的部落兼并战争的文化特色。狰狞恐怖的外表，不仅具有恐吓异族敌国的功能，而且寄托了保护本族成员安全的向往。春秋前的龙虽形态各异但都拥有蛇一样的身躯，反映了各个部族以华夏为主体在斗争中逐渐倾向于融合。

战国至唐代的龙，从匍匐转化为奔腾，S形，刚健有力，结构开始变得复杂，出现头发、鹿角、羊须，有的出现兽身，等等。其中，隋唐时期，生产力上升，社会发展稳定，南北文化与民族融合，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昂扬，又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与建功立业的渴望等，种种民族精神，在这种盛世气象与包容之下，在中华民族的想象中，隋唐龙有着变化不定的多元组合，形象威严凝重，虽然无秦汉时期龙那种长喙，形态结构却更加复杂，头发、节毛、鹿角、羊须渐多，姿态由飞动之姿变得凝重，更具震撼力，反映了民族融合与使四夷臣服的趋向。

宋以后的龙，基本定型，形态至今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变化。头角由短变长，呈叉状，少有进攻性，有威严，身躯蜿蜒多姿，须发长飘。满蒙政权在中土建立后，给龙文化注入新鲜血液较少，但龙的柔韧坚强与行藏屈伸的生存手段，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综上所述，龙是存在于图腾中不属于自然界，虚拟的，以蛇为基调并糅合多种不同图腾的综合体，寄托了人的虔诚信仰与得到庇护的美好愿望，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狰狞恐怖到形态威严的过程。

二、遇龙故事中人、龙关系的模式建构：人龙故事类型

黎苹根据《太平广记》与李时人的《全唐五代小说》，认为唐代龙故事约150则[3]8，笔者在此基础之上，以人龙关系模式建构为依据将唐传奇中遇龙故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人龙和谐相处型，二是人龙冲突型，三是不属于以上两类的为其他类型。

（一）和谐相处型

和谐相处型的人龙故事，或是龙有利于人，或是人帮助龙，或是人龙约为婚姻，二者无冲突，无伤害之心，和谐相处。这一类型在人龙故事中约有49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龙助人的篇目有28篇，约占人龙和谐相处型故事的58%，约占人龙故事总数的19%，包括《镜龙记》《阆州莫徭》《赵齐嵩》《翟乾祐》《长须国》《嵩岳嫁女》《李主簿妻》《萧旷》《采药民》《忻州刺史》《宋青春》《凌波女》《萧昕》《杨氏》《轩辕先生》《宋玄白》《冯绍正》《一行》《不空三藏》《无畏三藏》《子朗》《石桥》《清潭》《虎头骨》《豢龙者》《临汉豕》《拘弥国》《贾耽》等；人助龙的篇目有16篇，约占人龙和谐相处型故事的31%，占整个人龙故事的10%，包括《洞庭灵姻传》《叶天师》《苏州客》《李卫公靖》《龙宫仙方》《叶法善》《孙思邈》《任自信》《陈绚》《梦青衣》《灵应传》《任项》《释玄照》《孙思邈祈雨》《乾符僧》《崔炜》等；人龙约为婚姻，乃天作之合，命定姻缘的有《柳子华》1篇；人龙宴饮游乐、献舞的篇目有《刘法师》《湘妃神会》2篇；互赠礼品《震泽洞》1篇；养龙，龙跟随人，人放龙自行离开有《兴庆池龙》1篇。下面对数量最多且最有代表性的两类和谐相处型人龙故事进行分析。

一是龙助人，人龙和谐相处。一般是人通过虔诚的情感求得龙的保护、帮助，或是求龙降雨以解大旱，二者相处和谐。《杨氏》描写金龙护佑杨氏家族成为富室。《忻州刺史》载：“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阙，前后历任多死。金吾郎试此官，独宿厅中，见大蛇，知王村村西有楸树。掘树，中有铁函，开函，青龙出乃除蛇。”[4]3022-3023《宋青春》载，开元中，西戎常犯边境，却十分忌惮宋青春，人问其缘由，答曰：“但见青龙突阵而来，兵仞所及，若叩铜铁，以为神助将军也。”[4]3140可见，龙可以保护人类，人龙和谐相处。《镜龙记》载，天宝七载，秦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帝亲幸祈之未应。后得知缘由——此间无真龙，后用龙镜，虔诚祈祷乃降雨解旱灾。《萧昕》载，萧昕为京兆尹时，京师大旱，“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祷祀山川”[4]3272，后又请三藏求雨，龙降雨。此外《一行》《不空三藏》《无畏三藏》等均因大旱，而请龙求雨。综上，龙不仅可以保护人类，而且龙与雨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龙可以降雨以解旱灾。

二是人助龙，人龙和谐相处。人龙相遇后，人帮助龙，通常是帮其传信或是救其性命，事成之后或是获得钱财等的报答，或是不求回报。现以《洞庭灵姻传》为例。

《洞庭灵姻传》中柳毅路遇龙女，遵龙女所嘱，为其传书洞庭，龙女得救。龙宫宴饮，获珍宝，辞去，娶卢氏女，卢氏女与柳毅育一子，自白为龙女，衔恩求报，柳毅感其言，约以永奉欢好。在此篇中，各龙形象不一，性格塑造鲜明，泾川龙品质低下，洞庭君温和儒雅，钱塘君暴躁刚烈。造成这一区别的原因极大可能是受各自水域的影响。所谓“泾渭分明”古已有之，泾河水浊，所以泾川龙品质不高；洞庭湖为各文人墨客钟爱之所，刘禹锡、元稹等诸多诗人吟咏洞庭湖之诗句不胜枚举，洞庭君因而温润如玉；钱塘江素以钱塘大潮闻名，正所谓“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钱塘君性格因而暴躁刚烈。凡人柳毅在传书后，受到龙女一家人的善待，钱塘君甚至因欣赏柳毅而试图“逼婚”，但被柳毅拒绝。这一情节的设置可能与唐代官员“不乐国婚”之境况有关。当时谚语有云：“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5]3《东观奏记》载：“郑颢，相门子，首科及第，声名籍甚，时婚卢氏……敏中免相，为邠宁都统。行有日，奏上曰：‘陛下爱女下嫁贵臣，郎婿郑颢赴婚楚州，会有日。行次郑州，臣堂帖追回，上副圣念。颢不乐国婚，衔臣入骨髓……’”[6]2《旧唐书》中载，玄宗时，“‘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诏”[7]5107。宪宗为长女岐阳公主选驸马，“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8]3984。《旧唐书》载：“会有诏于士族中选人才尚公主，衣冠多避之。”[8]4014宣宗选驸马，“徽性冲澹，远势利，闻之忧形于色”[9]4640。综上，《洞庭灵姻传》中钱塘君逼婚柳毅，柳毅拒绝，可能是受当时“不乐国婚”风气影响，且作者李朝威认为婚姻应该建立在感情之上，因此设计柳毅拒绝的情节。但纵观全文，人龙相处大致和谐，人为救龙女帮其传书，获得宝物，龙女倾心柳毅，与其永奉欢好。

（二）人龙冲突型

人龙冲突型的故事，或是人对龙不利，或是龙害人，双方发生冲突。这一类型在人龙故事中约38篇，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人对龙不利的篇目有25篇左右，约占人龙冲突型故事的63%，占人龙故事的16%，包括《周邯》《嵩山客》《叶净能话》《蔡玉》《慈心仙人》《宝珠》《韦思恭》《费鸡师》《金刚仙》《江叟》《崔道枢食井鱼》《柳翁》《崔道纪》《菑丘訢》《刘靖妻》《狄仁杰》《王忠政》《申文纬》《沙洲黑河》《旃然》《资州龙》《张温》《安天龙》《法善寺》等；龙对人不利的篇目有13篇左右，约占人龙冲突型故事的37%，占人龙故事的9%，包括《周广传》《敬元颖》《许汉阳》《陶岘》《张老》《李冰》《杜元颖》《僧道宣》《元义方》《五台山》《李宣》《尹皓》《郭彦郎》等。

人对龙不利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人畏惧龙而害龙，企图先下手为强。如《费鸡师》载：“众益惧，遂击伤，至于死……鸡师曰：‘杀龙女矣！张二师与汝寺之僧徒。皆当死乎！’”[10]3453可见，众人由于惧怕龙女，击杀龙女，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二是人试图杀龙以便利生活或治病。如《宝珠》记述人知秘法，杀龙治龙膏，龙膏可使人行于水面；《金刚仙》讲述人希望将龙熬成膏治病，龙以毒酒反抗；《刘靖妻》讲述了人取龙肝以救妻。三是贪图龙之财宝以致发生冲突。《慈心仙人》中人盗龙守护的财物，慈心仙人出来警告，众人收手才逃过一劫；《周邯》记述人派水精抢黄龙宝珠，水精被反杀。四是因龙为庄稼、百姓的对立面而被杀。如《旃然》讲述玄宗封泰山，有黑龙，荥阳旃然河不伏流，玄宗杀龙，河水伏流；《沙洲黑河》讲沙洲黑河水泛滥，土地荒芜，张嵩杀龙。五是人将龙作为食物而害龙。如《崔道枢食井鱼》记载人食雨龙；《嵩山客》讲述众人杀龙食之而遭天谴；等等。

有关龙对人不利的人龙故事，主要为恶龙伤人性命，损人财物，从而导致人龙冲突。伤人性命类的故事如：《敬元颖》中讲述毒龙在井中诱杀人，“自汉以来，已杀三千七百人”[11]964，后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龙神皆召集，又因河南旱，毒龙被责罚；《许汉阳》讲述许汉阳泛舟，偶遇龙女，人龙宴饮游乐，归舟上岸乃得知龙杀人，并以人血为酒，腹中不安，三日方平；《李冰》讲述李冰为蜀郡守时，有一头蛟每年肆虐，人民苦不堪言，李冰挺身而出，带领众人与蛟龙斗争，击杀蛟龙。后唐太和五年，洪水泛滥，李冰化龙反抗蛟龙。此外还有恶龙损人财物类，如：《张老》中描述龙损害凡人物品，道士欲杀之，龙向僧人求救并送龙珠，僧人感其言，向道士求情，道士放生，恶龙毁坏僧舍并坏龙珠；《尹皓》中龙损人财物，烧毁佛堂；《陶岘》《僧道宣》《周广传》《杜元颖》《五台山》《李宣》等也属此类。

（三）其他类型的人龙故事

除上述的两类遇龙故事外，唐代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龙故事类型，内容驳杂，主要有以下几类。

以龙的出现为突出主人公的神异而服务。此类故事大多描写龙的笔墨较少，叙述简略，更有甚者仅为只言片语。如《王贾》：王贾会占卜，沟通天人，在其十四岁时便可通过占卜预知未来，躲避灾祸，后白诸人，太行山南，泌河湾里，有两龙于其间。其家人与王共去，果应验。龙的出现仅为突出王贾的神异而服务。此外还有《张僧繇》《吴道玄》《白幽求》《仆仆先生》《谢自然》《杜昇》《韩业》《释道仙传》《韦老师》《许真君》《贞白先生》《韦善俊》《金可记》《云华夫人》《酒母》《盱母》《嵩山叟》等也属此类。

突出遇龙之神异经历，人龙相安无事。如《李绅》中仅遇见二龙斗争，突出主人公的神异经历，人龙相安无事。《韦宥》写元和年间，韦宥出牧温州，于芦苇丛中寻得筝弦，给弦与筝妓，比筝弦少两三寸，投之于江，原是白龙。此外还有《巴邛人》《李牟吹笛记》《盐井龙》《潘尊师》《崔少玄传》《廉广》《张公洞》《罗方远》《元柳二公》《许栖岩》《李球》《酆去奢》《韩定辞》《豢龙户》《坠井得道》《神索旌旗》《齐瀚》《白将军》《史秀才》《狐龙》《卢君畅》《唐玄宗龙马》《唐懿宗》《崔子武》《吉州渔者》《文水县坠石》《新丰山》《灵光豆》《井龙》《卢元裕》《李修》《龙庙》《华阴湫》《斑石》《王宗郎》《犀浦龙》《邹凤炽》等。

突出龙的象征意义。如《杨玄同》写杨玄同夜间梦飞龙在天，龙有6足，后杨玄同果考取功名，为进士第六；《高辇》讲“梦雷电晦冥，有一小龙子在前，吐出一石子”，“一石十科也”[12]1376，京试放榜果第十名；《陆法和》写在敌我两方交战之时，敌方龙旗不动，我方龙旗动，此时行动可大获全胜；《周靖帝》写遇黑白二龙斗争，“白龙升天，黑龙坠地”，后遇数小鱼随三鲤鱼，又遇黑蛇死，其中黑蛇乃“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三鱼乃“尉迟回、王谦、司马消难，三方起兵乱之异”[13]1003。

三、两类人龙故事形成原因

首先，中国古代人民对“龙”既敬又畏，此类心理影响文学创作。古代民众生活经验不足，对自然的认识欠缺，常常有“以己感物，以己观物”的现象，对于自身不熟知的事物的认识常带有想象的色彩。自然环境恶劣，或社会环境动荡时，人渴望有一个救世主可以将自己拉出水深火热的境地。龙崇拜也是此种心理的一类反映，通过信奉龙，祈求得到龙的保护、庇佑，而此类创作心理也影响了唐传奇的创作。比如《一行》《镜龙记》《无畏法师》《三藏法师》等故事中大旱时渴望龙降雨救灾，《宋青春》《石桥》等故事中龙帮助人退敌。这是造成人龙和谐相处型故事的一部分原因。但龙又有凶猛的一面，可伤害人类以致人龙冲突；而人类畏惧龙，从而采取措施以致冲突。龙的字形发展如图所示：

不难看出，龙字的头部刻画了其口中獠牙，龙字头上有“辛”，“辛”又有尖锐利器之意，放在龙首之上，可象征刑罚，从而推断“龙”有其凶狠的一面导致人龙冲突[14]11，创作者再通过作品描述出来。

其次，前代文学及艺术对唐代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原始先民通过神话解释万物、传授历史、总结经验、表达情感与愿望等，具有传播知识、维护秩序、促进生产、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时代虽久远，但有许多关于龙的神话仍流传下来。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干旱时，人造应龙之状，便得大雨。另一方面，龙常常带来洪灾损伤人性命、损人财物。比如《淮南子·览冥训》中就讲述了黑龙发水，浩洋不息，女娲杀龙以救黎民。从古至今，龙与水的联系十分密切。催生出出现旱灾时，龙降雨以解其旱的故事模式。毋庸置疑，龙的力量十分强大，一方面，人可以通过龙去威吓、杀伤敌人，《山海经·大荒北经》《通典·乐典》《太平御览·帝王世纪》等典籍中均有记载黄帝命龙击杀蚩尤的故事[15]31；另一方面，龙的战斗力惊人，伤害人类轻而易举。现在还可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1705号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龙噬人头軎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猛龙食人玉佩窥知一二[14]14-15。综上，不难看出神话传说、艺术中的人与龙，既有和谐相处，也有矛盾冲突，并在唐传奇的人龙故事模式中得到了继承。

中原与异域交流日盛，东汉佛教传入中原后，经历了本土化，影响了文学创作。一方面，梵文Naga，本为“蛇”误译为“龙”，异域的Naga神话与本土的龙文化融合后，龙神地位与职能均得到提高。先是争相渴求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将帝王与龙联系在一起；后是佛教龙本土化，道教龙吸收佛教龙在多方面做出改变，如设立众多龙王，职能大大增加，不仅能降雨救火，也能求长生、官职、财富等，佑护百姓。因此，在唐传奇中，龙帮助人类、庇佑人类，人龙和谐相处。另一方面，蛇带有毒的属性，Naga神话被误认为龙神话后，毒蛇也被误译为毒龙，毒蛇具有攻击性，会伤害人类，毒龙同样如此，与人冲突，伤人性命[16]21，由此出现人龙矛盾冲突类型的唐传奇。

总而言之，龙不属于自然界，是虚拟的、人类想象的产物，以蛇为基调并糅合多种不同图腾的综合体，寄托了人的虔诚信仰与渴望得到庇护的美好愿望，经久不衰，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狰狞恐怖到形态威严。唐代人龙故事类型主要有二，一是人龙和谐相处型，分为龙助人与人助龙的模式；二是人龙冲突型，既有龙害人也有人害龙。其他类型内容驳杂，有突出主人公异于常人的，有突出遇龙的神奇经历的，也有突出龙的象征意义的。出现两类人龙故事的主要原因是，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古人对龙既敬又怕的创作心理影响其文学创作；前代文学艺术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异域文化与中原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