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延安保育院

○梅兴无 （湖北）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收容抚育烈士遗孤、出征将士子女、战区难童，成立了延安保育院。保育院是当时设立在延安的儿童保育院、托儿所、保育小学的统称。在艰苦环境下，上至中央领导人，下到普通保育员，用一片爱心守护红色后代、呵护未来希望。10余年间，延安保育院共抚育了数千名孩子。

诞生于延安的儿童保育院

在延安的保育院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第一、第二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

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城。3月，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办起了延安托儿所，接收了年幼的18名前方将士子女和烈士遗孤，这是延安最早的托儿所。

延安托儿所成立4个月之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3月10日，周恩来、王明、邓颖超、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合各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旨在救济、教育战区难童。7月4日，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

9月5日，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决定在托儿所的基础上筹建延安儿童保育院。10月2日，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正式成立，设幼稚部、婴儿部，共接收婴孩57名。汉口儿童保育总会承诺，按500名生员拨给经费，10月7日汇来开办费5000元，接着又汇来至1939年4月的经费5486元。

1938年11月10日，为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保育院迁往安塞县小草峪村，这时保育生增至86人。年底，边区政府将边区中学附属小学并入保育院，成立保育院小学部，保育院的学龄儿童输送到小学部，保育生增加到280名。1940年9月，保育院迁至新址李家洼，又开设了乳儿部，中国女子大学托儿所、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并入保育院，办学规模不断扩大。1945年5月，保育院改称边区第一保育院。1938年到1949年间，该院共接收了2500多名儿童。

第一保育院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份用具、床和被褥。根据年龄不同，分配牛奶、鸡蛋、代乳粉、麦片、大米稀饭与蔬菜等食品，保育员昼夜三班轮流看护，保证了孩子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在宽阔的场地做游戏，坐成一排排拍着手唱儿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它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

当时，由于第一保育院离延安较远，在延安出生的孩子大多只能被寄养在附近老乡家。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前去探望寄养的女儿傅维方时，听说了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一个寄养孩子在主妇出门搬柴的工夫，坠入开水锅里不幸夭折。他走访了几个寄养户，看到老乡下地干活时，不得不将孩子拴在炕上，任其尿湿哭闹。此情此景让傅连暲心痛不已。

于是，傅连暲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建议开办中央托儿所。当时，毛泽东对女儿毛娇娇（李敏）也同样是无暇照顾，他说：“这是件大好事，要尽快办，托儿所办起来，就让娇娇第一个报名。”

1940年春天，中央托儿所在蓝家坪的几孔窑洞成立，丑子冈任所长。第一批接收7个孩子，除了毛娇娇、傅维方外，还有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谢觉哉的女儿谢定定、陈正人的儿子陈小胖、贾拓夫的女儿贾莉莉、王首道的女儿王苏云。后来，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左权的女儿左太北等也陆续进入中央托儿所。

那时延安正值最困难时期，托儿所经费难以为继。身居香港的宋庆龄联络远在美国洛杉矶的爱国华侨组织募捐，一批批幼儿急需的物品，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被转送到延安，有鱼肝油、盘尼西林、疫苗、代乳粉、衣服、被子等，这些东西全部用到了孩子们身上。为了感谢宋庆龄和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访洛杉矶托儿所，身穿制服、头戴军帽的50多名“小八路”用精彩的表演欢迎这些记者。路透社记者武道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1944年秋，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干部的子女、从后方辗转来延安的烈士子女大量增加，原有的保育机构已难以满足需求。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

该院的创办经费主要由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等根据地资助。1945年6月1日，第二保育院在延安小砭沟成立。6月11日，党的七大闭幕，奔赴前线干部的子女60多人成为入院的第一批孩子，最大的6岁多，最小的才1岁多。院长由带过兵、打过仗的张炽昌担任。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保育院的孩子增加到136个。

中央领导人关怀保育院的孩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积极扶持延安保育事业发展，为儿童保育工作指明了方向。1938年延安保育院刚成立之时，毛泽东为该院题词“儿童万岁”。1942年4月，毛泽东又在《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在这些理念的引领下，儿童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儿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发展必须得到保障，在陕甘宁边区成为共识。

保育生们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经常亲临保育院看望孩子们，同他们一起联欢、互动，为他们题词。在延安保育生中，很多人一直保存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领导人在不同时期的题词。

令保育生金德崇最难忘的是1941年元旦他请毛泽东题词的往事。那天，他拿出笔记本对毛泽东说：“主席伯伯，您能不能给我题个字啊？”毛泽东看到笔记本上有其他领导人的题词，就说：“嗬，写得真不少。你要我写什么呀？”金德崇说：“写什么都行。”毛泽东问：“你喜欢什么？”金德崇说：“我喜欢玩。”毛泽东又问：“除了玩还喜欢什么呀？”金德崇愣了愣，说：“还是玩……”孩子天真的回答惹得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不能光玩呀！”于是提笔在他的本子上写下“又学习又玩耍”几个字，这个题词顺应了孩子的天性，勉励孩子“学玩兼顾”。

毛泽东与保育院孩子们在一起

朱德到保育院看望孩子们

在金德崇的笔记本上，朱德题写：“小朋友努力学习。”任弼时题写：“长大了当个革命家。”陈云题写：“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益人类、为大众服务的人。”张闻天题写：“好好长大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战士。”

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给保育生办了许多实事。1937年托儿所开办之初，经费极度紧张，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与边区领导人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共捐赠863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元，边区政府拨给开办费200元，并确定每月拨出经费100元。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协调汉口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为保育院拨付经费，他在回延安期间，还专程去保育院视察指导工作。

保育院的部分孩子或是烈士遗孤，或是父母在远方前线。中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逢年过节在延安的干部要把这些保育生接到自己家里，让孩子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毛泽东、朱德等更是带头把烈士子女接到家里过节。

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各方面需要，中央决定将保育机构交由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供给。边区民政厅增设保育科，由杨芝芳任科长，负责管理、筹措经费，协调儿童保育工作。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儿童保育工作的政策措施，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确定“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和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锻炼儿童革命的观点与作风；培养儿童活泼愉快的心情，健康坚实的性格；陶冶勇敢老实的个性；增进儿童知识，训练手脑并用，使之成为未来新中国健全的主人。”边区政府还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要求“建立管理（保育行政）组织，在边区民政厅设保育科，各县市政府第一科内，添设保育科员一人，区乡政府内，添设保育员一人”；规定“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人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婴儿，领取半成年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

这些政策有效地保障了儿童的抚育，一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边区参议会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儿童获得了较为优良的待遇。如每三个儿童有一个保姆，五个幼稚生有一个教员。每天有白面、白米及代乳粉和牛羊奶等较好滋养料的供给，住的房屋亦较舒适，儿童文化、卫生设备亦已稍得具备，对于幼稚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这于培养民族优秀后代是有极大贡献的。”

但是，由于汉口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是按500名保育生拨给经费，而仅延安一地保育生就有3000多人，总会有限的经费还常常不能按时汇到，尤其在皖南事变后，总会的经费基本断供，偶尔供给一点钱物，也是周恩来在重庆反复交涉争取所得，保育院的发展受到限制，一度陷入困境。

1942年，陕甘宁边区遭受国民党军事和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边区军民紧急动员，开展大生产运动。保育机构也广泛实行生产自救，建起磨坊、粉坊、豆腐坊，开荒种菜、种粮，自己喂养家禽家畜，自己做豆腐、做粉条，下料喂猪、鸡、鸭。基本做到了蔬菜自给，夏季每隔两三日，还发给每个保育生一个大西红柿，每天保证一大碗豆浆和一个蒸馍。在最困难的时候，肉、蛋、豆腐、粉条、面食均能调剂供应，并能保证婴幼儿的乳品供应。保育院还组织小学部高年级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既部分解决了粮菜供应问题，又使孩子们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和敬爱劳动人民的感情。

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文章《延安一月》里这样描述：“保育院幼稚部所在的地方叫作儿童沟。两岁到六岁的小孩像牛羊一样，在空气和阳光下嬉戏。这些儿童活泼肥壮，逗人欢喜。延安人的生活虽然那么节约，对于儿童生活似乎并不吝啬：成人的衣服是土里土气的，这些小孩子的衣服样式却是十分摩登，个个穿得像洋娃娃。”

儿童的生活也是得到充分保障的，“每个孩子每月可吃到鸡1只、肉2斤、油1斤、蛋30个、小菜2斤、枣子2斤、饼干1斤、青菜30斤、大米1斤、麦20斤，园内有诊所和小儿科医生2位。可以说，这是战时延安的最高待遇了”。

马背上的摇篮

1946年下半年，内战战火随时可能蔓延至延安，党中央决定非战斗单位一律转移到安全地方去。1946年11月至1947年春，延安的保育机构分批撤离延安。在其后两三年里，保育员们将孩子们放在马背上篮筐里驮着，经历数千里的艰难征程，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孩子们。

最先撤离延安的是第二保育院。11月11日、12日，136个孩子在张炽昌为首的保育员们带领下，分两批撤往太行解放区。11月23日，队伍连夜渡过黄河，来到晋绥解放区的柳林镇，计划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向太行解放区前进。适逢彭德怀从前方回延安路过此地，他说：“现在是最寒冷的季节，翻越绵山，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受不了。”他把队伍安顿在一所小学校住下，关照他们等两三个月再走。

1947年春天，这支队伍换上清一色的大马车，孩子们躺在马车上的驮床里上路了。行至晋绥解放区的李家湾，一架敌机俯冲而下，一匹马受惊狂奔，结果连马带车翻在路边田野里，被扣在小驮床里的孩子吓得大哭大叫。保育员田喜英不顾敌机机枪扫射，冲过去救出了被盖压在驮床下的孩子。

保育院的孩子们

要翻越绵山，必须从灵石县两渡口渡过汾河，渡口被国民党阎锡山部控制。解放军三五九旅经过激烈战斗，夺取两渡口，架起了浮桥。“摇篮”队伍在过浮桥时，因牲口失足，保育员程宜萍的孩子掉进河里。程宜萍当时走在队伍最前面，大家劝她赶快去找孩子，她强忍泪水，说：“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保管好两个文件箱，里面是孩子和他们父母的名册，将来全凭这些名册来帮助父母和孩子相认。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孩子而离开岗位。”所幸当时有个战士跳入河中将孩子救起，交给了收容部队，孩子随部队辗转了20多天，才回到了程宜萍的身边。

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行程，队伍抵达位于太行解放区的山西襄垣南里信村。在村民们的热心帮助下，孩子们得到了休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通知，要求第二保育院把东北干部的37名子女全部送往哈尔滨。保育院抽调了保育、医务、生活精干人员，组成一支护送队，辗转数千里，将37个孩子一个不落地送到其父母身边。

1948年3月，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行军，第二保育院安全抵达河北省平山县刘家会村，在这里度过近半年时间，战胜了肆虐的疟疾以及疥疮、腮腺炎等儿童多发疾病。由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窜犯，保育院奉命再次转移到山西平定县城郊待命。

1949年9月24日，保育员 带着孩子们乘火车抵达北平。至此，这次艰苦卓绝的“摇篮之旅”终于结束，孩子们都安然无恙。之后，第二保育院更名为北京六一幼儿院。1953年9月，该院迁至海淀区青龙桥，坐落在玉泉山下昆明湖畔。

在第二保育院撤离不久，洛杉矶托儿所的96个孩子在所长丑子冈的带领下离开延安。转移途中，丑子冈最牵挂的是孩子们的安全，她闻知有个干部被敌人投毒害死，便将自己女儿的一对银镯子打制成一双银筷子，用以检测孩子们的食物，确保他们的安全。

队伍转移到瓦窑堡后，在这里休整了3个月。由于敌军来势汹汹，队伍只得再次启程，向黄河以东转移。在穿越敌人封锁线时，保育员们先把小一点的孩子哄睡着，嘱咐大一点的孩子不可以出声，还把驴子的嘴都捆住。半夜，队伍在敌碉堡下经过时，甚至能听到敌人睡觉的呼噜声。就在这时，一个孩子突然啼哭起来，惊动了碉堡里的敌军，冲锋枪顿时响了起来。丑子冈赶紧把孩子的嘴捂住，警卫员们拽着受惊的毛驴加速前进。所幸敌人不明情况，不敢贸然出动，队伍这才有惊无险地穿过了封锁线。

过黄河到林家坪后，队伍极度疲乏，炊事班建议弄口热饭吃再走。丑子冈说，这里离渡口近，是敌机轰炸的重点，不能停留。队伍急行军15公里到张家沟宿营。这时传来消息，林家坪遭到敌机轰炸，大家不得不佩服丑子冈的警觉性。

1948年，洛杉矶托儿所在向西柏坡转移途中

队伍抵达中央后委驻地三交镇，同中央直属机关一起驻扎在这一带。孩子们安定了下来，都露出久违的笑脸。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1948年3月，洛杉矶托儿所奉命向河北平山转移，辗转于千沟万壑、崇山峻岭之中。5月，96个孩子安全地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附近的苏家庄。

1949年4月，洛杉矶托儿所从苏家庄出发，乘坐十来辆大卡车，进驻北平万寿寺。此后，托儿所改名中央军委保育院，1955年更名万寿寺幼儿园。

延安第一保育院从1947年1月开始转移。220个孩子大的不过8岁，小的只有2岁。一头牲口背上架两个筐，一边放一个娃。院长杨芝芳小脚行走不便，上级配给她一匹马，可她却用马去驮孩子。她带领保育员们牵着大的、背着小的、哄着闹的，拉扯着孩子们艰难前行。

杨芝芳等带着孩子们安全渡过黄河，抵达山西离石。见到贺龙，杨芝芳第一句话就是“请罪”：“我违反了群众纪律，为了孩子抓夫又抢粮。”面对小他几岁的杨芝芳，贺龙尊称一声“大姐”，说道：“你哪里有罪？孩子一个不少，你立了大功呀!”他还派人给保育院警卫班送来枪支和弹药，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1948年4月21日，解放 军收复延安。杨芝芳率部分师生返回延安。1949年9月，他们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迁到西安，第一保育院改名为西北儿童保育院。

在延安保育院这个革命的大摇篮里，一大批战时儿童，尤其是革命后代茁壮成长。他们吃一样的小米饭，喝一样的延河水，穿一样的灰布军装，受一样的革命教育，亲身体验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与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从小牢记中国革命的任务和目标，长大以后都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事业之中。（题图为洛杉矶托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