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影响下的音乐创作思想变迁

毛馨雨

启蒙运动对于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直接产生了影响，但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启蒙运动对于文化艺术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选题的重点在于启蒙运动对古典主义时期音乐创作的影响，并从该时期音乐的变化包括创作风格、音乐内容、受众面等方面来探究启蒙运动思想在其中的渗透。

一、对人性、情感的普遍重视

（一）格鲁克歌剧改革

在“喜歌剧之争”中市民阶级在努力寻求新的能够代表自身阶级的音乐形式等原因的影响下，一大批音乐家开始改革音乐形式，其中最典型也最成功的当属德国作曲家格鲁克，其音乐中新的语言特征和思想内涵引发了当时作曲家和听众们新的关注。在传统正歌剧中，受到当时的听众——贵族们审美偏好的影响，其中的音乐性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主要表现在如咏叹调等独唱段落为了满足听觉感官而被大量用于炫耀声乐技巧，不注重作品本身要表达的思想。而在格鲁克的作品中，高度的人性原则是核心要素，其各部作品的思想总是包含着纯洁高尚的人性能够战胜毁灭性力量甚至死亡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格鲁克将以神话为故事情节的歌剧内容进行改编来表现人类的情感体验，如其在1762年创作出的第一部歌剧《奥菲欧与优丽迪茜》中，就将在神话中违背诺言而导致优丽迪茜无法回到人间的奥菲欧变成了饱含痛苦而深情的人物形象；除此之外一些歌剧也重点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如《伊菲姬尼在奥利德》、《伊菲姬尼在陶里德》细腻地刻画了希腊英雄阿伽梅农和他女儿伊菲姬尼之间的亲情以及信仰、诺言等造成的冲突和碰撞等，这些作品把具有道德责任的真正的人放到了中心地位，也充分体现了启蒙时期人们对爱情这种情感体验看法的转变：从缺乏责任感的单纯的暧昧和寻求乐趣转变为人最本质、最高尚的情感。

为了在作品中突出人性和情感，格鲁克的作品以自然、朴素和动情为基调，他清楚地认识到音乐是一种用来帮助戏剧内容合理发展、加强戏剧人物表现力的重要手段，故而他遵循着“音乐服从于戏剧、诗歌”的原则对构成歌剧的各个要素进行改革。第一，歌剧的序曲开始与剧情紧密相连，格鲁克认为“序曲应该使听众预先知道在他们眼前即将展现的剧情性质”，致力于在一开始就为剧情发展做铺垫，他运用的手法包括《奥菲欧与优丽迪茜》中的对比关系，使序曲与歌剧在速度、情绪上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有的序曲的旋律则成为歌剧中的主要动机，如《伊菲姬尼在奥利德》。第二，格鲁克改革着眼于管弦乐在进程戏剧发展中的作用，在《伊菲姬尼在陶里德》中，他曾用管弦乐刺耳的音色来表现被复仇女神追逐的凶手内心受到极大的良心谴责而痛苦不堪，这种以音乐来描绘人物心理活动的手法在这个时候得以成熟发展。管弦乐也大量地使用在宣叙调的伴奏中，使得连续的歌唱直接从宣叙调中引导出来，形成与情节发展相呼应的流畅的音乐。除这两方面之外，戏剧中芭蕾的使用、舞台布景等因素也呈现出与剧情相联系的趋势。格鲁克创作的唯一目的归根结底是将音乐化作一种表达方式来表现人的真实性以及促进戏剧能更好地为观众所理解，而他的改革也恰好迎合了启蒙时代人们的审美品味，成为该时期各个音乐家歌剧创作的典范，后世的歌剧也在此基础上加以变革。

（二）卢梭对音乐创作的观点

卢梭是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音乐家，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创作实践中看出他的音乐美学原则与情感有着密切联系。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中分别写了《论旋律》和《论和声》两章来表达自己对两者的看法。他批判了人们对于感觉的忽视来强调情感催生音乐、旋律，音乐不是一种将各种声音组合起来并使其悦耳的东西，它是一种模仿的艺术，旋律模仿着人声的变化，“旋律摹仿着语言的声调”和“那些在每一方言中都符合一定心灵活动的语气”。在卢梭看来，人类发出的声音在速度和音量上发生的变化、产生的节奏、正常或者不正常的语言都受到激情的影响，从而音乐也通过模仿这些因素起到表达情绪的作用。在歌剧方面，卢梭本人也更加偏爱意大利喜歌剧，因为其中不受束缚的旋律走向以及调性变化能带给人更丰富的想象和情感体验。

在《论和声》中，卢梭的想法却是和声与人类的情感没有什么联系，和声并没有什么要模仿的东西，因而在表情方面并没有显现出重要的作用，相反，在旋律模仿一系列的语音语调，将各种情感融入进去的同时，和声还可能会束缚旋律的表现力。他还说：“如果想要制造出蛙鸣的效果，就必须让青蛙真正的歌唱。”借此来表明单纯和声的描摹是无法表现出所模仿对象的真谛，音乐不能停止歌唱，即不能缺少旋律，它需要用旋律来使自己创作的音乐真正化为所表达的对象。卢梭对旋律以及和声的观点是以情感表达为中心的，并且阐述了如何最大程度表达情感的方式。

二、创作受众的变化

（一）受众变化的背景

启蒙运动之后音乐的受众群体发生了改变。最初，当时的大学生们开始组建符合他们自身心中理想的代表市民阶级的音乐组织“乐社”。乐社和教堂合唱团是当时两大重要的市民音乐组织，两者相比较，教堂合唱团与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乐社有着更加浓厚的世俗意味。在时代变迁中，教堂合唱团开始变得无法适应宗教信条权威提高的需要，很显然它也难以满足大型世俗音乐表演的条件，从而乐社取而代之，成为了当时市民阶级进行主要音乐活动的地方。这种组织不断地吸引听众，自然而然地就开始卖票，于是乐社由非公开变成公开，它的概念逐渐转化成我们今天所说的“音乐会”。也是从那时起，音乐会这种形式开始流行，音乐厅、剧院也由此成为独立于教堂之外，不被政府应用为典礼性场合的地方。

不仅仅是受众群体发生了改变，听众们的审美品位也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发展。在18世纪的欧洲，以语言朴素真实、简单而亲切为特点的音乐作品成为了当时的主流。作品更加突出矛盾与冲突，并且将其深化，从而促进情感的表现，民间题材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二）受众变化的影响

市民阶级本身的壮大以及他们自身对音乐兴趣的提升，使得作曲家们开始转向为这一群体进行创作。这种情况也意味着市民阶级越来越有能力作为音乐的消费者，与之相对，由于作曲家们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更多的演出机会、更广泛的流传而更愿意为这一群体进行创作，让自己的作品在音乐厅、剧院等能容纳大批观众的场合里演出。同时也由于启蒙思想的影响，该时期对宗教秉持着一种以理性改之的态度，他们对于某些基督教神学的荒谬、教会因迷恋权力而导致的堕落以及因人民的盲从与轻信而仍然影响人民生活的有害权力予以讽刺和抨击，这也深刻地影响到音乐家们的创作，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开始摆脱宫廷、教会进行创作，这极大地扩展了音乐创作的题材选择范围。音乐创作由主动转变为被动，音乐成为了作曲家和市民阶级之间的“商品”。其中典型例子就是著名音乐家莫扎特的职业生涯变迁：他在多次请求辞职无果后，于1781年6月被当时他的雇主萨尔茨堡大主教的管家阿尔克伯爵在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他也终于就此被解雇，此后走上了“自由音乐家”的道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燕迪认为：莫扎特在维也纳写的大部分音乐作品都是面向普通市民的。除了为剧院创作大量歌剧以外，他写的所有钢琴协奏曲也都是为自己演出用的，这种“商品属性”决定了他的音乐首先要愉悦大众，不单要具备很强的审美功能，同时还需要有娱乐功能。当时的欧洲社会正处于启蒙主义阶段，人们崇尚理性，不太认同忧伤的审美，观众买票进剧院、音乐会，希望听到的是积极乐观的音乐，这也是莫扎特的曲风轻松愉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纵使市民阶级这个群体对音乐有着大量的需求，他们对于音乐市民化的影响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十八世纪混乱的出版情况下，作曲家也无法只依靠为他们创作音乐来维持生计。因为当时的作品没有法律保护，出版商总是以尽量低的价格购买手稿，甚至想尽办法去弄到出名音乐家的抄本从而不用支付酬金就可把这些作品占为己有。因此，许多作曲家在自由创作的同时，会选择一个雇主为其创作以保证自己不会过上漂泊流离的生活，他们凭借自己的天分努力挣脱时代的束缚，却也为现实所困。

三、音乐中趋向自然的风格

（一）对自然的理解

对于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对自然的追求可以回溯到在这以前的社会状况，最典型的现象是权力统治了十七至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生活，而权力的无节制使得自然变质成为不自然。巴特莱和格哈德所著的《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中就提到：最粗暴的权力形式是对自然的破坏/最完整的权力形式是对自然的征服/最无节制的权力形式是对自然的蹂躏。从而返回自然成为市民阶级与官方、宫廷风格决裂的动机之一，它意味着市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的反叛。同时他们也用新的音乐风格去适应“自然”的要求

（二）自然风格的表现

在追求自然风格的过程中，音乐形式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专制统治时期乐曲的创作常会运用“串连”原则。所谓串联，在文学中表现为一系列故事情节的串连，相应的在音乐中则由不同类型的乐曲组成一组套曲，如古典组曲即由阿勒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基格等在情绪、速度、节拍节奏上形成对比的多首舞曲组成。在乐曲采用串连形式时会显现出一种绝对性，这在乐曲中表现为不停的运动，同时它又在强调“权力”这一概念时，会倾向于形成一种运用自如甚至进行压迫的能力。此外，两侧对称原则也常常在串连原则之外所使用如法国序曲的慢快慢结构、意大利序曲的快慢快结构等等。但市民阶级对于这两种原则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在于它们所产生的无止境以及权力的观念与市民阶级所宣扬的情感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它们与新音乐中自然情感流露的表达也是相对立的。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开始追求新的形式为自然的表达提供充分的空间，这促进十八世纪中叶奏鸣曲式的形成。福尔克尔对奏鸣曲的观点有：在一首好的奏鸣曲中，我们主要可以听出两方面的表现手法：第一是热情，或称之曰某种情感最生动的表现；第二是这种情感在相似或近似的情况下、或者甚至在漠不关心的情况下的安排或适当的和自然的进行。这意味着他认为奏鸣曲是多种情感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形式。而在上文中提到的串连原则和对称原则在这之中转化为了统一的展开原则，原来的主题逐渐变化、发展，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新的音乐语言，而不是束缚了某种模式之中的变化。

此外，音乐意境作为音乐美学中较为特殊的一方面也在追求自然性的思想下产生了彻底的变化。十八世纪中期以前，作曲家常常以各种器乐来模拟生活、自然中的声音，如风声、叶落声、笑声、哭声等，但新的音乐观点看重对自然景物瞬间感受的表达，认为这才是自然的表达方式而不是直接的模仿。这说明创作者不再为了模仿而模仿，模仿成为了表达最本质、最自然的情感的象征。

结 语

在本文所写的内容中，市民阶级的兴起是启蒙运动影响音乐创作的重要因素，这一阶级迅速发展壮大改变了作曲家对“音乐是为谁创作的”、“音乐该创作些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启蒙运动倡导的反对专制主义，追求人道主义、回归自然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也由此促使音乐产生一些转变。虽然启蒙运动并非直接地作用与音乐创作，启蒙运动的思想也无法与抽象的乐思相对应，但总体上来讲，音乐的创作是呈现出一种与“理性的时代”相呼应的方向前进的，为创作者提供了大量新的创作体裁以及创作思路，这也促使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与以往巴洛克时期风格形成极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也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一面即“理性”：当时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和宣传家们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和“自由的”思想与观念也深深地融入了音乐创作中：如反专制思想、对人类情感的追崇、对自然的赞赏而反对各方面的束缚。艺术是不可能与现实脱节的，本文对该时期音乐创作的研究也显示了启蒙运动对当时甚至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无法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