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态势及其影响因素

黎振强，李嘉莉

（湖南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发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对“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以及旅游产业发展形势进行了分析，将坚持融合发展作为区域重点发展任务之一，同时提到我国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区域差距依然存在。因此，要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协调发展，需在调查两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态势进行测度评价，深谙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以此发现存在的问题并落实发展举措，推动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进程。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发展潜力最大的核心经济地带，全流域拥有独特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资源等禀赋优势，对我国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该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是否存在不平衡？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有哪些？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是否受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倾向等因素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将对推动长江经济带以及全国范围的文旅产业融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从文旅产业发展形态视角分析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优势，主要围绕节事旅游、本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等领域展开研究。[1-4]国内学者则重点关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内在关联性问题，主要围绕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特定区域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以及如何促进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在定性研究方面，程晓丽立足安徽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从政府、产业和市场等角度提出促进两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5]在定量研究方面，曲景慧在剖析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机理和动力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文旅产业融合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6]洪学婷、黄震方等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程度，分析了文旅产业时空分异演变特征以及影响因素。[7]张娜、刘玲等基于省级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中国文旅耦合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认为文旅耦合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8]

综上，国内外学者已取得了丰富的相关理论成果，但从长江经济带层面实证研究两者耦合协调发展问题的成果相对较少，因此，结合长江经济带发展实际，探讨沿江省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可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亦可为推动该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指导。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因熵值法较为成熟和囿于篇幅，具体步骤不再详细描述。[9]

2.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以此准确把握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耦合度（C）是用来衡量两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耦合度越高，说明两系统的关联程度越好。计算公式为：

在式(1)中，C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度，U1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指数，U2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指数。C∈[0,1]，当取值为 1时，说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度高，相互影响程度强。但由于耦合度不能完全反映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是否一致，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D）衡量两产业耦合协调的平衡程度以及匹配程度，计算公式为：

在式(2)中，D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D∈[0,1]，D值越大，意味两产业协调状态越好，反之则反是。α和β为参数，鉴于文旅两产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将两参数的取值均设定为0.5。另外，借鉴相关文献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10]将耦合协调等级划分为协调和失调两大类，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3.空间计量模型

鉴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空间关联性，本文选择能够考虑空间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来验证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二）评价指标选取

本文按照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可比较性原则，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1-12]选择产出绩效水平和要素水平两个一级指标，文化产业 12个二级指标和旅游产业8个二级指标，构建衡量两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数据来源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2008—2019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特征

用熵值法分别测算出长江经济带 11省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得分，并从时间（见图1）和空间（见图2）两个维度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

从时序角度看（见图1），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与旅游产业一方面综合发展水平均值不高且波动幅度小，区域内两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存在不平衡性，文化产业滞后于旅游产业且差距有增大趋势，这可能会造成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进程缓慢。

图1 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均值变化趋势

从空间角度看（见图 2），长江经济带内部空间差异较大，表现为从下游—中游—上游地区的梯度递减分布态势。位处下游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都较高，值得注意的是，中游、上游地区两产业的发展水平与下游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无疑也加剧了长江经济带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导致空间区域内两产业难以同步协调发展。

图2 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均值对比

（二）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

1.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化特征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 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数值，并选取 2008年、2012年、2016年和 2019年四个年度耦合协调度进行对比（见图 3）。由图3可知，全域均值由0.354 3提高到0.406 5，省市间相对差值逐渐缩小，表明长江经济带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呈上升势态，协调性得到了提高，但增长幅度较小，而这正是长江经济带文旅协调不充分的表征。

图3 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19年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对比

2.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的时空演化特征

根据表1划分标准，统计出四个年度耦合协调度不同等级所占比重（见表3）。2008年，耦合协调度跨越四个等级，进入勉强协调状态的下游3省市数值差异不大，而失调以下等级所占比例最高，呈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总体现状不理想；2012年、2016年严重失调、轻度失调等级占比减少，过渡等级占比得到了增加，协调等级逐渐向上优化；2019年，等级结构呈上升态势，严重失调省市清零，初级协调等级随时间波动增加，但不可忽略濒临失调、轻度失调等级总占比仍是最高，说明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状态依然存在不平衡性。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基本处于初级阶段，耦合协调程度有待加强。

表 3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2008 年、2012 年、2016 年和2019年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比重 %

为了更好地探究耦合协调度等级地区差异特征，本文利用ArcGIS软件绘制了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19年四个年度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示意图（见图4）。长江经济带11省市耦合协调度等级分为三级梯队，各年度所属梯队省市没有太大变化。第一梯队为下游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3省市，这主要缘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优势，协调发展状况较好；第二梯队的省市主要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以湖北、湖南和江西3省为代表，处于耦合失调以下等级，该梯队协调发展状况虽有改善但因产业耦合能力不足，还未能突破至协调等级；属于第三梯队的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贵州和重庆2省市为代表，其文旅产业自身发展程度不高，影响到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度，协调发展进程严重滞后于下游地区省市。概而言之，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和资源禀赋等因素制约，长江经济带两产业耦合协调度省际空间差异明显，存在层次性。

图4 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演化示意

由上文可知，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演化具有时间和空间特征，分布较为稳定，区域类型基本保持不变，总体还处于初级集聚阶段，各省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发展不协同的问题。

四、影响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因素

（一）变量选取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状况除受到各自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受到经济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揭示两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在参阅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以耦合协调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消费需求、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六个因素为解释变量，构建空间计量模型。[13-14]本文将各变量统计数据取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量纲问题，具体说明如表4所示。

表4 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变量的说明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基本模型如下：

在式(3)中，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α表示常数项，β表示各解释变量系数，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上，本文通过检验和对比选取拟合优度最高的时间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15]具体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回归显著性看，除了科技创新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外，其他变量均通过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与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存在着强相关性，驱动作用明显。科技创新未通过检验，意味着对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影响不明显，这可能与文旅产业科技创新投入从前期发明到正式应用存在一定的时滞有关，表现为当期影响效应弱，给予的即期促进作用有限。

从回归系数看，经济发展水平（0.213 8）、政策环境（0.428 4）、人力资源（0.194 8）和科技创新（0.009 6）均为正数，说明上述因素均对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具有积极影响，其中政策环境作为变量中系数最大的影响因素，对文旅两产业耦合协调度的提高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体现出政府对文旅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营造适合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环境至关重要。此外，消费需求、基础设施因素的相关系数为-0.329 7和-0.275 1，表明这两因素对文旅耦合协调发展产生负向抑制作用。

一个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不仅受到本地区解释变量的影响，还会受到邻近地区的干扰，为了更精准地对影响长江经济带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的因素进行分析，下文将对结果进行空间效应分解，包括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具体结果见表 6。直接效应反映的是某解释变量对本地区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间接效应即溢出效应，衡量该解释变量对邻近地区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总效应则为两种效应之和，指的是该解释变量所产生的总影响。

表6 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结果

从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间接效应系数也为正但未通过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可直接促进本地区文旅耦合协调发展，但对邻近地区无显著影响。文旅产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因此可以证实区域自身良好的经济状态会加快本地区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进程。

政策环境因素直接效益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政府干预会对本地区的文旅协调发展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不利于邻近地区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人力资源因素三种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间接效应系数大于直接效应系数，人力资源的流动不仅有利于当地文旅耦合水平的提高，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邻近地区文旅融合发展。

科技创新因素的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不显著，说明科技创新对文旅耦合发展影响较小，而其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可能是科技水平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加之其作用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当期未能成为本地文旅耦合发展的驱动因素，但要素流动性对邻近地区产生积极的隐性影响，存在着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消费需求及基础设施因素的直接、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这两个因素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文旅协调发展有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是，虽然消费需求的增加是拉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种消费模式还未能真正转化为促进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动力。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善，区域之间缺少互通互联协同性安排，从而导致文旅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特征扩大，不利于同步协调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1.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程度整体上均不高，发展水平较低，并呈现出文化滞后发展类型，旅游产业发展增速明显高于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从空间分异上看，长江经济带内部空间差异较大，区域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格局具有相似性，两产业发展水平均大致表现为从沿海到内陆、下游到中上游的梯度递减规律。

2.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呈上升态势，协调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但区域内协调度增长较为缓慢且变化幅度小。从耦合协调度等级来看，长江经济带绝大多数省市处于失调以下阶段，总体协调等级不理想，意味着两大产业融合水平仍较低，有待进一步向良好协调方向转变；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差异比较明显，呈现由“下游—中游—上游”梯度递减分布格局，其中，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中上游地区。

3.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水平、消费需求、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证检验表明，政策环境因素有着较强贡献率，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因素也对耦合协调度起到正向影响，但科技创新因素受制于自身的时滞性，其调控驱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基础设施以及消费需求因素呈现负向影响，对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4.空间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对本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和人力资源因素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能直接推动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并且促进作用明显。对邻近地区而言，人力资源、科技创新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对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对其呈现正向驱动作用但无显著影响。消费水平、政策环境和基础设施因素则起到了反向抑制作用，不利于邻近地区文旅产业耦合发展。

（二）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要健全体制机制，建立规范有序的文旅融合发展环境。政策环境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沿江省市应按照《“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相关要求，全面加强“一工程、七体系”建设，为两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同时，要加强区域政策协调，加快全流域文旅融合协调机制和平台建设，努力构建规划统一、资源共享、信息沟通和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以激发整体效应，提高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二是要发挥比较优势，提高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作为文旅产业发展的“领头羊”，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强区域合作，辐射带动周围省市联动发展。中上游地区需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科学的产业规划，充分挖掘潜在的文旅资源，同时，要加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动与邻近协调度高的省份协同开发文旅资源，促进文旅两产业融合耦合发展。

三是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结构优化升级。技术进步是推动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沿江省市要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发展以现代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为重点的新模式，落实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在文旅产业中的应用。要引进现代复合型人才，优化人才结构，积极引导文旅事业单位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推动科技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转变文旅发展方式，充分释放“科技+文化+旅游+”的发展潜力，更好实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从而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