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的格非小说研究历程与特色分析

刘宇婷 柯著嘉 王 冠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一、引言

提及日本学者研究格非的作品，就不得不提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异军突起的先锋派文学。“先锋文学”是对旧有文学观念、文学形式、文学内容的反叛与疏离。它的出现，是对当时旧有意义模式的消解，颠覆了公认的规范和传统。毫无疑问，先锋派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格非又是先锋派作家里的一位重要代表，可以说其强烈的先锋性正是他在九十年代走出国门、受到日本学者关注的最根本原因。日本学者是如何研究格非的？他们的视角选择与国内学者有什么异同之处？本文尝试发掘与整理日本关于格非文学的研究成果。相信这会对揭示格非文学的独特价值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会为中日两国文学与文化交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二、日本的格非研究历程

日本的格非研究要早于格非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95年10月下出宣子在《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上发表了研究论文《「記憶」の物語——格非の小説について》，这是据笔者调查所得的最早一篇关于格非的论文。1996年7月他还在《现代中国》上发表了《歴史の「辺縁」に生きる人々——格非の小説における歴史と現在》。关根谦既是格非的译者也是研究者，1996年12月他在《艺文研究》上发表了《格非と実験小説の展開》一文，研究与翻译相辅相成。90年代格非研究的重要学者还有和田知久。他于1997年2月在《野草》上发表了论文《格非の作品群における『傻瓜的詩篇』の意義》，于1999年6月在《季刊中国》上发表了《中国文学あれこれ48格非「欲望的旗幟」を読む》。和田之久一直活跃在格非研究领域的第一线。2007年他还在《野草》上发表了《78号合評「空蝉」の行方—格非「人面桃花」を読む—》，2017年在《中国研究月报》上为森冈优纪的专著《歴史の周縁から——先鋒派作家格非，蘇童，余華の小説論》撰写了书评。

德间佳信、远藤佳代子与森冈优纪是21世纪以来对格非作品的研究颇有建树的三位日本学者。2004年9月，森冈优纪发表了《格非の「戒指花」——初期実験的作品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2005年5月，森冈优纪与刘燕子一起完成并发表了《格非訪問録——格非の実験小説とその形式》。2016年，其研究之大成《歴史の周縁から——先鋒派作家格非，蘇童，余華の小説論》通过东方书店出版。2006年，德間佳信共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野草》上的《「空蝉」の行方——格非「人面桃花」を読む》、一篇是发表在《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報》上的《封印された悲しみ——格非「戒指花」について》。2007年，她还在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七月例会中写了关于格非《不过是垃圾》的例会报告概要。2012年，遠藤佳代子在《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上发表《格非の実験的作品における語りの技法》。2014年，她又在《人文研紀要》上发表《「先鋒文学」作家のその後——その主要作品における技法的展開》。2015年，她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先鋒文学」における語りの技法》。

三、日本的格非研究内容分析

纵观日本学者的格非研究，根据不同研究成果的侧重点，发现他们主要考察了格非的世界观、叙事手法以及一些重要作品。以下就日本学者的格非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希望可以从中摸索出日本学者格非研究的特色，从而拓展格非文学研究的视域与内容。

(一)格非的世界观研究

1.关于格非世界观来源与结构

在论文《格非と実験小説の展開》中，关根谦从格非的成长环境、时代条件及欧美文学对其的影响阐述了格非世界观的来源。文章指出，格非于1964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丹徒县位于文革后以城市为中心的富裕沿岸地带，经济优渥，思想开放。格非后前往华东师范大学修读中文系，受学校内独特的自由学风的熏陶。就时代条件而言，格非经历了文革前后的两个时期，国内正经历新文学潮流和对文学本身看法的变革。此外，德国作家卡夫卡对格非的实验性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根谦还分析了后现代欧美文艺思潮对格非世界观的影响，提出了“力场”与“否定辩证法”两个关键词。在格非的实验小说中，都在其基本结构上确立了自我与围绕它的力场关系，而此结构最终支撑着格非的破坏。“否定辩证法”是格非作品的骨架。“力场”与“否定辩证法”冲垮了以发展史观为支撑的当代中国的“理想主义世界”，使格非对自我的探索成为可能，同时赋予其实验性小说超越单纯的技巧好奇心的必然性[1]。

2.关于格非对记忆与历史的认识

在《「記憶」の物語——格非の小説について》中，下出宣子以历史为角度，以记忆为主题探究作品，通过剖析其中一个个人物跌宕起伏生命历程，指出小说中过去、现在真实的缺失以及作者对时间的质疑。在格非的笔下，一个个普通人在历史面前，微如草芥，摆脱不了被偶然性捉弄的命运。下出宣子认为格非把历史当作是虚幻的堆积、单纯的语言事实；在格非的笔下，在人们相信并接受的历史背后，隐藏着现在被遗忘、沉于历史底部的故事；真相被历史埋没，且不可追寻。此外，下出宣子指出小说中“记忆的碎片是鲜明具体的”，在格非眼里，虽然记忆并非是过去的事实，其中夹杂着梦和幻觉，并不可靠，但它生动鲜明，是具有真实性的生命体验。碎片化的记忆显示出作品结构散乱破碎，是对完整统一叙事的颠覆，它在小说中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多次出现，表现出一种人的命运被支配的偶然性[2]。

(二)格非的迷宫——叙事手法研究

1.关于实验性叙述手法

关根谦在其论文《格非と実験小説の展開》中分析表明支撑格非“迷宫”的主要支柱是“意识流”以及由此衍生的无标点长句叙述。格非利用心理逻辑即脱离一切拘束而自由描写主体心理活动的形式进行故事叙述。在心理意识表达达到高潮时，格非的叙述便自然地成为了去掉标点和符号的无标点长句。究其意义，虽然很多论者并未给予其很高的评价，但关根谦认为它并非是单纯的语言游戏世界，而是不断地碰撞出主体意识飘荡的各种形象。此外，关根谦在其论文中还总结了格非文学中四种典型的叙事方式：第一种，压缩与解压缩。格非将一定的信息作为记忆进行压缩，并在小说的展开中将其一点点地解冻和铺展。读者依据自身的经验和考察将其解冻，唯有脑中浮现的形象和故事本来的情节融为一体时，故事的真实面貌才会浮现出来。第二种，语言的置换。格非利用语言的置换形成不受人格束缚的多重意义流。例如ta可以指示男性、女性和特殊的物。利用wo来使过去与现在的记忆相互交错。第三种，空白与缺失。在格非的实验性小说中，故事常常以空白的形式结束。从中也可得知格非创作小说的态度：拒绝绝对叙述者。这不仅达到了抒情余韵的创作效果，也表现出格非作为自我探索者的创作姿态。第四种，重复。重复与否定辩证法相互关联。格非在其作品中语言的重复是自身对于作家责任的思考，即表现自己的根本意图的体现。这也是格非短时间内大量创作的原因[3]。

2.关于空缺

远藤佳代子在论文《「先鋒文学」における語りの技法》中，主要就格非小说的特点“空缺”着手，比较格非不同作品中使用“空缺”这一手法的异同，研究了格非作品中的空缺的产生形式、原因及作用。以《追忆乌攸先生》和《迷舟》为例，空缺的形式主要体现在了故事情节中对因果关系、事实的描述、叙述人称的缺失。就其作用而言，首先提高了故事的紧张度，吸引读者的目光；其次间接阐述了故事的结局。在作品《陷阱》中，与上述作品不同，虽然设定了故事的叙述者“我”，但却没有设定听者。就其作用而言，“我”的使用，能够使叙述前景化，将“我”客体化，进而说明叙述的准确性。但格非作品中，多用时间副词，使得过去的自己被现在的自己否定，来体现对于事实的质疑，同时也使得作为客体存在的“我”产生双重性的作用，兼顾客观和非客观。在《青黄》一文中，体现了对于事实的空缺。以上的多种“空缺”，使文学作品中充满了不言自明的事实，也使得内容一经怀疑，就变得不确定。远藤佳代子总结了先锋文学中，避免把故事作为事实来讲述，避免明示真相这一特点，并分析其作用：登场人物以及叙述者的语言之间距离的变化，会使得读者的共鸣和情感投入发生变化[4]。

(三)重要作品研究

1.关于《傻瓜的诗篇》

和田知久在《格非の作品群における「傻瓜的詩篇亅の意義》中对“救赎”发出疑问，文章最后杜预仍然被失去母亲和莉莉以及弑父的罪恶感束缚，并不断被折磨至精神失常；莉莉虽然恢复了理性，变得与正常人无异而得以出院，但是《傻瓜的诗篇》中并未明确道明莉莉如何得到救赎，这也是一个“空缺”。杜预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在与精神病人莉莉的接触中，不断唤醒其内心深处的痛苦与不堪，在回忆因自己告密而被枪杀倒下的父亲与不堪重负自杀而亡的母亲的过程中最终迎来崩溃，进入了电疗室，以示“解脱”，苦难却并没有得到救赎。莉莉的出院也没有完全从她写的那些“傻瓜的诗篇”中走出，也没有获得真正普遍意义上的救赎。和田知久认为《傻瓜的诗篇》这部作品描绘的是祈求获得永远救赎的杜预和生活在“傻瓜的王国”的莉莉，更是这样时代下生存的人们的现状。在《傻瓜的诗篇》中，像杜预和莉莉这样的“异常”是不被允许的，只能通过电疗的暴力方法被迫回归“正常”[5]。

2.关于《戒指花》

德间佳信在论文《封印された悲しみ——格非「戒指花」について》中认为《戒指花》与格非被视作先锋文学的旗手时期的作品相比，其在风格上并不完全一致。德间佳信对《戒指花》这部作品进行细致的梳理，指出了作品中对于社会冷漠的批判和对以邱怀德为代表的道德堕落的愤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未被直接表达的东西隐于格非有意的叙事方式之中。德间佳信着重强调小说中使用的拼贴技巧的同时，进行了合理的推理与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侧重于小说的意象和悲伤情绪，揭露了主题，即男孩母亲、男孩和丁小曼三者之间悲伤的共鸣。另一方面，德间佳信通过文中“虚”与“实”的荒诞和不可思议，指出格非对现实的认识和批判意识。“强奸杀人事件”变成了“实”，而男孩的不幸遭遇不被报道反倒成了“虚”。这种滑稽且荒诞的现象，或许就真实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并由此指出格非对信息化社会的隐忧。在德间佳信眼中，《戒指花》是由格非的现实认识和批判意识来支撑的，格非试图通过《戒指花》在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和技巧性地构成作品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便是格非在这部小说中风格转变的来源[6]。

3.关于《欲望的旗帜》

和田知久在论文《中国文学あれこれ(48)格非「欲望的旗幟」を読む》中对《欲望的旗帜》这部作品的解读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格非的个人简介以及他的写作风格和作品等。第二部分概述了《欲望的旗帜》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占比最大，主要讲述了如何解读《欲望的旗帜》。和田知久认为这部小说如同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讲述了社会的主要问题——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知识分子却对此视而不见。和田知久分析了格非是如何通过小说人物的思想行为等来表达他对此问题的看法。他多次提及主人公张末对爱情的幻想，而这便是“欲望”的化身。同时欲望与爱也贯穿着整部作品。关于“欲望”一词，和田知久与作品名《欲望的旗帜》联系起来考虑。他着重写到第四章开头的小标题“欲望的旗帜冉冉升起”，这章内容前后脉络难以理解，展现了先锋作家的特色。欲望驱使下人们的行为，就如同面对狂风也要竭尽全力冉冉升起的旗帜一般，是人活着的证明，展现了人们朝着理想勇往直前的姿态。和田知久最后又再次提及格非的作品特征，技巧性的一面和追求现实意义的一面，列举了格非的作品里这两方面的差异，并高度评价格非很好地把控了《欲望的旗帜》这部作品在这两方面的平衡，展现出了“先锋”形象[7]。

4.关于《人面桃花》

德间佳信在论文《「空蝉」の行方——格非「人面桃花」を読む》中对格非《人面桃花》研究的初衷和大部分学者都不一样。他在前言中写到很多人都认为《人面桃花》是部很优秀的作品，大多是对它的夸赞，但并没有挖掘作品内在隐藏的逻辑，也没有阐明叙事和意象的特殊性。他认为比起称赞，首先应该做的是阐明《人面桃花》是怎样的作品以及由此带来的评价。可是很少有人以此为切入点，而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成为那个引子。德间佳信主要从主题和情节两方面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的两大主题主要是革命与恋爱，但他认为《人面桃花》并不是围绕这两大主题，而是讲述了一家人被现实所迫却仍然向往世外桃源的故事。小说情节的展开也颇具悬念，充满谜团。他对这一小说的解读切入点主要是从小说的视角人物这个角度以及围绕性暴力和政治暴力来展开，重点分析了作品整个故事展开的逻辑，集中概括了《人面桃花》是一部描写现实中被性的力量所束缚，结果只能带来暴力，即便如此也幻想着世外桃源的某种人类状态的作品。它描写的不是“性、革命和桃源梦”这三个方面，而是在“性暴力和政治暴力”与“桃源梦”的矛盾中生存，最终又回归到幻想中世外桃源的人[8]。

四、结语

纵观日本学界二十余年来对格非作品的研究，可谓所获颇丰，无论是对格非叙事手法的研究，还是对其单篇作品的挖掘，都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深度。研究者的视角与国内学者有着趋同的倾向，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对格非小说叙事手法先锋性的研究

“这个角度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是最为丰富和体系化的。博尔赫斯对格非的影响，格非作品中的叙事迷宫这些问题也几乎存在于各国学者的研究范畴中”[9]。日本学者的特色之处在于首次将格非的实验性叙事手法总结为：压缩与解压缩、语言的置换、空白与缺失、重复，并提出了对其叙事手法理解的新观点。在“空缺”这一方面，远藤佳代子注重文本细读，全面而细腻地比较格非作品中对于“空缺”这一叙事手法的异同，并从多个角度就“空缺”的原因和意义进行了独到的阐释。

(二)对小说主题之“历史”与“记忆”的关注

这也是其小说受到海外关注的原因之一。据笔者所查得知，1995以前中国学者有关格非小说中历史与记忆主题的论述非常少，可以说下出宣子是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创见性的学者，尤其是他对格非小说中有关记忆的论述独树一帜。另外，下出宣子与张清华教授在《叙事·文本·记忆·历史——论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诗学及其启示》中的一些观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下出宣子通过对格非小说中人物与情节的梳理，得出格非小说真相湮没于历史之中的结论。而张清华则是从叙述结构本身的虚构性和修辞性以及格非的存在主义立场切入，认为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必然会导致历史的偶然论和不可知。另一方面，下出宣子在文中指出若把一个个已发生的事情视作有着因果关联和整体性的叙述，那么其中必将生出虚假，于是这种叙述本身就成了虚构。格非要否定颠覆的就是这样虚构的历史。张清华则认为“叙述”会“篡改”和“破坏”记忆，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对叙述本身保持了警惕和反省。

(三)对中国学界关注与研究的批判性接受

例如和田知久在解读《傻瓜的诗篇》时首先引用了中国学者谢有顺的观点，认为《傻瓜的诗篇》寓示了格非的转型：从描摹生活史的神秘现象到探查人类精神深处的窘迫及其出路。谢有顺是这样评价这部作品的：《傻瓜的诗篇》是格非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尽管《傻瓜的诗篇》略显稚嫩，但格非某种意义上的转变就是从这部作品开始的。如果说之前格非注重生活的神秘细节，那么由此开始他更加专注于探索人的精神内核。但在对文章内容分析过后，和田知久对谢有顺所言苦难与救赎可能就是《傻瓜的诗篇》的全部表示了异议。他认为杜预进入电疗室以示“解脱”，苦难却并没有得到救赎。莉莉出院，也没有完全从她写的那些“傻瓜的诗篇”中走出，因此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

(四)对重要作品细腻而丰富的解读

此外，日本学者对格非的一些重要作品展开了充分细致的研究。通过阅读中国学者关于《人面桃花》《欲望的旗帜》相关论文，可以看出国内学者的共同之处是基本没有对故事内容进行更详细的叙事分析，而是更看重格非理解历史的方式，以及探求故事背后的现实意义，国内学者大多认为这两部作品描述了中国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整体性失败，从历史生活中的一个小人物或微小或壮烈的际遇表达了一种历史情境和个人追求。但是德间佳信在论文的前言里叙述自己主要是为了阐述作品内在隐藏的逻辑以及阐明《人面桃花》是怎样的作品。同时通过和田知久的研究更能窥见日本学者立足于小说本身来解读，注重文本的特点。可以说日本的格非研究特别重注文本细读，对文本的探索非常的细腻与丰富，力求挖掘格非文学创作中的诗意，这些都对我国格非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