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的内在张力及其方法论意涵
——以第三个历史决议为中心

俞佳奇

历史叙事的确立是定位和呈现百年党史的基础性前提之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运用唯物史观立场观点方法，以“党的百年奋斗”为枢纽，在长时段、宽视野、深层次的宏大框架中整体认知百年党史的历史演进图景，成功建构新时代历史叙事鉴古知今、彰往察来的中国表达，即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由于百年党史本身具有意涵丰富的内在层次性，《决议》的历史书写展露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三重维度的内在张力，即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贯通、历史知识性与价值性共生、历史客观性与主体性互构。发掘和体认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的内在张力，不仅有益于夯实历史认知、坚定历史自信，还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叙事体系的整合与调适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准则。

一、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贯通：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梳理时序的内在张力

直观地看，时间是构成历史叙事的基本要素，在或短或长的时间标尺上准确评判历史、科学诠释历史，无疑是建构历史叙事的重要依托。《决议》沉潜于历史作为时间的内在视点，灵活运用长短不一的时间单位及其时序关系建构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既注重历史的阶段性论析，又注重历史的连续性考察，明示出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贯通的内在张力。

就历史与时间的关系而言，历史阶段性是历史呈现明显时间跨越的外在表征，只有对历史进行阶段性的时间划分，才能使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差异性的演进轨迹、时代主题、基本矛盾、主要任务等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恩格斯很早就揭示出历史的生成轨迹深嵌于特定时代以及不同时代条件影响和形塑历史阶段性的哲学奥秘，认为不同阶段“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409页。，阐明历史发展各阶段均有其必要性。在历史时间的阶段性变动上，《决议》从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出发，利用凝练恰切的叙事篇幅，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的梳理，准确客观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奋斗实践的基本定位、伟大成就、曲折探索、重大意义。由此，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在具体分期上折射出相对独立却内在联系、不断运动变化的历史阶段性，展现出一种疏密不同、缓急有度的历史纵深感。

时间与空间相关涉，百年党史是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叠加，必然会切实触及空间的“在场”，从而打开更为宽广的时空视野。《决议》沿着奔涌向前的时间线探查百年党史，在一定的空间形式之内定位历史叙事，形成由多样而开放的流动空间所书写的的历史叙事。比如，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3、61、24、26页。，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3、61、24、26页。，体现马克思主义传播在空间上经由域外到本土、再由中国到世界的历史阶段性；从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的局部执政，到建立新中国后的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体现中国共产党在走出山沟、迈向全国的空间上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开展建设的历史阶段性；从濒临“开除球籍”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之危的世界舞台边缘，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3、61、24、26页。，体现中国国家地位在世界发展格局的空间上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历史阶段性，等等。在《决议》的展开过程中，历史叙事的铺陈与一定的空间密切相关，这些或外或内、或大或小的空间不再只是凝滞静止的场域，而是党的百年奋斗绵亘于具体空间形式的独特表征，进而建构为空间动态转换与党的百年奋斗相统一的历史叙事，展露出时空场域内更为立体多面的历史阶段性。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初步结论，时代演进的变动不居和空间移转的更易嬗递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阶段性特征的主要依据。

但历史的阶段性并不意味着各个阶段的截然断裂与相互对峙，梁启超就曾指出，“历史好像一条长练，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669、153页。，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在《决议》阐释世代交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显现其连续性。一方面，历史的连续性在显性的物质层面上持久存在着，即“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409页。。《决议》全方位审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生产力状况发展到当代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发掘百年党史各个历史时期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层面的总体性继承，从经济生活的基本事实上整体把握历史进程的主潮和全局。另一方面，从隐性的文化层面来看，文化的长期积淀造就历史的连续性，《决议》在未曾中断的中华文化中求索历史连续性。在《决议》的具体提法中，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3、61、24、26页。的“两个结合”，亦或是立足于文化存续和精神赓续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3、61、24、26页。，都充分说明：文化具有基础性、总体性和宏观性，由文化滋养的中国具体实际构成党的百年奋斗的客观现实条件，由文化聚合的中华民族精神陶冶党的百年奋斗的独特心理结构，厚重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精神之域背后，深蕴的仍然是历史内在有机的连续性。物质与文化两种视角虽然语境相异、内涵各殊，却都服务于历史连续性的思想主旨和叙事理路，充分说明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669、153页。的重要内涵。

进一步来讲，历史的连续性决不能止步于“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669、153页。。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将相互联系的各种经济关系仅仅视为前后相继的时序关系时就曾提出质疑：“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页。也就是说，马克思重视社会结构的多元性，反对把统一的社会诸方面分割肢解为由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构成的单向线性的展开过程。将这一认识迁移于历史叙事的解读，不难发现，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单线叙事固然重要，但绝不具有唯一性。在单线拓展至多线的纵横关联中寻找历史坐标，才能从多线并行的维度深层勘探各个方面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达到关于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内在张力的复杂性认知。因此，从根本上说，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在《决议》中的具体言说绝非单线叙事，而是多线融合、有机统一的叙事。

概而言之，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线”，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决议》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分别阐明了四个历史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的重大成就，清晰厘定了不同历史时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伴随历史主题的逻辑展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的有机统一，党的百年历史主线在《决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3陈金龙：《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叙史方法》，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12期。。二是中华文明的“基因线”，《决议》全篇贯穿着中华文明这一极具张力、意涵丰富的线索。从第一部分溯源“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64页。的历史起点，到第五部分升华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64页。的价值确认，中华文明是《决议》“不可忽视、不可忽略的理论和实践的支线”6施芝鸿：《一部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12月09日。。三是奋斗、创造、成就、飞跃等高频关键词的“语词线”。“奋斗”是构成《决议》主标题的立论基础，也是《决议》序言开篇的导引词。在《决议》具体内容的展开中，除百年奋斗外，不懈奋斗、继续奋斗、浴血奋斗等词语多次出现；“创造”和“成就”是《决议》对应出现的关联词，《决议》在论述百年党史的四个历史时期时，先后出现“四个创造”和“四个成就”，既勾画全貌又脉络顺畅、重点突出；“飞跃”是《决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的重要论断，《决议》运用飞跃将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实践进程连缀成线，渐进描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飞跃和国家面貌、民族面貌日新月异的四大实践飞跃相勾连的壮阔图景。正如钱穆将中西历史分别称为“诗”和“剧”的巧妙比喻，中国历史如“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可以说，上述诸条并行不悖的线索恰如“诗之衔接”，既不突兀也不疏远，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拓展到更为广阔的视域中，建构起不同角度的线索交融渗透的“复调”叙事，彰显出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贯穿百年历史长河的巨大张力。

二、历史知识性与价值性共生：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形塑认知的内在张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05页。，确保知识的获取和价值的传递是历史作为“教科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历史由实存转化为叙事的稳固之基。《决议》从诸多方面拓宽了研究和考察党的百年奋斗的认知视域，既注重历史的知识性创获，又注重历史的价值性追问，形成历史知识性和价值性共生的叙事张力。

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中形塑“认识过往的知识构成”9齐卫平：《〈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认知的建构》，载于《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1期。是历史叙事在认知层面的关节点。《决议》扭住话语和议题相互联系的知识生产环节，形成深蕴知识性的历史叙事。从话语的守正创新看，《决议》延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等重要会议所形成的关于百年党史的知识框架，以人、事、时、物等多重要素构筑的恢宏叙事推动话语创新，引导话语受众的历史认知。在已有的认识地基上，《决议》既定位历史大势，清晰阐证“三大需要”“五大意义”“十个坚持”等宏论，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等基本观点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也满怀历史关切，通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7、66、66、66页。等具体而微的细节，深入理解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创造者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决议》在宏观与微观、理性与感性等维度历史知识的相互融通中，积极建构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不但有利于纠治目前历史知识生产领域中精英与大众鱼龙混杂、专业与业余良莠不齐等诸多乱象，矫正各类历史知识繁芜丛杂而可能诱发的偏见和误解，而且还能涤清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起到指引方向、去芜存菁之效。

同时，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是众多新议题涌现的知识体系。从议题的推陈出新看，《决议》集中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历史的新思考。举其要者而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课题“一个主题”到“三个主题”等仍需深论的新概括，“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有待展开的新提法，以及习近平在《决议》说明中着重提出的四个“总结好”和六个“深入研究”，在深层蕴意上都饱含着钩沉过往、攸关现实的丰富知识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科学”的知识性定位，在《决议》中提出诸多体量庞大、视野深邃、思想宏阔的理论与实践命题。这既反映出《决议》在知识视域下研究历史演绎与发展过程的科学态度，也“为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权威的遵循和指引”3林绪武：《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对中共党史及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术价值》，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22年第1期。，有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深刻知识性指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此而论，《决议》赋予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以知识性的学科属性与学术规范，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和相关专业学科建设应当以此为重要参照，加快推动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互为支撑、互相赋能，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开拓新的发展路径。

在历史认知可以解读为知识形态的另一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历史教育当中，历史叙事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体现其核心价值观、基本教学宗旨、教学内容选取的作用”4王锐：《合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为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问题的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历史叙事是在“属人”的价值范导中展开的。这就说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必须融通知识解释和价值评断，在人民至上的价值之维上，导向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基本原理的要义通达和精神领会。

一是在基本立场上丰富发展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涵。《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制造新知识、抛出新议题、缔造新话语，毋宁说是关于人民立场固定结构化表达的求新与突破。换句话说，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等话语虽然能够体现人民立场，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固定表达，然而关于人民立场何以必然、何以可能等理论阐释，仍存有无限的探索空间和叙述余地。《决议》从中国共产党“是何”“为何”的角度重思人民立场的理论精髓与精神实质，实际指向“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这一不可动摇的价值遵循，充分证明人民立场早已自主生成并不断沉淀于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价值性的理论构架和叙事体系的深处。

二是在选择偏好上丰富发展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涵。《决议》按照既定的主题和逻辑叙述“十个坚持”，在“坚持党的领导”首条经验之下即是“坚持人民至上”，在重要性排序居于次位，这首先在形式上反映出《决议》深刻认知人民至上的价值性偏好。从内容上进一步考察，《决议》借助“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7、66、66、66页。“民心是最大的政治”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7、66、66、66页。“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7、66、66、66页。等表述，以“最大”为标识性符号，描画出人民至上的理念所铸就的价值叙事图景，塑造中国共产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形象。

三是在活动主体上丰富发展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涵。《决议》再次重申“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1页。，将时代变迁、政党作为、人民选择视为有效联系的历史因果关系，在历史主体、历史客体以及主客体的互动中清晰把握中国共产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全部历史活动，在百年党史中自然地构建人民作为主体来选择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性叙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决议》把人民作为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发扬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答卷、由人民阅卷的价值追求，为新时代继续书写历史和人民的新选择指引方向，将淬炼初心使命的历史价值性推向更为纵深的地步。

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阐释，《决议》从条分缕析的历史知识中突围出来，并与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涵具体地连接并统一起来，形塑党的百年奋斗新话语、新议题等知识性原理与坚持人民至上价值性旨趣融合共生的历史叙事结构。

三、历史客观性与主体性互构：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检视规律的内在张力

规律作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和基本法则，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历史叙事的规约之力。《决议》以检视规律为叙事暗线，摆脱一定历史时空、细节等“现象界”的窠臼，转而扎根于历史“本质界”的反复研析和细致琢磨，既注重历史的客观性约制，又注重历史的主体性观照，映现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客观性与主体性互构的内在张力。

借由毛泽东掌握“桥或船”方法问题的形象比喻，在检视党的百年奋斗的规律层次，必须要掌握科学方法，否则“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决议》恰当选择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等科学方法，在规律的科学总结中凸显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的客观性特质。

一是归纳与演绎厘清冗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决议》在具体论述中关注“国之大事”，依照包举百年、存其大体的叙事要求，有针对性地触及五四运动等关键事件、毛泽东等重要人物，将诸多个别事物放在普遍联系中加以透视。但又没有片面地、枝节地纠缠于繁杂的历史细节，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观全局、抓根本、明重点，把党的百年奋斗看作各部分、各环节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从历史发展清晰而连贯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出发去理解具体历史现象和整体历史概貌，显示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的重点所在。因此，《决议》既基于一般原理概括的视角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又能从中引申出个别性结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等规律的历史理性。

二是分析和综合解剖多元的历史切面，探查历史深层结构。《决议》以党的百年奋斗为主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重心，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等十三个方面为要点，建立整合主流与支流多条路径、正面与侧面多个截面、主导与从属多重部分等诸多要素的分析性框架。运用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结合的整全思路，综合阐释党的历史发展如何化解矛盾以及取得何种成就，开辟由分析到综合的通途大道。当认识四个历史时期现象和本质的分析完成后，《决议》进行诸多方面的综合，“十个坚持”便是“集党过去历史经验总结之大成，具有丰厚继承性”3石仲泉：《三个历史决议：百年复兴的引领指针》，载于《中国纪检监察》2021年第23期。，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内在关联及其本质。由此，《决议》通过分析和综合的相互联系、渗透、转化，更加全面科学地揭示百年党史局部性和整体性及其内在统一的规律。

三是逻辑与历史审思纷乱的历史偶然，揭示历史必然所在。逻辑与历史常常是绾合为一的，马克思指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决议》以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相关联的史实为基本依据，坚持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基本论述和结论，拒斥碎片化、断裂化等以偏概全的解读方式，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侵蚀，反对从逻辑出发去人为地剪裁历史。相反，《决议》从历史厚度中凝练逻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联系与比较，运用必然性与选择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前进性与曲折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等逻辑推理的概念和范畴，更好地把握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规律在逻辑与历史上的内在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承认历史发展具有确定不移的客观规律性，并不是将规律视为历史的消极产物，也不是撇开人类活动孤立被动地审视历史，而是要把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这为《决议》在历史客观性的基点上体察历史主体性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也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主客体之间的张力之源。

依循历史主体性的致思旨向，党的百年奋斗有其历史规律可循，但规律不会自觉自发地变为现实，需要先进政党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在充分的主客观条件下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规律。《决议》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的有为姿态，在序言开篇就直接言明“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2、71页。。这不仅开门见山地为《决议》全文奠定总体基调，而且就其定性而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主心骨的鲜明特质。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上，《决议》首先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2、71页。。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理论武装的先进政党，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通过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始终保持自觉能动地认识历史、改造历史和创造历史的精神状态，勇立时代潮头引领历史，实现历史客观性和主体性的有机结合。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时所说，“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他们的水平如何）”4《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9页。。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所共同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必不可少的有机构成。在《决议》的文本结构中，从序言“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2、71页。的感性导引，到分论四个历史时期每一部分结尾整齐划一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的严谨表述，再到反复出现的“党和人民”“党领导人民”等高频搭配，深刻说明党的百年奋斗是中国人民作为主体参与的、具有组织性和目的性的社会历史活动。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构成历史的规律性，也即是《决议》所说的“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2、71页。，内在地蕴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度耦合的鲜明主体性。这也就很好地说明了《决议》中屡屡出现的“党和人民”不仅是一种写作风格和叙事特点，更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历史自觉，代表着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中政党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的“在场”，反映出作为规律的历史不再是自外于人的工具，而是依凭主观能动性可运用和掌握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主客体在规律的制约下形成相对一致的互动关系，其间密不可分的张力深刻影响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的建构路径。

四、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的方法论意涵

“一部好的历史书，重点在于如何书写历史，即采取何种叙事方式呈现历史。”7李捷：《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载于《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总体来看，《决议》聚焦党的百年奋斗的核心论域，通过梳理时序、形塑认知、检视规律三个层次各有侧重的历史书写，形成别具一格、张力饱满的历史叙事。这不仅使《决议》在历史叙事上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典范之作，更为新时代历史叙事方法论提供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视角，昭示出中国共产党叙事体系守正创新的可能路径。

第一，锚定价值性是历史叙事的前提要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历史视为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1参见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先后提出蕴含着鲜明价值导向的“老师”“教科书”“营养剂”“清醒剂”等精当巧妙的历史之喻，呈现出历史叙事通向历史教育的高远立意。在这个意义上说，《决议》所建构的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固然强调论域拓展、话语重塑，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叙述历史，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理想和信仰，为广大民众提供思想指引与价值选择，从而更好地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推而言之，锚定价值性的界限与可能在方法论意义上充分彰显历史叙事助益政治宣导、思想淬炼、精神洗礼的教育作用，明确建构历史叙事的根本目的、基本要求、立场态度。由此出发，新时代历史叙事需要注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生活决定意识”的阐证原则，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范畴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基本观点，在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的历史叙事框架下阐释百年党史的源与流、根与脉、内与外、本与末等互联互通的诸多层面，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第二，重视总体性是历史叙事的核心准则。马克思主义向来重视总体性的方法和原则，从马克思本人将其著作概括为“一个艺术的整体”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开始，到其后继者列宁作出“一整块钢”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的总论，以及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总体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不断被赋予总体性的叙事格调。《决议》所建构的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接续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一脉传统，又加以锻造和创化，融入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历史知识性与价值性、历史客观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将历史叙事提到总体性的新高度。在方法论意义上，总体性取决于整体性、宏观性意义上的叙事丰厚度，显示出历史叙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特质，是历史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相榫接的必然逻辑。拓展新时代历史叙事的深度与广度必然要不断开阔眼界，以总体性思维统摄和引领历史叙事的建构，也必然要在总体上再塑和重构支撑其叙事的基本要素及内在逻辑。要言之，总体性的历史叙事至少应涵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体之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的时代之维、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之维等多重维度，容纳与之对应的历史事件、历史决策、历史活动与历史人物等丰富内容，进而构成一个逻辑严密、架构完备、脉络清晰、意涵深广的总体性叙事。

第三，运用辩证法是历史叙事的重要方法。《决议》的历史叙事“既有对历史辩证法的坚守，也有对历史辩证法的发展”4陈金龙、庄雁青：《第三个历史决议蕴含的历史辩证法》，载于《现代哲学》2022年第1期。，在一定程度上，历史辩证法为建构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提供有力思想武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叙事的内在张力就是历史辩证法丰赡意涵的集中体现。历史辩证法专注于比较视野的拓展和辩证逻辑的探求，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历史内在联系的复杂性和统一性的认识，对于建构更具生命力和包容性的历史叙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价值。新时代历史叙事要尊重历史本相的真实形貌和流变脉络，运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澄明历史中的成就与失误、经验与教训、机遇与风险等重要问题。一方面，立足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历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等特点的辩证统一，以温厚之笔触呈现历史之内的细腻肌理。坚持历史叙事“一”与“多”的辩证法、“分”和“合”的辩证法、“正”与“新”的辩证法、“常”与“长”的辩证法，推动一核与多元的历史叙事相互渗透，界分与统合的历史叙事相互支撑，守正与创新的历史叙事相互补充，常态与长效的历史叙事相互融通，搭建基于辩证结构的历史叙事及其知识框架、因果链条和价值序列。另一方面，需要以敏锐之眼光审视历史之外的多样纹理，重建历史与情感、历史与话语、历史与思维等不同层次外部因素的关联。比如，坚持以情叙史、论史见情的辩证法，在日常生活史等视角中见微知著，重新定位与理解历史叙事的情感意蕴，将历史叙事打造为保存集体记忆的栖居之所，藉由历史情感为个体生活意义、存在价值寻找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1参见陈春英：《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历史意识：价值、内涵和现实表征》，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坚持以言叙事、论史见言的辩证法，在话语史、概念史、观念史等书写方式的有益探索中回归言说世界，运用新概念、新论断、新表达，精心建构适应未来发展方向的历史叙事，等等。连通内外的辩证法将以更为客观全面的言说方式让历史叙事充盈着开阔的辩证眼光而时刻在场，为新时代历史叙事拓展空间提供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