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憩者知觉自然度对恢复性知觉的影响*

黄钰麟 黄 楠 朱玉洁 陈晶茹 傅伟聪 董建文，2 王敏华

1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福州 350002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公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福州 350002

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背景下， 高压力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所引发的亚健康状态、 心血管疾病及认知和心理等问题接踵而至[1]。 研究证实城市绿地对个体的生理、 心理、 社交健康具有恢复性效益[2-3]， 但不同的城市绿地类型具备的恢复性潜力各有不同[4]， 这或与绿地的自然度有关。 自然度即指环境呈现出的自然程度， Ode 等[5]基于人类知觉主体所感受到的自然程度， 提出了知觉自然度的概念。 公众感知的自然状态不同于实际环境的自然状态[6]， 厘清影响个体感知自然度的环境特质， 对环境偏好和恢复性环境的探究至关重要， 但目前相关的研究鲜少。

植物园作为城市绿地的一种特殊类型， 其核心任务是研究、 展示和维护植物多样性[7]， 到访者在游憩过程可观赏多样化的植物形态、 肌理、 气味及其生长环境等， 具有研究的典型性， 但目前鲜有学者进行探究。 本文选取厦门植物园为研究对象， 希望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探究个体的知觉自然度、 环境偏好、 恢复性知觉之间的关系， 了解相互之间的影响机制， 以构建恢复性知觉心理模型， 从而更全面地了解个体感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与作用， 为日后相关城市绿地景观建设和质量提升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1 研究假设和模型构建

根据现有研究， 游憩者对环境的知觉自然度越高， 偏好也越高[8]， 个体情感偏好愈高的环境，其恢复性效果也越好[9]。 本研究通过构建植物园恢复性知觉概念模型 (图1)， 进一步探究影响游憩者知觉自然度的环境特质， 并梳理个体知觉自然度与环境偏好、 恢复性知觉间的具体影响机制。提出的研究假设如下: H1——自然形态感知对自然空间感知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2——自然空间感知对环境偏好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3——环境偏好对恢复性知觉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4——自然形态感知对恢复性知觉有直接显著正影响；H5——自然形态感知对环境偏好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6——自然空间感知对恢复性知觉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7——自然属性感知对自然空间感知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8——自然属性感知对自然形态感知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9——自然属性感知对环境偏好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10——自然属性感知对恢复性知觉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图1 植物园游憩者恢复性知觉概念模型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厦门植物园始建于1960 年， 是福建省第一个植物园， 占地 4.93 km2， 园内山峦起伏， 奇岩趣石遍布。 自建园以来， 在大力荟集植物品种的同时， 精心营造特色专类园， 景观类型之多为国内其他植物园所罕见。 目前， 厦门植物园是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重要游憩场所。 据厦门植物园统计， 近10 年来年入园游客量均达百万人次以上。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查阅了解研究区的概况与特征，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与专家建议， 设计问卷调查； 以此为依据，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探究个体知觉自然度与环境偏好、 恢复性知觉之间的关系。

调查问卷共包括4 个部分。 第1 部分为被测者的个人基本信息， 由人口统计学特征组成， 包括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及游玩次数；第2 部分为绿地知觉自然度量表 (perceived naturalness of greenness scale， PNGS)， 借鉴 Liu等[10]的研究， 评价指标由自然属性感知、 自然空间感知、 自然形态感知3 个维度的11 个题项组成； 第3 部分为环境偏好量表， 此部分参考中国台湾学者黄章展和Kaplan 等[11-12]的研究， 由一致性、 易读性、 复杂性、 神秘性 4 个维度的 8 个题项组成； 第 4 部分为恢复性知觉测量量表(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Scale， PRS)， 此部分借鉴 Hartig 等[13]的研究， 由远离、 魅力性、 兼容性和延展性4 个维度的12 个题项组成。 以上3 个量表均采用李克特7 分制量表法， 从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 (1～7 分)。

问卷调查于2019 年 11 月 15—26 日进行， 考虑到游客的活动规律和植物园开放时间， 调研时间主要集中在 9 ∶00-12 ∶00， 14 ∶00-18 ∶00；共发放调查问卷424 份， 回收有效问卷396 份，样本数满足结构方程研究中所用样本数量的参考标准[14-15]。 采用 SPSS 25.0 和 AMOS 24.0 进行数据处理及概念模型的验证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基本特征

在396 份有效样本中， 男性 194 人 (占比49.01%)、 女性 202 人 (占比 50.99%)， 年龄以18～50 岁的青壮年为主 (占比82.12%)； 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多为专科及以上 (占86.75%)； 游憩者职业分布涵盖多个领域， 以学生、 公务员、民营企业职员居多 (共占63.91%)。 综合来看，调查样本符合要求且具有代表性。

3.2 测量模型分析

3.2.1 信效度分析

信度是指调查的可靠性， 反映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采用SPSS25.0 对知觉自然度、 环境偏好与恢复性知觉量表进行信度分析， 通过Cronbach's α 系数考察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结果显示 3 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在 0.696 ～0.890， 均在0.6 (标准值) 以上， 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在信度。

效度即调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指问卷题项能够反映所测主题或内容的程度。 内容效度可通过题总相关法进行检验， 从量表的各个构面来看，单项与整体总和的相关性系数均在0.4 以上， 说明量表的内部结构较好。 收敛效度一般通过标准化的因子负荷、 平均方差萃取量 (AVE) 和组合信度来检验。 本研究中， 各维度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大于0.5； 自然属性感知、 延展性的平均方差萃取量分别为 0.400、 0.436， 小于 0.5， 其余均大于0.5； 组合信度均大于0.6。 综上， 测量量表中除自然属性感知、 延展性外， 其余构面的效度均良好， 自然属性感知和延展性维度的效度较低， 应进行修正， 修正后经相关分析， 各项指标均达到要求 (表1)， 概念模型调整如图2 所示，研究假设调整如下:

表1 修正后的模型信度、 效度及验证性因子分析

H1——自然形态感知对自然空间感知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2——自然空间感知对环境偏好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3——环境偏好对恢复性知觉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4——自然形态感知对恢复性知觉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5——自然形态感知对环境偏好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6——自然空间感知对恢复性知觉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3.2.2 适配度分析

针对测量模型进行适配度检验， 采取最大似然法以检验相关假设是否成立， 结果显示卡方与自由度比值为χ2/df＝3.929 (其标准为χ2/df≤3，但吴明隆[16]指出卡方自由度比值的宽松值为5)；GFI 为 0.909， AGFI 为 0.865 (标准为大于 0.8)；CFI 为 0.944， NFI 为 0.927， 均达到大于 0.9 的标准； 近似均方根残差 (RMSEA) 为0.086， 虽未小于0.08， 但尚在可接受的范围 (RMSEA≤0.1)； IFI 为 0.945， TLI 为 0.929， 均大于标准值0.9。 综上可知， 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3.3 假设检验

3.3.1 假设路径分析

由最终的结构模型参数估计 (图3) 可知，除了假设H2 和H4 (P＞0.05) 被拒绝之外， 其余假设: H1 即自然形态感知对自然空间感知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t＝14.19，P＜0.001)、 H3 即环境偏好对恢复性知觉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t＝5.66，P＜0.001)、 H5 即自然形态感知对环境偏好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t＝ 7.08，P＜0.001)、 H6 即自然空间感知对恢复性知觉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t＝4.19，P＜0.001)， 均得到验证。

图3 植物园游憩者恢复性知觉最终模型

3.3.2 中介效用分析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 (重复取样5 000 次)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如表 2 所示， 自然空间感知在自然形态感知与恢复性知觉的中介效应为 0.45， 环境偏好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为0.57， Bias-corrected 和 Percentile 的 95%置信区间估计中均不包含0，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由于假设H4 不显著， 即自然形态感知对恢复性知觉无直接影响， 说明提升游憩者对绿地自然形态的感知度不会直接影响其恢复性知觉， 而是通过自然空间感知或环境偏好的中介作用间接激发游憩者的恢复性知觉。

表2 中介效应检验

3.4 模型结果分析

3.4.1 自然形态感知与自然空间感知

知觉自然度经修正后删除自然属性感知维度，剩下自然形态感知和自然空间感知2 个维度。 从实际环境的自然属性来看， 研究地虽然植物种类丰富， 水体遍布全园， 但缺乏野生动物与自然声景等自然属性感知要素， 且公众在访问过程倾向于整体自然氛围的感受， 因而游憩者对自然度的知觉主要通过自然形态与空间的感知唤起。

从自然形态感知各观察变量的影响程度来看(图3)， 由高到低依次为C2 绿地地形富有变化(80%)、 C1 植被轮廓线富有变化 (79%)、 C3 水体是蜿蜒曲折的 (75%)、 C4 道路是弯曲的(72%)， 由此可见， 植物园的地形塑造和植物轮廓线设计对游憩者的自然形态感知具有极大影响。根据模型分析 (图3) 结果， 自然形态感知对自然空间感知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具体影响为游憩者的自然形态感知每提升1 个单位， 自然空间感知就提升0.86 个单位。

对游客自然空间感知影响最大的是B1， 即在植物园的绿地中会有一种亲切感， 影响程度达78%， 其次依序为B2 植物园中比较安静 (71%)、B3 可以得到类似野外的体验 (68%)。 说明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多通过触动情感， 如亲切感的产生，进而引发对自然空间的感知。

3.4.2 环境偏好与恢复性知觉

根据Kaplan 等[12]提出的环境偏好矩阵， 一致性和易读性属于理解行为， 复杂性和神秘性属于探索行为。 从最终的概念模型 (图3) 来看， 环境偏好的4 项特性均能有效反映游憩者对环境的偏好， 其中， 一致性 (84%) 和复杂性 (84%) 2项特质对环境偏好影响最大， 其次依序为易读性(82%)、 神秘性 (81%)。 在具备以上4 项特质的基础上， 应着重提升一致性和复杂性的塑造， 这样既可吸引公众进行探索， 又可使其快速了解景观， 更易引发游憩者的环境偏好。 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对环境的偏好可显著影响其恢复性知觉[17]，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研究结果， 游憩者的环境偏好每增加1 个单位， 恢复性知觉随之提升0.66 个单位。

从恢复性知觉的各维度 (图3) 来看， 魅力性 (89%) 对恢复性知觉的影响程度最大， 这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11，18]相符， 其次依序为远离(88%)、 兼容性 (70%)。 由此可知， 改善游憩者对植物园环境恢复性知觉的重要途径是提升景观的魅力性。

3.4.3 知觉自然度、 环境偏好与恢复性知觉的关系

从最终的标准化模型分析结果 (图3) 可以看出， 知觉自然度对环境偏好的影响是通过游憩者对自然形态的感知而产生， 影响程度达86%。自然空间感知对环境偏好无显著影响， 这与前人认为通过自然空间感知维度产生影响的观点[19-20]有异， 说明提升个体的知觉自然度可以促进个体对环境的偏好， 但不同绿地类型具有差异性， 即绿地自然氛围的营造有法无式， 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知觉自然度对恢复性知觉的直接影响由自然空间的感知实现， 即游客对自然空间的感知每增加1 个单位， 恢复性知觉相应提升0.52 个单位。自然形态上的感知虽无法直接对恢复性知觉产生影响， 但可通过自然空间感知的中介作用对恢复性知觉产生间接影响 (间接效应达0.45)， 还可通过环境偏好对恢复性知觉产生间接作用 (间接效应达0.57)， 说明游客从对自然形态的感知获得恢复性体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厦门植物园为例， 引用相关测量量表构建游憩者恢复性知觉心理模型， 探究游憩者知觉自然度、 环境偏好、 恢复性知觉三者间的影响机制， 得出以下结论:

植物园游憩者的知觉自然度对恢复性知觉具有直接影响， 主要是通过 “自然空间感知→恢复性知觉” 和 “自然形态感知→自然空间感知→恢复性知觉” 2 条心理路径获得恢复性体验。 可见，游憩者在访问自然环境产生知觉的过程中， 亲切感、 宁静感、 野外体验感这些情感的激发都可引起游客远离日常、 自我沉醉的恢复性体验， 其中以亲切感的认知影响最大。 从研究结果来看， 游憩者在植物园访问过程中均被触发以上情感， 植物园内不同的自然空间氛围带给公众多样的感知，从而获得恢复性体验。 而绿地环境的地形、 植物轮廓线的变化， 以及水体、 园路等自然形态的迂回曲折虽可刺激个体产生部分知觉自然度 (自然形态感知)， 但不足以引发个体的恢复性知觉，还需注重整体氛围的营造， 即园中的环境是否能给予人亲切、 安静、 野外体验的感觉。

植物园游憩者的知觉自然度经由环境偏好的中介作用， 可对恢复性知觉产生间接正影响。 此过程利用地形、 植物轮廓线、 水体、 园路等要素，塑造具有连续性、 层次分明而富有变化的自然环境， 提升游憩者对自然形态的感知度， 可促使游憩者对植物园环境产生偏好情感， 从而唤起游憩者的恢复性知觉。

本研究基于植物园游憩者视角，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对知觉自然度量表进行了修正， 修正后的量表由自然形态感知和自然空间感知2 个维度构成， 调整后量表的信度、 效度得到了提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知觉自然度、 环境偏好、恢复性知觉之间的关系， 分析了促进游客获得恢复性体验的植物园环境特质。 由于研究对象会受到绿地安全性、 管理程度、 区域气候、 地理特征及个体性别、 职业、 年龄等差异对其心理感知所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仍有待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