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生命政治学：论辩与重塑

2022-11-08 10:15王卓群

湖北社会科学 2022年1期

李旸，王卓群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后，意大利著名生命政治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迅速做出理论反应，批评意大利政府的应对措施反映出一种以流行病为借口的生命政治部署。自此，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命政治意味被不断地发掘和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经由对阿甘本的赞同或批评介入生命政治的理论场域，由此在国内外学界引发了一场仍在不断延续的关于生命政治的宏大争论。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提供了一个检视生命政治理论的历史之镜，当前亟须厘清围绕生命政治之学术论争的焦点与实质，并在现实的映照下反思生命政治理论的建构路径，从而为在后疫情时代构筑一种理论上自洽的、且能够回应和指引现实的生命政治学提供可能。

一、疫情下生命政治的显现与批判

2020年2月25日，阿甘本在意大利《宣言报》上发表了《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一文，以生命政治的理论视角批评意大利政府基于莫须有的疫情采取不合理且毫无根据的紧急措施，以健康为名限制人身自由，无限制地扩大例外状态。随后，阿甘本不断呼吁人们警惕疫情背后的生命政治逻辑，并围绕三个关键词揭露疫情下的生命政治现象，并对其展开批判。

第一个关键词是例外状态。阿甘本认为，生命政治是一种人的自然生命“被纳入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的政治，而疫情之下生命政治的典型表现在于，政府利用健康危机制造例外状态，并试图将例外状态常态化。阿甘本曾在《例外状态》一书中解释道，在20世纪西方政治史上，为应对战争、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国家会悬置法律和公民基本权利，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来渡过危机，这种法律秩序被悬置的状态就是例外状态。从表面上看，例外状态制造了一个缺乏法的空间；但是，这种无法空间又存在于法律规范的内部，因为这是法律规定主权者有权力开启的，这就使得例外状态以一种被排除的方式纳入到了法律秩序之中。同理，主权者既在司法秩序之外，又在司法秩序之内，因为他是“被司法秩序赋予宣布例外状态之权力的那个人”，也“拥有悬置秩序本身之有效性的权力”。而被主权者治理的对象在例外状态之下同样以一种被排除于法律秩序之外的方式纳入法律与政治共同体之中，为权力所统治。因此，例外状态是“一个法在其中透过自身的悬置而将生命纳入的原初结构”，在这个无法区分是法律秩序之外还是法律秩序之内的空间之中，生命被直接暴露于主权者的暴力之下。

阿甘本指出，例外状态已成为现代国家重要的政治实践和统治奥秘。依据这一视角，他认为疫情暴发后，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各国政府正是在制造例外状态，从而部署生命政治，这体现在：欧洲各国政府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义，对人口加以监视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对一些城市和地区实施军事化管理；法律被悬置，行政权力获得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甚至取代了立法权；权力分立的民主原则在疫情期间形同虚设，执政者的话出口便具有法律效力。阿甘本据此断言，当前的情况表明，“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与宪法的时代已经被终结，如今个人自由可以受到任何限制，这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极权主义都要糟糕。”在阿甘本看来，当前欧洲国家的例外状态是被无根据地刻意制造出来的，并被意图无限制地、长期地推广。从疫情暴发时批评意大利政府“发明流行病”到疫情加重时转为批评政府“利用流行病”，阿甘本始终没有改变他的这一观点：当前这场抗疫战争是基于虚设的理由、为了治理的目的打响的。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不断强调抗疫战争，是因为在战争这种紧急状态下，对自由的限制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更糟的是，欧洲各国政府越来越明显地趋于将例外状态作为常规的治理范式，例如，不断强调诸如社交距离等抗疫措施将会长期实行，这表明例外状态并非暂时性的，而是存在被常态化甚至永久化的可能。

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手段。阿甘本认为，在疫情之下，欧洲各国通过技术手段取消生命的情感、交往、政治等非生物维度，以实现生命政治的目的。在阿甘本看来，无论是社交距离、口罩，还是线上教学、数字技术，每一项都并非中性的技术途径，而是生命政治的治理手段。这些技术手段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的名义取消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其目的在于创造孤立的个体，阻碍真正共同体的建立，并最终实现生命政治的治理。

首先，疫情下的治理技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退化。阿甘本认为，欧洲各国政府采取的隔离、线上沟通、数字技术等措施旨在取消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破坏与消解社会纽带，使人与人相互孤立。在阿甘本看来，面对面的交流是真正具有开放性和直接性的交流，是人们感知相似性、多样性、距离与亲近的渠道，但由于必须履行佩戴口罩的义务，人们丧失了感知人与人之间亲近性的渠道，只能同无面孔的名字利用数字手段交换信息。同时，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也将每个人都转变为潜在的传染者，使他人成为不可靠近与接触之人，在这一意义上，阿甘本悲观地做出结论：邻人已不复存在。其次，防疫措施使人们相互孤立的同时消解了生命的社会与政治维度，进而达到强化控制的目的。阿甘本指出，社会生活的自发性往往被视作政治体系稳定的阻碍，如果政治机制能够创造出一个基于孤立个体而建立起来的社会，这种威胁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将被消除，主权者将更容易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这次疫情给欧洲各国政府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政治集会因为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缘由而被终止，大学被关闭，教学活动转到线上进行，政府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收集公民的生物信息，并抓住每个机会利用机器取代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取消社会中真正的政治因素，最终实现基于算法的治理与控制。

第三个关键词是赤裸生命。阿甘本用赤裸生命指代这样的生命处境：在失去法律保护与政治身份的条件下，人的自然生命直接暴露于权力的暴力之下。在阿甘本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欧洲各国主权者部署生命政治的中介，在法律被悬置，自由受到任意的、严苛的限制的情况下，所有人都沦为赤裸生命。当例外状态被常态化，当代欧洲公民习惯于生活在常年的危机和紧急状况中，难以意识到他们已经沦为纯粹的生物学生命。自疫情暴发以来，始终蕴含在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当代欧洲公民如此轻易地接受权力对于自由的限制，使得生命政治的部署进行得如此顺利？或者说，为什么他们愿意付出政治、文化、社会维度被取消与宪法自由被终止的代价，甘愿沦为赤裸生命？阿甘本给出的分析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揭示出，当代欧洲公民生活在一个以健康为宗教的社会，健康正成为一项不计代价去履行的社会行为准则，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他们愿意为了生物性安全牺牲一切。当人们愿意为生物性安全而牺牲自由时，他们将注定生活在长期的恐惧与不安之中，他们将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接受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阿甘本说，“在失去生命的恐惧之上，能建立起来的只有僭主制，只有利维坦和它出鞘的剑。”阿甘本最深的担忧是，欧洲各国主权者利用大众的恐惧建立并无限制地扩大权力，将紧急状态变成稳定的常态，当人们为了规避恐惧而牺牲法律、政治、社会身份时，这正是在为赤裸生命的生产创造条件。

阿甘本发声之后，一些学者对其观点表示赞成，认为他的担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伴随疫情发展正日渐成为事实。意大利哲学家马西莫·德卡洛里斯（Massimo De Carolis）指出，欧洲各国政府可能正在以公共卫生的名义对民众进行强迫性的限制，甚至可以合理地怀疑，如今的限制措施是为未来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控制进行的实验。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也在赞同阿甘本的意义上指出，面对大流行，西方社会正在成为一个面临着永久限制人们自由的生命政治的社会。个体对病毒的恐慌首先反映出他们所处的社会是以生存为最高价值的社会，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让位于对生存的渴望，这使得个体自愿牺牲掉一切让生命具有价值的东西，所有行为都以避免危及个体的生存为目的。但是，这恰恰显示出当代西方社会的非人性，因为这将使得人们自己成为和病毒一样的生物，只知繁殖与生存，不知生活为何物。总体而言，阿甘本及其赞成者批判疫情背后的生命政治逻辑：西方现代国家将健康危机转化为政治机会，通过制造例外状态限制个人自由，取消人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最终在以生存为唯一目的的社会中实现控制和治理。对于未来，生命政治的危害表现为将“例外状态常态化”，沦为赤裸生命的人长期地甚至永久地被置于权力的暴力之下。

二、对疫情中生命政治视角的质疑与反思

阿甘本表明观点之后，反对批评的声浪迭起。法国左翼学者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最先讽刺他对疫情事实的误判和对现代医学的恐惧，由此开启了阿甘本的批评者对疫情中生命政治视角和理论的批判和反思。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生命政治并非一个审视疫情的自洽、合理的范式。阿甘本作为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以贯之地将现代政治等同于生命政治，因此理所当然地将疫情视作生命政治的分析对象，但这种审视视角的恰切性及其得出的结论是可被质疑的。首先，阿甘本的批评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西方政府的应对措施并不符合生命政治的典型情境。阿甘本将例外状态视作现代西方政府治理的常规策略，在疫情暴发之初甚至断言健康危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政府“发明”一场流行病以制造例外状态的诡计。随着疫情的加剧，一些学者在嘲讽阿甘本之余，也更加确信当前疫情的种种情况并不属于生命政治的典型情境。例外状态并非如阿甘本所言是被故意制造出来的，欧洲各国政府的目的也不是对人的自由进行限制、控制民众，而是预防传染病造成更大的危害，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意大利学者塞尔焦·本韦努托（Sergio Benvenuto）、马尔科·德拉莫（Marco D’Eramo）等指出，欧洲各国政府针对疫情采取的措施是为了预防未知病毒造成更加灾难性的后果，而非如阿甘本所说是统治阶级专制本能的结果或政府热衷于例外状态，疫情发展的基本事实已证明阿甘本的观点是对历史的偏执解读，是左翼立场的一种极端形式。疫情中，政府决策的确决定着人民的生命健康，但不能天然地认为国家应对流行病采取的措施就是福柯笔下的压制性的监视与控制，将任何形式的积极治理都视为隐藏的极权主义的证据。阿甘本认为当前社会中的恐慌是欧洲政府刻意制造的，但更合理的解释是，恐慌伴生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会扰乱资本平稳的再生产，甚至可能触发全球经济危机，这并不符合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利益。而且，如果政府放弃以积极措施应对疫情，那些身处危险环境中的人可能会遭受最沉重的打击。南希指出，新冠肺炎的流行既不是政府的阴谋，也不是滥用权力的结果，它突显的是全球化的特点和趋势，是技术-经济力量统治下的相互联系的一般规律。例外状态正在成为当前整个文明包括生物、信息科学和文化多方面的规则，仅仅攻击作为执行者的政府并不是恰当的政治反思。因此，阿甘本断言欧洲政府在部署生命政治的说法并不准确，需要寻找一种不同的、更微妙的词汇对政府措施进行理解。

其次，阿甘本的批评者认为，生命政治的概念无法对疫情之下的政治逻辑做出全面而准确的描述。在德拉莫看来，生命政治的范式将西方政府的统治单向地理解为权力对民众的控制，却忽略了统治中的阶级视角，忽略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剥削和榨取，而后者才是真正的重点。此次疫情扩大了西方社会中的阶级鸿沟，比如隔离是富裕阶层才能享有的特权，这些内容无法在生命政治的范式中得到分析。波兰左翼社会批判理论家安杰伊·诺瓦克（Andrzej Nowak）指出，疫情下的生命政治批判在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问题上模糊了焦点，疫情中的关键问题不在于这些国家的生命政治暴力，而在于这些国家在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失职。阿甘本及其追随者仅仅关注权力如何在紧急状态的法律—政治框架中使自身合法化，却忽视了另一个批判权力的维度，即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权力从公共卫生、医疗保险等关乎人的生命健康的领域退出，让位于市场，这才导致了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保健系统无法抵御疫情的冲击，使民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在某种意义上，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放弃公共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等人口福利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诺瓦克批评道，生命政治理论家在批评生命政治的同时却放弃了“生命”，事实是，免于生命政治权力干预的自由并不会导致国家权力的减弱，而只是增加其不负责任的程度。

另一种针对阿甘本的批评意见不是对生命政治理论本身的批判，而是对这一理论在此次疫情中的意涵提出疑问。在一些学者看来，疫情暴发之后的世界的确进入了生命政治的情境，但阿甘本的判断和理解过于消极和负面，即便用生命政治的框架去审视当前的情形，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于阿甘本的结论和历史判断。

首先，疫情下的生命政治并不必然引向权力扩张的暴力，主权者的治理措施可被赋予积极意义。意大利左翼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政治后果的确将生物生命与政治干预之间的关系推向顶峰，但当前的生命政治情境并不必然是威权或极权的体现。生命体的存续对政治和公共生活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实施隔离与社交距离的措施是合理的，重要的是在紧急状态之后恢复正常状态，重建公共生活。这便引出埃斯波西托等学者与阿甘本的观点的根本差异，即对生物性生命的重视并不必然是消极的、有害的。埃斯波西托承认此次疫情威胁着作为人的第二生命的社会性生命或共同体生命，但是不同于阿甘本的地方在于，他同时承认生物性生命（第一生命）与社会性生命（第二生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疫情中，保护第一生命是首要任务，所以就政策而言，封锁优于群体免疫，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保护第二生命，因为完全建立在自然生命基础上的社会不值得生活，不能让社交距离导致社会纽带的破裂。因此，当前的任务既包括尽力活下去（保护第一生命）；也包括重建社会关系和共同生活（保护第二生命）。诺瓦克也赞同这一点，他认为，生物性生命是实现其他社会价值的必要条件，因而将生存放在第一位是恰当的。如果没有生物性生命的持存，政治自由就无法被建立。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视角，阿甘本的批评者认为，各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治理措施具有积极意义。隔离、社交距离等措施是以社会力量保护共同体成员，特别是脆弱的成员，这不仅不是阿甘本所说的人际关系的退化，而且体现出人与人的团结与爱、人们相互之间的道德义务。埃斯波西托指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禁止公共生活是正确和合乎逻辑的，社交距离并非只有阿甘本所讲的负面意义，它是一种被赋予共同意义的孤立，具有将我们同他人相联系的深刻的人性维度。

其次，生命政治本身并不必然是消极的，可以建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生命政治。希腊左翼理论家帕纳约蒂斯·索蒂里斯（Panagiotis Sotiris）认为，基于对当下疫情的生命政治解读，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民主的生命政治是否可能的问题。民主的生命政治旨在不扩大强制和监视的前提下，实行一种真正有助于人口健康的集体性行为，在其中，规训和控制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它依赖知识和信息的民主化为民主的集体决策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它以集体努力、协作和团结、个人责任为核心理念。从传统生命政治到民主的生命政治的转变，是从简单的规训到责任、从针对他人到针对自己、从悬置社会性到有意识地改造社会性的转变。这实现了福柯所讲的以非强制性的方式将个体行为和集体行动结合起来。在疫情面前，这种生命政治可以集体性地决定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向、民众应遵循的防疫措施，用团结和集体性的自我组织代替监视和强制，最终拯救生命。埃斯波西托则提出了一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的构想，这种生命政治不是对生命进行规训和压制，而是维护生命，即从一个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政治转变为一个属于生命与保存生命的政治。在疫情之下，“一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形式将侧重于对公共卫生设施的大量投资，建设医院，使药品负担得起或免费提供药物，保持人口舒适的生活条件，以及保护医生护士，……还意味着供水的非私有化、保护森林、同不平等斗争等。”这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并不预设国家的终结或无政府状态，与民主国家也没有必然冲突，但需要西方各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医学等有利于人口健康的领域进行激进改革。诺瓦克也指出，阿甘本对生命政治的批判过度关注政治的维度，过少关注生命的维度，没有为肯定性的生命政治留下余地。科学和现代医学既可以如阿甘本所说成为暴力的同谋，也可以帮助克服源于市场、疾病、饥饿的任意性的其他暴力。在疫情中，除了关注国家机器暴力的受害者，更需要关注因为国家职责缺位而失去生命的人。

三、透视与重塑：生命政治学的两种面向

关于疫情与生命政治的这场学术论争至今余波未平。阿甘本仍笔耕不辍地撰文批判政治权力的扩大和赤裸生命的突显，而伴随着疫情在欧洲持续蔓延以及西方政府管控的加剧，辩论风向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阿甘本的赞成者在逐渐增多，他们认为当前的发展态势表明阿甘本所担忧的例外状态常态化并不是危言耸听；另一方面，对阿甘本观点的批评和反思也在不断推进。在疫情的映照下，阿甘本及其批评者似乎都有各自论理的空间，当我们穿透论争的表层逻辑，会发现实际上存在对于生命政治的两种不同理解，那就是对于生命政治肯定性的理解和否定性的、批判性的理解。这两个维度不仅贯穿于生命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中，而且构成了一种完整的生命政治理论中的两个互补的面向。

首先，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生命政治理论在诞生之初和后续发展节点上的特质，便可以捕捉到生命政治理论产生分化的线索和逻辑。当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生命政治理论时，他意在指出政治历史上出现的一个重要的非连续性与断裂，即在17、18世纪，人的生命现象首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秩序之中。通过将君主权力同生命权力相对比，福柯描绘了这一断裂：前者的特征是以“征收”的形式实践权力，这一形式的极端样式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掌握对人的生杀大权。但是，在这种权力模式中，生与死是以一种非平衡和非对称的方式运转的，缺乏让人“生”或活下去的维度，其本质上是杀人的权力。而生命权力则大不相同，随着农业与工业水平的提高，对人体的科学知识的增加，对“生命的相对控制”成为可能，它越来越多地呈现为保护、培育、调节生命，不旨在摧毁生命。因此，生命权力是一种指向活着的存在物、活生物的权力。在此基础上，福柯又区分了生命权力的两种形式，一种是诞生于17世纪的规训个体的权力，另一种则是出现于18世纪下半叶以人口为调节对象的权力。以规训个体为主旨的生命权力的最终目的在于规训出能够促进生产力增长的肉体，同时又能保证其在政治上的服从，并且这种规训是在军队、学校、医院等机构内部完成的。而以调节人口为主旨的生命权力则将人口理解为一个总体性的身体，把握与调节其出生率与死亡率、健康水平与寿命等，其最终的目标则是通过总体性的调节机制，实现对偶然因素的控制。在这里，行使生命政治权力的主体由规训个体的具体机构变成了国家。与这两种表现形式相对应，生命权力在实践过程中表现为两个侧面：一个是旨在规训个体的“解剖政治”，另一个则是以从整体上调节人口为主旨的“生命政治”。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实践的主旨是通过预测、统计评估、总体测量在人口普遍现象的决定层面上进行干预，而不是改变某个特殊的现象，也不是改变某个作为个体的个人。而且，生命政治的内涵还应当包括降低发病率、延长寿命、刺激出生率等积极目标。总之，生命政治关心的并非具体个人，而是旨在针对人口建立保障机制，优化整体人口的生活状态。由此，可以看出，在福柯论述生命政治的语境里，生命政治学是一种将人口同时视作政治学问题与生物学问题的理论，它更多是一种中性的权力分析视角，并在后期转向了对“权力如何穿透进主体身体之中”的微观研究。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并不过多涉及对生命政治的质疑，甚至暗含生命政治的主旨在于护持生命的意涵。

当时间推移到20世纪末，也就是当生命政治发展到阿甘本这里时，情况发生了改变。阿甘本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生命政治理论，并认为它是对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学的修正与完成。与福柯保持一致的是，阿甘本亦将生命政治理解为“生物因素反映在政治之中”，他指出，当“自然生命已开始被纳入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政治便转变为生命政治，在其中，活着的身体、生物性生命逐渐占据了现代性的政治场景的中心地位。但与福柯不同的是，阿甘本更强调权力对生命规训和压抑的面向，并且他吸收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思想，将生命政治理论放置在司法性与制度性框架之内，以例外状态和赤裸生命等概念为核心，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以否定和批判为向度的生命政治理论。

施米特最初提出例外状态是用来指代一种国家面对重大危机时，法律被迫悬置的状态。由于法律暂时失去效力，因此这种状态在法律秩序之外，但主权者又是依据宪法来决定是否开启以及何时结束这种状态，因此它又在法律秩序之内。阿甘本在吸收施米特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关于主权者、例外状态与赤裸生命的批判性结构。他指出，处于例外状态之中的人以一种被排除的方式纳入法律秩序与政治共同体之中，这意味着，人被法律所“弃置”，暴露在一个无法区分是法律秩序之外还是法律秩序之内的空间中，因为法律被悬置，守法与违法已无法区分，在这样一个缺乏法律保护的空间中，主权者的权力将急剧扩张，人们沦为赤裸生命，直接暴露于主权的暴力之下。因此，正是借助于例外状态，赤裸生命被主权所生产并压迫。阿甘本特别强调，在当代政治实践中，例外状态与常态已难以区分，由主权者有意拟制的例外状态使得法律成为暴力机器，对赤裸生命进行统治。在他看来，“构成现代政治之根本特征的……决定性的事实乃是，伴随着无处不在的例外状态变成常规的那个过程，最初处于政治秩序之边缘的赤裸生命的领域，逐渐开始同政治领域相合一……通过把赤裸生命排除与纳入在政治秩序的之外和之内，例外状态实际上就在它自身的分隔性中，构成了整个政治系统赖以安置的隐秘基地。”因此，例外状态是现代政治原初性的、根本性的政治结构，而在这个例外状态被常态化的时代，只要政治还是建立于赤裸生命之上的生命政治，只要这个最原初的政治结构没有被打破，每个人都随时面临着权力的暴力。

至此我们已经认识到，在生命政治理论的演化逻辑中，本身就存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以“权力”与“生命”为线索，对这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行把握。在福柯那里，生命权力的运转模式是实现生与死的平衡，权力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寿命的关注表明，生命权力存在保护、扶植、培育生命的维度，即肯定生命的维度。而阿甘本关注的是例外状态下的生命，这也就决定了主权者活动的全部目的在于通过创造例外状态，生产出被用来消灭的赤裸生命，所以，他的理论聚焦于福柯所说的让人死的权力，而权力如何保存与肯定生命的维度是缺失的；在赤裸生命的意义上，生命是随时可能被置于主权者的暴力之下、随时可能被权力杀死的生命，因此，阿甘本建构的是一种完全否定性的生命政治理论。

在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西方政治情境的分析中，这两种逻辑也隐存其中。在对权力及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中，阿甘本从一开始便关注的是权力借助疫情事件开启例外状态甚至将其常态化、悬置法律以及限制宪法所保障的人民自由的负面维度。由于阿甘本认为权力从本质上是否定生命的，所以，政府宣布例外状态与其部署的防疫措施行为一概都被他视作权力对生命的暴力，并且全都以生产赤裸生命，即将人的生命置入一种可被任意处置的、否定性的状态作为它的最终目的。而在阿甘本的批评者那里，权力开启例外状态则是因为生命已经真实地受到病毒的严重威胁，同时，由于他们认为权力首先具有对生命护持的责任，所以它必须通过隔离与社交距离等措施对生命进行保护。这绝不是权力借助于疫情生产与迫害赤裸生命的表现，而是具有肯定生命维度的积极实践。

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国家治理而言，这两种代表不同反思方向的生命政治维度能够提供不同的启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提示人们在危机之下权力的无限制扩张的恶果，现代政治共同体中的人民可能沦为权力宰制之下的赤裸生命，这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语境下所敲响的警钟。而阿甘本的批评者则使人们认识到权力应该如何更好地对生命予以护持和肯定，避免因主权者的责任缺位而导致对于生命的更大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学若要在新的历史境遇下重塑自身的理论主张，就需要认真对待当前论辩中存在的两方面的启示，既应当对阿甘本所说的在法律框架之中设定紧急状态的正当性依据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范围予以仔细的反思与界定，又必须涵容阿甘本的批评者所重视的权力对于生命的肯定性维度。对当前疫情的应对与治理而言，国家和主权者应当积极地通过政治与经济手段来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从而实现一种真正具有肯定性维度的生命政治。正如福柯所言，生命权力是让人生与让人死的权力。权力既能肯定生命，也能否定生命，唯有将权力的双重面向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幅关于生命政治的完整画面，这也正是这场生命政治论争带来的启发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