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生成逻辑和时代价值

詹红菊， 李若晗

(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为了实现2020年让贫困人口通过劳动实现可支配收入达到4000元，同时消除绝对贫困人口，达到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在湘西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此后他多次对精准扶贫作出重要论述，使得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并最终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科学地揭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生成逻辑和时代价值，是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

1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

精准扶贫属于典型的贫困治理方式，区别于粗放扶贫，精准扶贫指的是针对所要扶贫地区及人口的实际特点，有针对性的基于正常流程下展开的扶贫，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以及精准管理。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湖南湘西地区进行考察时首次提出了该理念，他强调对于农村扶贫应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此后中央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这一思想的落地生根。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和关心扶贫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之下，我国贫困地区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贫困人口数量大量减少，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成绩面前，我们也看到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方式相对粗放，在农村扶贫的过程中，长期存在扶贫对象混淆、针对性有限、项目与资金配置不准确、扶贫不扶志等问题，这种粗放的扶贫方式对于贫困人口的减少作用有所削弱。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任务艰巨而繁重，扶贫工作依然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解决顽固贫困家庭，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出现，自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复兴中华民族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一系列扶贫新观点和新思想。这一思想是对新时期扶贫工作新挑战与新要求的积极应对和正确指引，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体现了党和国家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以及坚决消灭贫困的决心和意志。

“精准扶贫”的含义随着国家扶贫工作的发展在逐步深化和拓展。从最早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概念到贵州考察时提出的“六个精准”，其内涵越来越丰富，操作性也越来越强。精准扶贫重点在于精准二字，具体包括扶贫对象的精准、扶贫计划的精准、资金的精准、方式的精准、人员的精准以及成效的精准，其目的就是通过减少扶贫中的不精准，从而减少扶贫中的浪费，要针对不同贫困户的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1]。我国于2020年实现国内整体贫困县的脱贫工作，真正践行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承诺，上述成果主要得益于精准扶贫这一正确思路。

2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生成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两个一百年”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脱贫攻坚工作中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石，也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与鲜明的实践逻辑，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2.1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

贫困问题是有史以来的世界性难题，古今中外有许多思想家都对贫困问题进行过探讨，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富民”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再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化的反贫困思想都成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富民、惠民、教民”思想是儒家仁政学说的核心。传统文化认为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富则安，穷则乱。儒家认为人民对幸福生活向往和对贫贱的厌恶是人之本性，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人民追求殷实的生活是正当的需求，要通过“制民之产”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历来注重学习古人智慧，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吸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富民”思想。他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中就曾引用中国古代哲人的观点，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精准扶贫思想，为新时代的“富民”“惠民”“教民”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第二个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很早就关注到人类的贫困问题。早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期，马克思就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思想探讨了普鲁士封建社会的贫困问题，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描述了地主阶级对穷苦群众的剥削及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并抨击了当时的普鲁士当权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长期贫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论证。马克思指出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主要根源，是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主义贫富差距产生的制度性根源，深化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解。恩格斯同样很关注社会的贫困问题[2]。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所催生的无产阶级及其贫困问题。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贫困，只有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才是关系到英国社会走向的普遍问题，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使工人阶级成为社会普遍利益的获得者和社会权力的拥有者，这表现出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立场。继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前苏联领导人列宁同样提出了贫困的消除要同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结合起来的观点。列宁指出贫困的消除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与水平，而这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地位以及苏维埃政权能否得以继续存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广大人民群众寻求摆脱贫困的现实路径，他们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异化劳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类的最终解放成为他们思想的逻辑终点，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为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反贫困思想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逻辑和思想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贫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中国化的反贫困思想，成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强调“全体中国人民尤其农民群众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在反贫困的途径上，毛泽东指出必须改造当时的小农经济，“合作化是反贫困的基本战略”，“实行合作化， 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 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关系，并提出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面对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的现实，邓小平指出中国扶贫的根本是实现广大农民群众的富裕，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摆脱贫困。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国家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到21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的系统扶贫思想。十六大树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扶贫工作上指出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科学扶贫思想[4]。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要加大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的发展力度，实现绝对贫困现象到2020年的基本消除。正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科学借鉴各代领导人的扶贫减贫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

2.2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减贫扶贫实践积累的理论成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穷苦人翻身得解放，改变穷苦命运而不懈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组织人民自力更生、实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实现了人民生活的总体小康。党的十六大后中央提出了全面小康的任务，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传递历史的“接力棒”，为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不断努力，在实践中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扶贫理论，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当时的具体国情下提出的扶贫减贫思想不仅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也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逻辑起点。

从这一历史逻辑起点出发，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从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了精准扶贫思想，这一思想经过了萌芽、孕育、形成、发展四个时期的历史发展。陕北黄土高原七年知青岁月是这一思想的萌芽时期，在农村插队时期习近平对农村的贫困问题有了直观地切身体会，他开始初步思考我国的扶贫脱贫问题。大学毕业以后，习近平先后在河北正定和福建宁德从事地方工作，多年基层从政的经验积累孕育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正定和宁德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5]。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走上中央领导工作岗位，他多次外出考察，并就农村的贫困问题发表重要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标志这一思想的正式形成。此后习近平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地探索，提出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扶贫新思路，集中解决了“何为精准？”“为何精准？”“如何精准？”三大问题，从而不断丰富和拓展了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使这一理论不断地发展和成熟起来。

2.3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基础

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形成，从实践层面看，既源于他个人成长经历和长期地方主政的实践探索，更源于他担任总书记后对我国减贫脱贫工作的深入思考。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曾深情地说：“回顾中国几十年来减贫事业的历程，我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习近平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密的精准扶贫思想。

早在梁家河插队时期，在与黄土高原乡亲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青春岁月里，习近平开始关注中国的贫困问题，对老乡群众的深厚感情，成为他长期关注贫困与反贫困的实践根源。后来在河北、福建、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如一地重视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并从实践中提出了“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和“内生动力”的扶贫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进行国内考察，有一半以上都涉及扶贫开发工作。在考察中习近平实地走访了多个低保户、特困户家庭，和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座谈，探讨摆脱贫困的有效模式。面对中国浅耕粗作的扶贫模式，习近平认为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明确贫困人口有哪些，什么导致贫困、哪种帮扶措施效果好等一系列问题和考验。他始终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意识，深入分析我国新时期扶贫工作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刻阐述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关键问题，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体系。

3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价值

精准扶贫思想是新时期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3.1 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对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现象和本质、解决方法和途径进行了理论阐释，这一理论对中国的扶贫减贫工作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6]。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学习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坚持其立场、观点及具体方法，对我国贫困问题的解决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并由此延伸出精准扶贫观念，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对我国的脱贫工作作出了新贡献。首先，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和丰富。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本要求，习近平认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同时也作为共产党的光荣使命，精准扶贫其最终目的在于对传统粗放式扶贫进行革新，强调“六个精准”，最终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其次，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的实施路径，这一思想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于实际进行中，一直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视群众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重视以运动及发展的观念看待问题，基于贫困地区的情况并借助地区优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用于脱贫和提高贫困户收入的措施，如消费扶贫、旅游扶贫以及教育扶贫等。于精准扶贫实施时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脱贫为了群众，脱贫依赖群众的观念[7]。

3.2 完善了中国原有的贫困治理体系

贫困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按照扶贫开发的实际情况，及时对扶贫机制进行不断革新，从而在扶贫机制方面实现更加全面、精准的治理方式。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贫困治理变化较大，从最初的改革推动再到发展带动，最终变为有重点推动，从最初的大规模、大组织扶贫转变为现如今的精准扶贫。同原有的贫困治理体系比较，精准扶贫在扶贫治理责任体系、扶贫政策制度体系、扶贫资源保障体系、扶贫工作运转制度体系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关于扶贫治理责任体系方面，精准扶贫重视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逐步建立了以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进行落实的完善体系，真正实现了合理分工、责任明确、具体到人以及考核到位；关于扶贫政策方面，根据脱贫的地区及人员情况来有针对性地推进，并提出“五个一批”的理念；关于扶贫资源保障方面，重点提出必须提高中央及相关资金的投入，使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充分互补，借助多种资源完成对融资新渠道的开拓，全员参与扶贫工作，促进扶贫大环境的形成；在扶贫工作运行制度方面，建立贫困户建卡立档制度、扶贫驻村工作队制度和考评监督制度等等。总之，十八大以来中央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是对传统扶贫开发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原有的贫困治理体系，集中回应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三个扶贫治贫中的关键性问题，切实提高了我国扶贫治贫的实效。

3.3 推动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全面小康是衡量人民幸福与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让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为达成上述承诺，我国与贫困展开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扶贫开发纳入“四个全面”的发展战略布局，我国的扶贫开发由最初的解决温饱问题转向加快贫困人口和地区的脱贫致富进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农村地区来说任务艰巨，尤其对于贫困农村。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问题依然是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8]。尽管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努力，尽管当前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相比于之前有了显著降低，并且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也有了改善，然而扶贫脱贫的目标依然严峻。当前国内脱贫标准参照2010年为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 2014年提高至2800元。依据上述标准，截至2014年末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仍然高达7017万。要想实现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的目标来看，必须每年实现高达10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方可实现。为了加快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加强扶贫开发的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它为推进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减贫工作、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遵循。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后，现有的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整村推进以及建卡立档等方式，实现批量式脱贫。对国家统计局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可知，我国截至2020年底已经实现了共计832个贫困县的脱贫工作，并完成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任务。对首批脱贫攻坚进行调查可知，共计1385万建档立卡用户整体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了阶段性胜利，并成功实现了首个百年奋斗目标。

3.4 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新思路

贫困治理于全球范围内均是难题，贫困人口的脱贫一方面各国必须通过自身努力去解决，另一方面各国也必须展开战略合作与借鉴。自党的十八大至今，我国实施了精准扶贫和脱贫的政策，自此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最大数量人口及最大规模的扶贫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脱贫贡献率高达70%，其成就另世人瞩目，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充分证明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它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9]。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说过，要想完成截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树立的宏伟目标，唯一渠道就是采取精准扶贫战略，我国在精准扶贫方面的成果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准扶贫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合理的科学体系，它包含高效的工作流程设计，科学的工作流程机制，从目标的精准识别到具体的扶贫方案制定，对扶贫对象进行全程动态管理的同时适时进行监督考核、及时进行督查评估等。精准扶贫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宏观体制或者微观机制均存在重大突破，给世界范围内的脱贫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中国在治理本国贫困问题的同时，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合作，着力加强全球减贫发展合作，不仅将自己的扶贫经验、政策、策略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与他国共享，而且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无条件的资金医疗教育等扶贫援助，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在我国脱贫工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经达成，但我国仍然存在相对贫困问题，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仍对未来的贫困治理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