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的科学 科学地捐赠

现代意义上的捐赠并不是一个人善意的偶发，而是市场经济社会自发形成的一种修正，就像一件事情在一条轨道上走得远了，就需要做一些折返，当破坏性力量出现的时候，人们必须想出办法来应对呼啸而来的浪潮。这也是为什么100多年前，现代公益事业起步于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这样一群人。这些在捐赠上做到登峰造极的人，也是在逐利上做到极致的垄断者。

谈论捐赠，无法避开一个问题，那就是捐赠者是如何选择和看待被捐赠者的？在现代公益诞生之前，捐赠的对象是需要被同情和怜悯的贫穷者。自卡内基时代开始，“贫困者”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同情的“个人”，而是公益体制需要去解决的“社会问题”。当时这些富豪们捐赠的目的，并不是救济穷人，而在于社会改良。美国成立最早的塞奇基金建立之初就有“三不准”，其中之一便是，不向贫困家庭提供直接救济。卡内基倾尽身家建立基金会，其最大的资金去向不是救济贫民，而是建造图书馆和资助大学，背后的逻辑正是“提拔上进者”。

正是在这些慈善家的资助下，社会调查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富豪们希望用实证调查手段去寻找改良社会的“科学”手法。让他们同时能够扮演好富人和慈善家这两个角色的，恰是同一种东西：“科学地”用好每一分钱。

100年间，美国形成了完善的、鼓励捐赠的法规体系。但另一个问题日益尖锐：很多批评家认为，捐赠并没有削弱，而是加剧了不平等。通过捐赠，富豪将经济领域获得的特权衍生到了各个领域。又因为富豪捐赠可以减税，这形成了一个循环，政府越是鼓励捐赠，其税收越少，就越是倚重捐赠来提供社会服务。

基金会的政治游说早已不是新鲜事，基金会领导人与政府部门之间也有一道“自由门”。越来越多关于“暗箱操作”的新闻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如何规制“捐赠”背后的功利性诉求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捐赠的目的、途径等都有很大不同。其中一个特殊之处在于，30年间迅速富起来的人并没有经历过西方公益事业的漫长发展，而迅速穿越了个人慈善、企业社会责任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近两年，捐赠呈现出更强烈的“实用主義”特征。企业开始逐渐重视将公益与营商环境、商业回馈连接起来，并且越来越不回避公开承认一点。专题中提到的企业家与高校进行科研共建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在如今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中，企业赚钱与公益的关系反而显得更紧密了。德鲁克说过：“企业的本质就是解决社会问题。”不管是做公益，还是做企业，如何回归这一本原，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