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战争记忆的银幕再现

刘爽 刘永宁

【内容摘要】近年来战争类型电影的发展十分迅猛，其中一些小切口、中等体量的“黑马”影片脱颖而出。本文以其中表现亮眼的电影《铁道英雄》与《狙击手》为例进行研究。认为，这类电影显现出了诸多层面的共通之处：均以“做减法”的思路通过“小集体对决”方式进行呈现，尝试规避浓墨重彩的视觉奇观，以精雕细刻的影像风格在以小博大的叙事思维、英雄形象的立体塑造、“家国情怀”与工业美学的硬核诠释中探寻到了战争类型片新的表达空间，完成了强类型之下“职业”历史素材的新拓展。

【关键词】《铁道英雄》；《狙击手》；叙事思维；英雄形塑；硬核诠释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电影业带来了十分严峻的考验，世界电影产业也遭遇了“寒冬”。但在中国电影市场，《八佰》《金刚川》《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等“新主流”电影却不断发挥“头部”效应，引领中小成本“新主流”电影另辟蹊径，实现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口碑与票房的双赢。对突破传统电影“三分法”——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的“新主流”电影来说，战争类型片的发展尤为迅猛。从诸多优秀影片来看，战争巨制的创作热潮不仅充分发挥了植根于中国人民历史记忆的内容优势，又彰显着中国电影工业水准的提升，实现了对于过往战争当中辉煌与创伤记忆的奇观式书写，让观众在集中观影的仪式感中自然地凝聚起家国情怀，并由对个体形象的认同逐步转化为对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具有波澜壮阔、恢宏震撼的史诗气质的《长津湖》系列创造了国产战争片的新纪录，但是其在故事叙事、人物塑造、精神内核等层面是否有所缺失？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是否已经遭遇瓶颈？在高扬主旋律的时代诉求与票房疲软之间又该如何取舍？此时，一些“黑马”影片脱颖而出。它们视角新颖、风格自成，虽依归于宏大的战争背景和主题，却选择了小切口、中等体量，而其中尤以2021年11月上映的《铁道英雄》、2022年进军春节档的张艺谋新片《狙击手》表现亮眼。

一、叙事思维：“微宏叙事”的多向探索

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电影，作为我国电影尤其是战争题材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依托的社会背景虽然不同，但有着相同的发展历程。两者均历经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的创作高潮和20世纪80年代后的创作低谷，直至2020年在后全球化时代语境下再现高峰，呈现出一种“V”字形的发展态势。战争大片《八佰》《金刚川》的上映，标志着时隔多年抗战题材的重新崛起，国产战争片的转型大幕已经拉开。它们开始尝试从《集结号》《南京！南京》《我的战争》等国产商业战争大片的刻板印象中抽离出来，突破以往的献礼片、历史类战争片的局限，探索出一条类型化电影工业体系发展之路。在很大程度上，这两部影片符合学者巫鸿提出的“纪念碑性”①的概念。2021年，影片《长津湖》上映，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再次得到了印证，“宏大性”与“史诗性”成为国产战争电影的代名词，“作者性”的影像印记侧面书写着导演个人的意志，“爽点吸睛”的叙事快感让观众沉溺其中，“军史文献性”的叙事风格推动着国民“集体式肃穆”的观影机制的建构。但是，过度背景化、私人化的建构导致了宏大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的断裂，从而使具体事件显得零碎并缺乏有机性。电影是叙事的艺术，讲好故事是基本要求。有学者将近年来产生的一种有别于传统主旋律影片叙事的创新转向概括为“微宏叙事”②，它是一种立足于实现宏大叙事的个人话语式重构，是一种从细微之处入手而传达宏大题旨、将主流价值融于个体表达的叙事范式。在近期银幕上为数不多的战争片中，《铁道英雄》与《狙击手》两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叙事探索。

（一）大含细入、见微知著的叙事定位

长久以来，“救亡”是国产战争电影较为统一的叙事动机。对于集体主义精神的高扬，使得战争背景下对人性的“揭露”和“反思”较少，个体乃至小集体的意志动机亟待完成现代化重构，以弥合微弱力量与拯救国族命运之间的想象裂隙。《铁道英雄》与《狙击手》立足于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叙事，巧妙地实现了这种转向。《铁道英雄》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15师鲁南铁道大队在临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上坚决抵抗日军、英勇打击敌人侵略行为的故事。《狙击手》则是聚焦于抗美援朝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冷枪冷炮”运动中所涌现出的一大批优秀狙击手的事迹，讲述了班长刘文武带领的狙击五班这样一个枪法过人的“小集体”，为营救被当作诱饵的侦察兵亮亮与美军精英狙击小队殊死对决的传奇战斗故事。“小分队作战”是战争片中常见的情节模式，《上甘岭》《神龙车队》《三八线上的女兵》《我的战争》《长津湖》等影片中均有展现。从集体内部矛盾的缺失、多元类型元素的融入到“差异化”英雄群体中“类家”模式的组建，力求在集体主义的框架中探寻鲜活个体的存在价值。两部影片把传统战争片中的民族主义叙事立场与当下商业类型片中的个体微观叙事视角相结合，将商业类型片叙事与时代语境相结合。两者均描写了宏大战争背景下的一次战斗，一群普通的铁道工人和志愿军战士，在无比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与敌人殊死搏斗、以少胜多、以智取胜，有成长亦有牺牲，完成了集体情感的凝聚与个体身心的淬炼。影片采取小切口、大格局的叙事手法，从多角度描写了铁道工人和志愿军战士的意志、勇气与智慧，以较小的叙事体量，表现了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尊严及世界和平正义所作出的英勇牺牲。

（二）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叙事形态

形态，即形式或状态，指事物存在的样貌或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形态是可以把握、感知、理解的，③这里的形态是指导演的思维形式、叙事技巧。影片《长津湖》所引发的诟病多体现在影片叙事节奏的断裂感方面，空间场域的多视点略显冗杂，动作张力与诗性表达未被很好地结合，导致影片风格呈现出一定的游移和飘忽，使得影片的内在吸引力被削弱。《铁道英雄》《狙击手》两部影片则在动静的呈现上进行了平衡性调整，呈现出冰雪之地极端肃杀、冷静的影像特质，厚重沉稳的影调、凌厉的镜头剪辑突出了人物行动的传奇色彩。在影片《铁道英雄》中，剧情脉络和人物设置并不复杂，导演杨枫采用了“明与暗”或者说“刚与柔”的双线叙事。随着行动队连续遭到重创以及潜伏危机的不断凸显，有勇有谋的老洪与“自己人”老王的合作关系逐渐揭晓。在这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中，以老洪为首的铁道队白天为日军服务，到夜晚便化身为抗战小分队策划行动，一片死寂之下充斥着极重的压迫感。老王作为暗线，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在相对封闭单一的火车空间中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传递着情报信号。因此，背负着“汉奸”罵名的老王与铁血硬汉老洪及心思缜密、阴险毒辣的日军长官藤原三人维系着貌合神离的“铁三角”关系。尽管三人的对峙交锋诠释出别样的“静谧感”，但也面临着随时暴露身份、随时开战的动态化形势，这种剧情设计较好地诠释了战争类型叙事中谍战元素的独有神韵。

在影片《狙击手》中，戏剧冲突的构建与叙事节奏的把握恰到好处。导演张艺谋在历经了《一秒钟》《悬崖之上》中对于“返璞归真”的实践后，《狙击手》则是奉行着一种更为高级的“极简主义”。区别于过往被“高概念电影”干扰的时期，张艺谋认识到回归电影叙事本性的重要性：“叙事动力清晰、紧抓核心矛盾”，由此排除了一切旁逸斜出的枝节。相较于正面战场中大规模的火力冲突，狙击战则具有相对安静、漫长的对弈特质，除要求具有高超的狙击技术外，也对狙击手的心理素质、智慧胆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片当中单一的对峙场景和亟待完成的救人任务、矛盾冲突的集中呈现，严格地恪守着西方古典戏剧中的“三一律”原则，空间、时间、人物行动的高度一致性，在开篇短短的10分钟里就把戏剧性拉满并由此开始极端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在‘计谋—反击—救助—对峙—交换—牺牲—决战’的情节展开之时、在动作戏与类似‘点名’这样的文戏的有机结合中，转化成了这部电影的核心竞争力。”④此外，敌我双方的交替登场、叙事重心的不断转换，使得剧情演进环环相扣、递进转折有理有据，在一种“环状闭合”结构中对决，直至实现最终的胜利。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多重叙述让观众的心绪随之起伏，群体叙事也逐渐让位给个体的单打独斗，充分彰显出在那块冷冽、鲜红的雪地中昂扬着的永不熄灭的战斗热情。细腻的文本叙事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小见大，镜头聚焦于个体，带给观众以心灵深处的巨大触动与震撼。

二、人物形塑：传统英雄形象的构想转变

对于近年来的新主流电影，尤其是战争类型片来说，越来越多的作品践行着英雄叙事在悲壮美学层面的实践。英雄人物作为传达国家意识形态的符号，通过极强的人格魅力和不朽的行为贡献可以唤起民众主体对国家层面的价值认同感。像《八佰》《金刚川》《长津湖》等工业化巨制均集结了强大的演员阵容，以赋予角色个人化印记的出色表演，共铸历史洪流中的动人群像，在刀枪、炮火、血海中融铸着炙热的命运共同体。但在当前新主流创作语境下，影片对人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刻画大多仍仅是浅尝辄止，人物性格、思想展开比较平面，人物群塑的失焦影响到了观众对人物、情节的深层体验。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摆脱象征符号的设定，人物成长需要拥有一个更完整的轨迹，在国家之重与生活之轻中完成一个好的取舍与平衡。

（一）“双男主”形象的相伴相生

《铁道英雄》与《狙击手》都是在平实的叙事当中展现英雄人物的人性光辉，不同于诸多战争大片对于人物形象的散点式、扫描式处理，其采用“双线角色”的叙事设计，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铁道英雄》中的内线老王从潜伏伪装时的点头哈腰、笑脸逢迎，到被捕以后的气定神闲、不卑不亢，还有与小石头最后的温情互动，老王始终用“笑”诠释和彰显着他别样人生的平凡和伟大。在“最后的晚餐”一场戏中，老王与死亡近在咫尺，此时老洪出现，本以为他会带领故事走向圆满的结局，但是两位英雄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全片的悲壮情绪瞬间达到高潮，老洪、老王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已经把象征抗日精神的接力棒——车轮模型、小刀交给了护士庄妍与小石头。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重要概念，它能够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主观情意。⑤不同于《金刚川》中的“人桥”、《八佰》中的白马等，致力于营造充沛的情绪张力和丰满的情感空间，《铁道英雄》中的车轮模型、小刀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为人物命运走向埋下伏线，提升了与观众情感沟通的效果。

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为个人的牺牲而停止向前，生生不息的年轻力量会替他们把这种战斗精神延续下去……如果说《铁道英雄》中的老洪与老王是刚与柔的结合，那么《狙击手》中的班长刘文武与小战士陈大永这两位新老狙击手的命运走向则体现出了“牺牲”与“成长”的主题。影片开始，陈大永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与年龄阅历相符的青涩稚嫩，但在接连经历了战友以及班长的壮烈牺牲后，由一个新兵蜕变成为一个临危不惧的优秀狙击手，在白雪皑皑中谱写着一场战争神话。

（二）正邪鏖战中敌方形象的立体描摹

一些电影采用弱化、丑化敌方形象的方式，让胜利的毫无悬念导致叙事被削弱。根据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理论，在这种观影过程中，受众难以得到心理满足。新时期以来，国产战争片在人性的挖掘层面作了更深入的思考，试图从更深层的矛盾、心理出发去展现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影片《长津湖》采用了三种叙事视角：决策指挥层、七连战士、美军，尤其是影片塑造了作战丰富、赫赫有名的美军王牌部队的群体形象。除有意凸显他们的狂妄自大、血腥残暴，为实现后来的战况逆转做铺垫外，还试图勾勒出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军战士的英勇与坚韧。但影片在塑造敌军形象时依然存在缺失个性的现象，仅仅是做到了一种集体式的“符号想象”。与之不同，影片《铁道英雄》《狙擊手》的突破处则在于尝试对敌方势力进行了更多维的处理。

《铁道英雄》并没有将敌人标签化和符号化，反而展现了片中反派藤原的心机。藤原从开始便以皮货行老板的身份在暗处蹲守铁道队的消息，之后买通汉奸、亲自指挥便衣队冒充铁道队导致了三名铁道队员的牺牲。与此同时，老洪及队友虽十分惊险地逃开了藤原布置下的审查，但藤原如鹰一般的敏锐嗅觉还是令人心有余悸。藤原这条对立线设置得十分精彩，双方旗鼓相当的明争暗斗足显惊艳。

《狙击手》中，导演同样也对敌方反派美军小队做了立体打磨，他们不再是刻板、愚钝的人物群像，而是拥有真实个性的非常专业的对手。这个美国狙击小队的目标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活捉被美军报纸称为“中国死神”的五班班长刘文武。在中美双方的数次军事对垒中，美军凭借的不仅仅是优越的军事装备，对于中方的作战特点和心理特质，他们也做了深度的揣摩和研判。美军采用的“瞒天过海”“以逸待劳”“李代桃僵”“请君入瓮”“擒贼先擒王”“金蝉脱壳”等颇有中国哲学色彩的军事战术手段，虽在五班战士不断“见招拆招”下走向瓦解，但其戏剧张力极大地加深了观众的共情力和代入感。

三、价值延展：内外层面上的“硬核”诠释

有学者认为，所谓硬核就是面对现实采取果断、直接、毫不回避、正面强攻式的创作态度，并把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变化归置为“硬核现实主义”的变形。⑥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脚步，中国成为文化强国的大幕已然拉开，一部部优秀的战争电影依托于中国深厚的历史底蕴，尊重历史、观照现实、反映时代精神，打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产战争片新景观。当前，战争片的“硬核”不再简单表现为高技术赋能下视觉奇观的呈现，更应朝着在先进的视听技术加持下，将科技融汇于艺术创作独特的语言体系及观众的精神体验中的方向努力。电影艺术作为人类思考战争、讨论战争的最佳平台之一，更加需要重视对理性价值的思考与坚守。我们要站在国家战略新格局的高度探讨战争电影的艺术逻辑和商业逻辑，力求做到开拓创新。

（一）在历史底色中探索“家国新内核”

我们现在提到的所谓“新主流电影”，虽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大多是指“更加成熟的叙事和市场号召力，更易让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对现实和历史新的观照角度和更通俗的表达方式，更加关注具有人类普通意义的情感”⑦的影片。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的系列电影不仅意在回顾相关历史、表达对英雄的敬意，更是向全国人民及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气概。作为当下新主流电影的一部分，本文考察的两部影片正是力图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做好展示出对历史的敬畏、英雄的敬畏甚至对电影这一艺术形态本身的敬畏。在《铁道英雄》《狙击手》之前，已存在大量脍炙人口的电影作品，如何以全新的视角和思维叙事，“在抗战历史与当下现实之间、在电影史文本与新创影片之间、在各个地域各种年龄段的观众之间建立一座有意沟通的桥梁，既浑然天成，又感人肺腑”，⑧让受众在观影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将受众本身的爱国情感和影片聚合，应该成为当前中国战争电影创作者深思的问题。

《铁道英雄》和《狙击手》两部影片，不仅做到了挖掘历史价值、还原战争场面，两部影片还通过山东、四川等各地方言的对话碰撞，试图用轻松、诙谐的意趣减轻战争本身的沉重。影片通过对“个体”“小集体”的打造诠释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家国情怀。电影脱离了教化式框架，以更多元的叙事思维、艺术手法建构起“家”与“国”的双向连接，赋予了“家国情怀”更为坚实的新内核。

（二）共建当代中国式“电影工业美学”的新图谱

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优秀的国产电影在当下开放式、包容式的创作氛围中横空出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中国电影不断呈现出“新的书写、新的制作、新的突破”。⑨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我们当下所谓的‘新主流’基本成为了‘大片’的代言词，他们往往属于‘重工业层级’，投资、体量很大，但体量越大，压力、风险也越大”。⑩以《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八佰》《长津湖》等为代表的“重工业电影”符合我国发展“文化强国”“电影强国”的战略导向，注重以精彩的特效来满足观众的视听需求，使观众获得沉浸式的体验及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但其可能存在的类型局限化、叙事弱势也会造成观众对“大片”产生视觉疲劳。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主创阵容以及宣发推广方面投入有限的中小成本影片开始尝试破局突围，试图从不同维度展示战争，通过新颖的角度和对重点人物的刻画，做到叙事自洽、类型性强、细节真实，通过“人物美感”与“动作美感”的兼容，甚至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对中外历史文化展开更深的观照，对战争与人性予以更深刻的反思，对个体处境与国族命运的关系提出更丰富的阐释”。“硬核”不等于只有绚烂的特效和宏大的场景，影片《铁道英雄》与《狙击手》就是通过导演熟稔的个人化风格、朴实无华的影片调性诠释了别样的“硬核”，书写出当代中国式“电影工业美学”的新图谱。

四、结语

《铁道英雄》与《狙击手》两部影片以战争大背景下的“小集体对决”作为重点，实现了“聚焦动机—深耕叙事—升华主题”三位一体，体现出创作者的用心和创新。尽管两部影片在情节逻辑、人物设置方面不可避免存在缺憾，但终归瑕不掩瑜，它们在叙事思维、英雄塑造、美学价值层面进行的探索值得肯定，而且也能够为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导向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彭兆荣：《“祖先在上”：我国传统文化遗续中的“崇高性”——兼与巫鸿的“纪念碑性”商讨》 ，《思想战线》2014年第1期。

②王一川：《〈古田军号〉：今昔对视中的微宏叙事》，《电影艺术》2019年第5期。

③曹丹、张雪美：《形态研究在艺术教学中的应用》，《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④《张艺谋新作〈狙击手〉“稳准狠新”，构建了“微观传奇”》，上观新闻官方账号，https：//xw.qq.com/cmsid/20220204A01V6K00？f=newdc，

2022年2月4日。

⑤高森、趙雨、谢亮亮：《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电影新主流化探索的共情建构与审美反思——以战争题材影片为例》，《教育传媒研究》2022年第2期。

⑥李洋：《中国电影的硬核现实主义及其三种变形》，《文艺研究》2017年第10期。

⑦黄丽丽：《新主流大片之中国国家形象聚焦》，《电影评介》2019年第18期。

⑧李道新：《〈铁道英雄〉的“硬核”与中国电影的自信心》，《电影艺术》2022年第1期。

⑨《全球意识不断增强 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向成熟》，凤凰网，https：//finance.ifeng.com/c/7kM9Im2x08q，2019年2月17日。

⑩陈旭光：《〈狙击手〉：叙事自觉、类型加强与新主流电影的“可持续发展”》，《电影艺术》2022年第2期。

（作者刘爽系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永宁系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省级项目“江苏现实主义大剧助推文化强省形象建构的研究”（项目编号：KYCX22_276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