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小城”镜像及其意义
——以抗战时期的曲靖为例

高 兴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在迄今所见的中国文学史论著当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小城市数量明显偏少，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版图中的小城市更是寥寥无几。以当前备受研究者推重的“文学中的城市”这一研究范式来看，小城市很少具备那种可供学者们探析城市“想象”与“虚构”的理论条件和心理空间。假如我们仍然按照“想象”上海或者“想象”北京的研究方法来审视文学中的小城市，假如我们在面对小城市时仍然鄙弃城市经验事实而一味倚重城市“文本”的叙述策略，那么，全国有很多小城市恐怕很难进入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重视小城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事实痕迹，并且通过小城市文学事件与活动的历史“考古”，并对发掘到的蛛丝马迹进行散点透视，我们便有可能重塑小城市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影像，于是，我们对小城市的文学史意义也就获得了全新的认识。为了论证这一观点，笔者将以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小城曲靖为例加以说明。凡是具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背景的研究者都知道，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中，几乎看不到“曲靖”这个地名，而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恰恰是抗战时期的滇东“小城”曲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

一、“小城”镜像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价值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对象的地理空间一般被划分为“都市”和“乡村”两大区域类型，20世纪30年代逐渐突显的“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的对立、相互冲突与渗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关注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然而，如果按照地理学关于聚落的划分方式，这种空间分类的方式还不够精细。因为根据人口规模的大小，我国的城市系列中除了大都市之外，还包括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等多种类型的城市，而小城市与其他类型的城市相比，在物质条件、人文景观和文化格调等方面必定存在很多差异。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小城市在文学研究中的独特功能和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有人明确提出：“在现代中国，并不仅仅只有乡村与都市这样两大社会，乡村与都市之间也并非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从地理空间的位置来看，乡村社会、都市社会是与小城社会三者相依并存的。20世纪的中国社会，便是由乡村、小城、都市这样三个部分组合而成。”这种分类方式虽然与严格意义上的聚落地理学分类不完全一致，但却突出了“小城”独特的研究价值，并且该研究者还指出“文学意义上的‘小城’，既是一种物质实存形态，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象征和文化意念”，宣称“小城作家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版图中获得了三重结构(乡村—小城—都市)的复调身份，以及创作主体运作轨迹的空间意象”。另外，还有人专门研究“小城小说”的文学现象，认为“小城小说”当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和审美信息”。还有学者明确地肯定了“小城文学”的研究价值：“将小城文学从传统的乡土文学的视阈中独立出来，拓展出其与农村文学、都市文学并立的文学形式，有着其客观性、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对于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深入开展中国文学的研究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的小城文学研究情况来看，可以说是初具规模，近期的“小城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小城文学的审美风格、文本内涵、人物系列及少量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尽管“小城文学”研究的兴起标志着小城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有了明显提升，但就目前大多数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而言，有资格成为研究对象的小城市的范围和数量仍有很大局限，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所瞩目的小城，基本上都是著名(知名)作家的故乡所在地或长居之地，至少是被名家写入名篇的地点，在“小城文学”研究者那里，首先看到的是“这么多小城文学大家，有这么多文学精品，给现代文学挣了面子”，于是顺理成章地认为“对小城出身的现代文学史上大量一流作家的研究，自然就成为观照现代文学发生的一扇独特的窗口”。在对“小城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从地域方面来为小城小说归类，实际上依照的也是作家的地区分布，或作品所体现的地域特点”。 于是，在从事小城文学批评或者建构小城文学史的过程中，诸多研究者依据这样的检索思路，整理非常相似的现代文学作家名单(一般包括鲁迅、茅盾、叶圣陶、废名、沈从文、沙汀、萧红、师陀、汪曾祺等人)，按图索骥地挑选比较重要的“小城文学”作品加以解读。在单一化的研究范式引导下，“小城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突破。

从现有的研究格局来看，虽然有的论者力图将“小城”与“都市”和“乡村”并置为一种“三元”研究结构，但由于“乡土文学”研究和“都市文学”研究均已形成了稳固而又强大的学术话语系统，在两极之间寻找“中间路线”的学术建构策略显得极为困难。有人已经发现近期的中国现代小城文学研究存在一种失误，即小城文学研究，或者被“都市文学”视角挤至“边缘化”，或者被“乡土文学”视角所“遮蔽”。另外，假如“小城文学”研究只能为现有的文学史框架所固定的作家及作品提供附加诠释，或者成为“乡土文学”研究和“都市文学”研究的黏合物与集成品，那么，“小城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城文学”研究者所取得的硕果确实令人振奋，在充分肯定这一点的同时，笔者期望从另一路径来发掘“小城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主张将“小城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中的城市”转移到“文学史中的城市”：不光紧盯作家故乡或长居地的小城，也留意这些作家足迹所至的偏远小城；不单解读与小城有关的文学作品，也审视与小城相关的文化及文艺活动；不仅分析著名(知名)作家的小城故事叙述，也品评其他文人的小城形象描写。通过这种方式来突出和放大“小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影像，可以使我们对“小城”获得真真切切、有迹可寻的文学史存在感。这种存在感不必依靠理论话语的修辞策略而获取，也不必通过它与文学世界中浮现的“乡土”和“都市”博弈而赢得。如果越来越多的小城市在文学史中的存在感不断突显出来，或许会对我们的文学史观念产生影响，譬如它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实践及文学活动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演变的历史细节仍然有待发掘，中国现代文学生态的构成要素与进化脉络尚需进一步勘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微观场景及其关联意义值得深究，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波动的规律需做精微的剖析……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史视阈中的小城研究蕴含着巨大的学术空间，其潜在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值得注意的是，小城的文学史意义不仅仅体现为作家与城市的空间关系，我们不能说一旦作家进入了某个小城市就意味着该事件产生了文学史的效应，还须在此基础上考察作家进出城市(无论城市规模是大是小)的历史行为是否对其文学实践构成潜在的影响。某些作家的年谱或传记对作家与小城的历史关系有所勘察，为我们了解作家人生经历提供了文学史著作遗漏的珍贵史料。遗憾的是，由于受年谱或传记的文本性质所局限，这些文献对作家人生片段的文学意义一般不作阐发，因而未能将作家进出小城的生平事迹提升为文学史事件，而这一点也是文学研究者今后尚需努力加强的工作。

二、“小城”之“考古”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相比较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的小城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有人指出“小城市一直不是城市史研究的热门，部分原因是一般小城市史料积累不足，又十分零散，使研究者望而却步”，这一点可以说是国内外皆然，不仅在城市史研究领域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史视野下的小城研究同样如此。假如我们继续轻视小城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研究，我们便难以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研究推向更宏阔的境界。主张文学史“陌生化”研究的程光炜教授提出了“一种与自己的身份和场域关系更大、更为直接的研究”理念，意味着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需要突破原有的学科共同经验而将研究视野放大到过去较少涉及的区域。所以，加强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有所关联的小城研究，这是很有必要也颇有价值的工作。诚然，小城市的史料发掘与整理难度较大，但只要研究者努力扩展视界并采取恰当的策略路线，以“考古”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态度，从多种类型、不同用途的历史文献(不限于文学史料)中，将小城发生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类事件“打捞”出来，然后加以分析和阐释，这样的研究工作可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面貌日趋丰满。

为了发掘“小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有必要借鉴考古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但笔者这里所说的文学史空间“考古”与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既相似又相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重视实证，强调在“扩散的空间”展开历史研究，他关注被遗漏、被回避、被删除或者被抑制的研究对象。笔者的研究理念与此相近，对于文学史视野中的小城研究价值被轻视、被遮蔽的现象感到遗憾。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部版图中，一定有不少小城市参与了文学史的建构，却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城市，并非缺少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与可能性。因而，参照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对这些“隐藏”在文学史纵深处的小城市进行发掘是非常有必要的研究工作。不过，福柯的“考古学”方法是以不连续的、断裂化的历史观为指向，而笔者所言的小城“考古”研究是在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内实施的，需要遵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已经奠立的基本时序规则。回顾20世纪90年代，陈平原教授已在《文学史家的考古学视野》一文中提出“文学史家之需要考古学视野，主要是一种眼光、思路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就考古学本身的发展情况来看，“20世纪初的考古发掘出现了三个相关要素，这就是垂直发掘以揭示早晚序列，水平观察以准确记录遗物的分布，对遗址中出土的所有遗存予以系统关注”。若借镜考古学发展的新理念，今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既要推进时间链条的纵向考察，又要加强小城市等空间形态的横向研究，还要分析诸多小城市在文学史空间系统中的独特功能。惟其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才有可能日臻成熟与完善。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时性演进与国内若干城市的空间关系十分密切，如北京、上海、武汉、桂林、昆明、重庆、延安等城市，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获得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细致考察，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这使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整体框架有了宏观性的把握，但是，若要更精细地勾画中国现代文学史演变的脉络与纹理，仅仅聚焦大城市(都市)的文学史图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文学史研究的探头对准一些被大城市(都市)的光环所遮盖的小城市，例如云南省省会城市昆明周边的曲靖即属此例。作为抗战时期处于“大后方”的“文化城”之一的昆明，其文学史意义自然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肯定，以西南联大作家群为核心的昆明文艺队伍取得的文学成就，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话题。然而，若运用考古学关于“垂直发掘”和“水平观察”的研究思维，便会联想到另一论题：抗战时期的昆明文学生态圈之形成与延伸，难道不会波及周边城市？那些迁入和离开昆明的作家们难道不会将周边城市与昆明一道引入现代文学史的版图？

只要查看一下云南城市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便可得知：与昆明距离不足200公里的滇东城市曲靖，确实称得上“云南咽喉”或“入滇锁钥”，从东部进出昆明者必须经过曲靖。据《曲靖市志》记载，“曲靖建城的历史，上溯至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所置味县”，但由于“政权更迭，战乱频仍”而导致“味县城池早已湮灭”，后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新建曲靖府城(曲靖老城)。曲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2000年“进入中等城市行列”。抗战时期的曲靖按照城市规模来说，在当时尚属小城市。然而，这样一座小城市，它作为云南省的东大门，又与昆明相距不远，这两座城市在文化发展史上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关联效应。

事实上，在抗战时期，随着大量现代作家骤然从外省云集昆明，曲靖也迎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例如田汉、闻一多、朱自清、施蛰存、穆旦、李长之等人，尽管他们在曲靖的驻留时间很短，但毕竟留下了隐约可见的历史痕迹，譬如：施蛰存在《西行日记》中记述了他的曲靖印象，他于1937年9月28日下午三时一刻由上海到达曲靖，当天晚上投宿曲靖大东客栈，并且独自闲逛曲靖县城，第二日离开曲靖乘车至昆明。他在日记中叙述了曲靖的城市景观，称赞“曲靖为滇东一大县城，街道整洁，列肆甚盛，时已薄暮，路上行人仍络绎不绝”。李长之在《西南纪行》中称赞曲靖城“出名的产物是‘韭菜花’”。鉴于这些史实，对于“小城”的“考古”将会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从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仔细搜寻文学史“地层”中的“遗迹”，留意那些通常作为区域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周遭的文学事件与活动，在大城市支撑的文学史空间系统中，对“小城”的历史价值进行发掘和阐释。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机理和形态将会变得更加明晰。另外，通过“小城”的文学史“考古”还会发现：正如昆明、武汉、桂林、重庆等大城市一样，抗战时期的滇东小城曲靖也曾在部分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中留下历史的投影。

三、中国现代作家与抗战时期滇东小城曲靖

抗战爆发后，从外省迁来一大批文人，他们为云南现代文化的繁荣发展带来了新机缘，除了楚图南、李乔、马子华等滇籍文人所做的文化贡献之外，从全国各地辗转至昆明的文人也为云南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有不少人途经曲靖，他们包括闻一多、朱自清、施蛰存、田汉、穆旦等现代作家。

1938年4月22日下午4时，闻一多参加的湘黔滇旅行团(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组织的入滇团体)步行抵达曲靖，4月23日“在曲靖休整一日”。这一天，闻一多完成了速写《曲靖北门外牌坊》，次日早晨“出曲靖小西门”，继续赶往昆明。彼时的闻一多为何对边疆小城的一座牌坊产生审美兴趣？这个细节对于研究闻一多的文化心理和美学观念不无价值。

非常巧合的是，在闻一多到达曲靖的4年后的同一天，即1942年4月22日，朱自清创作了一首旧诗《忆曲靖至昆明车中观晚霞作》，此诗未刊，后来收入其稿本《犹贤博弈斋诗钞》当中，这首五古共44句，其中包括“大道比弦直，飙车争矢骤。/滇中气清朗，秋空蓝欲透。/高远杳无极，仰视徒引脰”等句，整首诗“写的是滇中秋天傍晚彩霞”，艺术上显得神采飞扬，研究者赞之为“诗人神与物游，浮想联翩……诗中充满想象与夸张……极有声色地描绘了令人神迷心醉的晚霞奇景”。朱自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在西南边疆使用旧体诗的形式，尽情抒写自己对于曲靖、昆明等地的美景体验，这一文学事件岂不引发我们对于新文学家精神世界的种种玄思？如果说“朱自清旧体诗作是他诗歌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它和前期的新诗创作联系起来考察，方能全面的评估他诗艺的美学价值”。那么，包括曲靖在内的促发朱自清创作旧体诗之情思的自然空间，也便获得了文学史研究的价值。

与此类似的现象也曾经发生在施蛰存身上。1937年秋，施蛰存从上海松江匆匆赶往云南昆明，沿途当中既写日记也创作诗歌，因为他途径曲靖，故而曲靖出现在他的日记和诗作里，除了上文提到的《西行日记》关于曲靖城市形象的记录之外，他还写了一首题为《登曲靖城楼》的旧体诗。这是一首七绝，其四句内容为：“投荒万里岂疗贫，/荷宿星餐已苦辛。/谁会登楼王粲意，/白云亲舍满倭尘。”这首诗与《西行日记》的写法明显不同，它是施蛰存先生触景生情的咏怀之作，内中几乎看不出曲靖城市景观的描写，然而，它是了解作者人生情怀和心灵历程的一个断片，和日记一样，它对于研究施蛰存的文学创作及文化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文献史料。有学者睿智地指出：“施先生一路上所写的日记(《西行日记》)与他的诗歌相得益彰，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见证文学。有趣的是，他在途中所写的那些旧体诗无形中也就成了他从此由小说写作转向古典文学研究的起步。”诚如斯言，施蛰存写成的与曲靖有关的日记和旧体诗，尽管数量很少，但从中却可以窥测到文学史生成的东鳞西爪。

戏剧家田汉屡次提到“曲靖”这个地名。他在《难中自述》中叙说：“我们是在曲靖剧场演出《儿女英雄传》的时候得到日寇投降的消息的。当时罢演上街游行庆贺。”关于此次戏剧演出的情形，戏剧史研究专家为田汉撰写的传记材料有更为详细的描述：“1945年8月15日晚，滇南重镇曲靖的金城大戏院锣鼓喧闹，喝彩不断，这是四维儿童剧团在演出《新儿女英雄传》。突然，田汉出现在舞台上，兴奋地向观众、向演员宣布了令中国人欣喜若狂的好消息：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了！人们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从心底爆发出了呜咽的喜悦与劫后余生的欢呼。”这段传记文字的生动描述有助于强化田汉的精神魅力和文学史形象，而且还提供了“曲靖的金城大戏院”等细节信息，表明中国现代戏剧家的文学活动版图扩展至边疆小城。然而遗憾的是，该传记作者将滇东的曲靖误写为“滇南重镇”，这一信息错讹几乎不被读者所关注，目前似乎还没有听到读者批评或纠正的声音，即此可见，“小城”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面影向来模糊不清。

据《曲靖文化志》记载：抗战爆发后，曲靖聚集了大批外省人员。1943年，刘洪昌等人在曲靖建盖金城大戏院，当地的戏剧艺术活动相当活跃。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小城曲靖成为田汉领导的抗战戏剧运动开展区域之一：“1945年田汉率领的四维儿童戏剧学校先后两次来曲演出。后一次在曲靖的时间较长，共上演了《江汉渔歌》《梁红玉》《新儿女英雄传》等京剧。这些崭新的剧目，受到曲靖观众的欢迎。”《曲靖文化志》记录的这些内容可以找到相关的佐证材料，比如说，田汉于1947年9月8日在《新闻报》上发表了散文《璐璐之死》，他于文中回忆自己在抗战胜利后，“那时似乎到曲靖去了”。考虑到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相隔较近，田汉对自己“到曲靖”的事实应当不会记错，他所说的“似乎”只是意味着他无法对具体时间作准确无误的定位，我们可以据此推知田汉不止一次地奔赴曲靖。另外，有证据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田汉也曾到过曲靖，他在1954年第8期的《戏剧报》上发表了《三万里慰问归来》一文，诉说自己到云南慰问人民解放军的见闻和感想，其中提及自己“离开曲靖那天”看到的情景。这些事实表明：田汉的戏剧活动空间绝非局限于上海、南京、武汉、桂林、昆明、重庆等大城市(都市)，发掘文坛精英与“小城”的历史渊源，将会拓展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畛域。

穆旦在抗战时期曾经暂居曲靖，此乃不争之事实。易彬的《穆旦年谱》梳理了穆旦先后两度在曲靖工作的情况：他在曲靖“第5军汽车兵团”任“少校英文秘书”(1943年2月至4月)，在曲靖“青年军二〇七师”任“中校英文秘书”(1945年6月至11月)。在此期间，穆旦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其中包括《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从这些诗歌中，我们能否解析曲靖时期的穆旦创作心理特征？进入曲靖之前和离开曲靖之后的穆旦，诗歌创作心理是否发生变化？穆旦的创作心理之律动与他进出曲靖的人生体验是否相关？若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阐释，是否意味着穆旦研究获得了一种“曲靖”视野？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也擦亮了一座小城在现代文学史上被遮蔽了的面影？

结语：“小城”镜像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范式的革新

西方学术界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将文学纳入城市视阈予以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后，其“文学城市”研究伴随着“史学领域向社会生活史的转向和文化研究的兴起”而获得普遍关注，它呈现出“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与新历史主义思想杂糅，社会历史批评与文本分析方法相融合”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上海学”和“北京学”为两面大旗，引发了“N城记”的研究热潮。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借鉴和吸收了国外学者提出的相关理论，以“文学中的城市”取代“城市中的文学”研究模式，促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气象发生了部分新变。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中的城市”研究范式受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中某些偏颇因素的影响，导致一些研究者偏重文本“想象”与“虚构”现象的解读，贬抑“整体史”的“大叙述”，摒弃城市经验的“反映论”，在选择文本对象时往往倾向于大城市(都市)，从而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式造成负面冲击。

为了继续推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革新，有必要吸纳考古学的研究理念，参照文学史的时间框架所指引的“连续地层”，勘探那些散布在各大城市(都市)周围却又长期遭到忽略的小城市，将“小城”及其毗邻城市的文学史景观视为一种“类型组合”，揭示文学史“序列”的生成规律，借此弥补“文学中的城市”研究范式之不足。遵循这样的研究思路，本文以抗战时期昆明附近的“小城”曲靖为例，考察了闻一多、朱自清、施蛰存、田汉、穆旦等作家在这个城市中的文艺活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增加了一种“小城”镜像，同时也阐明了“小城”在文学史演进中所发挥的建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