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之后与扶风窦氏：从《窦伯岁墓志》看唐代党项窦氏家族*

陈 玮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20世纪70年代，唐代党项首领窦伯岁墓志出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殿市镇杏树峁村，现藏横山县文化馆。墓志志盖佚失，志石为砂岩质，长方形，长58厘米，宽45厘米，厚9.5厘米。志石左侧残缺，铭辞剥失，现存阴刻楷书志文12行，满行19字。白赛玲女士曾对该墓志进行过初步注释、疏证，①参见白赛玲《横山墓志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4-68页。但对墓志所反映的唐代党项羁縻州职官制度较少讨论。笔者拟在参考白女士大作的基础上，以《横山文物图典》收录的该墓志拓片为准，②参见孟涛《横山文物图典》，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将墓志重新录文，并进一步研究墓志所反映的党项窦氏家族史。

唐故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兼长宁州都督窦公墓志铭

夏州节度随军江诂撰

公之氏族郡在扶风，本始西域三苗之后。安附边隅，率拜首领，公勤报国，传之不朽。曾祖讳罗磨，立志竭忠，宏规盖古。大历二年九月十日敕授大首领，长宁州刺史。其年十月廿二日敕告加殿中监、上柱国。祖讳越磨，立性清贞，道高不事。父讳铁山，承袭宿勋，名芳上国。会昌二年十月十九日敕授长宁州都督。公讳伯岁，□扶智略，武识安危。会昌五年六月廿三日牒授左厢子弟兵马使，充长宁州都督。年迫从心，乾符□□□□□月廿四日忽疾，奄终私室，享年七十四。娶□□□□拔氏女□□□□□□□□□□□□□□□□□男。

一、墓志所见窦伯岁之族属及党项羁縻州

中古时期的窦姓，一为汉姓，一为鲜卑姓，一为羌氐姓。根据志文，窦伯岁的郡望为扶风。汉人窦氏之郡望多为扶风，如《元和姓纂》卷九云：“窦犨为晋大夫，仕赵简子，裔孙汉丞相婴。窦婴之先，本居清河观津，后徙扶风平陵。”[1]1364《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四云窦婴堂兄窦充“避秦之难，徙居清河，二子：长君、广国。广国字少君，章武景侯，二子：定、谊。谊生赏，袭章武侯。宣帝时，以吏二千石，徙扶风平陵”[2]。敦煌遗书S.2052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云：“歧州扶风郡，出十一姓：窦……。”[3]323P.3421号《氏族志残卷》亦云：“扶风郡出六姓，歧州：马、窦……。”[3]361鲜卑窦氏将其祖源比附于扶风窦氏，如《元和姓纂》卷九记鲜卑窦氏“状称本扶风人。窦武被诛，后人雁门太守统北奔鲜卑拓跋部，为没鹿回部大人，赐姓统豆陵氏，魏孝文改为窦氏”[1]1364。《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云鲜卑窦氏“本扶风人，汉大鸿胪卿窦章之后，因避窦武之难，亡入鲜卑拓跋部”[4]。姚薇元先生即指出鲜卑窦氏“称窦章后，当系冒托无疑”[5]。

羌氐窦姓多见于两晋十六国时，如后秦姚苌统治时期，有“南羌窦鸯率户五千来降，拜安西将军”[6]卷116，2970。《华阳国志》记西晋末巴氐李特入蜀后，曾修改西晋广汉太守辛冉悬赏令为：“能送六郡大姓阎、赵、任、杨、李、上官及氐叟梁、窦、符、隗、董、费等首，百匹。”[7]从氐人长老中有窦姓可知窦在巴氐中为豪族。《晋书·周琼传》云：“初，氐人窦冲求降，朝廷以为东羌校尉。”[6]卷58，1574《资治通鉴》亦称窦冲为“武都窦冲”[8]卷104，3294，而武都向为羌氐聚居区。

志文称窦伯岁“本始西域三苗之后”。《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9]《隋书·党项传》云：“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10]《通典·党项传》则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11]。窦伯岁生活于唐代党项羌聚居之夏州，娶党项大族拓拔氏女为妻，且终官于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其出身于党项羌无疑，且其姓氏如前考，可上溯至两晋十六国时。志文称窦伯岁郡望为扶风，又指出其祖源为党项羌，看似比较矛盾，但反映了当时中原推崇门第贵阀之风气已经影响到夏州地区的党项酋豪。此种攀附暗指党项窦氏之先祖为进入党项部落的扶风窦氏，这与鲜卑窦氏将祖先追附为逃入鲜卑拓跋部的扶风窦氏之后异曲同工，又有所不同。因为党项窦氏在攀附扶风窦氏的同时，仍然在坚持自己出于三苗之后的非汉族群血统，而鲜卑窦氏则借攀附扶风窦氏而宣称自己是扶风窦氏之后，放弃了对鲜卑血缘的身份认同。

此种推崇门第贵阀之风气在夏州地区的党项酋豪中多有波涉，如刻石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的《唐静边州都督拓拔守寂墓志》记拓拔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12]224，但拓拔守寂侄拓拔澄岘任银州刺史时，《元和姓纂》却记党项拓拔氏为“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1]卷10，1576。可见党项拓拔氏对鲜卑拓跋氏之攀附。

党项窦氏为何标榜自己的郡望为汉人士族窦氏的郡望扶风？这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郡望是中古社会界定士族的重要标准，又为士族群体所推重。毛汉光先生即指出：“士族是具有时间纵度的血缘单位，其强调郡望以别于他族，又如一家百年老店强调其金字招牌一般，故郡望与士族相始终。”[13]在唐廷创造了蕃姓士族这一新概念后，党项拓拔氏获得了西平郡这一郡望，拓拔思泰封爵即为西平郡开国公，但由于安史之乱前后党项拓拔氏攀附鲜卑拓拔氏，此一郡望便为党项拓拔氏所放弃。相对于党项拓拔氏，党项窦氏在党项酋豪中属于第二层次，其与唐廷的关系也并不紧密，因此没有自己的郡望，所以借攀附扶风窦氏而获得郡望。

另一方面，党项窦氏既标榜自己的郡望为扶风，则通过这一地缘符号成为扶风窦氏一族，如此便具有了所谓的“士族”身份。具有这样的身份对于窦伯岁来说十分有利，因为窦伯岁任官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为夏州藩镇左厢部队下辖的子弟军的军事指挥官。夏州藩镇自设立以来，其最高长官节度使向由汉人担任，直至拓拔思恭才改由党项人担任。夏州藩镇的军队，其高级军官多为汉人，这从夏州故地统万城出土的《唐夏州节度衙厢马步兼四州蕃落都知兵马使张宁墓志》《唐夏银绥宥等州节度左厢兵马使高谅墓志》《唐夏州节度押衙臧允恭墓志》《唐节度押衙充监军衙马步都知兵马使陈审墓志》《唐夏州节度押衙兼洪门四镇都知兵马使曹公墓志》可以映证。夏州藩镇的幕府文职僚佐则均为汉人，甚至有出身士族者，如出于河东柳氏的柳宗权即曾任夏州掌书记、观察判官。在这样一个主要由汉人构成的官僚系统中，窦伯岁通过攀附扶风窦氏，可以消泯族群边界，更好地融入此一官僚系统。从《窦伯岁墓志》题为“夏州节度随军江诂撰”，可知墓志的作者为窦伯岁的同僚、夏州幕府的文职僚佐节度随军江诂。江诂或出于同僚之谊为窦伯岁撰写墓志文，在窦伯岁与江诂的交往中，其受到汉人文人的士族观念影响是很自然的。另外，《窦伯岁墓志》记其“奄终私室”，可知他在夏州城内应有一宅第。窦伯岁定居以汉人为主要居民的夏州城中，其伪冒的扶风窦氏身份对于其融入城市生活也是比较有利的。

党项窦氏虽然攀附扶风窦氏，但是仍然坚持自己为三苗之后，余以为有两点原因。第一，三苗是唐朝官方界定的党项祖源，党项窦氏声称族出三苗即代表接受了这一官方概念，但同时也可以借此来强调自己出于非汉族群的身份。从《窦伯岁墓志》来看，窦伯岁曾祖名窦罗磨、祖父名窦越磨、父名窦铁山，这些名字非汉色彩浓重。窦罗磨、窦越磨、窦铁山世袭党项羁縻州刺史、都督，没有担任夏州藩镇的官职，也因此没有进入夏州城居住，这样就保留了在夏州城外的部落行居习惯。唐人沈亚之《夏平》云党项人在夏州城外“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广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项与其类意气不等，因聚党为兵相伐，强者有其马牛羊橐驼，其后支属更酬杀，转转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杀掠以为常。尝与华民贸易马牛羊橐驼者，贸已，辄以壮骑从间道，伺险击夺华民，华民脱死者几希矣”[14]卷370，1894。可见党项人以部落为社会组织，依靠牧养马、牛、羊、骆驼来维持生活，并以掠夺、贸易作为辅助性生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成长的窦伯岁无疑对本家族、本部落的非汉族群本质保有深刻的记忆，即使他后来进入夏州城担任藩镇武官，定居于城内。这种记忆使他坚称祖源为三苗之后，而攀附扶风窦氏则成为他在夏州城市汉人社会生存的一种策略。

第二，窦伯岁在担任夏州蕃镇武官的同时，还担任党项羁縻州长宁州都督。后者使他具有对属部的管辖权，这样窦伯岁得以长期与党项部民保持联系，对于维持他的身份认同观念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窦伯岁所任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为夏州藩镇左厢部队下辖的子弟军的军事指挥官。唐朝缘边藩镇的子弟军往往由该藩镇下属的蕃落组建成军，或为蕃汉混编部队。窦伯岁作为夏州藩镇子弟军的统领，其麾下当有不少党项士兵，窦伯岁以三苗之后的身份认同为号召，可以极大地凝聚党项士兵，以利于其指挥作战。

《窦伯岁墓志》虽撰写于其逝后，但作者在撰写墓志铭时一定对窦伯岁生平行实较为了解，或由于作者为夏州节度使幕府文职僚佐，与窦伯岁为同僚，或由于窦伯岁亲属为作者提供了窦伯岁行状，因此志文在谈到窦伯岁族源时将扶风与西羌并提，既反映了窦伯岁亲属乃至窦伯岁本人的身份认同，亦反映了党项窦氏受唐代汉文化之浸润影响。窦伯岁亲属礼请本地的智识阶层为其撰写墓志铭本身也是一种汉化，表明党项内徙后身处关内道地区之夏州，汉化日深。

二、墓志所见窦伯岁曾祖、父与唐廷之关系

从志文“安附边隅，率拜首领，公勤报国，传之不朽”来看，窦伯岁先祖为内徙党项之首领，且世代相袭，对唐王朝忠心耿耿。银夏党项首领对唐廷一向尽忠竭力，如静边州都督拓跋思泰即在唐军平定六胡州之乱中“爰从讨袭，躬亲矢石，奋其忠勇”[15]，英勇战殁。志文记窦伯岁曾祖窦罗磨“立志竭忠，宏规盖古。大历二年九月十日敕授大首领，长宁州刺史。其年十月廿二日敕告加殿中监、上柱国”。安史之乱后，吐蕃以党项、吐谷浑、奴剌等为前驱，频年侵掠唐关内道地区，并深入至京畿。仆固怀恩叛乱后又以叛军联合吐蕃、回纥、党项、吐谷浑、奴剌进犯长安。①关于奴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奴剌部落居吐谷浑、党项之间。”“奴剌，西羌种落之名。”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胡三省音注，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十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9页。同书卷222，唐肃宗上元二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05页。但奴剌实为突厥别部。《册府元龟》云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四月壬辰，陇右投降突厥奴剌偲等五人于延英殿见，赐物有差。”又云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乙卯，突厥奴剌部落千馀人内属，请讨贼自效”。参见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第三》，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94页。党项为仆固怀恩叛军的重要联盟，于邵《贺破渭北党项状》即云：“此贼与怀恩作恶，俱为不道，昨率其蜂虿，犯我郊畿。”[14]卷637，3282在叛乱平定后，唐廷为加强京畿防御，采纳郭子仪建言，将关内道北部之党项、吐谷浑与已进占陇右之吐蕃进行地理分隔，“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16]卷221上，6216。唐廷又召忠顺于唐的“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赍，使还绥其部”[16]卷221上，6216-6217。由于庆州破丑氏、野利氏、把利氏与吐蕃结姻，被吐蕃赞普封王扰边，郭子仪又上表奏请以工部尚书路嗣恭为朔方留后，将作少监梁进用为押党项部落使，设置行庆州以压制反唐之党项势力。之后郭子仪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三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16]卷221上，6217。唐廷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史载原背离于唐的“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16]卷221上，6217《喻安西北庭诸将制》亦云：“党项内附，回中大宁，天下郡国一其教理，王畿征调一如平时。”[17]

正是在此背景下，窦罗磨才于大历二年（767）九月十日被敕授大首领，长宁州刺史。其年十月廿二日被敕告加殿中监、上柱国。《旧唐书·代宗纪》云大历二年（767）十月“乙酉，回纥、党项使来朝”[18]卷11，287。乙酉正是廿二日，可见窦罗磨被敕告加殿中监、上柱国因与党项使者来朝相关。关于党项使者的身份及其来朝的原因，《册府元龟》云：“大历二年九月，吐蕃寇灵州。十月，党项首领来朝，请助国供灵州军粮。”[19]卷973，11267考虑到之前拓跋朝光、拓拔乞梅等党项羁縻州刺史均已入朝，这位请供军粮的党项首领应即被敕授长宁州刺史不久的窦罗磨。《窦伯岁墓志》亦称窦罗磨“立志竭忠，宏规盖古。”盖指其主动请求上供军粮而言。银夏一带的党项人早在景龙年间即从事农业。敦煌遗书S.1344号《唐开元户部格残卷》记有景龙二年（708）六月九日唐中宗敕命“左厢桑乾、定襄两都督府管内八州降户及党项等，至春听向夏州南界营田，秋收后勒还”[20]。窦罗磨之举之所以“宏规盖古”在于党项羁縻州几乎不上交赋税于中央，而灵州在仆固怀恩之乱中残破，史载路嗣恭任朔方节度使后，“披荆棘以守之”[18]卷122，3500。灵州防御吐蕃进攻亟需军粮。《册府元龟》云：“大历二年九月，吐蕃寇灵州。命有司运米二万石供灵州军。是年冬，率城百官、士庶钱，充朔方军粮。其六军兵士，不存此限。”[19]卷484，5488《旧唐书》亦云大历二年（767）十月“甲申，减京官职田三分之一，给军粮”[18]卷11，287。因此窦罗磨此举意义非常，也因而被敕授从三品殿中监、正一品勋官上柱国。殿中监为殿中省长官，直接服务于天子，窦罗磨所任殿中监当为试官。《拓拔守寂墓志》称静边州都督拓拔澄澜也曾任“守殿中省尚辇奉御员外置同正员”[12]224，两位党项首领均以殿中省官为其试官、员外置同正员官，或与党项善于养马有关。

窦罗磨所任刺史之长宁州据《新唐书·地理志》为剑南道泸州都督府下的羁縻州，在两唐书地理志党项羁縻州中未见其名。窦罗磨为党项羌首领，其任官之长宁州断不为泸州都督府下之长宁州。在陕北地区出土墓志中，常记有未见于史籍的部落羁縻州，如《白敬立墓志》记载之兴宁府。周伟洲先生即指出“‘兴宁府’疑即党项羁縻府之一的‘清宁都督府’”[21]94页注。从窦罗磨意向灵州献助军粮来看，其应与灵州官府联系紧密，其所任官之长宁州应直接隶属于灵州都督府。据《新唐书·地理志》，隶属于灵州都督府的党项羁縻府有兰池、芳池、相兴、永平、旭定、清宁、忠顺、宁保、静塞、万吉、乐容州、静边州等十二个都督府，其中永平、旭定、清宁、忠顺、宁保、静塞、万吉九都督府为唐代宗即位后新置。《窦伯岁墓志》记窦罗磨于大历二年（767）被敕授长宁州刺史，唐制羁縻府州都督、刺史为部落首领家族世袭，而《窦伯岁墓志》并未记载在窦罗磨之前还有长宁州刺史，可见窦罗磨是第一任长宁州刺史，长宁州应是唐代宗即位后新设的党项羁縻州。窦罗磨之后党项窦氏世袭长宁州都督，直至窦伯岁。从窦伯岁葬地来看，长宁州应在银州一带。

在银州一带的党项羁縻府州还有静边州都督府和归德州，其中归德州由党项人和吐谷浑人混居。世袭静边州都督的党项拓跋氏和世袭归德州都督的入唐吐蕃人论氏，都与大本营在灵州的朔方军联系紧密。《拓拔守寂墓志》记拓拔守寂高祖、曾祖、祖父均曾任静边州都督府所辖十八个党项羁縻州的部落使。苏航先生指出此部落使“主要为军事职能，很可能就是统属于当时的朔方道行军总管之下，行使征集、组织部落武装的职能”[22]。《拓拔守寂墓志》还记拓拔守寂叔父拓拔兴宗任朔方军节度副使。《论弓仁神道碑》云论弓仁以朔方军前锋游弈使兼任归德州都督，又任朔方节度副大使。《授论惟清朔方节度副使制》云论弓仁之孙论惟清任归德州都督、同朔方节度副使。窦罗磨入朝请助灵州军粮的一大原因，即在于银州的党项部落在军事上长期统属于朔方军，朔方军经常征调银州的党项部落参与军事征伐。

身为灵州都督府下属的窦罗磨入朝请助灵州军粮，其直接原因还在于时任朔方节度使的路嗣恭在灵州安抚党项有力。史载路嗣恭赴任灵州后，朔方“大将御史中丞孙守亮握重兵，倔强不受制，嗣恭称疾召至，因杀之，威信大行”[18]卷122，3500。大历二年（767）十月“戊寅，灵州奏破吐蕃二万，京师解严”[18]卷11，287。十月戊寅为十月十六日，窦罗磨在十月二十二日入朝，其应在长宁州闻知灵州被吐蕃军围攻或解围后，迅速从银州驻地南下至长安请献军粮。

根据志文，窦罗磨之子窦越磨没有入仕。窦越磨之子窦铁山于会昌二年（842）十月十九日被敕授长宁州都督。唐制“新授都督、刺史……皆须得敕书”[23]。羁縻府州之新任都督、刺史的拜授同样适用，一般由朝廷遣官携敕书宣授。窦罗磨任官长宁州时仅为刺史，窦铁山任官长宁州时官拜都督，可见长宁州在会昌二年（842）已由羁縻州升为羁縻府。长宁州的升格应与党项人口增长有关，会昌四年颁布的《赐党项书》即云：“自尔祖归款国家，依附边塞，为我赤子，编于黔黎。牛马蕃孳，种落殷盛，不侵不叛，颇效信诚。”[24]文集卷第6可知会昌年间党项人口大增，长宁州也因而升为长宁州都督府。

三、墓志所见窦伯岁与夏州藩镇之关系

从志文来看，窦伯岁于唐僖宗乾符年间去世，终年七十四岁，则其当生于唐德宗贞元末年。会昌五年（845）六月二十三日，窦伯岁被授命担任夏州左厢子弟兵马使兼长宁州都督，时已至壮年。周伟洲先生曾指出“中唐以后史籍很少提及党项羁縻府州，因此颇疑此时党项羁縻府州已名存实亡”[21]69。刘统先生则认为“元和年后，史书记载党项都称为某部落或某族，不再提羁縻府州称号。党项酋长也由羁縻州都督刺史转为正州刺史”。“可以认为，党项部落在关内道设置的羁縻府州，在宪宗元和年间予以废止。党项部落融合于唐朝编户之中。”[25]从窦伯岁自会昌年间至乾符年间任长宁州都督，可知唐宪宗元和以后直至唐末，银夏一带的党项羁縻府州仍然存在。窦伯岁既担任夏州左厢子弟兵马使，志文又云其终于私室，其应长期生活于夏州城内，在夏州还有私宅，去世后才葬于长宁州地界。此时的长宁州早已由灵州转隶于夏州，《册府元龟》记元和五年（810）五月，“盐州奏渭北党项拓跋公政等一十三府连状称：管渭北押下帐幕收放，经今十五馀年，在盐州界，今准敕割属夏州，情愿依前在盐州充百姓”[19]卷977，11313。据《旧唐书·地理志》，盐州自贞观二年（628）隶于灵州，则在盐州地界的党项羁縻府州也隶于灵州。盐州于“永泰元年十一月，升为都督府。元和八年，隶夏州”[18]卷38，1417。盐州地界的党项羁縻州又转而隶于夏州。正由于长宁州在元和以后已为夏州管辖，所以窦伯岁才长期在夏州任藩镇军职。安史之乱和仆固怀恩之乱后，唐廷忌朔方军势力太盛，尾大不掉，逐渐将其分割，在其属地相继设立凤翔、泾原、邠宁、鄜坊、振武、天德、夏绥等七个藩镇，与朔方军治地灵武合称京西北八镇，原为朔方军统管之党项羁縻府州亦分隶于各镇，此举既削弱了朔方军，亦将各党项部落打散，使之不能集中力量与吐蕃联合威胁于唐。李德裕曾上奏谈到：“闻党项分隶诸镇，……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8]卷215，6877可谓一语破的。长宁州由灵州划归夏州管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唐代藩镇军队一般按左右厢划分编制，窦伯岁所任之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为夏州左厢子弟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即云：“兵马使，节镇衙前军职也，总兵权，任甚重。至德以后，都知兵马使率为藩镇储帅。”[8]卷247，7993“在道一级或藩镇使府下的兵马使，职权最大的莫过于都知兵马使。”[26]唐代的子弟军在中央禁军、藩镇、府州团练、羁縻府州均有存在。中央禁军中如武德初年组建之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16]卷50，1330。在开元初年（713）成军之左右龙武军，“皆唐元功臣子弟并外州人”[18]卷44，1904。在至德二年（757）组建之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16]卷50，1331。另有“射生子弟”[18]卷142，3865等。藩镇中的子弟军如刘辟在西川时期的“五院子弟”[18]卷140，3828，韩滉在江东组建之“迎驾子弟”[27]，李愬任魏博节度使时，“取大将家翘秀者为子弟军，列于诸校之上”[28]。会昌泽潞之役中出现有陈许徐泗“军外子弟”[24]文集卷15，292，藩镇中子弟军的军官多被称为“衙前子弟”[29]、“节度子弟”[30]，归义军还设有“子弟虞候”[31]。府州团练中的子弟军如安史之乱中的常山团结子弟、李德裕镇蜀时组建之雄边子弟，幽州雄武军中的“土团子弟”[24]文集卷第17，322。

羁縻府州中的子弟军多出现于西南、东南。安史之乱后，南阳节度使鲁炅以“岭南、黔中、山南东道子弟五万人屯叶县北”[18]卷114，3361。巂州刺史曹高任也统率大军“并东蛮子弟合势接战”[18]卷196下，5258吐蕃军。唐代剑南道边防军有西山子弟、邛雅子弟，其中西山子弟为羌人组成，杜甫《东西两川说》云西山“兼羌堪战子弟，向二万人，实足以备边守险”[32]。西山子弟为本族羌豪统帅，《旧唐书·地理志》云：“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马使嗣归诚王董嘉俊以西山管内天保郡归附”。[18]卷41，1705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与西山子弟兵马使名称相近，只不过前者为都级长官。夏州乃缘边藩镇，蕃汉混杂，境内尤以党项居多，本镇军队中自然有大量党项羌，拓拔思恭早年即为夏州军中之教练使。夏州左厢子弟军，顾名思义由夏州本地的军将及官健之子弟组建成军，但考虑到由出身党项羌之窦伯岁担任该部最高军事指挥官，该部应为蕃汉混编部队，甚至全由党项羌组成。党项羌酋豪加入藩镇武力早在开元年间即已出现，如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丁未，党项鹘揽支来降，授果毅，借绯鱼袋，与陇右节度驱使”[19]卷975，11288。根据《拓拔守寂墓志》，静边州都督拓拔守寂之叔拓拔兴宗曾为“朔方军节度副使、兼防河使”[12]225。拓拔兴宗又曾任职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麾下，其《请致仕侍亲表》之《第二表》曾上言唐玄宗道：“陇右专知教练兵马使右骁卫将军蔺廷辉，材略冠军，智勇无对。今节度王忠嗣知其名，已令摄使替臣。”[14]卷604，3133《册府元龟》还记有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八月“灵州奏部落游奕使拓拔忠义招收得部落五千余帐，于界首安置讫”[19]卷977，11314。游奕使亦为藩镇常见军职。

四、结语

综上所述，窦伯岁家族为史籍未载之银夏地区党项大族。自窦伯岁曾祖窦罗磨始，唐廷均敕授窦氏家族，担任党项羁縻府州长宁州刺史、都督。志文开宗明义述及窦氏家族之郡望、族源，一方面表明窦氏家族深受汉地社会风气影响，一方面又体现了窦氏家族之身份认同。党项窦氏接受了唐廷对于党项族源的界定，自称为三苗之后。这一方面是由于时至唐末，中原王朝所塑造的党项人为三苗之后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加之党项窦氏世袭唐羁縻府州都督，对唐王朝保持着较强的政治认同，基于传统观念和忠唐的政治立场，党项窦氏采纳了唐廷对于本族族源的界定。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夏州藩镇幕府文职僚佐的影响。由于窦伯岁与夏州节度随军江诂交游，江诂把中原王朝官修史籍对党项祖源的描绘，照搬到了窦伯岁的墓志中，窦伯岁因此成为三苗之后。窦伯岁既被称为三苗之后，又被称为扶风窦氏，保持了双重身份认同。与党项拓拔氏不同，由于远离唐廷，始终活动于夏州地域，党项窦氏没有深度汉化，因此坚称自己为三苗之后，以保持非汉民族特点。但由于窦伯岁为夏州藩镇武职军将，在夏州城内居住，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中汉人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他也攀附扶风窦氏，自称为扶风窦氏。

窦罗磨被唐廷敕授大首领及长宁州刺史，是在安史之乱后吐蕃与党项联合寇唐，仆固怀恩之乱又使唐西北边防局势愈加不稳，唐廷采纳郭子仪建议将党项迁徙、新置羁縻府州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各党项羁縻府州刺史在仆固怀恩之乱后积极入朝，加之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在灵州威信大著，安抚党项有力，隶于灵州之长宁州刺史窦罗磨也随势入朝，在长安请求助献灵州军粮以抗吐蕃，显示了对唐王朝的忠贞不二，因此被志文高度称赞。窦罗磨之孙窦铁山继任长宁州都督时，长宁州已由羁縻州升为羁縻府，这与其地党项人口的日益增多密不可分。窦铁山之子窦伯岁继任长宁州都督后，又兼任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这一方面说明其时长宁州已由灵州转隶于夏州，反映了唐廷对内徙党项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表明窦伯岁继承了盛唐以来党项酋豪进入藩镇军事系统，掌握藩镇武力的军事传统。与窦伯岁晚年同时之拓拔思恭正是以夏州藩镇军职教练使升为宥州刺史，在唐末乱世风云际会，通过统率夏州蕃汉军队参与平定黄巢之乱，最终夺取夏州藩镇最高权力，成为世袭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