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研究综述

2022-11-21 12:57谭立伟
关键词:革命研究

程 银 ,谭立伟

(1.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25;2.贵州财经大学 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阳 550025;3.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永州 425100;4.永州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0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自我革命”总结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秘诀,重点阐释了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命题和伟大成就。党的伟大自我革命主要体现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引领社会革命使之符合历史规律发展。学界对革命问题研究的较多,有关自我革命问题的研究主要兴起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概念后,自我革命的研究成果就呈现出“井喷”之势。但就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仍是学界需要着重思考和研究的论题。中国知网可检索到的期刊论文53篇,从2018年开始呈现出上升趋势,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呈现在2020和2021两年间。相关硕博论文共35篇,主要集中于2021年度,可搜集得到的专著更为少见。梳理和回顾新时代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研究概况,总结研究中的不足与经验,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研究尤为必要。

一、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

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政治品质不是天生的,而是具有其深厚的革命意蕴和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解和阐明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概念和渊源,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革命理论的基础。

(一)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概念释析

“革命”的原意指变革天命,后来泛指重大的革新。到18世纪发展成为是摆脱旧事物桎梏的过程,演变为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革新或突变,具有多重属性的内涵和外延。“革命”一词也被拓延至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产业革命等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革命的范畴。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都是革命中的一种。自我革命主要是指某一个政党、集团或组织主动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行为过程,主要体现主体的能动性和对客体的引领性。社会革命主要发生在多重领域,主体是多类型的,可以是经济领域的变革,社会领域的进步,还可以是文化领域的革新,思想领域的提升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革命”内涵的论述颇多,认为革命是同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并受其影响,社会革命的到来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所致,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克服和解决社会矛盾,推动新的社会向前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并进一步阐释了彻底社会革命的前提和条件,“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2]彻底的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共同推动的社会大变革,而这种变革也不是自发进行的,需要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引领,无产阶级也只有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和完善自我,才能永葆先进性地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该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从兴党强党的政党建设视角阐释了“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3]的自我革命精神,并首次提出了“自我革命”的概念,创新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观的内涵。为此,学界对自我革命的研究渐涨,并从多维视角阐释了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相关内涵。赵绪生(2018)将自我革命的内涵阐述为就是党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革命性行为[4],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革命。靳小勇等(2020)基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二者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保证,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旨和归宿,党的自我革命能够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从而能够长期地、有效地推进社会革命”[5],阐明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间的内在关系。

(二)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溯源

从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溯源来看,主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重要思想、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关论述三个方面。学界对这三个方面的探讨也最为深刻,但不同的是以十八大为界点,十八大前的理论阐释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思想和党历代领导人的革命论述,对革命文化思想的研究和论述相对较少。这主要缘于研究者们对革命问题的探究多围绕对党的政策、文件的宣传解读,很少有研究者以革命问题为导向研究革命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概念后,有关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研究开始剧增,主要得益于党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聚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关中国革命史和自我革命的书籍也逐步出现,但仍然不多,仅有马工程教材《中国革命史》等少数著作和少量硕博论文。

一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思想的研究。赵恩国(2019)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根本规定,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是社会革命成功的关键”[6]。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党建设、政党性质、革命目标等方面论述,进一步深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李宗建(2019)从“党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的三重维度”阐释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关系,诠释了“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任务,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精神基因,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7]。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就要敢于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的优良政治品质。

二是关于中国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研究。“革命”是党最初的历史起点和优良传统。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多集中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多体现为是党开展自我革命的文化根基或文化土壤,黄蓉生等(2020)将中国革命与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结合,提出了“勇于自我革命取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的观点,论述了“党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中应对风险挑战,扫除民族复兴的障碍”[8]。

三是关于党历代领导人有关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论述的研究。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集中对党百年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发展的历程、动力、基本经验、现实诉求等方面的研究,其主要阐释党历代领导人关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重要论述,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与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9]的观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阶段论述党的革命理论。另一方面主要聚焦于对各历史阶段不同领导人的革命论述研究,探析相对较多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自我革命的论述,以及对毛泽东以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兴亡周期率”的研究。颜杰峰(2021)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当代价值等方面阐释了“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手段;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力量;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目的”[10]。其阐明了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内涵和核心要义。

二、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

在我国近现代革命实践中,党不断在探索中自我革命、自我成长,不断同反革命派作斗争,不断把中国革命引向历史发展轨道,推动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走向高潮。学界对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研究主要有“三次自我革命论”“六次自我革命论”和“三阶段划分说”“四阶段划分说”的观点。但无论是何种观点,革命实践的起点和过程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党自成立起时就非常注重自我革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践行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使命。

(一)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革命次数论”

“革命次数论”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三次革命论”的观点,另一种是“六次革命论”的观点。

持“三次革命论”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潘维教授首次提出“三次革命论”观点是在202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首届党建高层论坛”上,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了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第一次‘自我革命’”,指导中国革命赢得胜利,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第二次自我革命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标志着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第二次“自我革命”,回归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富起来”的初心。第三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第三次自我革命。以“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纲领标志着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更加成熟[11],正带领中华民族走在强起来的伟大新征程上。三次自我革命依次对应“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实际上,三次自我革命论突出的是三次重大的自我革命,或者是在三次重要的关键时期的自我革命,以三个不同的时间界点论述了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是紧密相扣,一脉相承的。

持“六次革命论”观点的学者是石仲泉教授,他在《从百年党史看自我革命》一文中提出了党百年历程中六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我革命,以引领社会革命逐步走向胜利。第一次是1927年的“八七”会议,是党在革命实践中遭受重大挫折后的一次自我纠错的会议;第二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这是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的伟大转折的一次自我革命;第三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纠正“左”倾错误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的自我革命;第四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践行“两个务必”思想的整风运动;第五次是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第六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的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自我革命[12]。

对此不难发现,无论是“三次革命论”还是“六次革命论”的观点都是从党引领社会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重大事件或时间界点为划分,从不同的视角突出了党以重大自我革命引领重大社会革命的历程。但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无时无刻地进行着,自党诞生开始起就始终践行着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和平建设时期表现为引领新的社会建设和改革。“革命次数论”的观点本质上是“重大革命事件论”,是对党重大革命或重大事件的凸出,对阶段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阶段划分说”

学界对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实践历程的研究还主要依据各个时期不同的革命任务进行划分,主要有“三阶段划分说”和“四阶段划分说”两种划分观点。

一是“三阶段划分说”的观点。该观点主要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任务划分,最具代表性的划分是唐皇凤等(2019)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划分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1949-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以来)[13]三个历史时期,回顾和总结了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历程。王金磊等(2019)从党自我革命精神和革命思想的视角将其划分为以思想‘革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1949-1978)、以改革创新精神提升党的执政能力(1978-2012)、以自我革命精神深化全面从严治党(2012 年至今)三个阶段,探赜了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认为党的“自我革命既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管党治党的实际行动。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14]。方世南(2021)等总结了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历史阶段党的自我革命的历程,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开拓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自我革命进入新发展阶段”[15]。从社会性质转变的视角探寻了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发展历程,与我国近现代革命发展的实践进程相一致。

二是“四阶段划分说”的观点。郑智超(2021)基于党自我革命的百年进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回顾了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程,历经了党在自我革命中走向胜利、党在自我革命中夯实根基、党在自我革命中更为成熟、党在自我革命中更加强大四个阶段[16]。胡洪彬(2021)提出了:第一阶段是从“路线”到“纪律”:民主革命时期党推进自我革命的艰难展开(1921-1949年);第二阶段是:从“纠偏”到“整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系统拓展(1949-1978年);第三阶段是从“思想解放”到“机制重构”: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结构转换(1978-2012年);第四阶段是从“严明责任”到“全面施策”: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深化(2012年至今)[17]。雷青松(2021)从革命、执政、改革、治理四个维度,系统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党推进自我革命前后一脉相承、继往开来的演进脉络,将其划分为“以党内思想革命引领民主革命胜利的革命时期,以党内‘纠偏’‘整饬’巩固党执政地位的执政阶段,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改革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治国理政能力现代化阶段”[18]。

可见,学界对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划分视角各异,但就划分的时间区间和界点较为一致,多采用了主流的划分法,与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吻合。

三、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特征及价值意蕴

科学性、人民性和时代性是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些显著特征使人民能够深刻地理解党的革命宗旨和理念,从而更好地发动和依靠人民开展社会革命。

(一)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显著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19]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立场和价值取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0],具有极强的人民性特征,这也是党百年奋斗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21],具有极强的科学性特征。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科学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一是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科学性特征。学界对其科学性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硕博论文,期刊论文和专著中体现的相对较少。关畅(2021)在学位论文中论述了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广泛联系、统筹兼顾,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22]两个方面。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革命思想的展现。学者们多半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研究了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显著特征,倾向的侧重点略有不同,突出的革命特性也略有差异。

二是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人民性特征。人民性特征几乎贯穿于每个学者研究自我革命的始终。从本质上看,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学说,始终坚持人民性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者的群众观点,深刻体现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理念。李斌雄(2021)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党要始终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先进性的本质体现,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23],凸显了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人民主体性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理念,深入开展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裁判员和评判者,以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规律为评判标准。

三是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时代性特征。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洪流中屹立不倒,引领着伟大的社会革命,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始终与时俱进地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充分发挥党努力学习和善于学习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24]我们党“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25]。学界对时代性的研究较多,梁雪冰(2021)认为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26]。进而阐明了伟大自我革命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关系,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是基于时代语境中的自我革命。其最终目标是要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综上,学界主要围绕科学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进行阐释,但就其实践性、革命性、统一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特征研究相对较少。这也正是学者们在后续的研究中应着重彰显和体现的地方。

(二)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价值意蕴

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最直接、最明确的价值体现就是带领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带领人民站了起来,再到富起来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协和万邦及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倡导与世界各国人民一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的友好和平发展。

从内在价值意蕴来看,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完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纪律建设,保障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中国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消灭了剥削、消灭了绝对贫困,使中国人民逐步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境地,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学界主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净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彰显党的政治优势和革命品质等方面进行研究。张艳娥(2018)从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筑牢伟大事业的坚实基础、增强伟大斗争的战略定力、指明伟大梦想的路径方向、夯实伟大工程的根基屏障”[27]四个方面论述了它的实践价值。郭世军(2019)认为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有利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先进性是党自我革命的目标指向,自我革命就是要“通过不断革旧图新进行革命性锻造,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与时俱进”[28],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郑智超(2021)提出“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探索党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通过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形成党增强自我净化能力的有效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通过形成纪检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全面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推动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我们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巩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16]。从有利于完善制度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保障清正廉洁、加强权力监督等方面诠释了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价值意义,为研究者们理解和探究自我革命的价值意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学术视角。张伟伟(2021)认为:“以制度和规范为全面从严治党、进行自我革命保驾护航;强化党内各项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将党内集体学习制度化”[29]。

可见,学者们从多方面阐述了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价值属性,凸显了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根本方向和价值指向。

四、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路径及基本经验

如何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学界普遍探讨的学术话题,也是事关党如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自身建设引领伟大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问题。学者们在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中围绕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探索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路径,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

(一)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路径

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路径是解决问题、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就目前学界对其实践路径的研究来看,主要可归纳为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强调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要对症下药。持该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唐皇凤、渠彦超等,唐皇凤(2021)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政治不纯、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提出通过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建设,不断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健全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党内法律法规,坚定不移地将党的自我革命事业推向纵深发展的实践路径[30]。重点从政党建设的视角阐释了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把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窦珊珊(2021)基于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中存在的“精神懈怠、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深入、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初心使命意识不强”等问题,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科学方法”[31]等方面对其实践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着重从思想改造、党性修养上探索了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路径。

第二种观点主要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并结合新特点新问题做出策略思考。刘春静(2021)从问题导向、理想信仰、革命精神方面论述了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路径,主要包括“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时刻保持‘愈大愈惧,愈强愈恐’的态度,医治理想信念、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作风状况上的亚健康,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做好‘抓少数与管多数’工作;保持革命精神,磨炼革命意志,坚持‘永远在路上’的‘赶考’精神,保持久久为功的恒心和毅力和‘零容忍’的态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32]。这些论述从多方面概括了学界对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路径研究。

第三种观点是从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动力、政治保障、战略举措、社会支撑和基本方式五个层面依次给出了路径选择。詹溢(2018)从“坚持基本的党性原则、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贯彻落实制度建设、借鉴古今中外历史经验”[33]方面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外动力和制度保障。

第四种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探寻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路径规律。彭蓉(2020)从《共产党宣言》中挖掘了社会革命思想与中国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深厚渊源,提出了“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继续推进我国的社会革命;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机统一”[34],这种观点集中体现了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场协同推进,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和问题导向全面推进的路径思想。

以上四种观点都有其针对性和指向性,对学界加强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研究意义重大,不同之处在于四种观点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因而提出路径选择的倾向性就有所差异。

(二)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基本经验

善于经验总结是党自我革命的一大优势,也是党引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坚持自我革命、坚持勇于斗争等是党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学界主要从三方面归纳和总结了这些宝贵的革命经验。

一是着重解决突出问题,激发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强劲动力。学者们主要从坚定理想信念、重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加强持镜自检和党外监督等方面阐述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基本经验。窦珊珊(2021)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应“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和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来落实讲政治这一推进自我革命的根本途径;以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科学方法和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来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推进自我革命的基本方法;以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和党内外监督相结合来落实党内民主这一推进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31],这种观点论述了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和纪律建党的重要性和时代性,突出了坚持和用好民主集中原则这个有力武器的实践价值。

二是强化党的监督,完善党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体制机制,为我们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巩固提供坚实的保障。张伟伟(2021)阐述了“党始终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将党章作为党开展各项活动的行动指南,把规矩置于最前面,以制度和规范为全面从严治党、进行自我革命保驾护航;强化党内各项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将党内集体学习制度化”[29]。这些经验为全党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自身能力、实现自我革命提供了支撑,是党百年来持之以恒奋斗的经验体现。

三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把握好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正确方向。谭献民(2019)论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衡量标准,是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以来既错综复杂又与时俱进的党群关系。自我革命的各项内容,本质上就是革除与人民利益相悖的思想作风和行为习惯。而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和切实衡量,则推进着党的自我革命不断认识和解决实质问题,不断破除密切党群关系的障碍难关,成为实现党的先进性和唯一宗旨的根本措施”[35]。从这种观点可以看出,我们党只有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理念和价值取向,才能正确地把握好社会主义的本质,确保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

就经验启示的研究,学界主要从动力、监督、人民利益等方面总结革命经验,彰显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人民属性。但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极其丰富,学界对其总结和概括的仍有些不够,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挖和总结其宝贵的经验。

五、结语:研究的回眸与展望

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研究具有重点聚焦对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经验、价值、启示等方面研究的特点。而就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内涵、概念的阐释却相对偏少,研究成果多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呈现,专著和硕博论文相对较少,研究的团队化和协作化特征不明显,成果多以独著呈现,相关项目课题支撑的成果偏少。为此,回望和承继前人研究的成果与经验,不断强化对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展望学界研究的趋势和未来走向,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了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命题后,学界有关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研究会逐步增多。新时代境遇下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研究仍需结合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实际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最新成果,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深挖研究问题,秉承多方法多视域结合的研究理念,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转向对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前提、原则、基础、内涵等方面的研究,克服研究中的困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在开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中完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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