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生成背景与肇发语境*

田 瑞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20世纪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深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国正式进入了总体小康的历史性阶段。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一大批立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美学思想逐步萌生，其中尤以具有极强话语创新性质的生态美学最具代表性。在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以“实践”为核心的美学观点所强调的“人化的自然”与“人本质对象化”在充分调动人民投身生产的主观能动性、引领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经过改革开放20 余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条件、工业规模、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都不可同日而语，美学界也迎来了对实践美学的系统性反思。同时，与生产力显著提升及工业化快速发展相伴的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问题日渐显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已然进入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重要关口。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正是起步于这样的的历史背景中。1994年，李欣复的论文《论生态美学》首次在学理层面详尽阐述了生态美学问题，正式拉开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序幕。2000年，徐恒醇的《生态美学》和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两部生态美学专著相继出版，标志着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全新阶段。2001 年，“首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在陕西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针对“生态美学理解的基本观点”“生态美学的学科建设”“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生态美学出发对传统美学的批评”“从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中发掘生态美学思想”[1]等生态美学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成为作为中国话语的当代生态美学真正蓬勃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至此，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开始持续升温，一度在理论界掀起了研究热潮，成为中国当代美学寻求自主理论话语的重要尝试。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着眼于总体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各类现实问题与生态问题，在人类、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系统中探索美学价值，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生态的关系等进行了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肇发于总体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以美学话语呼应了总体小康社会背景下的现实需求与生态问题，展现了中国当代美学始终深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文化传统，彰显出美学始终屹立于时代思想制高点的历史站位。

一、对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生态反思

恩格斯曾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性不亚于达尔文发现进化论，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都是建立在“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所决定的“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2]这一基础之上。鲍桑葵在梳理西方美学发展历程的《美学史》中也说道：“每一个时代的思辨理论，一方面固然都渊源于过去的形式学说，另一方面也渊源于意识所不能不加以注意的现实世界。”[3]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作为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自然不会也不能脱离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现实而孑然独立。因而在回溯生态美学在中国的肇发历程时，必然要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牢牢把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基础，以此深刻探析生态美学之所以生成于总体小康社会背景的历史原因。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和快速发展促使国民经济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至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1万亿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超21倍，突破1000美元大关。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胜利实现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总体小康的伟大目标。中国当代生态美学正肇发于20 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总体小康的经济背景上。这一时期的特殊经济条件与工业化建设水平为生态美学提供了思考空间与发展土壤，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业化快速推进与发展不足的双重矛盾带来环境与生态问题。

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和稳步发展，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步入高速发展轨道。整体经济环境的向好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日趋提高成为总体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是如何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实现协调社会各领域发展、快速工业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开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作为美学思想对该问题的回应，中国生态美学研究开启了从生态角度审视社会现实的大门。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制定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呼吁全人类加强合作，共同改善赖以栖息的人类环境，明确提出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期望和共同责任。《宣言》特别指出：“在发展中的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在工业化国家里，环境问题一般地是同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4]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的中国，尤其是进入总体小康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事实上面临着工业化快速推进与社会发展不足并存的双重生态危机。一方面，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让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快速工业化时期主要采用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消耗资源多、污染排放量大，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痛点。同时，环境污染与资源过度开采让山林河湖的自然之美变得千疮百孔，人类的自然生态审美活动难以持续开展。这种“寅吃卯粮”式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打破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这种状况成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得以生发的一个重要现实诱因。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大、工业底子薄，即使进入总体小康时期后，发展不足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总体小康毕竟是不全面、不平衡、低水平的小康，城乡差距与东西部差距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这不仅带来城乡与东西部在保护自然生态的观念、技术与现实条件的不平衡，还引起不同社会阶层在审美心理与审美意识上的差异，进而造成作为共同体的人民在其所生存的一个有序协同的生态系统中的差异性失衡。经济发展的失衡促使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研究重心从单纯关注自然生态的狭义“生态”，转向侧重人类生态式审美存在状态及人与社会的生态审美关系的广义“生态”，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大大拓宽。

第二，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引发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现代社会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让人们更加追求效率，以至于工具理性越来越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物质与金钱愈发成为人类工作劳动追求的直接目的。改革开放不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大潮下，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新时尚，不少人因此掘得了第一桶金。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全新的阶段，甚至出现众多公务员辞职下海经商的情况，“官员下海”与“文人下海”现象屡见不鲜，国内掀起一轮“下海潮”。尽管下海经商充满了风险与未知，但其所带来的可观收入还是让更多的人跃跃欲试。客观来说，“下海潮”确实在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等方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但不能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着争名逐利的投机心理跃入“商海”，乃至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身试法。消费主义与商品经济强烈冲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秩序，甚至一度引发出艺术、审美与文化的危机。怀着这种焦虑，不少人文学者曾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社会转型时期理想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矛盾进行了思考，认为人文精神在新时期重塑社会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受到轻视，作为精神文化集大成者的文学沦落为“旷野上的废墟”。有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指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穷怕了的中国人纷纷扑向金钱，不少文化人则方寸大乱、一日三惊，再也没了敬业的心气、自尊的人格。”[5]这种因为经济化和工业化迅猛推进而促使人文学者重新思索人的精神价值与存在状态并非孤例。早在18世纪，席勒就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琐碎职业分工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逐步沦为劳动工具，个体所具有的感性力量与理性力量由协调相依走向对立失衡，造成人的碎片化与机械化。工业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但在快速发展的现实中，个体却难以避免地“牺牲了自己，失去了他的性格的完整性”[6]43。在席勒看来，若想重新寻回人天性中的完整性就必须“通过更高的艺术”[6]55，也就是通过审美与审美教育才能实现。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环境下，人们对大规模工业化带来的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塑造精神价值的渴望给予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发展的契机。美与审美所特有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能够很好地克服作为“目的合理性行为”的工具理性的片面性，而生态美学则将继续发扬美学在这方面的特殊性质。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就缘起于人们从美学角度对工具/价值、世俗/理想、现实/精神等在社会整体性失调的关注，认为人类个体“小生态”与人类-自然“大生态”的失衡亟待扭转；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意识到生态式审美是改善人的非美生存状态、重塑人自身生态整体性的重要方式，试图依靠生态美学来重塑一种全新的个体-自然的整体性生态性关系。

第三，工业生产大大激发人的能动性，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甚嚣尘上。

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指出，人通过在实践活动中按照“美的规律”改造对象世界来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通过这种能动的生产活动，自然界表现为人自身的作品和自己的现实，人类也在此之中直观自己、认识自己。人的生产劳动是一种能动的活动。但在前工业时期，受限于人体客观生理条件的限制，这种能动性总是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社会生产方式向机械化、集约化、科技化的转变让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生产效率得到惊人的提高，人类生产的产品在数量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总体小康社会经济背景的生产条件下，人们不仅能够尽情享受富足的物质产品为人类带来的便利与乐趣，更在其中收获了人的本质力量被无穷放大的满足感与自豪感。但与之带来的问题是，对人的能动性的无限制夸大、绝对地认为人定胜天也让人们日渐膨胀，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

对于过度开发山林湖海、无节制取用自然资源、滥捕滥食野生动植物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种种行径，自然必定会做出回应。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但可悲的是，人类肆意干预干扰自然而引发的惨剧却一再上演。2003年，SARS病毒以野生动物市场上非法出售的果子狸作为中间宿主引起了广泛的人际传播，最终造成全球恐慌的非典型肺炎疫情。“非典”疫情的教训已经为滥食野生动物、干扰生态平衡的人类敲响了警钟，而2020 年初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则是自然对失去敬畏之心的人类的再一次反扑。世卫组织曾明确表示新冠病毒来自自然界[8]，多国科学家的研究也证实新冠肺炎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originated in wildlife）”[9]，很多学者更是认为新冠病毒突破物种界限由动物传染给人类极有可能是因为人类食用“市场上出售的野味（the game animals in the market）”[10]。不敬畏自然、肆意侵扰自然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兴起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必将在新世纪逐步走向破产；同时，人们开始探索生态美学如何帮助人类在迈向生态文明的时期完成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并希望在调整旧有发展模式的同时更好地建设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文化，进而为中国社会的生态式现代化建设之路添砖加瓦。

二、对社会发展现实的生态关怀

1992 年，1700 余名世界顶尖科学家参与起草了《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World Scientists' Warning to Humanity），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到达一种“冲突”（collision）阶段，加之人类不加节制破坏环境的行为愈演愈烈，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人类生活将被卷入崩溃之中。《警告》在强调人类应采取各项环保措施的同时，也着重指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稳定人口数量、消除贫困、坚持性别平等等社会议题。环境恶化达到一定程度之时，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资源危机将引发地区与国家间的冲突，进而造成社会经济下滑，贫穷问题凸显，难民大规模迁徙，乃至掀起战争，导致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崩溃。因此，正如生态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只是生态问题一样，生态美学问题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单纯关乎审美活动的美学问题。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始终关注现实、观照生命、关怀人类的美学，它在形而上地辩证考析美学本体与审美关系之时，更将理论视角放置于人的现实存在及人与社会的实在关系中。兴盛于总体小康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必然地，总体小康社会的社会现实状况也深刻影响其发展，这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

改革开放伊始，党和国家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从未放松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着手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并开始设立国家级环保机构，从法制体系和行政体系方面规划了中国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大方向，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经过20余年的经济建设，我国正式迈向总体小康社会的全新历史阶段，生态环境问题愈发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重大战略，指出资源与环境必须与经济建设协调一致，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共十五大报告更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因素，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战略目标。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推进的新世纪，党中央对生态与环境问题的理解认知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发展战略，在将以人为本视为发展核心的基础上，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其次，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断，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置，将其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一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提出了众多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包括“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观、“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生态民生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整体观等。这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认识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在新时期继续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一直以来，党和国家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肇发与兴起在政策层面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理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现实依据与政策环境。

第二，美学社会基础的扩大提升生态美学的影响。

由中国社会总体小康的社会现实可以见得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上持续推进的过程。对外方面，我国于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世纪的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我国开始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诸多国际合作与竞争，获得了更为良好的国际地位。对内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和国家的工作确立了根本方向、根本准则和根本依据，成为新世纪我国在总体小康基础上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续推进的行动指南。如果说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上升至更广阔的世界视野，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则让中国进入总体小康社会后带来的经济红利下沉至与最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方方面面。从美学思想的角度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蕴着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脉络：首先，民族独立后的工业化进程作为当代中国美学的逻辑起点，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继续推进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催生了包括当代美学思想在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的“最广大人民”指代没有性别差异、地域差别、年龄差距的人民群众，大大地扩大了当代美学的社会基础，使得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有机会享受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中国当代美学带来的“文化红利”。

美学社会基础的扩大尤其对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中国生态美学的领军人物，曾繁仁就曾明确指出：“生态美学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存在问题。”[11]1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突破了主客体绝对二分的传统认识论美学模式，将“人”视为核心。在生态式审美活动过程中，人以一种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双重身份存在。生态式审美体验离不开人的参与，但人们在生态式审美体验过程中所领略的并不是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掌控自然的支配感与满足感，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人与自然在命运共同体中互联共生的和谐感与舒畅感。生态美学将关注重心移置于生态审美关系中的对象一方，其所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休戚与共。但是，生态美学又从人的存在出发，认为人与万物处在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内。人类若想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尽量不侵扰自然生态本身的微妙平衡，则必然要以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美学就鲜明地彰显了这种人文精神。美学社会基础的扩大不仅让“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美学思想所具有的缺陷愈发受到人们关注，凸显出生态美学的时代性与先进性；同时，生态美学也提供了一种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全新审美视角与审美关系，为不断扩大的美学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多的审美选择。

第三，公民审美权利意识加强与生态审美需求旺盛。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审美需求是高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与尊重需求之上的最高需求。审美需求有赖于其他层级需求相继满足之后才能得以实现。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在最基本的生理、安全等需求满足之后，人们才有暇顾及更高层级的审美需求。但也有学者认为，审美需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生物性-社会历史性的心理需要和心理能力”[12]。这种观点指出，审美需求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趋美倾向，人类的审美需求也是社会文化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在这里不去深究哪种观点更为准确，因为无论是总体小康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居民在基本满足衣食住行需求后自然而然地开始追求审美需求的满足，还是在总体小康实现后社会快速发展与文明高度发达强化了公民的权利意识，使得人们对审美的权利有了更高的关注，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审美需要与审美权利已然成为新世纪公民发展的重要议题。

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就是认同个体利益与个人权利。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建设与发展，国家治理实现了从“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历史性转变，权利意识也开始深入公民之心。2004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加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我国实现了“人权入宪”，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成为公民权利的有力保障。在总体小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民工资收入与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后，人们更加关注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与精神权利，其中包括审美的需求与权利。更重要的是，人们为了实现在美好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的审美理想，让自己的个体精神世界与外部居住环境同步美化，社会中开始出现了旺盛的生态审美需求。但需要强调的是，总体小康毕竟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水平的小康阶段，是一个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生态审美需要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仍是后滞于生存需求的次要因素。正如徐碧辉所指出的那样：“审美权利……是在现代社会和文明社会里才变得突出的一个问题。当基本的生存权尚未得到保障时，审美权利是不可能真正受重视的，也不可能被现实地讨论。”[13]所以从生态审美权利与生态审美需求来看，生态美学的出现与其说是为了推行所谓生态审美权的“平权运动”，倒不如说是适时提出了生态审美权利与需求的问题，以期引起民众对生态审美的关注与重视。总而言之，“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诗意生存与审美生活的生态式审美理想，已经开始成为新世纪人民群众在新的社会矛盾中对美好生活的全新向往。

三、美学理论与文艺实践的生态印记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不仅对经济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更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巨大波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带来了思想文化的多样化。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国内的思想文化界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动摇的前提下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国外优秀文化产品不断引进，国内文化市场一片繁荣，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经典精品层出不穷；当代西方哲学、美学、艺术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大量涌入，中国本土思想研究者也持续发力，在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锋中汲取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力量。在迈步小康社会的现实背景下，美学讨论也逐步去除政治化倾向，美学界的交流争鸣愈加全面深入，不少美学学者开始反思中国当代美学几十年发展历程的得失功过，西方美学思想的广泛译介与大量传入也进一步强化了开辟当代中国自主美学话语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当代美学思想领域呈现出特殊的理论景观。中国当代生态美学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

首先，生态美学意图突破中国当代美学对于自然美问题的研究瓶颈。中国当代生态美学重要的生态美概念源自美学大讨论中对自然美问题的论争。在美学大讨论中后期，自然美的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关注。朱光潜、李泽厚、洪毅然等学者曾对自然美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论战。不过基于美学大讨论特殊的理论预设与政治立场，自然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美本质讨论而被刻意悬隔，争论方或是将自然美与社会美简单混为一谈，或是粗暴地将自然美直接消融至艺术美之中，从而令自然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攻击对方观点的“小辫子”，就连朱光潜也感叹道“最近一年的美学讨论证明了‘自然美’对于许多人是一大块绊脚石”[14]。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艺界曾以《文学评论》《文艺报》《光明日报》等为主要阵地掀起了关于“山水诗阶级性问题”的讨论，其核心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美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基于特殊的时代政治背景，这场“反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斗争”中大量涉及政治性语汇，同时不少人也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处于一种相对的平等状态，而处于此消彼长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状态，自然美的可能性在于人对自然的绝对支配。这些现象与话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浓重的时代烙印，但各种观点的争鸣与交锋对学界继续深入认识自然美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进入80 年代后，实践美学逐渐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关于自然美的研究被置于实践美学的大框架中，受到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化的自然”理论的影响。但是实践美学在面对自然美问题时，依旧跳不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至此，关于自然美的问题似乎陷入了某种瓶颈，不少后实践美学理论开始对此提出质疑与挑战。90年代起，中国当代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为自然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中国当代环境美学借鉴西方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美学，意图考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社会环境在超越经济、道德价值之上的更高审美价值。而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则是生发于中国本土理论话语之上的美学思想，其立基于我国经济急需发展与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并存的社会现状，因而生态美学在参考西方环境美学理论的同时，更强调挖掘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生态智慧。生态美学以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式审美给自然美的探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当代中国的自然美研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其次，生态美学对生态学理论领域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种取向进行了回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学视野下对自然环境的观照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认知，即“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肯定科学精神与理性价值，张扬人的主体性，它在中国的兴起与作为特定时代特定产物的实践美学息息相关。实践美学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确实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在工业文明至生态文明的过渡时期，其些许不足开始逐渐凸显。曾繁仁敏锐地发现了实践美学的某些弊端，认为以认识论为指导的实践美学“相对忽视了美学应更深刻地揭示人之生存与价值的意义功能”；“过分地强调了审美是一种‘对象的人化’，而忽视了对象、特别是自然本身的价值，容易表现为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无视自然自身所特有的价值以及自然在审美中的独特地位”。[11]2-3在人类迈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阶段，实践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俨然在某些程度上已经落后于社会现实对自然生态审美问题认识的发展，生态美学则以一种超越实践美学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姿态来重新回应现实的美学需要。人们在思索“人类中心主义”是否该结束其历史使命之时，另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逐步浮现。伴随着西方环境美学理论被引介至国内，以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自然全美”与“肯定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为代表的“科学认知主义”环境美学思想在国内掀起了波澜。这种观点强调自然界未被人类触及之前天然地具有审美性质，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美学论断。它意图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矫正与改造，但却又在不经意间走入了另一种歧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适时提出了“相对平等”的生态整体观来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偏颇之处进行修正。中国当代生态美学首先以一种“批判美学”的身份诞生，它视审美关系中的客体——自然为首要关注点，在批判人类破坏生态的审美偏好的同时，又肯定人类生态审美体验的美学价值。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又是一种“和谐美学”，生态美学之“生态”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一种相对平等的生态链结构中，强调人类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审美关系，维持生物界本身的平衡，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协同可持续发展。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以一种整体的生态观调和平衡“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共生和谐之美的主基调。

最后，生态美学在发掘中国古典美学生态资源的同时广纳西方生态理论。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这种顺应全球化潮流的积极姿态更让思想与文化实现了国内外的双向流动。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建基于总体小康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上，是中国当代美学对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也是新时期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沟通的时代产物。随着改革开放后西方生态理论文献大量译介引进，西方生态批评与环境理论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直接借鉴了海德格尔吸纳道家生态智慧的“四方游戏”美学观，且受到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生态批判论与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的“可持续发展”当代生态观念的影响。同时，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伦理观、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艾伦·卡尔松的“肯定美学”、阿伦·奈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的“荒野哲学”等生态观、美学观、批评观都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注入了理论营养。尽管众多西方理论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借鉴，但其学理主干仍建基于中国古代“生生为之易”“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的生态智慧之上，成为不同于西方生态环境理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美学观念。

理论文化的特殊背景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打下了坚实的学理根基，文化实践方面的新变化也成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得以肇发兴起的重要因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扩大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在日益增强的文化需求指引下，文化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催生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首先，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产品数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以广播影视作品为例，2002年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双双超越93%，比1978年大幅增长25%；是年，全国制作广播节目时间超440万小时，制作电视节目时间超168万小时，而1978年这两个数据仅分别为28万小时和3.8万小时。[15]其次，90年代后文化产品在质量上也迎来前所未有的突破。如国产电影在欧洲三大艺术电影节屡屡获奖，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姜文等华语影人成为世界电影节的常客，一度在世界电影界与文艺界掀起了“中国旋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全面小康社会背景下，人民的文化需求绝不是纯粹感官化、娱乐化的追求，而是开始在大文化视野下融入了对人的本质、人与人关系的思考，特别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从20 世纪末开始，国内文化市场涌现出众多关注生态自然、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艺术佳作。这些艺术作品不仅涵盖众多艺术门类，横跨各类传播媒介，更从不同视角对生态问题进行了省思追问。1994年，衍生于中央电视台王牌栏目《动物世界》的《人与自然》栏目正式播出。不同于《动物世界》更多地以探奇视角关注地球上各类动植物的生存状况，《人与世界》则在揭示生物多样性现实的基础上渗透了人与自然应依存共生、和谐发展的重要主题。正像其“讴歌生命，关注环境”的节目宗旨所企盼的一样，中国当代生态美学讴歌的生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万物的伟大生命，关注的环境是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在内的地球万物栖息的家园。在绘画作品中，徐唯辛的油画《酸雨》与《过道》强调环境污染在破坏生态的同时也令人类朴素的生活和纯净的心灵蒙污，魏怀亮的水墨画《让》与《跨越》揭露了过度的开发干预造成人类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在歌舞作品中，杨丽萍的《云南映像》与张艺谋执导的“印象系列”在舞坛掀起原生态舞蹈的浪潮，《青藏高原》《大地飞歌》《山路十八弯》等优秀音乐作品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交响。文学领域也诞生了许多带有生态意识的作品，小说《狼图腾》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饱含对自然界的热爱与敬畏，充斥着对人与自然生灵和谐共生的希冀与渴望，散文《守望家园》与《山南水北》洋溢着作家对美好自然的无尽向往，也流露出他们对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深切忧虑；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用血淋淋的笔触展现出淮河污染的可怖景象，《中国水危机》更是被誉为“中国版《寂静的春天》”，引发全社会对水污染问题的全面关注。在影视剧作品中，冯小宁的《大气层消失》借动物之口道出人类智慧有能力避免和扭转对环境的污染，陆川的《可可西里》叙述了环保义士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盗猎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从深沉的视角探讨了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纪录片《沙与海》展现出人类生存在自然中既与恶劣环境坚韧抗争又对自然万物忍让谦和的人性之美，《藏北人家》记录了处于前现代文明的藏北文明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平衡》则讲述了反盗猎队保卫自然保护区的悲壮事迹。播出于1983年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在国内一度引发热议，其主题曲更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在尚未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年代里，旅游对普通百姓还是难以企及的奢侈消费，这样一部介绍长江风光的纪录片为国人详尽展现了长江沿岸的自然景色，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观赏式生态审美需求。2006年，《话说长江》的姊妹篇《再说长江》则因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而呈现出别样的风格。在新世纪人民收入达到总体小康的条件下，旅游已成为百姓打发闲暇时光的首选，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从单纯地猎奇观赏自然风景转变为休闲式的修身养性和怡情放松，开始进入纯粹的生态审美状态。《再说长江》一改散文化风光解说的模式，采用纯纪实手法讲述长江沿岸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录了长江文明的发展史与变迁史。在这之中不难发现，我们对待自然已经从简单欣赏自然之美、发掘自然资源的“为我所用”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转变为揭示自然环境孕育人文精神、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美与共”的“去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这种视角的变迁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们理解自然生态之美的变化路径，而这也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得以兴发深化的重要条件。生态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与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显然形成了一种互证：一方面，生态文艺作品的出现为生态美学的合法性提供了艺术实践领域的验证，与生态文艺作品相伴而生的生态文艺学等也极大地开阔了生态美学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生态美学思想也给生态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开辟了文艺创作的新题材与新局面。

四、小结

总体小康的社会背景从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提供了茁壮发育的生长土壤，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也继续沿着中国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断丰富完善。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观作为重要战略思想支撑，伴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而持续深化拓展，已然逐步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立足社会现实的本土化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