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商业大片的喜剧化表达
——以徐峥“国庆三部曲”为例

张 花

（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为庆祝建国七十周年，华夏公司推出了由七位导演联合执导的集锦献礼大片《我和我的祖国》。而后，该系列以一年一部，多位导演合作，全明星阵容的模式，连续三年在国庆献礼电影档期上映，口碑和票房上均获得不俗成绩。其不同于以往的主流电影偏教化性或意识形态浓厚，该系列影片打破了颇为实用、心照不宣的电影“三分法”，即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者之间开始呈现出相互靠拢、融合的态势。本文力求通过研究徐峥导演在该系列中所创作的三部偏喜剧类型的短片，尝试对新主流商业大片的喜剧化表达进行简单的探究分析。

一、互渗与融合：多元复合审美经验的构建

主旋律电影这一名词于1987 年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是指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担负着表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表现大叙事，体现国家意志、承载文化内涵、弘扬时代精神等重要使命的影视艺术。其往往聚焦于历史重大事件或主要人物，如《大决战》《邓小平》等，因主题表现宏大，意识形态宣导意味过浓，导致受众接受度不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以及我国电影工业的蓬勃发展，出现了《战狼》《建国大业》《红海行动》等高票房主旋律影片，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商业化的制作，制造视听奇观，使得影片兼具娱乐功能和意识形态宣导，形成“新主流电影”的基本范式。新主流电影一般采用“主旋律+x”的模式，使得影片多类型融合，更具可看性。比如：“主旋律+战争”《战狼》《红海行动》等；“主旋律+乡村”《一点就到家》等；“主旋律+体育”《夺冠》；“主旋律+科幻”《流浪地球》；“主旋律+灾难”《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等等。

近三年我国连推三部“我和我的系列”，通过采用集锦片框架，讲述一个个感动与欢笑并织的真挚故事，收获了观众一致好评。本文所选取的《夺冠》《最后一课》《鸭先知》三个部分，则是充分展现了“主旋律+喜剧”这一类型范式，沿袭了“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般的歌颂喜剧类型，以一种更加亲近观看者的方式，将喜剧的叙事融于主旋律大片的创作之中。将主旋律电影与喜剧进行类型融合并不是简单的艺术创造，而是要将喜剧与主旋律进行元素融合，使影片“可乐”的同时加强对主流意识的建构。[消解了一定的说教与枯燥，用极具张力的电影故事创作，使得观影者在欢声笑语中得到身份认同，也更符合影片在国庆上映的合家欢定位。

二、解构与重塑：新主流喜剧片的叙事策略

相较于其他较为沉重的短片，徐峥所创作的三个短片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固有主流电影的理念，以较为欢快轻松的叙事笔调进行故事叙述，体现出了其独特的作者导演风格。

（一）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化叙事

徐峥在三组短片的题材选择上，首先都选取了能引起广大观众共鸣的“女排夺冠”“乡村教育”“改革开放”三个大时代段来作为叙事背景，同时在主人公的人物设定上也是秉承“大时代，小人物”的理念进行编排，不同于其他篇幅，如《初夜》中国旗的设计者、《相遇》中核专家这样的无名英雄，徐峥将主人公聚焦于一个胡同里懵懂的小少年、阿尔茨海默病的乡村教师以及上海普通的药厂商这类平凡人物，达到真正地以平民视角，立足于本土化，真实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成长历程。

徐峥导演通过以小见大的创作，摒弃宏大叙事，以求获得传播中最大公约数，通过审美的普遍价值来吸引最广泛意义上的电影观众。《夺冠》的开场便是从乒乒乓乓的国球开始，以一个小学生视角来进行讲述。也许在年幼的东东心里，他并不知道女排之于当下中国的含义。但影片仅通过借他之眼所观察到的邻里街坊对于决赛的渴望及描述，向观众展现当时中国人民对于女排的热爱。《最后一课》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而认真的老教授身上，其年过半百，在国外大学传道授业，但记忆中仍无法忘怀的是多年前在中国乡村教书的场景。故事就从帮他找回在乡村的“最后一课”开始，现已成长为家乡栋梁的学生们虽不理解老师的病症，但仍努力还原拼凑出当时的场景。而在范老师进入到搭建的教室后，他开场的寥寥几句，尽是关心学生的生活问题。这一举动使得处于“窥视”状态下的“学生们”泪落如雨。范老师这一形象，代表着20 世纪千千万万的乡村教师，在国家的号召和自身师德的感召下，舍弃城市中的安稳生活，不求回报，前往乡村教书育人。《鸭先知》中，故事从儿子的作文课“我的父亲”开场，通过其与同学的描述，我们得以建构起父亲这一角色形象，“一个爱说大话的药厂商”。而面对药酒无人问津这一困境，“我父亲”更是想出了情景表演、投放药酒广告等等新奇招数。广告对于当下而言，早已稀松平常，但于当年，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我父亲”仍坚持尝试，坚信要做第一只下水的鸭子，并且不惜压上家里最后的积蓄，最终获得成功。这一形象更是映照出改革开放大潮下，努力改革创新的人民群像。这样的个人化叙事很大程度上更符合老百姓对于社会的认知，也带给了观影者独特的共情体验。

（二）小品化的故事节奏把握

徐峥作为拍摄出《囧》系列喜剧电影的导演，深谙“小品化”结构方式之道，即善于通过小人物、小篇幅来组成整部电影。小品化喜剧电影自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开始便在内地崭露头角，近几年大火的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你好，李焕英》便同属这一类型。通过强戏剧性，利用大量误会、翻转来制造笑料。在叙事上往往追求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以营造出一种前后的“颠倒”与“反差”感。由于“国庆三部曲”属于集锦片，每个导演所能支配的影片长短有限。因而这样的创作方式更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吸人眼球达到叙事目的。

《夺冠》中将东东举信号杆和见小美最后一面作为人物内心的冲突点，一边是等待观看女排比赛的邻里、一边是即将转学的小美。其在中间不断进行选择，天线的三次故障，使已经决定离开的东东不得不再次折回，这样的反复形式将故事矛盾不断深化，并从中制造了本剧的笑点，激发强烈的叙事张力。最后为了弄堂里大家观看比赛，东东毅然选择如英雄般手举信号杆，也因此失去了与小美见面的机会。在父亲回来时，东东忍不住的哭泣也将小男孩的心理活动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一课》中，剧情在前半段埋下铺垫，国外大学教授突然回国，从而强化悬念吸引注意力。而后视角跟随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范老师回到以前教书的小乡村，通过学生们努力为他拼凑的当年“最后一课”，将记忆里的故事娓娓道来。故事在现实时空和回忆时空中交替并行、层层递进，往事一一铺展。而在大家以为一切都天衣无缝时，教室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使得范老师记忆出现误认，影片迎来最大的矛盾冲突点。之后范老师在路上的行走与三十年前其在雨天中的奔跑交织，导演利用高超的摄影和剪辑技巧，将两个时空切换，以最终记忆里男孩的黑白画变成眼前真实的彩色景，达到虚实融合，情感最大限度释放。而《鸭先知》中，讲述了“我的父亲”为了卖出药酒而做出的努力。故事以儿子作文中的父亲形象，给观众描绘出初步印象。随后，儿子的同学在课堂上拆穿其故事，迎来第一次反转，使得真实的父亲形象得以窥见。而为了将酒销售出去，父与子二人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在不断的挫折之后，曾经被嘲讽为“鸭先知”的父亲已然蜕变为“中国电视广告之父”，以其强反差感带给观众独特的观影体验。这样小品化的叙事节奏，使得影片更具可看性和观赏性。

（三）立体多元的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承载着影片的主题意蕴，处于电影叙事的中心位置。”三部影片着力于塑造福斯特笔下的圆形人物，以避免人物形象脸谱化、符号化。塑造出一边面临“分手之灾”，又一边为了邻居们观看女排直播而来回摇摆的男孩，爱吹牛但最后却成为“中国广告之父”的药厂商，以及在瑞士教学却心系故乡孩童的老教师，三位形色各异、真实生动的“瑕疵”主人公形象，使得故事情节更具真实性。

《夺冠》中的东东，作为一个小学生，身上有独属于这个年龄的思维和秘密。开始并不情愿为街坊搬电视拉天线，而一心只想着如何将礼物送到小美手上。在与天线的来回拉扯过程中，看到邻里对这场比赛的关注度，含泪选择留在天台高举天线，因此错失了与小美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的人物设定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舍己为人，甘于为大人心中的巨大比赛放弃自己的友谊，而是在反复的离开再回来中，体会到了这一比赛对国人的重要性。《鸭先知》中，框架眼镜、大腹便便的父亲形象符号，令我们在滑稽之余，也带来了一丝亲切之感。同时，通过生活化的小事描绘，如掐表打电话这一行为细节，勾画出父亲这一小市民形象精明的一面。《最后一课》中，范老师一面是一丝不苟、细心严谨的教授，为同学们悉心传道授业，而另一面却神情恍惚，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使观看者看到了一位真正全身心投入教学事业、热爱学生的好老师形象，而不是一个片面化的正面形象。选择这种表达方式更能突出英雄人物的“成长性”，使观众与剧中人物的间离感削弱，同时更能唤起普通人的自豪感和参与感。

三、统筹与兼顾：娱乐背后的意识形态宣导

新主流电影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具有当下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功能，而如何建构起意识形态，以及通过使用何种手段传播能使观众更乐于接受是新主流电影的内在要求。只有建立起正确的、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然后通过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才能够让观众接受并相信。阿尔杜塞在其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便指出“意识形态利用个体的‘询唤’来建构起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将个体‘询唤’为主体。”在电影中则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设定特殊情境等手段对观众进行“询唤”并以此来达到意识形态的宣导。

本系列均以“我和我的”作为开头，强调了个体之于大环境下的主观能动性，更大地调动观众的观影参与感，使得观众在不察觉的情况下接受了意识形态宣导，完成了此次意识形态“询唤”。而这样的民族情感认同也创造了新主流电影实现审美“沉浸”体验的心理条件。《最后一课》中前半段以较为轻松的语调，还原课堂的过程中带来欢声笑语，后半段则跟随范老师的记忆重回当年课堂，使我们看到一个虽离开多年、记忆缺失，但仍记得几十年前与同学约定的好老师。而影片中所展现的新农村蓬勃发展的形象，同样使我们在观看中油然而生认同感与自豪感。《夺冠》则通过弄堂邻里对于女排比赛的观看热情和兴奋程度，展示了当年语境下女排胜利对国人的意义，使得观看者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油然而生。《鸭先知》则讲述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的进展变化以及人们生活消费心理的转变，在看到主角一家终于实验成功，广告片开始播映后，作为银幕前的观影者同样产生了一种情感与身份的认同。同时，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时代符号来进行更为隐秘的“询唤”，符号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如：《夺冠》一开场的球场、乒乓球拍、女排、东东想送却未能如愿的《我的中国心》磁带，都表现出了那个特定年代下的社会状态；《鸭先知》中电视所播放的具有年代感的大宝sod 蜜、健力宝等广告，都渲染出当时年代的氛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更能激发情感共鸣。

四、结语

近几年，新主流大片创作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还是后期的制作上均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不仅做到了弘扬社会主流意识，更是在可看性上力求贴近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新主流电影与喜剧电影的融合显然属于这一大浪潮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类型范式，其使得主流意识价值观念在欢乐中被大众广泛接受。笔者也相信新主流大片会在平衡观众需求与意识形态宣导的基础上，拓展出更多类型的融合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