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剧演唱的艺术诠释及革新发展

罗跃斌（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歌剧起源于16 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在欧洲已经走过了四五百年的历史，而歌剧最早进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歌剧依循的西方歌剧演唱形式逐渐成为主流，虽然歌剧艺术作品数量可观，却缺乏一定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被人们称为“小众艺术”。为进一步打破歌剧演唱的“小众”局限，推动歌剧演唱艺术之路越走越宽，21 世纪的歌剧艺术创作和演绎者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充分了解歌剧演唱艺术特征，在发挥原有艺术魅力的基础之上推敲更新，以多重变化的歌唱艺术和多元变化的传播形式推动中国歌剧的传承与发展。

一、中国歌剧演唱的艺术诠释

（一）咬字行腔的演唱艺术

在歌剧演唱艺术中，音乐与语言的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语言是人们思想交流、彼此了解的重要手段。歌剧演唱艺术与其他演唱形式最大的差别就在语言上，通过音乐化、歌唱性的语言增强歌剧的旋律感和歌唱性。我国民族歌剧演唱艺术既借鉴了传统戏剧、说唱艺术等民歌唱法，又吸收了西洋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和技巧，最终形成了具备本土特色的演唱风格。

我国歌剧的唱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戏歌唱法，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演唱方法，运用“正字”“拖腔”“哭腔”“喷口”的演唱方法，渲染人物的情感变化，使观众在剧情的冲突中加深理解产生共鸣；另一种融合西方美声唱法。

以民族歌剧《呦呦鹿鸣》为例，它与洋腔洋调的歌剧音乐全然不同，在剧中的唱段中无论是重唱、合唱，还是宣叙调、咏叹调，都尊重了汉语四声规律，讲究依字行腔。再如，民族歌剧《大海承诺》讲述的是远渡重洋的传奇故事，在歌剧中采用了泉州民歌形式，且融入了南音、木偶等民间曲艺，融合了国际性和民族特色的歌剧演唱艺术，不仅打破了歌剧的“高冷”，又增添了歌剧的舞台感染力。

（二）声情并茂的表达艺术

以情带声是对歌剧演唱者的基本要求，演唱者在充分了解歌剧作品内涵、音乐风格的基础上，对具体唱段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理解和处理。“声情并茂”是歌曲艺术的主要形式，是指歌剧演唱者能够全情投入到歌剧作品的表演中，给予唱腔生命力和韵味。除此之外，歌剧演唱的情感表达艺术还在于音乐、语言和表演的完美融合，歌剧表演者不仅要达到“声”与“情”的统一，还要做到“情表一体”，才能展现出歌剧的艺术形象，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达到欲罢不能的境地。

每一部歌剧作品的情感艺术表达都蕴含着三个层面：一是作品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情感，或是对祖国的赞美、或是对爱情的渴望；二是编剧对歌剧作品的理解；三是表演者对其中蕴含的情感的把握，特定人物心理情感的捕捉，这些情感的表达只有通过舞台艺术呈现出来，才能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而歌剧中情感表达的方式不仅需要声音的诠释，还需要情感的烘托，否则再美的声音没有真感情的体现，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以歌剧《花木兰篇》为例，在《我的爱将与你相伴终生》唱段中，通过吟唱的方式，将花木兰女性的柔情一面展现出来，通过曲调的衬托和渲染，将人物内心世界的转换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可见，于声于情、于形于神的情感表达艺术更能拉近观众与作品的距离，使观众能够深刻体会其中的音乐情感。

（三）个性鲜明的形象艺术

歌剧是最能够表达人们内心情感和精神的艺术性质，歌剧演唱通过有规律的旋律节奏与调式曲式、舞台艺术的完美结合，挖掘人物的内心的情感，通过音乐形象的叙述，把歌剧艺术的形象再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说人物形象是歌剧演唱的核心，也是歌剧情节推进的主线。中国歌剧演唱艺术，不仅可以通过声音和语言塑造形象，还可以通过外貌着装、肢体动作辅助，塑造完整的、有灵魂的艺术形象。此外，歌剧演唱中艺术形象地塑造还可以从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剧情冲突进行展示，尤其是对歌剧中人物性格特点进行展示时，往往会与其他角色进行差异性对比，从而凸显人物的性格特点。

以歌剧《再别康桥》为例，对林徽因、徐志摩、陆小曼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并没有“脸谱化”，而是用不同的音乐背景和表演者符合人物形象的音色、唱腔去塑造歌剧中人物的特点。例如，剧中的林徽因是一个温柔、知性的形象，在歌剧中往往使用小提琴悠扬、细腻的音色展现她感性的一面，在《天高地迥》这一唱段中，作曲家采用二重唱的形式表现，通过男中音的浑厚音色与林徽因扮演者女高音甜润的音色交织，又展现了林徽因优雅矜持的性格特点。

相反，对于陆小曼的塑造则与林徽因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旋转中忘记一切》唱段中，以萨克斯风前奏，与林徽因唱段中欢快的音乐风格形成对比，将陆小曼的委屈、不满、颓废的情绪完全展现出来。

（四）宏伟大气的舞台艺术

舞台艺术是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成品，歌剧的舞台艺术不仅融合了导演对剧本的解读，而且包含了服装道具的视觉表达，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通过舞美设计、服装道具的烘托力求将歌剧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随着时代的发展，歌剧演唱艺术的环境有了很大进步，演员的演唱艺术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同时，歌剧演唱的舞台艺术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也逐渐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为观众带来更为丰富的、多元的、立体的视听感受。可以说，歌剧演唱艺术中除了剧本创作、情感表达、形象塑造之外，舞美设计也是歌剧演唱艺术中的一大亮点。

以中国民族歌剧《沂蒙山》为例，在舞台设计的过程中融入了山东元素，层峦叠嶂的高山、茅茨土阶的小屋、充满乡土气息的山东快书表演等，都能在舞台设计中一一体现，通过具备乡土气息的舞台设计将歌剧中的人物形象送回到了真实的生活环境之中，为观众带来更为真切的艺术感受。歌剧中充分利用“山”的布景的不断转换营造视觉上的冲击，既渲染了舞台气氛，又推动了戏剧的发展。

再如，歌剧《大海承诺》中，一改传统歌剧的形式，在舞台设计上创造性地融入了别致的提线木偶形式，通过光、声、电等技术的运用，在舞台上形成了真人表演、木偶表演、剪影投映三个视觉看点，通过多舞台空间以及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为观众带来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二、中国歌剧演唱的时代价值

（一）社会价值

首先，中国歌剧历经百年，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文化底蕴。从文化交流方面看，歌剧的引入推动了国际化思想的深入，在吸收西方歌剧演唱艺术精髓的基础之上融入民族元素，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从生活文化质量方面看，中国歌剧立足于中国公众的文化需求，将中国优秀的文化融入歌剧的发展之中，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推动了精神文化建设。

现如今，人们对于歌剧的诉求越来越多，《大海承诺》歌剧经典传唱着远渡重洋的传奇故事，将先人们追去梦想和荣光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歌剧《夏日彩虹》讴歌平凡岗位上坚守的英雄们，展现了当代人对善良、真诚和自身价值的追求。这些具备民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歌剧艺术，不仅让观众欣赏到了优秀的歌剧表演艺术，而且还获得了历史认知，人文修养。

（二）人文价值

人文价值是衡量中国歌剧创作以及表演质量的重要标准，从广义上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人文主义“底色”。现代中国歌剧演唱剧目都展现出充分的人文本质，这种人性本质包含人性和人文主义两大类，它不仅包含着深厚的理想主义情怀，而且以鲜明的民族精神为核心。

例如，如民族歌剧《沂蒙山》以齐鲁文化为底蕴，充分吸纳了山东人包容、担当、开拓进取的精神；《运河谣》以京杭大运河的人文背景为基础，展现了人性的善良，这些优秀的歌剧演唱作品不仅使人们了解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还能促使人们对人类的整体命运产生深刻的思考。

（三）审美价值

中国歌剧大都以历史原型和真实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通过歌唱、音乐的交替推动歌剧情节的发展，使观众在震撼的歌唱艺术和多样化的舞台艺术中获得心灵的震撼。中国歌剧演唱艺术利用演唱者的神情变化、肢体语言等细微变化充分诠释歌剧的情节，以《呦呦鹿鸣》为例，在歌剧中有200 多人参演，通过独唱、合唱、二重唱、混声合唱等方式串起整部歌剧来，通过优美的旋律、多元化的演唱表演将一位平凡又伟大的形象展现在观众眼前。在歌唱艺术方面，歌剧中不仅结合了民族歌谣和戏曲等元素，而且在不同的唱段采用了独唱、重唱和合唱的形式，中、西调式杂陈，旋律色彩丰富，这种融合民族元素的多元的演唱形式使歌剧和观众之间形成一种高度的默契，促使歌剧更加符合新时代人们的审美特征。

三、中国歌剧演唱的创新研究

在今天纷繁多样的歌剧演唱艺术中，我国的歌剧以其独有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品格成为我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回顾我国歌剧演唱艺术的生成以及历史发展轨迹，不难发现，歌剧演唱的创作、演唱、传播的直接互动是歌剧演唱艺术发展的真正动力。没有创作，就没有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作品；没有表演者精彩的演绎，就没有歌剧作品的升华；没有符合时代的传播手段，就没有对大众的精神引领。因此，只有从“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接受”三个环节进行创新，才能推动歌剧演唱艺术的创新发展。

（一）歌剧创作上的推陈出新

首先，歌剧演唱艺术创作融入民族化元素。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歌剧是西方的舶来品，若要推进歌剧演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融入中国元素。立足民族文化传统、彰显民族特色的歌剧才能减少与观众的距离感，让观众在“中国化”的演唱风格中感受民俗歌剧的魅力。为此，在歌剧作品创作中要始终将歌剧思维作为歌剧演唱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例如，《楚庄王》《大海承诺》《再别康桥》《呦呦鹿鸣》等当代民族歌剧，不仅体现了题材选择上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而且在创作形式上汲取了长久以来民族歌剧探索的结果，并进行了发展与创新。一方面，中国民族歌剧的创作已经基本脱离了戏曲化的叙事手法，以音乐叙事的方法从情节上、音乐场面上进行呈现。另一方面，从歌剧语言文学特点看，中国歌剧注重从中国戏曲、民歌中汲取文学和音乐词汇，在增强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升华了歌剧演唱的表现力。

其次，歌剧演唱艺术创新结合时代性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生活节奏的加快，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盛行催生了“快餐”文化，导致人们很难静下心来阅读与聆听，当然，歌剧演唱艺术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舞台之上，歌剧的创作应更加倾向于大众化的愿望，将听众和唱法作为歌剧演唱艺术创新发展的两大支点。中国歌剧演唱艺术融合了民族戏曲、民间艺术和地方音乐等民族化的形式，同时也在这些素材的使用上充分结合时代感和可听性。以歌剧《楚庄王》为例，虽然是传统的历史题材的歌剧，但是该剧无论是在文本方面，还是在音乐方面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例如，在歌剧中充分体现“楚文化”的印记，从表现形式上看，在作品中有独唱、合唱等形式，融合了民族因素和楚地音乐素材。从形象的创新上，体现了战争与和平、正与邪的对立，戏剧更加有张力。可见，戏剧性与音乐性的融合、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碰撞、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创新，是对歌剧演唱艺术创新与发展的最好诠释。

（二）表演唱法上的迭代更新

任何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变才能获得传承和发展。源自西方的歌剧演唱艺术必须经过更加专业化的路径探索，无论是歌剧的创作者还是歌剧的演唱者，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歌剧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中国歌剧演唱者既不能丢掉中国歌剧、民族歌剧应当具备的民族特色，当然也不能完全摒弃对于西方美声唱法优势的汲取，应在唱法上不断吸取精华和特色，形成中国化的演唱风格，才能进一步丰富歌剧演唱艺术。

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歌剧演唱艺术的准则，经典作品的历久弥新，得益于新一代艺术家的创造性演绎，为经典歌剧作品注入新的活力和新时代的内涵。戏—歌唱法、新式民族唱法都是中国歌剧的唱法，它在气息、共鸣腔运用、音色处理、声音位置、韵味体现等方面与美声唱法不同，都极具独特性。在很多复排歌剧和原创歌剧中都进行了独到的创新。例如，歌剧《楚庄王》中，体现了史诗性和融合性的特征，在演唱艺术中，除构建史诗性的艺术表达系统之外，还融合了大量的地域性语言和民族、民间音调。在《野心比天高》这一唱段中配合了饰音、跳音和花音的演唱特点，此外，在多个唱段中还融了楚剧唱法元素技巧。在乐器伴奏上采用编钟、瑶琴等乐器，从而使整部歌剧整体与细节的张力平衡，给观众带来更具冲击力的视听感受。歌剧《张骞》运用了西方歌剧中的咏叹调、重唱和歌唱的元素，又在此基础之上创造性地使用了陕西音乐元素，使其既具备西方歌剧特征，又有中国民族音乐的色彩。总之，要促进歌剧演唱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在汲取西方优秀元素的基础之上，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歌剧演唱艺术。

（三）传播路径上的不断创新

中国歌剧演唱艺术在二十世纪中叶最初崛起，深受观众的喜爱，一方面在于歌剧创作题材和表演形式符合时代的需求，能够与观众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在于大量不同类型作品的出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受演出环境、票价、欣赏专注度、审美理解能力等各方面的影响，歌剧演唱艺术成为远离观众欣赏范畴的艺术形式，被“束之高阁”。再加之，歌剧演唱艺术传播渠道的不通畅，大大削弱了歌剧创作、歌剧演唱者的积极性，导致歌剧演唱艺术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

近年来，“互联网+”传播风潮兴起，新媒体传播的精致性、互动交流的动态性以及由点及面的广泛性，为歌剧演唱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带来了一缕春风，进一步推进歌剧演唱艺术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

通过自媒体的形式打造歌剧演唱艺术的传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结合自媒体“短小精悍”的特点抓住歌剧演唱中唱段、表演、音乐中的某一点，通过文本、图片或者短视频的方式呈现出来，如同电视剧的花絮预告一般，使观众体味歌剧演唱的美妙之处；二是借助公众号这一自媒体渠道向公众推介各种歌剧演唱信息，如“歌剧之家”公众号包含了中国歌剧、歌剧杂志等多个板块，方便用户通过手机进行信息查找和歌剧欣赏。三是利用好自媒体平台，如“环球歌剧”将世界各地歌剧名家的经典唱段汇聚于短视频中，获得了31.8 万次的用户“点赞”。四是，探索歌剧演唱线上直播“云模式”，例如，《运河谣》《呦呦鹿鸣》经典歌剧演唱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使观众足不出户欣赏到精彩的演出。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衔接方式推广程序软件，将歌剧内容与互动游戏衔接，实现人机互动。这种人机互动的形式，不仅可以为听众提供身临其境的机会，同时也更加符合年轻观众的猎奇心理。

四、总结

艺术贵在多样性，艺术也贵在创新。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行、审美的变化不断推进中国歌剧演唱艺术自我更新与发展。为此，我们要在充分了解中国歌剧演唱艺术特征的基础之上守正创新。在歌剧创作上增加民族化元素，结合时代特性；在演唱技巧上融入民族唱法、戏曲元素；在艺术传播上融入时代要素，搭乘自媒体快车，让歌剧演唱艺术走进大众视野。可见，只有从“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接受”三个环节创新，才能展现歌剧演唱艺术的魅力与感染力，丰富世界民族艺术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