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中的男性凝视与反凝视
——以玛塞拉章节为例

2022-11-23 19:47夏西遥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4期

夏西遥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西方语学院，重庆 401120)

一、引言

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的长篇巨著《堂吉诃德》(1)该书分上下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605年，书名为《来自拉曼查的异想天开的绅士堂吉诃德》(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第二卷出版于1615年，书名为《Segunda parte del ingenioso caballer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意为“来自拉曼查的异想天开的骑士堂吉诃德第二部”。首部中文译本于1922年由林纾自英文版翻译而成，取名为《魔侠传》。后续中文译名有《吉诃德先生》《唐吉诃德》等，至1959年付东华译本书名始译为《堂吉诃德》，并在后续版本沿用至今。本文采用文本为屠孟超译本。自面世以来的四百多年间吸引了无数研究者。虽然国内外研究《堂吉诃德》的论文和专著数量众多，但专门针对牧羊女玛塞拉章节的研究却屈指可数，且多是将玛塞拉与其他女性形象对比的研究。伊莎贝尔·纳瓦斯·奥卡纳(Isabel Navas Ocaa)的《塞万提斯的女性主义解读》(2012)是为数不多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塞万提斯作品的研究。文中梳理自20世纪初以来从女性角度解读《堂吉诃德》的研究作品。如研究女性形象的何塞·桑切斯·罗哈斯(José Sánchez Rojas)的《塞万提斯作品中的女性》(1916)；英文文学学者爱迪斯·卡梅隆(Edith Cameron)的《〈堂吉诃德〉中的女性》(1926)；萨迪·爱迪斯·垂奇曼(Sadie Edith Trachman)的博士论文《文学传统下的塞万提斯笔下的女性》(1932)指出，塞万提斯在维护女性婚姻自主权、批判强加给女性的贞洁观方面走在时代的前沿；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塞万提斯作品的菲利斯·萨提宁·伯苓(Pyllis Zatilin Boring)则认为，塞万提斯对玛塞拉等女性人物的描写说明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韩国学者帕克·周(Park Chul)发表于1998年的论文《塞万提斯文学世界中的女性主义萌芽》中，以玛塞拉故事为例，分析从中体现出的女性主义思想。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塞万提斯被称为“女性主义者”当之无愧。E.C.格拉夫(E.C.Graf)的专著《塞万提斯和现代性》(2007)中的一篇文章《〈堂吉诃德〉与女性主义》，是当代比较系统地研究《堂吉诃德》中女性主义的作品。格拉夫结合时代背景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书中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为我们提供多元化的分析视角。

塞万提斯在玛塞拉的故事中体现出的女性主义思想不容忽视。尽管如今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女性的自由和独立获得承认，但早在四个多世纪以前，塞万提斯就在作品中表达了这一愿望，结合其所在的时代背景，更显得难能可贵。在塞万提斯所处的16世纪，内忧外患下费利佩二世的统治日渐保守，明证之一是他“利用宗教裁判所加强专制统治，残酷迫害异端，同时加重工商赋税……至1598年，当费利佩二世被迫离开王位时，西班牙已然经济凋敝、国力衰微”[1]。此外，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对于塞万提斯和广大西班牙民众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塞万提斯以创作歌颂女王、赞美无敌舰队的十四行诗为敲门砖步入文坛，但因个人和家族生活贫困潦倒，多次含冤入狱，他深刻体会到社会和体制的黑暗与腐朽，《堂吉诃德》便是他在狱中构思而成的一部“反骑士小说”。这部作品旨在戏讽中世纪的骑士小说传统，反映社会现实，书中随处可见他对社会弊病的抨击以及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与天主教正统思想的碰撞。本文拟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分析牧羊女玛塞拉从“被凝视”的他者到“反抗凝视”的主体地位的转变，探讨在小说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塞万提斯女性主义思想的超前和局限之处。

二、男性凝视下的欲望客体

凝视是指“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2]，其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视觉至上观念。20世纪以来，凝视理论得到新的发展，萨特基于存在主义思想分析视觉的压制体制，提出“‘注视’使得我与他人发生联系，有如存在因此被唤醒、被确认，我与他人由此因为彼此目光而获得自在的‘存在’”[3]16。20世纪后期，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和他提出的“眼睛和凝视分裂，凝视无处不在，主体只不过是一种幻象”[3]31，为对“看”和主体性之间关系的分析注入更丰富的维度。福柯延伸了该理论，将权力理论渗透进对凝视的探讨，他在早期作品《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批判视觉中心主义，在《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中探讨“监视”中的权力运作。

凝视理论对于当代女性主义批评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推进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女性作为他者和客体的处境，“女性进入男性视野成为其欲望对象，是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事实，也是结果”[3]48。在女性主义语境中，女性总是处于男性凝视和被规训内化的自我凝视之中。20世纪70年代问世的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观看之道》和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的《观影快感与叙事电影》，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揭发这种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对当代女性主义凝视理论影响深远。在《堂吉诃德》牧羊女玛塞拉章节中，男性对玛塞拉美貌的赞扬就是这种男性凝视的表征。

牧羊女玛塞拉的故事见于《堂吉诃德》上卷第十二至十四章。在给堂吉诃德讲述玛塞拉的故事时，牧羊人多次强调她的美貌，她“出落得非常漂亮，见到了她，就会使我们想起她妈妈”，“她比她妈妈要好看得多。姑娘到了十四五岁，人见人爱，众人都赞扬上帝，给她塑造得这么完美”，她的美貌使得“许多人如痴如醉地爱上了她”。虽然深居闺房，“她的美名还是传扬开了”，“她不但长得好看，而且又有大笔家产，因此，本村的还有周围好几西班牙里(2)西班牙古里程单位，1西班牙里约等于5572.7米。内的大户人家公子都来找她叔叔求婚”。就算到大山里面当牧羊女，她一露面，“人们看见了她的花容月貌，说不清有多少富家子弟、青年乡绅，像格利索斯托莫一样，一身牧羊人打扮，来到她身边向她求婚”[4]68-69。旁人眼中优秀的大学生格利索斯托莫对美丽的玛塞拉一见钟情，为了追求她想尽办法，甚至化身牧羊人陪伴在她身边。然而玛塞拉虽对他以礼相待，却并无意接受他的求爱，只愿一个人自由自在地与大自然为伴。因为玛塞拉的花容月貌，男人们都趋之若鹜，极尽阿谀之能事，正如约翰·伯格所言：“男性先观察女性，才决定如何对待她们。结果，女性在男性面前的形象，决定了她所受的待遇。”[5]46男性对玛塞拉的热情源于玛塞拉出众的外貌，即男性对她的“爱”实际上是掌握权力的“帕里斯”们奖赏给最美丽女人的“金苹果”(3)希腊神话中，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与爱神阿佛洛狄忒为了争夺女神厄里斯留下的刻有“献给最美丽的女神”的金苹果，决定举行一场选美比赛，让宙斯选出最美的女神。宙斯则把这个烫手山芋让给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请他来作出最终评判。最终帕里斯把象征最美女神的金苹果奖赏给阿佛洛狄忒(余祖政编译，《古希腊神话故事》，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271页)。，男性成为女性外貌的观看者和评判者。虽然伯格讨论的语境是欧洲的裸像油画艺术，但艺术源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被观赏的对象往往是女性，“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到了现在仍然有很多女性内化了这种男性凝视，她们也如同男性一样审视自己的女性气质”[5]65。

虽然玛塞拉是承载无数男性欲望、幻想的对象，却也是他们施压的对象[6]。发现玛塞拉坚如磐石、无法打动后，受到冷遇的男性开始指责她“残酷无情、忘恩负义”，他们“唉声叹气、满腹哀怨”。求婚未果的格利索斯托莫在绝望中选择自杀这种更极端的方式，甚至死前还留下绝命诗，斥责玛塞拉的“冷酷无情”，要控诉她的“种种罪行”，数落她“无比残忍、无情”。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恨，将自己的痛苦比作“猛狮的怒吼，恶狼的狂嗥”[4]78。格利索斯托莫死后，众人把悲剧的源头归咎于妖女玛塞拉的蛊惑，牧羊人说玛塞拉的“脾气和个性对村上人的害处比瘟疫还大”[4]69；葬礼上，他的朋友安布罗西奥称玛塞拉为“态度异常傲慢”的“要了他命的死冤家”，并且为了证明格利索斯托莫是受了蛊惑鬼迷心窍才做出如此出格的事(4)天主教教会禁止自杀，唯一允许的自杀行为只有殉教。自杀被视为不可能原谅的罪行、对上帝的冒犯，死后不能进入天堂得到永生。参见：李建军、孙守飞著《基督教自杀观研究》，载《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11页。，将死者形容为“罕见的天才”“严肃而不高傲，活泼愉快而不低级庸俗”“论他的品德世间第一”，甚至直言“害死他的是个牧羊女”。另一个牧羊人比瓦尔多提议应保存格利索斯托莫留下的手稿，“让后世的人们认识玛塞拉的残忍而引以为鉴，免得他们重蹈覆辙”[4]76。

于是，格利索斯托莫的死成为导火索，引发这群曾经的追求者们对玛塞拉口诛笔伐。拒绝众人求爱的玛塞拉瞬间从“仙女”被贬为“妖女”，再一次说明在男权文化中，女性只是男性他者的能指，在束缚着她的象征秩序中，男性可以把他们的幻想和执念强加于静默的女性形象上，同时用绝对的话语权力维持她们的被动地位[7]。在男性目光中，美丽的女性是一个“可获得”的欲望对象，对她过高的赞誉是基于男性自身对美的裁判权的主体感和掌控感。无论是幻想中可以占有她的“自我”，还是现实性欲观看中的“自我”，都能从中得到满足感。然而，一旦发现观看对象不服从于这种凝视权力时，作为观看主体的男性便感到权力失控的焦虑和随之而来的愤怒，当初对她越倾心，现在越怨恨。正如吉尔莫(David D.Gilmore)指出的，男人总是在崇拜女人与敌视女人之间摆动着，他们一边歌颂女人，把她们捧得像完美典范一样的圣人，一边又痛斥女人是骗子和背叛者。这种爱恨交织源于男人既极度地需要女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抗拒这种强烈的需求。对女性最刻薄的诋毁，将这个对象贬得一文不值，是他们借以缓和内心混乱的方式[8]。男性们之所以能如此团结地诋毁同一个对象，还在于男性群体间形成的“男性纽带”。这种男性之间的社交关系通过“联合与自己类同的人群，形成同性社会交际网”来共享特权，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9]。死者格利索斯托莫虽然和其他玛塞拉的追求者们曾经是具有竞争关系的情敌，但他死后，所有男性同胞都为他诉苦喊冤，矛头一致对准玛塞拉。这种“同性社会交际”活动使他们有默契地紧密团结在一起，而玛塞拉或者其代表的女性，正是这种联结的黏合剂和牺牲品。

三、玛塞拉的反凝视

与此同时，面对那些垂涎她美色的男性目光，玛塞拉的应对方式不是服从而是抵抗。她一直很有分寸，从来没有给过他们希望，她可以对牧羊人以礼相待，但是一旦发现对方别有企图，她就会把这些人赶得远远的。尽管他们因为自己的美貌而大献殷勤，玛塞拉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或高高在上，她掷地有声，揭露男性对她的倾慕不过是爱她的皮囊：“假如老天没有让我生成美人，让我生得很丑，请问，我能由于你们不爱我而抱怨你们吗？”[4]84她将容貌视为身外之物，“我长得好看，也是老天的恩赐，我自己既没有恳求，也没有选择”。她虽有良好的家境却不爱涂脂抹粉、梳妆打扮，偏要当衣着朴素、与牛羊为伴的牧羊女。伯格曾提出，在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将自己内在分裂，内心同时存在一个女性“被观察者”和一个内化的男性“观察者”，她们不断注视自己，像男性注视她们一样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她们给男人的印象将会成为别人评判她一生成败的标准。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觉，而且从孩提时代开始，她就被教导和劝诫应该如此[5]46。显然，玛塞拉成功地抵抗了父权社会对她的这种规训。她拒绝接受男性对她美貌的称赞，即是拒绝接受作为主体的男性的凝视；不以自己的美貌为荣，不以打扮迎合男性审美，也就避免了这种凝视的内化。她永远是自己的主体，而不是他人的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玛塞拉陈词中铿锵有力、条分缕析的理性通常是属于传统男性的特征[10]。相较之下，代表着力量和理性的男性人物格利索斯托莫，却被爱情冲昏头脑，丧失理智，沦为冲动的奴隶。对于玛塞拉而言，在众人眼中优秀的格利索斯托莫不过是“急躁狂妄、害死了自己”的顽固不化之人，正如她在辩护中所说：“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他自己执迷不悟，害了自己的性命，不是我狠心。”[4]84-85塞万提斯的这种对传统性别角色的颠覆体现了在人文主义思想萌芽下，人们开始思考两性身份，女性是否一定是情绪化、非理性的，男性又是否天生更加坚强和理智？塞万提斯已经给出否定的答案。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女性如玛塞拉可以不被困于家庭一隅，在广阔的天地中追寻自己的理想；而有男性如格利索斯托莫，他们并没有远大的抱负，也会为情所困。同时，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对于两性的性别角色分工有悠久的历史——女性专属于家庭的私人领域，而男性则应该在公共领域大展宏图，这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这种被社会化建构的两性性别角色虽然已存在成百上千年，但是否合理、是否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对于今天仍然未能摆脱两性性别刻板印象的我们来说，无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玛塞拉反抗男性凝视的姿态还在于彻底拒绝封建男权社会对女性行为的规训企图。对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名节是重于一切的珍宝，甚至高于她们的生命，“温婉贤淑”“贤妻良母”是对女性最大的褒奖。然而，在面对格利索斯托莫死后自己无辜受累以致声名狼藉的处境时，玛塞拉非但没有以“贤良淑德”来洗清自己，反而清醒地识破这套束缚女性、掌控女性的“吃人”制度，以不需要也不在乎被男性评判的态度从根本上进行反抗：“叫我猛兽、妖精的人，就请你们把我看成坏人、害人虫，不要理我好了；说我无情无义的人，就别巴结我；说我负心的人就别讨好我；说我狠心的人就别追逐我。我这只猛兽，我这个妖精，我这个无情无义、残酷无情的负心人绝对不会来找你们，巴结你们，奉承你们，追逐你们的。”[4]85玛塞拉没有落入自我凝视和自我规训的陷阱，她的反抗使凝视者也无计可施。

在面对死者朋友莫须有的指控时，连暂时清醒的旁人也不禁疑惑：“玛塞拉为人很规矩，心地也很善良，可是在格利索斯托莫的诗中，却抱怨什么妒忌呀、猜疑呀、抛弃呀，这都有损玛塞拉的声名。”[4]83无法否认事实的安布罗西奥只好说：“事实上玛塞拉是个名实相符的女孩子。她丝毫也不冷酷，只是有点儿骄傲，有些瞧不起人。除这点外，即使最爱嫉妒的人也难从她身上找出一点毛病来。”[4]83这些立场动摇的批评者的言辞可以佐证玛塞拉在格利索斯托莫的葬礼上的那番话：“我有财产，不贪图他人的财物；我生性喜爱自由，不喜欢受人管束；我不爱也不恨任何人……我喜欢和这些村庄里的牧羊姑娘交往，我要照看自己的羊群，这就是我的消遣。”[4]85她最后更是直言：“我的愿望是一辈子独身，只准备过隐居的生活，把我美丽的躯体留给大地享受。”[4]84玛塞拉自信而有主见，善良而又聪慧。她在葬礼上为维护自己名誉而发表的演说立足于事实，逻辑上无可辩驳，而且证明她的举止是符合理想正义的[11]。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故事结尾，听完玛塞拉的发言后，作为封建制度代表的骑士堂吉诃德竟然选择站在玛塞拉一边：“她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格利索斯托莫的死不是她的过错。谁去向她求爱，她也不会答应。像她这样洁身自好的姑娘，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理应受到好人的尊重，不应该对她紧追不放。”[4]85如果说玛塞拉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性主义者[12]，对女性如此真诚相待的堂吉诃德无疑是女性主义者的同盟。事实上在16世纪，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还处在绝对的从属地位。孩童时代她们处在父亲的绝对权威下，出嫁以后又完全依附于丈夫。她们的婚事完全由父亲做主，女儿就像他们的财产一样[13]，而且在拉丁语系国家，罗马人关于父权和孝道的观念在整个中世纪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14]。在与塞万提斯同属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其他作家笔下，贬低女性的作品数不胜数，如薄伽丘的《大鸦》、阿方索·马丁内斯的《塔拉维拉大祭司：驳斥俗世之爱》等。同时期的很多西班牙文人并不具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如弗莱·路易斯·德·莱昂在《完美妇人》中抱怨女性诸多的天生弱点，并且表示应严格限制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以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虽然对女性仍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但他们开始支持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等权益。塞万提斯受到这种更进步的人文主义影响，这种思想从他多次抨击骑士小说中的暴力元素和性别主义可见一斑[15]。

四、无法逾越的时代之困

在塞万提斯书写《堂吉诃德》的16世纪，玛塞拉的这番自由主义宣言毫无疑问是为争取女性权利和自由振聋发聩的声音。虽然玛塞拉的言行中已有诸多冲破封建制度禁锢、闪现人文主义光辉的征兆，但我们不能忽视塞万提斯思想中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除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外，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塞万提斯思想上的局限性体现在他为女性解放指的出路仍是狭隘的。虽然在故事的最后，玛塞拉在一番铿锵有力的自白后回归山林，表明她最终无视世俗规范对其相夫教子的规劝，得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做主自己的人生，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似乎只是她不得已之下的选择：如果坚持不婚，她的自由只能通过这种浪迹山野的方式才能实现。学者希思(Theresa Ann Sears)曾指出，根据当时的传统，虽然继承了父亲的大笔遗产，但玛塞拉必须由叔叔代管遗产直至结婚，她不能以未婚的状态自由生活在父亲留下的房产里，更不能随意支配属于她的财产[16]。一方面，玛塞拉这种“离家出走”式的放牧生活反抗了当时的基督教正统思想，颠覆了女性必须相夫教子、安于家庭的传统；另一方面，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勇敢如玛塞拉的女性也无法与时代抗衡，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自由”。赫苏斯·G. 马埃斯特罗(Jesús G. Maestro)教授曾指出，事实上自由是一种政治上的概念，而不是从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得到的(5)转述自该教授上课视频，视频名为“《堂吉诃德》中牧羊女玛塞拉的伪女性主义”，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hqtk53A7KQ&t=160s。。自由是相对的，只有在国家的范畴内才存在自由，而不是在完全无拘束的大自然中。换言之，女性的自由应该是在有男性参与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而不是在大山中、羊群里。女性主义者应该是指身处父权制社会、在男性的压迫和围困下，为了女性获得平等的权利而与这种男性的绝对统治斗争的人，不是为了逃离两性不平等而完全回避男性和社会关系，特别是回避浪漫关系的女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玛塞拉的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而非现实主义。面对强大的封建教会统治势力，势单力薄的玛塞拉既无力撼动整个制度，也无法改变世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她的斗争和反抗只能通过出走这种妥协的方式实现。虽然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不彻底的反抗已具有非凡的进步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玛塞拉的自由主义思想还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正统思想。16世纪虽然处在新教日益壮大的压力下，天主教会仍然拥有无上的权威。这种绝对的权力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许多民众对积弊已久的教会恨之入骨。《牛津欧洲史》中指出，“新教的变化促使了天主教的不变。甚至对于赎罪券教义，天主教也没有做出让步。特伦托会议再次确认了赎罪券，并将之释义为灵性的而非金钱的交易”[17]234；在特伦多会议上，还“大规模地强制推行审查制度以促进对平信徒的训导，与此同时还公布禁书录”[17]235。在17世纪初的西班牙，作为教会镇压新教徒的工具，宗教裁判所更是达到权力的顶峰，其中央机构无孔不入，把持着西班牙各地的法庭，还有数不清的下属机构分散在各地，负责监视民众、搜集情报等任务。教会的种种手段引发的日益浓厚的怀疑和恐怖氛围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界，文人们害怕发表任何与正统天主教义相悖的观点[18]。在这种全方位的渗透下，塞万提斯自然难以避免宗教的影响。在整部小说中，虽然他多次以戏谑的方式针砭时弊，揭露教会的腐败黑暗，但对基督教的笃信和维护并不鲜见，体现在玛塞拉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根据学者铃木(Masashi Suzuki)的观点，在玛塞拉的陈词中，她对上帝的绝对虔诚显而易见，她多次提到要与“林木为伴，洁身自好”，这种想法很有可能是受抚养她长大的教士叔叔的影响[19]。身为神父，这位叔叔虽然对玛塞拉管教严格，但给她寻觅夫婿时，并没有强加自己的意志，而是尊重玛塞拉的意愿，表示“做长辈的不应强迫自己的子女成家”[4]68；当玛塞拉一再推脱，最后甚至选择成为牧羊女时，叔叔未强行阻止，而是采取听之任之的宽容态度。从对这个开明教士的塑造中，我们能体会到塞万提斯带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基督教思想。最终，玛塞拉由于对教会的腐朽深感失望，不愿选择当时女性除结婚以外的另一条体面出路——当修女侍奉上帝。至此，保留名节与贞操、终身不婚与牛羊为伴，成为她近乎唯一的选择。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