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构建逻辑的五重维度

张晋铭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预示着需要立即对这一21世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独特命题作出学理阐释。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历程承接着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时代出场，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样式呈现出更加新型、高级的基本形态。对此，我们应当从学理的角度阐发美好生活的构建本质；从政治的角度探讨美好生活构建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从历史的角度把脉美好生活的观念演进与实践探索；从精神的角度追问“自由个性”的真正实现；从现实的角度注重发展短板的全面补齐。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回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理论话语和实践生成的本真要义，从而理顺美好生活的逻辑理路，以期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新时代美好生活提供理论前提。因此，本文尝试从唯物史观、治国理政、历史脉络、物化生存与全面小康5个维度来系统理解与把握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构建逻辑，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之生活图景作出理论回应与学理探析。

一、从唯物史观维度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逻辑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构建逻辑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作出了科学判断。从根本上来说，美好生活涉及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美好生活的产生源自于生产性活动，是一个关系利益调节的实践问题，社会物质生产是其产生的根源，其中包含有社会力量、社会支配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动态生产过程，具有特色鲜明的实践性与历史性，因此从理论层面理解与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呈现的新特点来促进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十分有必要，这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历史性变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起着全局性的决定作用。

所谓理论层面就是利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观察和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总体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状况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框架，是一种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创造出来的新的历史观。其中，现实的个人代表着每一个具有生命的个体，也即具备基本肉体组织需要的个人，这种个人通过现实生活不断获取满足肉体组织的“需求”，即“社会需要方”。对此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162-163；为了不断满足个体肉体组织的需求，从而不断存活于现实社会当中，个人需要始终维持吃穿住行的基本生活方式，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531。在这里人的物质生产，必然对应人的“需求”，也就是通常所讲的“社会供给方”。人类社会发展所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来自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内在矛盾，这对矛盾关系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依据。恩格斯曾讲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当前，理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应当遵循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需求和供给关系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方式，在确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始终围绕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加以讨论。基于此，我国当前主要矛盾被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间的矛盾，前一部分讲的就是社会的“需求方”，后一部分讲的则是社会的“供给方”。需求和供给关系从根本上、总体上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同人类社会所有活动都存在必然联系。

由此可见，要想从全局上认识和理解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基本情况，切勿脱离对需求和供给矛盾的把握。既要兼顾总体的社会需求，又要充分认识社会的供给水平，从而全面认识社会供给对人们需求的满足情况。弄明白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也就搞清楚整个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趋势，从而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根本保障。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贯穿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条红线，无论主要矛盾如何调整，这一矛盾都不会消失，这是因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始终是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如果不紧抓这一矛盾，就难以清楚洞悉社会矛盾的全局，相应也就会阻碍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在这里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供给”就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全状况。对于需求和供给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韩庆祥教授认为可以用“主要矛盾—根本问题—根本任务—工作重点”的逻辑来体现，韩庆祥教授认为“在‘主要矛盾’中蕴涵着‘根本问题’，‘落后的社会生产’就是整个社会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解决‘根本问题’，这是当前以及今后的‘工作重点’”[3]。马克思讲“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是“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4]。这之中“问题”“时代”和“呼声”，就是对“矛盾—问题—任务(呼声)内在逻辑的最好阐释”。唯物史观方法论指导我们，要想抓住工作重点，离不开根本任务，而根本问题就是确立根本任务的主旨内涵，解决根本问题就是对主要矛盾的根本化解，这是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1]729新时代人民群众需求目标的增强、拓展带来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持续向往，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生产供给单方面来讲，当前社会的总体“供给”情况已经出现明显好转，社会生产力已能够满足大部分人民群众需求，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已成为我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5]我国社会矛盾的转化，从整体上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状况以及发展水平，当前需要解决的是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情况和特点，找出造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问题，并将这一根本问题作为党和国家未来的工作重点和根本任务加以对待，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颠覆性错误，从而顺利推进美好生活的实现。因此，从唯物史观维度来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构逻辑，从理论层面对美好生活进行探析，有助于从本源意义上挖掘其形成的内在价值。

二、从治国理政维度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逻辑

政治维度是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构建逻辑的关键环节，这是因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主题就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而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判断社会发展状况和基本国情的重要标准，能够为构建新时代美好生活提供制度保障。由此观之，党治国理政同美好生活存在高度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相辅相成，都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动态性与发展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生活的需要相应提高，向往更加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生活方式；美好生活的构建呈现多样态、多元化的时代需求。相应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创建，其政治维度就是要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过程是全方位、提升型、内涵式的，同美好生活的构建逻辑同频共振。因此，从政治维度来看，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党通过治国理政不断化解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能够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提供基础性、制度性的保障。

党治国理政道路的演变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时间节点和内在逻辑上的吻合，使社会主要矛盾成为确立党治国理政成果和构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客观依据。其中，社会主要矛盾特殊性的改变影响党治国理政具体内容的确立，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变化决定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性质，党在治国理政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始终立足于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选择。当前，需从政治维度全面厘清社会主要矛盾与党治国理政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是全面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构建逻辑所必不可少的环节。

第一，党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确立治国理政主题，为美好生活构建提供政治保障。

一方面，党治国理政主题的具体内容随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而改变。这是因为“每一种社会形势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6]323。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源自于长期的历史和实践，其表现形态凸显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标识。党治国理政的主题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不断调整，源自对社会主要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遵循。同时，社会主要矛盾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能将其视为固定的宏观或微观矛盾，它已融入社会发展的各领域，本身具有更为立体的矛盾特征并依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因此，社会主要矛盾所包含的特殊性应该成为党确立治国理政主题的重要依据，切勿以静止和孤立的观念和视角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准确把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矛盾类型、特征与范畴。另一方面，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性质需要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确定，这是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6]323。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代表了党对于实效性和经济性的关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来的是人民生活水平质的进步，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形式开始取代原本全面落后的社会生产。不平衡表现为横向层面的各领域差异，不充分表现为纵向层面的体制机制差异。党治国理政主题的基本性质也开始随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而作出调整，由原先注重实效性、经济性开始向公平性、正义性转变。

第二，社会主义矛盾的化解离不开党的治国理政主题，二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

社会主要矛盾与党治国理政的内在关联性表现为党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确立治国理政主题，同时党治国理政主题又作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首先，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必须依靠党治国理政主题来实现。历史充分证明实施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策的成功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成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其次，党在治国理政中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能够有效应对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便开始逐渐化解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要归功于党在改革各方面和领域所付出的努力。为应对新时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党确立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最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5]党始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总揽全局统筹推进国家的各项工作，这是来自人民的抉择和历史的选择。这也表明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上起着关键作用。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和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一根本前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党确立治国理政总路线的根本依据，党治国理政总路线的根本主题要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来展开。“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90多年历史表明，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主要任务之间应该是因果一致的关系。”[7]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推进不能背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它内在规定着一段时期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特征和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主题。基于此，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总进程中，并以此作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航标”，随时关注社会主要矛盾可能出现的新趋势、新特征、新范畴，从而及时提出有效应对化解社会新型主要矛盾的执政理念和具体措施。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顺利实现离不开党对治国理政主题的适时改变。同理，党治国理政的主题也随人们对现实生活需求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指导地位，厘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规律和变化特征，辩证理解党治国理政同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关联，是新时代美好生活顺利实现的重要政治前提。

三、从历史维度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逻辑

人类历史长河中，新中国不足百年的时间跨度，却映射着人类美好生活构建的历史印记。这些丰富的历史印记为构建新时代美好生活积累了重要的实践成果。因此，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逻辑的理解与把握，应着眼于探索7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构建美好生活中的观念演进和实践探索路径，这不仅能为我们精准把握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和改革发展提供可能，也能为我们持续探索中国道路增添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更为我们迈向马克思视域中的“理想生活”增添现实可能。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历程中，摆脱贫困落后局面是中国人民的第一次尝试，美好生活已不再是空洞、缥缈的概念，真正具有了现实性和阶段性特征。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在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中经历了从“站起来”的“独立生活”到“富起来”的“富裕生活”，再到“强起来”的“富强生活”的伟大变革，实现了美好生活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高度统一。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使中国人民开始尝试“独立生活”。

在社会主义建立初期，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使中国人民开始尝试“独立生活”。这种“生活”区别于一般“生存”概念，是区分人与动物不同的基本标准。“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8]同动物适应自然的生存活动所不同的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通过改造自然来维持基本的生活活动，人这种“生存”方式在社会主义初期表现为通过探索独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开启的“独立生活”阶段。这种“独立”具有多重内涵，既代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也代表独立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以及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

新中国建立仅仅是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第一步，如何改变各个领域都极为落后的农业大国现状，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中国人民所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自此开始了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真正“独立”成为追求美好生活的首次尝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总结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充分将中国国情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这一理论引领下，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逐步得到恢复，“独立生活”开始具备成为现实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依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特征，毛泽东等领导人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体社会环境开始具备“独立生活”条件。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进一步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带领中国人民获得“独立生活”面临关键节点。党的八大在这一关键节点明确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需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在各领域提出了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针对性措施。随后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当时社会矛盾逐渐缓和并得到解决，满足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独立生活”的向往。

第二，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中国人民步入“富裕生活”。

“独立生活”基础上对落后生活方式的逐步摆脱预示着“富裕生活”的到来。在马克思视域中，实现人民生活的真正富裕离不开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是由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内在一致性所决定的。落后生活方式的摆脱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固化生产力的破解和生产力的提高。“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号角，从1978年12月一直到1987年，国家将经济建设视作一切工作的重心。改革开放在人民追求“富裕生活”过程中完成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突破，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在短时期内使人民享有较为富裕的生活。到20世纪90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开放破解“富裕生活”发展壁垒的关键。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为“富裕生活”的实现提供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让人民对生活不再局限于维持日常基本生存的索取，而对整体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更加深入，对“富裕生活”的追求更讲求“质量”和“品质”；使人民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生活内涵进一步丰富，人民更具获得感和幸福感。

人民对“富裕生活”的追求也内含着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富裕”的追求。实现人民对“富裕”全方面的追求需要不断坚持人民至上原则，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出：“坚持人民至上，就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10]这种全方位追求主要表现为：经济上，更加注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人们从基本的生存满足向生存享有的转变是物质生活丰富的重要表现；精神上，人民在获得物质满足同时开始更加关注精神的空虚和不足问题，将精神文明提升视作精神生活满足的重要标准；社会上，伴随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升，社会福利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保障，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多方面实现改善；环境上，人民不再忽视生存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成为“富裕生活”维持的重要外延；文化上，“富裕生活”更加强调文化内涵和文明价值，相应带来的是人们文化素养和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改革开放作为人民实现“富裕生活”的根本路径，从最初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到后来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对于“富裕生活”向往与追求的重要理念，这一系列政策方针都为真正走向“富强生活”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第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使中国人民充分享有“富强生活”。

“富强生活”从各方面对“富裕生活”进行了升华，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提出了更高要求，价值旨归更趋向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向美好生活的进一步靠拢。

一方面，“富强生活”更加强调五位一体的统筹发展，为人民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首先，“富强生活”代表着人们生活质量在“富裕生活”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但依然没有脱离对基本物质生活的不断追求，这是因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放在最基础最重要的位置上”[11]。“当人民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527。其次，“富强生活”拥有更高层级的文化内涵。这一时期的文化展现出当代中国文化主流和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高度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总结我国文化发展和改革正反两面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更具全面性和战略性的文化建设局面。再次，“富强生活”更加强调公平、正义。全球化的今天，“物的依赖性”依然在世界历史大环境中占据主导因素，相应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依然对国家公平、正义的维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也决定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需要注重民主与法治建设，进而不断弥补社会主义建设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公平、正义不足的缺口。复次，在美好生活追求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让“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融入美好生活追求的整体进程中，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储备历史和现实条件。最后，“富强生活”要求人民的生活环境清新美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成为新时代人们所追求的基本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富强生活”始终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不断丰富完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代表着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发挥的积极效应。“创新”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力量，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环节就在于人的创造能力的高低，也可以说对人的依赖就是对人创造能力的依赖；新时代的发展更讲求平衡性，“协调”的目的是消除区域、城乡以及部门间的生活差距，实现人民的生活水平同向递进；“绿色”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前应该以“美丽中国”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环境的需求；中国融入全球发展大势要遵循“开放”原则，借助世界大环境开拓发展机遇，同时让世界享受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实现互利共赢；更加科学合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充分“共享”，从而激发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增强发展动力进一步扩大人民的根本福祉，中国能够从“独立生活”逐渐过渡到新时代“富强生活”，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长期坚持，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砥砺前行。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发展视角看待马克思主义，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通过将中国当下社会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进一步制定出更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代表着对当代的现实探索，还代表着在既有目标下对未来理想生活的憧憬，实现了对美好生活的现实尺度与未来构想的辩证统一。

四、从物化生存维度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逻辑

所谓物化生存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物化生存代表的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本源性意义，通过物化生存关注人们精神生活与样态，能够为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构建逻辑增添哲学意蕴。同满足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相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呈现一种更为立体、全面的需求体系，不仅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更要凸显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生活作为美好生活构建体系的关键一环，呈现出新时代美好生活构建的精神向度，对于整体性提升美好生活内涵和质量而言必不可少。从当前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来看，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视域中人的生存发展方式三形态中的“物的依赖”阶段，这一阶段人的生存和发展呈现为“物化生存”形态，集中表现为人的需求、人的关系、人的状态、人的个性都被物化，如果没有“物”将难以体现人的实际价值。处于“物的依赖”阶段的人，因为长期以来受物化思维影响必然出现“精神的懈怠”，表现为资本逻辑规制下精神生活的价值疏离。当前，资本逻辑下人精神生活的价值疏离主要表现在：

第一，精神生活的物化深刻影响人民幸福感的获得。美好生活坚持了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辩证统一，而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相辅相成，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具体体现，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致使人的世界观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冲击，以至发生扭曲，造成物化主义盛行。原本仅仅作为人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的物质俨然变为人需要的本身，化为人在社会中所追求的根本目的。与此相关，人受物化思维影响，不可避免出现“精神的懈怠”，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被商品符号所标识与定义，物质不断充斥于精神生活中，进一步压缩人们精神生活的空间，物质满足成为精神慰藉的唯一途径和来源。究其原因，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消极效应是不断扭曲人们价值观念和物化精神生活的根本因素，造成的后果就是人生存与发展的生命本性出现偏移，人之为人的本源意义被物化所否定。蓝德曼曾讲：“人与其他存在物不同，人不是纯然地存在着，而是好奇地询问和解释自己。”[12]诚然，如若物化范畴下人们对生命的询问难以得到解决，势必会对物化下的精神生活产生质疑，接踵而来的必然是物质满足下的精神疏离和与物质匮乏下的精神痛楚，都会对人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第二，精神传统的断裂阻碍民族的复兴伟业。在人类历史文明的演进长河中，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使其在世界历史中源远流长，成为人类千年历史中唯一没有中断并延续发展的文明。中华民族精神所内含的共享和联系等重要理念，为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开展提供价值引导和观念审视。然而，资本逻辑的现代性悖论和规制，使经济效益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以集体主义为精神传统的精神生活样态在物化的精神生活氛围中被消解，个人构建同世界联系已经不再遵从长期所积淀的精神生活准则，到处充斥着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的痕迹。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被物化下的精神生活所抵消，必然造成世界历史背景下民族的、国家的以及社会的宏大视野的退缩，精神生活沦为专注于自我满足的、目空一切的个人行为。以单个人精神生活的展开为起点，远离共同体关系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实现即所谓个人主义，背离了中华民族所提供的共享与关联概念的精神传统。意味着这种个人生活方式与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切断了联系，使现阶段的精神生活成为无源之水的物化样态，失去了文化带来的滋养和灌溉。尽管不能否认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于主体自由空间开拓的意义，即它使精神生活具有更加开放的特征，但过分沉浸于个人空间的开拓也相应丧失了更大的国家和社会视野，这种精神传统的断裂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来说会是重大危机。

因此，超越物化生存，化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危机，要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困境中挖掘原因，努力改变精神生活的存在现状，实现新时代精神生活的复归。这不仅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也是确保美好生活顺利实现的关键。

首先，维持生存与精神的合理张力，实现躯体与灵魂的深度契合。人的二元性特征决定了人是肉体和理性的结合体，也代表着人最基本的生活样态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结合。人类的存在正是建立在二者综合的基础表象之上的，缺失任何一部分都是对人不够健全的探讨。今后实现美好生活的宏大理想，取决于如何科学对待和有效保持二者之间的合理张力，当前来看正确三观的思想引领是实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协调统一的有效路径。一方面，要谨防精神生活的全面物化。精神生活过分拘泥于纯粹感性的物质生活框架内，将会掩盖理性所天生具备的超越性特质，逐渐使精神生活内化为物质生活的子部分，在应对与解决问题上缺失价值的支撑。另一方面，又要关注精神生活在现实生活土壤中的扎根与生长。现实生活的物质生命活动反思构设精神生活的超越性特质，并展现精神生活实际价值，表现为现实生活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确保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协调有序发展是合理保持物质和精神张力的关键，也是融合生命和灵魂的有效方式。

其次，优化精神生活的资源环境，构建良好的社会精神生态系统。健康的精神生活环境是创造美好精神生活的基础，新时代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注重对精神生活资源的优化，这是构建良好社会精神生态系统的必要之举。要学会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美好精神生活的源泉。精神生活的存在离不开文化滋养，文化对精神生活的实现、塑造和表征决定了二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求我们持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有思想价值的部分，梳理和归纳出中国传统文化有灵魂有深度的思想深蕴，用接地气的话语方式加以阐述，赋予其新型时代内涵。还要学会海纳百川，努力吸收世界各地不同的优秀文化，为新时代精神生活的价值提升和信仰弥补提供参考。

面对中国人民当前身处“物的依赖”阶段可能会出现的“精神懈怠”，防止物化精神生活过分干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要更加注重人本身精神的存在，突出物质生产的精神向度，体察肉体本身的精神意蕴，努力构筑丰富的精神生活样态，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提供哲学支撑。

五、从全面小康维度理解与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逻辑

构建新时代美好生活作为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一次伟大尝试与实践，其中重要的现实追求即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2020年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标志着“大多数人贫穷和少数人富有”[13]的现象在中国社会不复存在，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实现了整体性变革。我国进入新时代后，作为世界强国也相应具备新的历史方位，会更加注重对发展短板的补齐。这意味着今天我们在谈论新时代美好生活时，要以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作为考量社会发展程度和水准的标准，这决定了美好生活的实现要站在普通民众共同享有的基本立场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只有彻底解决好基层民众的“民生”问题，让乡村振兴战略切实落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确保全体人民走在通往美好生活的同一轨道上。

马克思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4]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抓手，能够满足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当前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必须坚定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5]。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遵循“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6]的共享理念，时刻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党执政的基本立场，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作为奋斗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不断明确“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政治品质，通过共享理念维护和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和根本追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5]。这些映射出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意志。

城乡发展间的不平衡和乡村发展的不充分作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特征，决定了农民群体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影响的广泛性。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从“三农”根源问题上寻找新时代社会主义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对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行，要把农业农村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注重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具体执行，发展生态农业、创意农业、定制农业、体验农业，形成一整套现代化的产业—加工—经营体系，催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用最快速度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把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考指标，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村文化不断繁荣，让美丽农村和现代农村的发展齐头并进；切实将农民民生问题纳入乡村振兴的必要环节，保障农民生产生活有序推进、就业医保充分享有、文化生活稳步发展，在提升农民真实收入基础上不断提升农民整体生活质量，实现农民富裕化和农村现代化同向推进。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实现“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1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5]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共享治理应该将扶贫脱困和服务均等作为基本前提，注重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环境治理的关系，以文化繁荣和民主善治为根本目的。“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5]贫困主要表现为发展从主体到空间的整体落后，对于主体的落后要逐渐消除贫困总人口，提高贫困人口物质生活水平；对于空间的落后，要逐渐减少贫困地区，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通过促发展带动贫困地区整体繁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乡村和中西部偏远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主要聚集地，现阶段要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16]，为乡村的全面振兴奠定基础。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的深入贯彻执行，一是要对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进行精准划分，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型贫困人口实行脱贫帮扶，针对不同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差异，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特色脱贫帮扶措施，对贫困地区劳动能力强的人群采取就业能力扶持和异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地区劳动能力较弱或无劳动能力的人群实施基本生活保障和民生兜底，确保这部分人病有所医、残有所助；二是要重点突破，集中力量率先实现贫困地区脱贫，国家将重心放在主要贫困地区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上，对重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加强政府倾斜和经济扶持的整合力度，培养贫困农户的自我脱贫能力，通过能力提升实现自我脱贫；三是要激发贫困人群脱贫动力。将物质脱贫和精神脱困内在统一，按照“扶贫—扶志—扶智”的脱贫逻辑，增强贫困地区群众的务工经商能力和自主生产水平，形成稳固的可持续脱贫模式。持续推进“三农”深化发展，让发展化为脱贫的内生动力，用发展摘掉贫困帽子，用脱贫补齐美好生活构建的重要短板。

总之，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逻辑在唯物史观、治国理政、历史脉络、物化生存、全面小康5个维度的系统考量中得到立体化呈现。由此观之，新时代美好生活是在理论基础、制度保障、实践积淀、哲学意蕴和现实追求5个层面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下所生成的，该5个维度具备完整的逻辑体系，共同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创新的具体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