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时空耦合协调度研究
——基于四川20 个市州数据的分析

邹雨培 黄宝仪 黄随

（四川农业大学商旅学院 四川成都 611830）

中国的乡村旅游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和农业的休闲观光功能日益凸显，政府扶持力度逐步加大的背景下兴起的。乡村旅游在优化乡村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人口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针对“三农”问题提出的创新性战略，其关键在于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既有促进作用，又有矛盾。一方面，乡村旅游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政府引导和资金投入，生态环境建设等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另一方面，两者可能存在不平衡问题，过度开发乡村旅游会破坏区域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使乡村振兴走向无序发展道路；区域乡村振兴实施重点不明确会导致资源有效利用率下降，特别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率。由此看来，研究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协调平衡对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乡村振兴的有序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四川为例，对四川20个市州2010—2019年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过程和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为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四川省位于长江上游，地处中国西南腹地，地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四川盆地等几大地貌单元，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拥有众多著名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其中，自然环境优美、乡村风情各异的乡村地区空间开阔、空气清新、乡土文化丰富。四川省乡村旅游川西坝子特有的田园风光和古老的巴蜀文化具有浓郁的“川味”。四川省凭借独特的资源和优势，使乡村旅游快速发展。20多年的乡村旅游发展进程说明，四川20个市州的乡村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建设、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

1.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1）四川省统计年鉴（2011—2020年）；（2）四川省各市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20年）；（3）四川文化和旅游年鉴（2011—2019年）；（4）四川省各市州政府信息网。

对于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研究，学者分析的数据大部分是省级或县域级层面数据。本文选择的市级层面数据相较省级层面数据，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州政府乡村旅游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体现四川省的区域差异性；相比县域级层面数据，则更为宏观，也更具普适性。由于成都市大部分旅游效益来源于城市旅游，所以本文剔除了成都市，对四川其他20个市州进行研究。

2 研究方法

2.1 构建指标体系

本文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系统和乡村旅游系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以来，已有学者对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展开研究，普遍是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构建的。本文在综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针对县域的具体评价指标体系下，从市级层面出发，下设20个二级指标，适用于不同区域、不同时序的乡村振兴质量评价。而在乡村旅游体系中，参考路小静、时朋飞（2018）的乡村旅游质量评价体系，从“供给-需求-效应”角度出发，根据“资源载体、支撑条件、旅游需求、产业效应”4个维度，选取8个具体指标，乡村旅游-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2 指标权重确定

由于熵值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主观因素，对指标权重进行客观赋值，故采用熵值法计算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考虑到对地区时序性和空间性差异两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选取2010年为基年，计算两系统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

式中，Xij表示i市（州）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max{Xj}表示20个市州第j项指标所有原始数据的最大值，max{Xj}为最小值；表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2）计算指标特征比重pij

（3）计算信息熵Ej及其冗余度dj

过程中，为避免pij=0，导致lnpij无法计算的情况出现，数据处理中将pij视为pij+ε（ε为无穷小，本文取ε=0.0001）进行计算。

（4）计算各指标权重ωj

根据上述步骤计算得出基年（2010年）各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表1 乡村旅游-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2.3 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Index DEA模型可用于计算多指标系统的目标函数值，即系统的综合指标值。运用Max-Min标准化后得到数据矩阵可以表示20个市州在每项指标的得分代表i市（州）的第j项指标是基年时20个市州在第j项指标中的最高得分，X'ij=0则为最低得分。将每个市州的每项指标得分与对应指标权重相乘后，即可得到地区系统发展水平指数，公式如下：

其中，j表示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系统的第j项指标；i表示某市（州），m表示指标的个数；ωj表示指标权重；U表示被评价市（州）的系统发展水平指数。

为方便比较市州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时序上的进步性，允许基年（2010年）之后年份的指标得分最大值大于1或最小值小于0。

2.4 耦合协调度模型及评价标准

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可视为两个系统，研究两者耦合协调度，可反映两者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的情况。参考相关文献对耦合协调模型的研究，构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模型。

其中，C为耦合度，可判断两者相互关系；U1、U2分别为乡村旅游系统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函数；D为耦合协调度；T为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反映两者整体效益或水平；α，β分别是待定权重系数，α+β=1，本文认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同等重要，取α=β=0.5。

为更直观地反映地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协调情况，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划分（见表2）。

表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系统评价标准

3 结果与分析

将测算出的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带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得出四川20个市州2010—2019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见图1）。本文将从时序和空间两个角度综合反映四川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特征。

（1）四川20个市州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时序耦合

从时间序列角度出发，对四川20个市州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可以清晰地揭示两系统协调的阶段性特征。如表3所示，四川20个市州耦合协调度年份均值呈稳步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0.43上升到2019年的0.83，协调等级从濒临失调演化为良好协调，表明2010年以来，四川20个市州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保持良性互动，逐步从磨合阶段趋向良性协调阶段，两系统关系向和谐、有序迈进。

表3 2010—2019年四川20个市州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年份均值及协调度等级

（2）四川20个市州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空间耦合

为进一步明晰四川20个市州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的空间分布特点及规律，本文对2019年各市州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并绘制四川20个市州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图（见图1）。由图1可知，2019年，四川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情况较好，20个市州全部进入协调发展状态，但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具体情况如下：

图1 2019年四川20个市州各指数情况

第一，耦合协调度与两系统的关系。（1）2019年，各市州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差异小，所以耦合协调度受乡村旅游影响较大。（2）除了攀枝花、资阳外，其他市州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都高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第二，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聚集性。从图4来看，四川20个市州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聚集性特点，良好及优质协调区域集中分布于东北部及南部地区。处于初级协调或中级协调的区域也呈现出两个或三个市州相连的情况，说明地区的乡村旅游、乡村振兴发展及耦合协调情况极易受地理位置的影响。第三，耦合协调度等级特征呈现“橄榄型”。初级协调和优质协调的市州较少，其中初级协调的只有资阳，优质协调的有乐山、绵阳和宜宾，大部分地区处于协调阶段的中间类型——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总体来说，2019年四川20个市州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情况较好：全部市州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大部分市州为良好协调，已有乐山、绵阳和宜宾三个市达到优质协调阶段。四川省两者耦合协调性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性特征，情况较好区域都处于东北部及南部地区。

4 结语

本文基于四川20个市州2010—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发展水平评价模型测算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度。从时空角度出发，分析四川20个市州乡村旅游、乡村振兴及两系统耦合协调状况。得出以下结论：（1）四川20个市州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增长幅度较大，但空间差异明显，地区差异随年份增长越来越显著。（2）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同样呈上升趋势，除了攀枝花市和雅安市外，地区平均指数差量为0.2515，地区间差异小。（3）2010—2019年，各市州两系统关系不断趋向和谐，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逐步进入良性互动、协调发展阶段。（4）2019年，市州耦合协调度等级特征呈现“橄榄形”，即处于初级协调和优质协调的市州较少，大部分地区处于协调阶段的中间类型——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耦合协调情况较好，且四川省耦合协调度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性特征，情况较好的市州集中于东北部及南部地区。

虽然四川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大部分地区耦合协调度仍处于中级、良好阶段，尚未探寻到最优质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路径，且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政府应根据四川省不同地区的区位因素和乡村旅游特色，制定乡村振兴的具体规划，充分利用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相互促进作用，提高协调度，促进地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