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才振兴：问题、路向与治理对策
——兼论“新三农”引培

彭万勇，王刚毅，谷继建， 范 晓

(1.重庆文理学院重庆乡村振兴研究院，重庆 402160；2.重庆交通职业学院，重庆 402247)

在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中，“人”这一要素无疑是最具能动性和带动性的关键要素，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尤为如此。我国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点关注，并先后在多个重要会议及文件中得到强调，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乡村人才建设的制度体系日臻完善，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1]6。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进一步指出，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2]。2021年《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历史性地明确指出，坚持加强党对乡村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将乡村人才振兴纳入党委人才工作总体部署[3]。至此，乡村人才振兴被明确纳入党委人才工作总体部署，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被提到了历史的高度。

然而，城镇化虹吸致农村质量型人才单向流失严峻、务农兴业主体意识缺乏致“离农”态势加剧、支持三农现代化的个别政策边界需拓展及至乡村人才引培资源离散，是当前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然之境，成为农村人口“老龄化”、乡村“空心化”、家庭“离散化”的根源，以至成为乡村资源面临塌陷性衰败化困境的主要诱因。为此，本文聚焦乡村人才现状，以“新三农”为切入点探讨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的问题、路向及治理对策。

一、文献综述与简要评析

(一)文献综述

1.农民能力贫困关注：从单维指标到多维评价。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贫困”的本质是不拥有某些最低限度的能力，由此业界对“贫困”的关注从“捕鱼的数量”转向“捕鱼的能力”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能力贫困多维观测标准。学界基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残质化以及人才结构性失衡等问题的观察，认为农村人口能力贫困主要体现在个体功能不足(老龄化、低质化)[4-5]、经济能力贫困(风险抵御力低、预判能力差)[6-7]、政治能力贫困(政治效能感低、政治素养欠缺)[8-10]、精神贫困(文化观念落后、文化知识贫困)[11-12]、社交能力贫困(交往方式狭隘、交往结构低端)[13-14]等多方面。据此，能力贫困既包括年龄、健康、智力和性别导致的能力约束，也包括由功能性不足衍生出来的外在获取资源能力的不足……但其实质则体征为能力的欠缺或能力受到剥夺(Capability Deprivation),因此基于能力素质性贫困的视角，对农民能力贫困的关注更多地集中于科学文化素质、思想观念和劳动技能等方面[15]25，诸如教育条件有限且观念落后、年老体衰且生存环境恶劣等。

2.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从单一策略到多维治理。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亚当·斯密(Adam Smith )等古典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其中配第特别强调人的因素对财富生产的关键作用，被认为是古典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18世纪初叶亚当·斯密发现，劳动技巧的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决定着劳动生产力的水平，而教育培训能显著提升技巧熟练程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因此斯密认为教育、自修或学习成本的支出可以获得某种才能[16]52，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由此基于教育策略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思想形成。现代人力资本开发理论框架下，主要存在以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与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收入分配论和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理论。前者把人力资本作为决定收入分配或工资结构的影响要素来研究，得出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认为收集价格与收入信息等实际活动的支出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后者认为人们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并明确指出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系[17]155，并进一步认为，要获得这些能力，就必须向农民投资，主要策略有短期训练，在职培训，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教育，保健设施和服务，就业迁移等类别[17]170-171。显然，这一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从单一策略到多维治理的转变，与上述对农民能力贫困的关注从单维指标到多维评价的转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二)简要评析

文献梳理显示，个体能力素质偏低、乡村人才数量偏少、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几乎被所有研究者提及，这也是我国乡村人才现状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观察与研究中，对“能力贫困”问题的研究从单一的个体功能关注，进入到了对文化、教育、观念、生理、心理、风险和政治权利等多维元素的协同关注，构建了完备的能力贫困研究体系，对能力贫困问题的精准识别与治理意义重大。另外上述简要的文献梳理表明，从古典人力资本思想到现代人力资本理论，面向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策略选择实现了从单一策略到多维治理的转变，包括以教育、培训、迁移、基础设施建设等为内容的策略已经构建起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多元面向。现阶段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农村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义己超出了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功能定位，尤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以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实践框架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建设被提至史无前例的高度(坚持党对乡村人才的全面领导)，并开展了大量实践探索，构建了多维度的乡村人才提能强质策略。然而，从整体上来看，目前农村人力资源建设供给还不能适应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需进一步综合运用物质、精神、政策的要素多策发力，尤其是通过精准分类施策强化乡村人才引培效能。

二、艰巨性挑战：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质量与结构多重之困

“50后”还在维系，“60后”是主力，“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00后”无能为力！这一调侃式的语句背后，一方面折射出中国当下及未来农业从业者无人为继的窘况；另一方面更折射出农业从业人员结构失衡的问题。为尽可能更全面地阐述乡村人才结构失衡问题，下面将从数量结构、年龄结构及质量结构(素质、能力)层面予以分析。

2017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共计31 42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2.7%，其中男性农业从业人员为16 495万人，占比52.5%；女性农业从业人员为14 927万人，占比47.5%。数据显示，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保有量偏低(其中2020年从农业生产转移出的农民工总量达28 560万人)，而与此同时女性农业从业者数量偏大，显示出农业从业人员数量结构欠佳的一面。从年龄结构来看，在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在55岁及以上的为10 551万人，占比33.6%；36～54岁为14 848万人，占比47.2%；35岁及以下为6 023万人，占比19.2%。2016年观测这一年龄结构似乎是合理的，但在5年之后的今天，随着农业从业者年龄的增长及城镇化对青壮年劳动力虹吸的加剧，55岁及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例粗略估计会轻松超过50%关口(笔者在重庆的调研数据更大，“老人农业”几乎就是农业的基本面)，而35岁以下的农业从业人员会进一步萎缩，使整个年龄结构呈锥体状。老年农业从业者位于锥体底部并逐渐放大，中年农业从业者居中，并基于老龄化的加剧及接续力量的缺失而逐渐萎缩，青壮年农业从业者则基于离农态势加剧而后继无人，如微观层面杨璐璐(2018)对浙江、江苏务农农民的研究表明，该地区平均年龄已达57岁[18]4。此外，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尤为令人担忧，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仅为377万人，仅占1.2%；接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农业从业人员仅为2 230万人，占比7.1%；而仅有初中及小学文化程度的农业从业人员却高达26 708.7万人，占比85.0%；另外未上过学的农业从业人员也高达2 011万人，占比6.4%。另据农业农村部2018年“百乡万户调查”实录资料显示，广西百色田阳县田州镇兴城村2 851人中，小学及以下占72%，初中占17%，高中占8%，大专及以上占3%，显示该村农民受教育程度相当低[19]991。综上所述，我国农业从业人员老人化、女性化及劳动力残值化形势严峻，呈现出“老人农业”“女性农业”“农盲农业”特征。整个农业从业人员无论男女比例结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合理性欠缺明显，呈现结构失衡病态。既有农业从业人员数量结构失衡的一面，更有年龄结构失衡的特征，尤其素质结构失衡突出。下面将基于“新三农”(“老农”“新农”“知农”概称)的视角进一步对目前乡村人力资源现状展开更精准的分析。

(一)“老农”因循守旧且年老体衰，引致传统农耕精华传承效能不佳，影响乡村人才振兴

“老农”(55岁及以上)是指一直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以农业产出作为唯一或主要生活来源，且具备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和精耕细作传统的农民群体。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统计数据显示，在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55岁及以上的从业者高达10 551万人，占比33.6%,其中山东为36.2%、河南为30.5%、陕西为35.2%、四川为38.1%……这表明老年群体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残值化态势严峻。老年劳动力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必然会导致农业从业人员结构失衡，因为老年劳动力不仅知识文化水平整体偏低，而且身体素质欠佳，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据《人民日报》报道：“重庆一位猕猴桃种植合作社的理事长最近遭遇了‘高龄农民’的苦恼。这家合作社流转了800多亩土地，雇的农民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在30多个‘高龄农民’中，患有高血压的就有七八个，合作社专门买来血压计，下地前要先给农民量血压。”[20]此外，“老农”尽管精耕细作经验丰富，对农耕抱有极大的热情，但对现代农业科技认知与实践能力薄弱，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只能因循守旧地对农耕传统予以传承，而不能将现代知识与科技融入传统农耕进行改造式传承，其“传承”被烙上了固化与静态痕迹，表现为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对传统农业进行革新与发展，更不能推动农业产业从低效向高效螺旋迈进，“老农”数量结构畸形偏大且质量结构欠佳可见一斑，因此加大对“老农”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改造具有时代紧迫性。

(二)“新农”返乡率低且难留得住，引致创新创业作用绩效偏弱，影响乡村人才振兴

“新农”(36～54岁)是指曾经生活在农村或根在农村而后又离开农村的人群，如返乡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城归”人员、退伍军人等。这类人群或有远见、有胆识，或有资本、有人脉，其本应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城镇化对农民工的虹吸，导致“新农”在数量上面临着整体性的塌陷，并进一步诱致农村人力的“空心化”“衰败化”。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消息，截止2018年底，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仅为780万。另据农业农村部2018年“百乡万户调查”实录资料显示，湖南菱角岔村年轻劳动力基本都在外打工，村里剩下的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19]30；湖北后坝村18～60岁的1 000多名劳动力中，外出务工达到872人[19]278；江苏南许村2 315人中700多名劳动力外出务工[19]299；河南计河村1 214人中，有23人出国务工，311人在国内省外务工，122在省内县外务工，107人就近打短工[19]427；四川繁荣村820名劳动力中，常年在外务工人员高达680人[19]540……抽样调查数据更直观、更真实地反映了当下农村“新农”的短缺。此外，《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更佐证了“新农”离农态势加剧所导致结构不合理性的观点。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 560万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6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6.8%，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4.2%[21]。进一步地，鉴于离农经历导致的对农业生产认知及实践能力的停滞，个别返乡创业“新农”重拾农业存在对农业产业、农业生产技术并不十分了解的障碍，务农可能面临种种困难。总体而言，当下“新农”的现状是数量有限且人力资源质量堪忧，存在数量结构与质量结构的双重困局，故而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中坚农民主体作用。

(三)“知农”数量偏少且立地性差，引致科学技术服务“三农”力有不及，影响乡村人才振兴

“知农”(35岁以下)是指扎根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或服务的大学毕业生、农业科技和农村专业人才。这一类人群不仅有知识、有文化，而且创新能力较强，眼界宽广，具备成为农业现代化引领者的素质。但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统计数据显示，31 422万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仅为377万人，仅占1.2%。此外，据2019年2月农业农村人才工作座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为2 000万，两项数据相加仅为2 377万(尚未考虑学历与头衔叠加问题)，也仅仅是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统计数据的近7.6%，远不能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精英力量。微观层面，据农业农村部2018年“百乡万户调查”实录资料显示，河北石家庄平山县岗南镇李家庄，近年来考学出去的适龄青年共有20余人，无一返乡创业支援家乡发展，人才流失问题相当严峻[19]803。除存在数量结构问题外，“知农”还存在明显的素质缺陷，即“认知偏激进、胆识既瞻前顾后又妄自尊大，并且也存在学科知识面偏窄、资源整合能力偏弱、实践经验不足等方面的问题”[22]。

综上，当前“新三农”中“老农”因循守旧且年老体衰，“新农”返乡率低且难留得住，“知农”数量偏少且立地性差，显示出“新三农”在数量结构和质量结构层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根本不能构建起满足乡村振兴人力需求的有力支撑，任务的艰巨性一目了然。由此，几乎可以推测的是，如果现状得不到及时且切实有效的改善，不仅中国未来农业从业者无以为继以及农业从业人员“农盲化”绝非危言耸听，而且基于“新农”“知农”的持续外流，乡村人才总体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人才要求之间的差距还将持续拉大。乡村振兴将面临着人才紧缺导致的重重困难，这既凸显了“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的道理，更揭示了乡村人才振兴的急迫性。

三、乡村人才振兴的路向：机会优先的逻辑

人力资源由附着在人身上的知识、智力、体力、技能和精神等要素构成，因此面向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建设的路径必须以此为核心夯实投资策略。而实践中基于资源的稀缺性，总是有一部分人可以近地享有发展机会，而另一部分人则与发展机会失之交臂，这自然就涉及“机会优先”的问题，并由此导致个体间存在能力突出与能力贫困等差异化问题。机会优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所体征的是一种社会状态，但这种状态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的。它会随着发展程度、制度设计、教育培训、条件保障和社会公平等作用力的施加而得以改变，因而“机会优先”既可以作为社会公平与否的衡量尺度，也可以作为资源配置优化的参照系，指导全社会更加公平地配置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尤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力度空前地致力于更高质量地实现全民发展成果的共享。于是我们看到，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主导下，面向农民能力提升的“实质机会”嵌入与“形式机会”挤出绩效越来越显著，农民群体所获得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元化，并且也必将进一步随着《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等措施的出台，持续大幅度提升农民能力发展机会的可获得水平。其中，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供引培发展机会，多策人力资本投资赋能“新三农”，实则已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基本路向。

(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新三农”引培提供发展机会

鉴于城市对资源要素天生的虹吸禀赋，及至后来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和发展，中国“三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建设年代，农业支援工业；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23]。相对城市整合资源要素的便利，农村似乎从来就缺失这种禀赋。即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三农”工作力度，通过“取消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等措施的实施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及至持续改革和深化“三农”问题近二十年来，尽管农村改革和建设循序渐进向好的基本面持续推进，尽管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但“三农”基本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和改观，表现为城乡差距继续拉大，农民增收依然缓慢且动能接续机制缺失，农业依然脆弱和低效，农业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力消解依然困难，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及质量依然落后，农民素质偏低及接受教育培训机会依然稀缺……“三农”现实问题依然突出而严峻。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在思想上、行动上作出了重大调整，创新制度、政策和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真正致力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目的就在于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夯实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能，进而创造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补齐城乡差距，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赋能。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核心是倡导面向“三农”的发展机会优先，甚至基于“三农”历史的贡献与现实的需求而给予扶持的定向倾斜。农业农村的发展现状以及“新三农”为主体的乡村人才的紧缺表明，机会优先应当被看作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在机会优先中实现乡村人才的振兴依赖于五个方面的机制构建：一是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机制，必须坚持和完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格局，优先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二是要素配备优先倾斜机制，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体系，尤其是农村新增用地保障机制以及农民承包地退出机制建设；三是资金投入优先保障机制，必须形成财政资金优先保障、金融资金重点倾斜、社会资金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四是公共服务优先安排机制，必须致力于健全农村基层服务体系，优先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与能力，让农民原地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五是人才引领精神激励机制，必须强化政府和社会协同的精神动员，形成全社会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的风气，提升“新三农”及各类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进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形成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有针对性的人、地、钱、物等要素制约突破机制，为“新三农”引培创造优先发展机会，才能构建起对人才引培的回流虹吸力。

(二)多策优先机会赋能“新三农”人才振兴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乡村人才建设的制度体系日臻完善，但差异化的分类精准靶向供给以及实践中的具体落实还有“最后一公里”急需解决，并由此导致“新三农”接受发展机会的赋予不公，进而使其能力素质长期深陷低水平徘徊旋涡，这显示出优先享受发展机会的重要性。

1.面向“老农”的赋能路向。传统耕作习惯和偏少的对外交流机会，导致 “老农”对产业价值理解、产业角色与目标定位、生产方式选择、产品销售等方面综合表现出传统农业强烈的“自给性”与“封闭性”特征。这种认知进一步使得“老农”既不想也不敢多途径融资开展规模化经营、品牌化推广、市场化生产、科学化种养，而仅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式循环往复所形成的“自给性”与“自闭症”之中。此外，年老体衰的自然规律以及欠缺的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资源，限制了“老农”精耕细作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传承，难以力所能及地与现代农业技术融合，以至于大多数“老农”看似与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格格不入，更被排斥于乡村人才振兴行列之外。但实际情况却是“老农”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依靠力量，“老农”提能强质有很重要的社会价值。依据能力贫困理论及优先发展多策治理逻辑，“老农”能力素质的革新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的落实：一是与提能强质密切相关的且根植于农业生产实践的培训机会优先水平的提升；二是与医疗服务及公共卫生资源农村机会优先分配紧密相关的健康水平的提升。显然，健康与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力资本是人的行为能力的核心因素[24]，健康赋予了“老农”适宜农业生产的体质，“教育”则给予“老农”认知与能力的提升，进而有助于“老农”更具有乡村人才的气韵，但教育与健康的达成均依赖于机会优先的实现。

2.面向“新农”的赋能路向。“新农”虽根在农村或曾经生活在农村而“根源于农”，但基于参军、务工、经商等因素而又“离农”所产生的对农事生产一知半解的实际，显示“新农”具有因不同生活境遇产生的多属性认知及能力特点[22]。这类人的特点是文化水平不高但社会阅历丰富，农业生产有条件禀赋但市场信息渠道单一，农业技术能力偏低且培训机会偏少。尽管他们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偏好，奈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认知及实践能力的多维或缺，“新农”务农兴业能力接续欠佳，加之上述论及的“新农”数量结构不足等隐忧，面向“新农”的赋能策略应该既要“引”更要“培”。“引”字诀须强化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先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城乡二元结构水平上的优先发展，让农民原地享受城镇生活的便利。“培”字决须综合多元化的涉农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培训资源，构筑“一体多元”的乡村人才培训架构，并实现培训方案、培训教材、培训师资、培训标准、培训管理和认定管理的统一，加之“1+1+N”理论实践一体化育人模式的构建，以及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跨时空教育资源整合，构筑靶向乡村人才振兴总要求的一体化培训教育体系。

3.面向“知农”的赋能路向。“知农”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民群体，如返乡大学生、城归人员、农业科技和农村专业人才。这类人员认知更具科学性，能力素质更具现代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尤其返乡大学生认知偏激进、容易瞻前顾后或妄自尊大、学科知识面偏窄、资源整合能力偏弱、实践经验不足等。基于此，在机会优先逻辑框架下，构建全员引培、全面引培、全过程引培的“三全”赋能机制，有助于“知农”发展壮大并保障农业后继有人。“全员引培”指包括学校教育引导(“三农”国情教育、耕读教育等)、社会精神动员、农业农村条件保障在内的多主体协同参与；“全面引培”指面向学习与工作、物资与精神、权利与义务作用力的全面介入；“全过程引培”指面向农业经营的生产信息、生产用地、生产资金、生产品种、生产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给予政策、资金、技术、渠道的倾斜和扶持。

四、乡村人才振兴：长效机制构建引培对策

乡村的全面振兴与繁荣，既需要一批老农人转观念、提技能，阶段性构建务农兴业的主力军，并致力于精耕细作经验的传承，助力稳粮增收，还需要一批新农人投身农村创业创新事业，成为务农兴业的中坚农民，肩负农业转型升级重任，更需要一批有知识文化的“知识型”农人致力于农业科技的创新，引领农业现代化发展。只有“新三农”引培构建合理的机制体制，才能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乡村人才才可能实现振兴。故此，下文将基于机会优先的逻辑尝试构建乡村人才振兴的长效治理策略。

1.多部门联合建立农民大学管理体制。建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人事、教育、农业农村、人社等部门联合组建农民大学管委会。管委会负责农民大学重大决策(如校级班子搭建)、政策安排、监督考核等事宜。管委会主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主要领导兼任，组织人事、农业农村、教育、人社主要领导兼任副主任。管委会下设校务会，负责农民大学发展规划、专业设置、教学条件建设、经费管理等日常工作。在此基础上，建议构建“1+X”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1”即农民大学本部，“X”即分布各地的教育培训派出机构)。具体而言，各省筹建一所独立建制农民大学，有机整合涉农院校、农广校、远程教育、农函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技推广机构、民营培训机构及田间学校等教育培训资源，除本部开展全日制教育培训外，各培训派出机构实现“七统一”管理及配送，即条件建设统一、培训方案统一、培训教材统一、培训师资统一、培训标准统一、培训管理统一、认定管理统一，培训效果全程接受农民大学监督，参训“新三农”所获证书均由农民大学颁发，实现农民教育培训由“零敲碎打”向“整体推进”的转变，构建一体化“新三农”教育培养格局。

2.面向“三农”创新学制并靶向教学。农民大学办学目标建议置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进行综合设定，致力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招生对象面向考学失败的农家子弟和立志务农兴业的非涉农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以及其他需要提升能力的“新三农”(老农、新农、知农)。学制可分短期(一年)、中期(两年)、长期(三年及以上)三种；培养层次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种，并经考核合格对应颁发能力证书。同时建立培训课时与学分转换机制，对应颁发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证书，实现农民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的有效衔接。在此基础上，建议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三农”国情教育指导纲要》《高等学校耕读教育指导纲要》，指导普通高等学校尽数将“三农”国情教育增列为必修课，致力于实现“三农”国情教育的常态化和全员化。同时完善“三农”国情教育条件保障与专业支持，把“三农”国情教育纳入教育督导体系，督导结果作为地方衡量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建立健全“三农”国情教育激励机制，特别是在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奖申报中将“三农”国情教育教学成果纳入评奖范围，激发广大教师实践创新的潜能和动力。

3.健全务农兴业激励机制，创新优秀人才吸纳机制。建立高素质职业农民免费生定向培养制度，即对志愿服务“三农”的大学生定向专业或定向区域给予学费全免及生活费补助政策。建立专项奖励和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即对在农村务农兴业达到规定时限的毕业生，对其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在农业生产信息、用地、资金、品种、技术等资源要素整合方面给予“新三农”政策、奖金及技术倾斜和扶持。尽快建立并完善高素质职业农民技术职称评定制度，并落实相应待遇，引导其干事创业振兴乡村。此外，建议创制有别于公务员、事业编制及合同制之外的第四种人事制度(如“乡村振兴英才奖励计划”)，引导“新农”“知农”积极参与村社自治，同时对务农兴业成效显著的技术硬、素质高的毕业生，优先选拔为村干部，同时在公务员招录上设立绿色通道，畅通“新农”“知农”成长路径。此外，建议各地组织相关部门每年统计升学及毕业大学生情况，如就读院校及专业、个人能力及兴趣、学业成绩及创新创业情况等，并据此建立常态化慰问及家乡信息推送机制，用乡情与热情吸引大学毕业生回乡务农兴业。

4.建立校地结对发展机制，营造务农兴业浓厚氛围。一方面，建议全面指导各区县结合“规划和建议”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全国建立统一数据库，将各区县“乡村振兴”规划收入其内，并向“新三农”适时更新产业发展推进信息。另一方面，基于“乡村振兴”规划，指导各高校与区县地方政府建立“一对一”战略合作关系，联合筹建“大学毕业生务农兴业服务部门”及“大学毕业生务农兴业联盟”，全面、全程指导大学毕业生务农兴业。此外，建议制定传统媒体、新媒体全面参与“三农”宣传报道的指导意见或规划，引导全社会形成“农业是最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是最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是安居乐业的家园”的舆论氛围，提升“新农”“知农”服务“三农”、实践“三农”的认同感。各地把基层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强化人才引领的精神动员，引导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并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激励措施。如借助农家书屋等统筹基层文化宣传、科学普及、娱乐休闲等各类活动场所，搭建艺术院校师生及全社会各类艺术人才进农村采风表演的舞台，同时重点建设数字文化广场等新兴文化设施，重视开发移动端 “三农”场景新应用，传播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5.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迂回增强“新三农”务农兴业引培力。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对农村人口的虹吸源自其便利且丰富的城居生活。农村人口纷纷“离农”引致人口空心化，实则与农村资源缺乏且呆板的生活有莫大关系。另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需要资金来建设和运转，农民个体很难拿出资金用于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国家财力又很难同时对所有需求一一供给，因此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能是有效选择路径。为此，笔者建议在三权分置与土地确权基础上，全面推行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复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在集中统一治理后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按照“确权到户，户内共享”原则，村民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确认登记颁证，村民变股民并分享集体收益。除一部分收益用于股份分红和集体福利外，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更多的收益投入村集体经济事业发展基金以及用作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支出，致力于乡村道路、公交站场、生态绿道、自来水、垃圾处理、天然气、电力通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等设施的完善，不断增强农村对“新三农”引培虹吸力。综上，建议全面推行土地承包权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助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导向下国家资源下乡战略，赋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均等化城乡生活条件，壮大农村公共事业，提高村民福利待遇，进而迂回增强对“新三农”的引培效能。这种模式下，“新三农”既可供职集体经济，也可从集体经济组织有偿流转土地开展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亦可有偿供给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持续赋能集体经济发展。进而，乡村将随着“新三农”引培质量及数量的提升进一步蓄能村集体经济，增强其支撑村公共事务供给能力，实现人才引培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的双协同发展，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实践表明，在乡村振兴基本框架与内容体系中，最主要的构成要素是产业、人才、生态、文化和组织，而人才在这五大要素中则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担负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使命。诚然，乡村振兴有赖于政策的引领、物质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等显性要素发挥作用，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这一本源和主体，依托“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达成，才能使各种显性的、隐性的要素凝聚形成合力，才能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基于此，乡村振兴必须妥善解决好乡村人才引培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牛鼻子工程，乡村的全面振兴与繁荣才能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