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

张 城

一、引言：启蒙叙事的中国语境

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逾百年。百年来的中国，在其现代化历程中始终与一词汇密切相关—启蒙。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西学东渐洗礼的现代中国，只要提及启蒙，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如下关键词：理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进化论、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等。而德性或者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总不能位列其中，甚至还会被视为需要强力清除的对象，但“理性”却必居于榜首。这种中国启蒙观的形成，可以说深受西方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法国启蒙运动的理论精髓与主要特质即是“理性”，它有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正如恩格斯所言，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从西方的争论回到中国语境，如何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独特价值内涵？它在何种意义上发生？其源动力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还是深受西风东渐影响？在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启蒙运动有着何种价值内涵，哪些价值契合中国问题的真正需要，哪些又与中国社会水土不服？为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被广泛动员组织起来同德同心，结束百年分裂动乱，完成建国理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与社会主义的启蒙叙事又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

二、救亡产生启蒙——“启救亡之蒙”

在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后，老大的帝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民族羞辱，便不能不“反求诸己”。此时，梁启超已渐晓文学之于思想的重要价值，“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诗文作品提出“文言合一”的改革纲领，“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极力宣传维新，启发大众。痛定思痛急切盼望国富民强的士大夫进一步思索中国未来之出路，认为仅止于军事器物的学习不能富国强兵，而应于制度上效法西洋。他们认为，日本成功之道即在于引进了西洋法政制度，变法图强，终成东亚强国。在民族危机进一步严重的情势下，年轻的皇帝决定变法维新，迫切希望全面效法西洋政制，虚君立宪，开启了救亡背景下的第二次启蒙。

在历经八国联军入侵与强盗般洗劫后，帝国已力不从心，元气殆尽。但为应付风起云涌的一系列骚乱、反叛与革命，晚清政府开启了自掘坟墓式的以预备立宪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但“皇族内阁”一经推出，请开国会要求又被一再推迟，其固守皇家自身利益的欺骗伎俩昭然若揭，很快便被识破。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夏威夷檀香山则诞生了日后王朝的掘墓者——兴中会，孙中山大声疾呼革命。邹容的《革命军》是其革命思想的急先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亦以鼓吹革命为志向。这些满怀激情的启蒙文学家为革命的兴起营造了强大舆论。此时，体制外之革命与体制内之改良似乎已成龟兔赛跑之局：清廷占有绝对优势，却总是漫不经心，就像那只三心二意的兔子；与此相反，在合法性与正当性上似乎多有欠缺的革命党，则感形势日蹙，而像那只奋力拼搏的老龟。“立宪的虚伪，一天一天地暴露，革命的潜势力，一天一天地膨胀”，而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规律往往总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就在立宪改良与革命共和的双重变奏下，一次在汉口俄租界不慎引起的意外爆炸，使老态龙钟的帝国最终走到了历史的终点。伴随中华民国的成立，创制共和开启了救亡背景下的第三次启蒙。

此时，历史的主角已非万世一系之皇朝，而变成了坐镇北洋的新军统帅袁世凯与越挫越勇的革命先驱孙中山。民国初立，他们都走到了历史前台。民主共和之国的确值得期待，但历历在目的现实，却并非时人所预想的那般美好，更大的动荡、混乱与不安的帷幕才刚刚拉开。清帝逊位，旧制已渐行渐远，新制却若明若暗。做过袁世凯总统顾问的古德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民主共和国：“在企图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的革命之后，产生的却是一批军阀……最高当政者权力的取得是靠军事实力而不是靠世袭制来实现的，只有这一点也许能让中国可以称得上是有了一点‘共和国’的味道。”共和之后，人心涣散，制度尽毁，新政乏力，武夫当国，内争外斗，民不聊生。孙中山亦感慨说：“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之福。”对此，有学者评价说：“革命摧毁了旧国家，但也阻断了在短时间内重建有效国家的可能性，不管这个有效国家是共和制的还是君主立宪制的。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上长出的是毒荆棘还是牡丹花，而是土地的盐碱化。如何改造土壤，使之重新成为沃土，就成为中国革命接下来的主题。”就这样，共和政制被保留了下来，并非因为它给国人带来了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其“徒有虚名”而已，只是此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彻底结束这动荡不堪之时局。

三、新文化启蒙运动——分道扬镳的价值抉择

辛亥革命后，共和观念并非如流俗所见那般深入人心。在那种混乱格局下，当然不排除存在极少数怀有真正共和信念的革命党人，但多数人却是左右摇摆，飘忽不定，主要根据时势走向与力量消长来选择政治价值立场。即使许多一时力主共和的主要人物，在满怀满期待地目睹了共和乱象后，也开始动摇，甚至立场大变，转向君主立宪。筹安会六君子中便有三位同盟会会员，本来即为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张勋之流就更不用说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手非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莫属。在对待中国旧传统的态度上，启蒙思想家的阵营有着一致的共同价值立场，那就是与旧传统划清界限，激烈地批判旧礼教、旧道德、旧伦理、旧文学。陈独秀率先扛起大旗，向着旧传统猛烈开炮：“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接着，他又强调：“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作为新文学旗手的鲁迅，则通过新文学——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猛烈抨击吃人的旧礼教。他从国民性角度，认为排满政治革命较易，革新国民劣根性甚难。而要筑牢共和政制的基础就必须革新国民性：“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道出了写小说是为要秉持启蒙主义立场，以改良人生的初衷。重视文学的启蒙作用，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而此时，性格本十分温润包容的胡适也按捺不住激进的思绪，认为中华民族之自信心必须立基于“反省”，要充分认识祖宗与自己罪孽之深重，“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搥碎，烧去”。甚至还要国人诚心认错，承认百事都不如西人，认为这样才能全身心地投入革新以自救。因文化启蒙之需要，对旧伦理旧传统的反省批判至此，似已有过度偏激之嫌。

与此同时，即便新文化思想阵营的启蒙目标都在于革新文化，但就思想家们随后的价值立场与现实选择而言，他们对需要新文化新思想承载何种启蒙价值，却并未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最终在通往未来启蒙之路上只能分道扬镳。辛亥革命虽未达至理想目标，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要述其成功之处，那首功即是推翻了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旧制的确一去不复返，皇帝已永久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但正如毛泽东所言：“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共和革命后的中国，军阀割据，社会混乱，人民苦不堪言。辛亥革命既造成了政治权威的丧失，不能于短时间内完成国家统一，又导致了价值权威的颠覆，从而无法凝聚国人的文化认同。

由此，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一出场，可以说就是在替留下价值真空的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共和政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求一种价值合法性的理论或主义。面对不断涌入的西洋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起初都欣羡不已，有种“病急乱投医”的迫切的拿来主义。正如鲁迅所言：“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民国初年，源自西洋的各种主义纷至沓来，各种思想粉墨登场。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蜂拥而至，一时间甚嚣尘上，广为流传，影响颇大。青年毛泽东就曾想用时髦的新村计划创造理想的新生活，并把其视为根本理想。

在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传统进行激烈批判的同时，出现了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严格意义上，他们虽算不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但其思想并非如老古董般一味固守传统。梁启超从清末以来就立志“作新民”，是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梁漱溟亦宣称与罗素“宝爱中国文化而莫要损坏它不同”，他并未先悬设一“中国本位”为标准，提出莫损及固有文化之限定，反而表示“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其实，包括他们在内的中国启蒙思想家阵营起初都视欧美社会为典范，只是在具体的国别偏好方面稍有差异而已。启蒙思想家们都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式情结，希望能从西方盗回救亡图存的真理火种。但自一战爆发后，欧洲社会呈现出近世以来前所未有的颓废衰落之势，时人由此得到深刻教训，认为科学主义、个人主义、进化论等西式启蒙价值观，如果脱离了道德力量的缰绳，则近世文明是继续发展还是走向毁灭，只在一念之间。也是因此，近代西方大思想家诸如伯格森、罗素等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对中国文化、伦理、道德等推崇备至。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游历欧美，观览了西方历经战乱破败不堪的惨淡景象后，感叹“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这无疑强化了其向传统复归的价值立场。同样，面对战后的世局，曾经的自由主义者严复晚年思想大变，“亲视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亦渐觉文化传统有其价值，宣示归宗于孔孟之道。而刚应聘到北大的青年教师梁漱溟则到校长蔡元培办公室声称要替释迦和孔子发挥，此外不做旁的事。在面对全盘西化派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时，梁漱溟“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正因如此，起初还把梁漱溟视为新文化同道的陈独秀，此时断然宣称梁漱溟的那些言论不仅非为同志所能接受与认可，简直就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言论——“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

因此，五四新文化启蒙阵营的思想家，不管起初如何推崇源自西洋的各种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罢，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在民族危机与救亡背景前提下，力图救斯民于水火，展开其启蒙的价值立场选择。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导致了启蒙本身并没有绝对独立的价值要求，都是紧密围绕中国问题展开。一旦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现实政治要求发生转向，为救亡而生的启蒙便势必要为中华民族的救亡而改变其方向。这就开启了兼具革命性与实践性，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

四、社会主义启蒙叙事——大众的觉醒与解放

与此相反，在中国革命遭遇巨大挫折之际，毛泽东很快觉悟到，康有为、梁启超改良维新的政治设计不足取，孙中山国民革命的道路亦不彻底。在李大钊、陈独秀所极力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在与革命同志的往复论辩中，他最终选择了苏俄式的革命方案。“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方法。”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与斯诺谈话时即坦露，他在1920年夏天已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此再未改变过信仰。同时，他意识到一般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听不中用，“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真正的革命力量在人民大众，必须要通过民众的大联合，“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深刻总结道：“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之所以未能彻底成功，正是因为未能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下认识到农民地位之重要性，未能真正下沉到农村去充分组织动员农民。而这些植根于中国语境中的革命真理，即使在革命阵营内部，仍有许多人恍兮惚兮，不甚明白。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同志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由此，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面向独特的中国情境，接续了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问题意识与新三民主义，并视后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同思想基础的最低纲领。“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及共产党人把极具革命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独特的中国语境中，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立基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社会主义启蒙实践。

有国才有家，这对近代以降历经了无数次屈辱的中国人而言，是痛切的家国体悟。国家的独立、民众的解放、社会的团结、政权的巩固、人民的自由，这是一切启蒙叙事的价值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真正把这种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落实到了延安时期的政治实践之中。士兵在党领导的军队中，与长官待遇平等，真正体会到了表达意见的自由；农民在土改中，从土豪劣绅那分得土地，实现了数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朴素平等理想；妇女在婚姻自由的社会运动下，真正得到了人格尊重。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采用的“三三制”政权民主原则，实现了普遍的民主制度，彻底改变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学者特里尔曾讲述到，延安时期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已存在”，并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我们的政府”，认为“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的确，延安时期非常注重把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政策与制度，贯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民众真正得以在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觉悟到一种主人翁的参与意识，真正实现个性的解放。“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政党，共产党人从来不压制个性，反而提倡解放个性，如果没有个性的解放，社会主义便永远不能得以实现，明确把个性解放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对个性的重视是社会主义启蒙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正是大众的觉醒与解放的基本前提。相形之下，资本主义虽然也追求个性解放，但不能完成此任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很自豪地宣称：“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在理论上有这样的认识，更是在实践中把它落实于自己执政区域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

在文艺领域，为了深入贯彻这种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立场，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争论。文艺大众化之实质即文艺与大众的价值关系问题，关涉文学与政治、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普及与提高等方面。早在1902年，梁启超便发出小说界革命之号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以小说为载体对民众进行民族救亡的文学启蒙。由此，文学启蒙与民族救亡紧密相连。紧接着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就宣示了文学启蒙的主要目标，即通过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国民性改造，企图实现一种彻底的平民大众文学。李大钊即宣称必须打破一切特权阶级，主张“纯正的平民主义”，人人起来为社会国家而工作。然而，伴随时局变化，文艺的发展似乎有严重脱离大众的价值倾向，到20世纪30年代初，文艺为什么要大众化的问题成为需要迫切澄清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编辑部组织开启了第一次讨论，1930年鲁迅发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强调文艺要面向普罗大众，应该造就更多的大众立场的作家，为普罗大众创作浅显易懂的作品。郭沫若则以文艺通俗化相号召：“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你不要丢开大众，你不要丢开无产大众。始始终终把‘大众’两个字刻在你的头上。”伴随“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急需发动群众，文艺大众化受到高度重视。《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提出必须把文艺大众化置于首位，由此开启了第二次讨论。瞿秋白指出必须向群众学习，文艺离不开大众，“没有大众的普洛文学是始终要枯死的，像一朵没有根的花朵”，明确意识到大敌当前，文学必须启发大众，团结大众参与到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中。周扬在《关于文学大众化》中亦指出，文学大众化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迫切的实践问题：“文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在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组织大众，鼓动大众。”1934年由“文言复兴运动”这根导火索引发第三次讨论，“不过这次讨论，文艺问题已很少涉及，主要是讨论了语言问题和文字问题”，实质即是白话文言之争，主要针对国民党新生活运动中的复古逆流，进步作家们抨击尊孔读经，主张使用大众语言，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言文复兴。“所谓大众语，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而非远离大众的文言文。正如鲁迅在讨论伊始即提醒，彻底实现文艺大众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也就是说，文艺大众化之实现必须以政治为助力，直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解放区政权，实践鲁迅所言的时机才逐渐成熟。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明确接续了这种彻底的文艺大众化的社会主义启蒙价值立场，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严肃批评了单纯为艺术而艺术或超阶级的脱离政治的艺术观，强调文艺必须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要充分发挥文艺对大众的启蒙价值功能：“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文艺既要深入联系群众，更要启发教育群众，普及与提高必须协调并重。

新启蒙运动的迅速展开与巨大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日趋成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在救亡主题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启蒙运动取得的明显成就，以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港台新儒家，亦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总结：一是共产党凭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醒了民族意识；二是，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相联合，要求结束国民党之党治，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导致国民党精神之崩溃与解体，“由此二者，即可证明中共……凭借了中国人民之民族意识及民主要求”。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启蒙价值观。

五、结语：“中国梦”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新启蒙叙事

“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还存在一个更为隐蔽也更具危险性的逻辑后果。在此观点看来，处在民族危亡、国将不国的危急情势下，自由民主的启蒙价值暂时被压倒抛弃，但以救亡为主题的后果则是漠视个人的权利与尊严，牺牲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一切都以国家、社会、民族、集体为优先价值目标。这种观点进而认为，1949年革命成功后，短暂急迫的救亡任务似乎得以彻底完成，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就开始声称要重视民主，回归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多党政治，大搞全民选举等，完全把具有自身历史语境的西方自由主义式启蒙转换为一种绝对价值，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具体条件下救亡主题的连续性与长期性。然而，实际情况正如胡乔木晚年所言，“社会主义发展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过程。……要一直过渡到共产主义，才是革命的完成。……可以总起来说，革命没有终结，所以还需要党的领导”。

如前所述，启蒙运动在西方内部的历史进程本身也极其复杂丰富，但为了比较上的便利，我们姑且认为启蒙在西方有其基本一致的价值诉求即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等。但在近代独特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启蒙运动的社会处境并非如西方早期社会那样，其鲜明特点始终是启救亡之蒙。这导致了在中国语境之下启蒙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要求，都是紧密围绕近现代以来独特的中国问题而展开。启蒙在中国的历程始终以救亡为中心，在不同历史阶段，围绕救亡的具体主题而进行不同的启蒙价值选择。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之所以最终分道扬镳，即是知识分子在民族救亡主题下，对于选取何种启蒙价值来实现救亡，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一旦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现实政治要求发生转向，为救亡而生的启蒙势必要为中华民族的救亡而改变其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自此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大旗。由此，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根据民族救亡的历史背景，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立场，其并没有如前述学者所认为那样，用“救亡压倒启蒙”，而是选择了一种更高层级、更为全面，也更为彻底的社会主义启蒙价值叙事，不但没有放弃“五四”以来的民主自由启蒙传统，而且在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使其得以真正成为大众觉悟与解放后的自觉追求，使救亡与启蒙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真正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提及并深刻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价值前提是人民立场，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可以说很好地承继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救亡主题，从民族危机、革命建国，到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到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救亡叙事最根本之内涵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叙事，它超越了那种简单化的、短期狭义的革命启蒙叙事与现代化启蒙叙事，转到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政治现实的范围更全面、时间跨度更广、思想价值更彻底的新启蒙目标。

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乃至最终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始终都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和21世纪以来的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始终并行不悖，可谓相得益彰。正如马克思所言：“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族优秀文化为基因，以大众的觉醒与解放为理想追求，最终旨在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价值支撑，贡献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