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为雄

1942年5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此前，他对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听取了许多文艺人士的意见与建议。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堪称文艺发展的指南。

5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引导式发言时，主要讲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等问题。5月23日，他又在座谈会上作了精彩的总结讲话，主要是总结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歌颂和暴露等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转变立足点，熟悉工农兵，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在实践上标志着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时期的开始。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革命斗争方面获得许多新成就，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民族化、革命化、大众化的新道路。《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革命文艺理论中的经典之作。《讲话》不仅在当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在现今对文学艺术的生产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环视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革命家，能奉献出这样的文艺经典文献的，舍毛其谁？故本文注意从毛泽东的主体条件、社会历史条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革命文艺的需要诸因素对《讲话》略作阐述。

一、毛泽东博学多才，在当时党内惟有他能作出有关文艺的经典性讲话

毛泽东是《讲话》的演讲者，忽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难以理解或完整说明《讲话》的诞生。毛泽东是个博学多才的人物，他一旦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家，其文艺才能就蒙上了强烈的革命色彩。毛泽东有完整的文艺思想，其形成历经一个较长过程，这与毛泽东一贯喜爱、关注和重视文艺直接相关。众所周知，毛泽东能诗善书，熟谙为文之道，有极好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可以说是中国的大文豪、大诗人、大书法家，也是文艺鉴赏家。毛泽东在农村环境中长大，孩提时代，过春节看舞龙舞狮让他充满了乐趣。求学时期，吟诗填词作赋、练习书法成为他的至爱。自1918年初次到北京后，毛泽东开始接触京剧，后来渐渐喜爱观赏京剧，甚而超越对其他各种戏剧的喜爱。毛泽东不仅爱观赏戏剧，还会器乐。据文献记载，毛泽东会吹萧。在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撤去红军的职务后，他到长汀养病，曾独坐吹洞箫消愁破闷。(1)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撤去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之后，毛泽东来到闽西长汀的红军休养所养病。他有时“同贺子珍一起沿着长汀河畔散步，或黄昏时独坐吹洞箫。有时，他把洞箫一放，总是长叹一声：我的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什么时候才能觉悟？他们就象长久吃不到东西的饿汉，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不晓得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会要撑死的！”(秦焰：《毛泽东的戎马生涯》,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

从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来看，他自投身革命之后，主要是把戏剧、诗歌、小说等文艺形式作为教育、武装革命人民和革命战士的有力武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赋写出许多出色的马背诗。他非常重视组织文艺团体和机构向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演出，传播革命的宗旨。那时红军的文艺宣传与创作还处于半自觉阶段，形式较为简朴。在井冈山，就有宣传干部创作了《毛委员空山计》等剧目，讴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后来这一剧目盛传不衰。兴之所至时，毛泽东也会唱上几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期，红军的文艺宣传工作就做得相当出色。

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上海等全国各地的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更加重视，他鼓励文艺工作者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革命、为抗日战争服务。这时一些新的歌舞戏曲纷纷诞生。为促进革命文艺的壮大发展并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利用指挥战争的间隙，特地精心准备，邀请文艺工作者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以自己作引导性的讲话、与会者充分讨论的形式进行，深入切磋文艺问题。他利用机会，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在多年积累基础上形成的文艺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观赏戏剧、电影以及听相声的机会多了，赋诗填词的兴致也更高了。1950年代，除参加舞会成为调剂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外，欣赏京剧是毛泽东在闲暇时放松身心的最大乐趣和精神享受。毛泽东“高兴时还跟着唱片哼上一段，有板有眼的，唱得真不错。主席最爱听老生戏。尤其是言、马、谭、高老生四大派的戏，他是常听不厌。如言菊朋的《卧龙吊孝》，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英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高庆奎的《逍遥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2)王芳：《王芳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作为讲究文学修辞的诗人，毛泽东经常能发现京剧唱词中的一些瑕疵，还曾建议修改某些唱段中的字词。例如，京剧《苏三起解》唱词中有句“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毛泽东说这里“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3)同上，第164页。。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的一段唱词说“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主席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4)同上，第165页。。著名作家汪曾祺在谈到汉语的平仄使语言具有音乐美时亦提到：“如《智取威虎山》有一句：‘迎来春天换人间’，毛主席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一字之改，除春色比春天更具体形象外，还有声律的需要。如用‘天’，全句只有一个‘换’是仄声字，不好听；改为‘色’就多一个仄声字，全句就好听了。”(5)赵坤主编：《汪曾祺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80页。毛泽东对京剧唱词的这种修改建议，不仅体现了他看戏时的细致，更体现了他极高的文学素养。毛泽东热爱文艺，连戏曲唱词中的字句都注意修改，对包括戏曲在内的整个文艺免不了会深入思考，故毛泽东在思考中形成自己系统的文艺理论就在情理之中。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已开始孕育，这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对文艺及其理论一向关注，这在他青年时代就已表现出来。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出版)创刊宣言中提出，“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号召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打倒“文学的强权”。(6)《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0、271页。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的“新文艺”栏目发表萧三署名“子暲”的白话散文诗《节孝坊》，其中写道：“这几块顽石头，堆砌起一级、二级、三级，不知压死了多少女人，压着他的身，他的心，几多的苦——数不出，做不得声的苦楚！建你这节孝坊的人——拿麻石一层、二层、三层来压妇女的人，到底是一种甚么作用？甚么心理？节孝坊！人世长留你，人类算无耻！”(7)子暲(萧三)：《节孝坊》，《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湘江评论》是毛泽东在长沙以实际行动投身五四运动的产物，萧三所作的白话新体诗也是萧三首次公开发表的诗作，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采用、发表萧三的新体诗，既是对萧三的支持，也是对中国新诗运动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1年秋，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以培养革命人才，他在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号发刊词中，提出要研究并奉献“文学艺术及其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的主张。(8)湖南省图书馆校编：《新时代》，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在革命战争时代，他极力提倡文艺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文艺发展的方针，他提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时代创造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新作品，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出现的新人新事。在1960-70年代，毛泽东还曾密切关注现代京剧的创作，并且对“革命样板戏”中的某些剧名及个别唱段提出修改的建议并被采纳。

从中国革命文艺形成、发展、演化的历程看，在1940年代，毛泽东能形成《讲话》这样的经典性著作，是时代的造化，是主客体条件相互作用之结果。

三、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与文艺生活紧密相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投身革命战争的多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尽管打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其日常必须做好的工作，但人需要文娱活动是人的一种天性。实际上，歌舞活动是与人的劳动一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原始宗教祭祀与歌舞活动结合，使歌舞活动神圣化。人类在语言基础上发明文字之后，诗歌等文艺创作随之而来。进而，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有了质的飞跃，并进入新的发展时代。广义地说，人类的生存史同时是一部人类的文艺生活史。人类不可能没有文艺生活。同样，革命者也不能没有文艺生活。

革命的历史实际是，在发起土地革命战争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注意利用文艺宣传革命。在井冈山时期，红军指战员就编演过话剧，宣传打倒土豪恶霸，歌颂战斗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后，红军在开展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的同时也开展了文化建设。1931年，由工农戏校组建了八一剧团，后来又陆续成立了工农剧社、蓝衫团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苏维埃剧团等文艺团体。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各政府机关、苏维埃政府所辖的广大乡村设立俱乐部或列宁室，作为开展群众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园地。有的俱乐部内设体育、墙报、晚会等委员会和剧团等。此外，《青年实话》《红色中华》《斗争》《红星》等报刊时常刊登文艺作品，《革命歌谣选集》《革命诗集》等作品出版后也广泛发行。1934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苏维埃教育法规》, 其中包括《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艺术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乐部纲要》等，规定了各类文艺团体的发展方针和工作任务，为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红军和苏区的文学艺术因此更快地发展起来。民谣、山歌、小曲、戏曲、诗歌、快板、漫画、标语口号、通讯报导等都是很好的宣传形式，打花鼓、出壁报、发传单、晚会、化装讲演等也受到重视和利用。当时中央苏区的文艺活动，特别是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十分红火。

这种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抓好军事工作的同时也抓紧文化工作。1936年11月，在南京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多的左联著名女作家丁玲辗转到达红区首府保安，受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之托召集文艺座谈会，并于同月22日成立中国文艺协会。1937年1月，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中国文艺协会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在发展会员、推动创作、编辑刊物、组织文艺活动等方面都有较大成效。此后，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初称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并先后组建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字研究会、大众读物社、文艺顾问委员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机构。在此基础上，1942年1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

毛泽东等领导人高度重视延安的文艺活动，尤其是诗歌活动。狂飙诗人柯仲平提议把陕北公学的战歌社扩大为整个延安的诗歌组织，发起诗歌朗诵运动。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边区文艺》第四期特地开辟“关于诗的朗诵问题”讨论专栏。柯仲平领导的战歌社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战地社联合发起街头诗运动，把延安的诗歌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边区文协领导的边区诗歌总会成立后，积极协调各诗歌组织，推动诗歌运动继续发展，促进了街头诗歌的创作和普及。诗歌总会的机关刊物《诗歌总会》半月刊则发表会员作品。

1938年，随着大批知识青年和文艺工作者陆续汇集延安，各种形式的抗战文艺活动如戏剧、歌咏、文学、绘画等都蓬勃发展起来。鲁迅艺术学院的诗歌团体路社，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先后成立。《文艺突击》《山脉文学》(9)《山脉文学》后改名为《山脉诗歌》。《中国文化》《前线画报》《大众文艺》《大众习作》《新诗歌》《歌曲月刊》《文艺月报》《中国文艺》《草叶》《诗刊》《谷雨》《部队文艺》《民族音乐》等文艺刊物也纷纷创刊。毛泽东亲自为民众剧团题写团名，许多刊物亦大多请毛泽东题写刊名。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38年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对全体师生作重要讲话，讲了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关系。他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10)《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页。，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的这类讲话内容，只是显露出他对文艺问题思考的一小部分，他的相关思想后来在《讲话》中得到充分扩展与完善。

四、《讲话》这部具有隽永意义的经典，所阐明的文艺理论仍是鲜活的

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后被称为“引言”的《讲话》，其内容要点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和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等等。这就明确提出了革命文艺从属于文化战线的根本性质，并且明确要求在革命队伍内部不能写出有利于敌而不利于己的文字。毛泽东讲话的现实针对性很强，尤其是针对一些从大后方到延安投身革命、尚没有形成正确文艺思想与方法的文艺青年，他在此基础上展开发挥，揭示了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文艺自身的性质与功能。

从《讲话》精神的孕育、形成和诞生过程来看，它决不是凭空出世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经过万里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站稳脚跟。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和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共产党的声望在全国人民心中日益提高。延安成为追求进步、民主、自由的人们心中的圣地，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的国统区文化人争相来到延安，投奔光明。这一大批文化人都是时代的精英，他们的到来，使延安成为中国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显得朝气蓬勃。但是，一些从亭子间来的作家也带来了自由思想，主张文艺创作不应接受党派的领导，作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延安也有自身的缺点，它似乎并不像是他们想象中的圣地，一些人将自己的感受用杂文形式写了出来并在报上发表。例如，1942年3月《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即有“暴露黑暗”之意。在这篇杂文中，王实味对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并提出批评，他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没有区别延安与西安的根本不同。而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去后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被作为攻击共产党贪污、腐化的材料。同时，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一些引起读者议论的杂文。于是，有的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也应该“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歌功颂德，就是公式主义；有的人提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即主张采取鲁迅杂文那样的方式来讽刺革命。

毛泽东的《讲话》正是在收集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基础上，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循循善诱，所阐述的内容十分丰富，阐明了当时许多人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基本问题。这包括革命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广大人民大众的关系；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的立场、态度与世界观；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流派；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及其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等。例如，关于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11)《毛泽东文艺论集》，第63页。。

《讲话》阐发的丰富的文艺理论观点，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骨骼，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80年后的今天来重温它、理解它，可以感觉到它仍是鲜活的，仍然是文艺工作者不得不遵循的规则。

五、《讲话》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点被证明是正确理论

在毛泽东全部文艺理论观点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点，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论点，是基本正确的重大论题，在新的历史时代并没有过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战争、阶级斗争极其激烈的年代，“文艺从属于政治”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论点，有其必要性。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主要是通过党所领导的文艺宣传队来宣传革命、教育人民团结起来向敌人作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代，“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确实不宜简单重复，但决不能将它抛弃而走向反面。文艺与政治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政治生活是文艺一定要反映的社会生活之一。文艺界人士总是有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文艺歌颂的是真美善，暴露的是假丑恶，这背后往往就体现了作者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

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在中国、在世界都是这样。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获奖理由来看，往往都是对其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双重肯定。例如，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其作品是《孤独与深思》，获奖理由“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实证”(12)张彬：《诺贝尔奖得主的名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7页。。1915年，获奖者为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罗曼·罗兰，其作品为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获奖理由是“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13)张彬：《诺贝尔奖得主的名言》，第101页。。1950年，获奖者为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亚瑟·威廉·罗素，其作品为《哲学-数学-文学》，获奖理由是“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14)汪兆骞：《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年，第318页。。1982年，获奖者为哥伦比亚记者、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其作品为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获奖理由是“由于其长篇小说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糅混着魔幻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15)刘斌、邱胜：《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故事》，北京：金盾出版社，2017年，第517页。。2010年，获奖者为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16)同上，第710页。，其代表作有《绿房子》等。当然，诺贝尔奖颁奖方有自身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这是显著区别于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的。可见，当今时代虽然不应简单重复“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将文艺作品简单等同于政治的传声筒，但也不能无视文艺同政治联系紧密的实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这一基本论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合理内核应当继承，并真正理清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相关的是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论点，这也需要重新审视。当年毛泽东把是否有利于团结抗日作为政治标准摆在第一位是斗争的需要，也是历史的产物；但他其实也注重文艺在普及的同时得到提高，也注重艺术标准。毛泽东当年明确提出的是“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只不过他强调“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7)《毛泽东文艺论集》，第72-73页。。撇开语言的具体表述，当今时代的文艺评论没有不重视政治的。例如，影片《西线无战事》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辛德勒的名单》获奥斯卡七项大奖，《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八项大奖，这些获奖影片都有鲜明的政治主题和价值取向。可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是缺一不可的。

六、《讲话》提出的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是文艺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对于文学艺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其中主要是要解决好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时间已经证明，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文艺活动的一个永恒主题。当年，毛泽东认为解决好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只能从工农兵出发，为工农兵而普及，为工农兵而提高。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都只能是社会生活。对一切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必须继承和借鉴，但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因此，“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8)同上，第63-64页。。文艺工作者根据社会生活用心创作的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19)同上，第64页。。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比较难于在群众中迅速传开。但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高级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文艺应不断发展和提高，从初级文艺基础上发展出高级文艺。当然，“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20)《毛泽东文艺论集》，第67页。。尽管社会经历了80年的变迁，但解决好文艺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却仍然未变。随着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每一个公民大都能够享受到较好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也已从工农兵扩大到全体人民群众，然而文艺仍然要不断提高、不断创新，仍然要处理好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这个主题是永恒的。

七、文艺在普及的基础上加以提高是当前一项紧迫任务

从我国的文艺现状来看，文艺作品的提高较之作品的普及在当前更具紧迫性。毋庸讳言，当代的文艺精品稀缺，这需要有明确的认识，并且必须想办法加以解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艺在恢复、发展过程中不断走向兴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与义务意识空前觉醒，文化生活也空前丰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事业已成为时代的主题、成为最大政治的今天，文艺如何为之更好地服务是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今天，革命时代文艺的那种高度政治化的宣传性已经不再，市场化成为主要潮流。但广大观众是文艺消费主体的实际没有变，故在市场化条件下如何做好“服务”是一个新的任务。文艺的提高与普及在今天也确实面临新问题。时下，文艺界泛起一股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关键在于资本涌入文化市场，把文艺通过市场运作以赚得最大利润，而又没有及时制定相应法规与政策加以限制，使之成为社会的良心并得到良性循环。更基本的一个问题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体制使得汉语应用水平下滑(21)参见《83.6%受访者认为国人汉语应用水平下降》，《中国青年报》2012年1月10日。，很难大量培养优秀的从事文艺工作的创作人才。又由于我们的哲学等通识教育质量不高，亦很难大量培养出富于想象力、创造力的优秀人才。缺少优秀的文艺人才，要想文艺事业得到真正提高与创新是困难的。所以，改革和创新教育是培养优秀文艺人才的先决条件。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整体发展落后，导致其文化在整体上也落后。但是，我们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度也曾有伟大的作品——《红楼梦》。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给《红楼梦》以高度评价：“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2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页。遗憾的是，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以木活字排印《红楼梦》以来已有231年，但迄今为止似无能够超越或与之媲美的伟大作品出现。

除小说外，我们的音乐作品同样是精品稀缺。我们直至20世纪才产生两部音乐佳作，一部是《黄河》，另一部是《梁祝》。《黄河》即《黄河大合唱》，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1939年。《黄河》由年仅26岁的诗人光未然作词，他在延安窑洞里的病床上连续口述了五天，形成了整四百行的《黄河吟》八段歌词，构成一部大型诗歌剧式的大合唱文学脚本。这实在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黄河》的作曲则由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34岁的冼星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窑洞宿舍，经过六天六夜的努力谱就。冼星海谱曲时，困了就把光未然买来送他、摆在桌边的二斤白糖抓一小把放入口中，瞬间那美妙的乐句便从笔尖流淌到谱纸上。他最后劳累成疾，获得的奖赏是演出队送他的两斤猪肉、核桃和白糖。《黄河》歌词与乐曲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顽强精神。《梁祝》即《梁山伯与祝英台》，是1959年由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何占豪、陈钢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问世，起因于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准备用作品向国庆10周年献礼，学院党委书记孟波从学生提交的选题中选中了何占豪和组员们提出的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调基础上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方案。此时，学生丁芷诺已经和何占豪完成其基础旋律的创作，但两人都不是作曲系的学生。为保证作品能够顺利完成，院长丁善德从作曲系调来学生陈钢合作，并让自己的女儿丁芷诺退出(后来署名也未将丁芷诺列名为曲作者)。创作《梁祝》时，陈钢只有24岁，何占豪只有26岁，小提琴演奏者俞丽拿才19岁。《梁祝》的创作特点是把东方爱情故事的内容和西欧传统的奏鸣曲式有机结合起来，让作品既适应中国百姓的艺术欣赏习惯，又符合交响乐的演奏规律。现在，《黄河》和《梁祝》不仅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交响乐曲目，也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部中国音乐作品。然而，这两个时间相隔仅20年而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佳作，距今已有80至60余年，目前似乎看不到堪称可以超越它们的作品出现。

以诗歌来说，现代中国像毛泽东这样的超级诗人并不多见。他虽然是以古体(近体)形式创作，但他的诗作传遍了世界。毛泽东诗词的全球传播，不止是出于中国的宣传需要。尽管中国外文局曾根据中央宣传部指示要求，组织翻译、出版了包括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印地文、印尼文、荷兰文、阿拉伯文、朝鲜文、泰文、乌尔都文、世界语等16种文字的《毛主席诗词》，但并不能满足世界各国读者对毛泽东诗词的阅读需求。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的毛泽东诗词研究者与爱好者翻译出版了更多语种的外文版本。据初步统计，《毛主席诗词》至少有俄文、英文(较著名的有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翻译的《毛泽东诗词》)、法文、德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罗马尼亚文、乌克兰文、匈牙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土耳其文、瑞典文、挪威文、芬兰文、丹麦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文(南斯拉夫)、马其顿文(南斯拉夫)、印地文(印度)、孟加拉文(印度)、玛拉雅拉姆文(印度)、印尼文、越南文、朝鲜文、泰米尔文(斯里兰卡)、僧伽罗文(斯里兰卡)、乌尔都文(巴基斯坦)、泰文、菲律宾文等版本。此外，苏联还分别出版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爱沙尼亚、布里亚特等10多种文字的不同版本。毛泽东诗词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流传很广，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广大亚非拉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毛泽东诗词往往被用来作为反对殖民侵略与统治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诗词的这种世界性传播展示了它本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成功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具有深邃的思想境界、恢弘的艺术意象、高超的构词技巧、纯熟的创作手法。对于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山东大学高亨教授在一首《水调歌头》词中有恰如其分的称颂：“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这是谓作为伟大诗人的毛泽东通晓历史、志在扭转乾坤、下笔犹春雷惊响；“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23)萧涤非、蒋维崧、高亨等：《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文史哲》1964年第1期。，这是在历史对比中，指出中国诗坛上最有名的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佼佼者，其诗词作品也没有毛泽东的奇伟雄壮，有如用天章云绵，织出革命豪情。毛泽东以其60年的诗词创作，铸成了一座诗文化高峰。这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截至目前也是后无来者的诗词高峰。

当然，我们期待更多的好作品出世。可是更多的优秀作品在哪里呢？“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24)刘逸生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6页。清代龚自珍的这首诗，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引用过。中国的文艺界是该出精品的时候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治理全面向好的今天，文艺工作者也只有拿出精品，才能对得住这个时代。

综上所述，毛泽东能够于19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出精辟的《讲话》，首先在于他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思想家、大诗人，自己善于为文，没有这个先决条件，《讲话》的产生是根本不可能的。从80年来的实践经验看，毛泽东文艺思想许多基本论点是正确的，其中一些基于当时时代背景的具体论点，也可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完善和发展。《讲话》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我们不能绕过它，而是必须学习它、研究它且不时重温它。只有熟悉这一经典，我们才能弘扬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华，在全面总结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属于新的时代的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