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国智慧
——基于《资本论》反贫困理论的经济哲学解读

高 海 波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反贫困著作，马克思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资本对人的剥削，深刻阐明了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马克思指出，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呈现出几何般积累趋势的同时，作为财富创造者的无产阶级却处于越来越贫困的境地。工人越劳动，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及财富越庞大，工人就越贫困，就越处于被饿死的边缘。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这种悖论性贫困问题，而马克思《资本论》中对未来社会制度的科学构思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且唯一正确的选择便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消除了悖论性贫困产生的可能性，并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逐步消灭非悖论性的贫困问题和促进共同富裕，进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解决贫困难题的伟大奇迹，对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在消灭贫困问题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对未来社会制度的科学论断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之上，其深刻阐明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消除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非悖论性贫困”，并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一、历史性质与发展结果：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生成史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发展的学说，对比从封建社会转变而来的现代社会而言，实现经济解放则更为切中现实。经济解放的关键因素就是摆脱贫困的物质困扰，在对象化的物质财富世界中实现主体的确认。《资本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带领全体社会成员摆脱贫困问题、走向共同富裕，与此相反，工人越是劳动，就越散失主体性；工人越是劳动，就越是被剥削；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处于一种极端贫穷的状态，工人的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是现代资产阶级劳动的本质的必然衍生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剖析了悖论性贫困产生的前提、发展过程、一般结果和最终结果，全景式地将资本主义制度给劳动人民来带的贫困问题展现在世人面前。

1.悖论性贫困生成的制度前提——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

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工人沦落为雇佣工人的基础之上，它瓦解了以往靠自己劳动所挣得的私有制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的体现的历史规定。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1]368，这种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1]368。以此，我们有充足的判据证实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制度前提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

资本主义私有制排挤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迫使劳动者转变为无产者，成为悖论性贫困产生的制度基础。资本为实现最大程度的增殖，必然要求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相分离。在资本原始积累初期，资本家通过一系列暴力方法来残酷剥夺个人的土地、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这“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2]822。如此，劳动者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和封建社会为其提供的生存保障，而只能成为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无产者。如果要获取使自身免于死亡的生存资料，他们就不得不“以一种纯粹的主体劳动能力被动服从和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3]。悖论性贫困产生的根源立足于生产资料被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和占有的基础之上，而一旦劳动者丧失了提供生活来源的物质对象及劳动工具，就不得不在商品市场让渡售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把自己定格到纯粹无产者的位置。

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悖论性贫困获得了完整的生成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包括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工人必须是自由人，他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工人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售，处于一贫如洗的境地，而不得不把只存在在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在生产方式十分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根本原因。雇佣劳动制度的诞生为资本增殖贡献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动力，同时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贫困的锁链，工人创造的商品和财富越多，他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和处于贫困的境地。工人必须依赖雇佣劳动制度才能获取售卖劳动能力的工资，但工资却仅限于生存而不可能致富。雇佣劳动对工人来说是一种痛苦和消耗，尽管他拥有劳动这种生产财富的力量，但创造和增大的财富实体却完全属于资本家，伴随资本家财富累积的扩大，自己却越来越贫穷，财富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2.悖论性贫困的发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意味着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程度和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程度，考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便能管窥悖论性贫困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条加剧悖论性贫困发展的路径。

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前提下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生产商品的目的不仅在于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赚钱、生产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资本家购买工人的一天劳动力后，工人一日的劳动力就归资本家所有。但问题是，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一天的劳动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个量。资本家购买工人劳动力的预付额，工人不用一天时间就能完成补偿，而除此之外的剩余价值就全部归资本家无偿占有。为了最大化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不遗余力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八章中明确指出，将工作日从白天延长到夜间只能大致满足“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2]297，而24小时都利用不变资本吮吸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资本不会让工人的劳动力存在任何“荒唐的浪费”，它力求在一个工作日内用掉工人“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的量”[2]270，进而导致“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2]273的文明暴行。为了使这种剥削顺利进行下去，换班工作制度和制定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便成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诉求。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2]306，工人不仅没有可供支配的时间去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进行社会交往、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来发展自身，而且也没有任何财富的积累。

在规定工作日界限不变的前提条件下，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扩大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自身利益和使消耗掉的劳动力迅速得到补偿，资本也需要一种正常的工作日。当然，对正常工作日的规定，完全是工人阶级运动反抗的结果。但资本增殖秉性并不会由于对工作日的法律规定而改变，其必然要转变剥削方式来达到自身目的，而这是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相对剩余价值剥削形式实现的。为了最大化地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协作、分工和工厂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等途径来提高劳动生产力。伴随剥削形式的改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而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却逐步下降，结果造成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和相对过剩人口，大量工人因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境地。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的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2]742-743

3.悖论性贫困的一般结果——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同时也构建了一种比过去一切时代都残酷、彻底、血腥、暴力的划时代剥削方式。剥削的结果“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743-744。悖论性贫困的一般结果表征为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上的劳动剥削。

工人越是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资产阶级积累的财富就越庞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有货币占有者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作为商品售卖的劳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物的因素和劳动力商品人的因素相结合之后生产出剩余价值，货币才转化为资本。资本的职能就在于实现价值增殖，而雇佣劳动则是实现资本增殖的轴心。因此，对工人劳动力的支配方式和剥削程度就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资本生产的总过程中，工人始终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生产要素，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仅仅以工资的形式补偿了身体机能的磨损，对于产品财富价值的分配而言，则全部归资本家占有而自己却一无所获。因此，工人工作的时间越久，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积累的财富价值也就越庞大；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和他们的数量越庞大，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也就越庞大。不仅如此，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过程将进一步扩大资本积累的规模，资本诉求改变劳动协作方式、实现科技突破和创新组织管理，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集体化自然力将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因此，马克思说“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2]743，以致于生产越是呈现出现代化、科技化、效率高度化的特征，工人就越是处于机械化、片面化、畸形化的被宰制境地。

工人越是不舍昼夜地服从资本逐利的欲望，他就越是触底贫困积累的极限。资本主义铁一般的积累规律表明，只有用贫困的锁链束缚无产阶级，才能让他们为资本增殖和增加资本家的财富出卖自己的力气。资本积累的反面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无论资本家为雇佣劳动者预付了多少报酬，工人的生存境遇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不断恶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2]743。工人拥有自身劳动的权利，但却不具备自由自觉支配和使用劳动的权力，其一举一动都在资本家的监督下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在一定程度上，工人的劳动能力就是其陷入贫困积累的原因，并且越劳动他的贫困积累程度就越深，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就越受到这个对象的统治，出现了无产阶级视域内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4.悖论性贫困的最终结果——阶级斗争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完

悖论性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悖反式矛盾现象。当这种矛盾发展到顶点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统治创造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当然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锻造无产阶级的过程，资本积累的程度越深，创造的无产阶级的规模也就越大。

资产阶级不仅生产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同时也生产了运用武器的主体——无产者。在资本主义萌芽期，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力量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夺得了政治上的权威。但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摆脱了物质束缚，关键在于实现经济上的解放和自由。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化，便衍生出统治更为血腥残酷的经济力量和资本权力，直接关联无产阶级的生存问题。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无产阶级实现了革命意识上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反过来成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2]757一旦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开始觉醒成熟并自觉运用革命武器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

马克思明确指出：“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2]874

二、资本扩张与制度改革：化解悖论性贫困的西方模式

悖论性贫困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制度，资本的增殖秉性进一步加剧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为缓解劳动对资本的反抗，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相关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多种策略来化解悖论性贫困问题。事实证明，资本主义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只能起到一时之效，治标不治本，最终只能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

1.资本主义的时间修复策略——导致悖论性贫困呈几何态复利性扩大

剩余劳动时间是理解悖论性贫困的一个关键概念。工人劳动的时间越久，贡献的剩余劳动时间就越长，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自身的贫困积累程度就越严重。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成为理解资本主义对劳动者剥削的重要标尺，时间也成为触动资本主义大厦的毁灭性范畴。因此，从时间层面化解无产阶级遭遇的贫困问题，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不致灭亡的枢纽。但资本主义从时间维度平息无产阶级反抗的努力，并未彻底改变悖论性贫困持续扩张的现实，相反，资本主义的时间修复策略却进一步导致了悖论性贫困成倍扩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没有生产生活资料，而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售卖给资本家。一旦劳动力归资本家支配也就意味着工人的劳动时间全面被资本所控制和管理，为实现资本增殖的最大化，资本家会不分昼夜地对劳动时间进行绝对化的延长，将工人置于贫困死亡的边缘。资本痛饮狂欢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如下结果：一是工业革命及现代生产方式的进步使资本无限度、放肆性延长工作日来剥夺剩余价值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无限度的压榨又引起了社会的监督，进而推动社会集体凝结为一体制定限制、规定工作日及休息时间的法律。二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统治是从现代工业发源地英国开始的，而正常工作日的确定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隐蔽的抗争的产物，1866年日内瓦“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提出的8小时工作日就是这一反抗运动的结果。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明确规定了工人的工资，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和属于工人的时间何时开始这一问题。

但对工作日的规定并不能彻底缓解资本对时间的占有和无产阶级遭遇的贫困问题，相反却扩大了悖论性贫困的严峻程度。资本的趋势始终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将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为目的的。资本为补偿对工作日的规定会结构性调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生产效率和加速资本的周转速度，机械化的生产大幅缩减了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并且商品生产的规模更加庞大，导致工人工资的下降、工作日内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及工人的失业。因此，产品生产时间的压缩既为资本家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实体，同时也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和工人的收入，贫富差距也更加严重。

2.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策略——将同质性的贫困问题全球化

在资本的秉性中没有界限的预设，一切空间都是资本增殖的质料，资本要求源源不断地扩张和开拓新空间。资本遮蔽空间的历史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同向并行的，在内卷式的国内剥削无法实现资本意志之时，资本主义就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全球落户。资本总是追求更加彻底的压榨国内市场和开辟新的世界地理商品市场，缓解国内无产阶级遭遇的物质困扰仅仅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资本要获取最大化的收益就必须最大化地占有全球市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担心饱受剥削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剥夺剥夺者”。

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国内市场和掠夺国外市场，纷纷以海外殖民及暴力战争形式开启了资本对空间的占有、争夺和剥削，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广大的殖民地国家成为西方殖民者的政治和经济的附庸”[4]，殖民地国家所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回流到殖民主义国家，而贫困、饥饿、疾病等问题也日益在殖民地国家落户生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悖论性贫困也同质化到殖民地国家了。而伴随18世纪末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就把所有国家都卷入世界体系中，马克思说“自18世纪最后30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2]320。资本在世界体系内的扩张无疑造成和加剧了全球空间的断裂，马克思将其概括为“三个从属”，即东方从属于西方，未开化和半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以此，整个世界地理空间、社会交往空间以及人的发展空间都在“普照的光”的笼罩下成为资本增殖场域，全世界劳动者都必须接受资本强制性的支配和绝对性的压榨。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策略并未起到化解悖论性贫困的作用，相反却将这种贫困悖论复制和转嫁到了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缓解无产阶级反抗是以将世界空间内的劳动人民掠夺为无产者来实现的，结果只能将同质性的贫困问题全球化，最终导致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3.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修复策略——使资本主义陷入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

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导致悖论性贫困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关键变量，因此，推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和谐发展就成为资本主义缓解贫困和克服危机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推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和谐发展呢？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途径是福利制度修复策略，满足人们关于就业、医疗、社会保险、养老、工资待遇、失业救济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改善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的生活水平，弱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让工人阶级自觉认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性质。

但构建福利制度必须以强大的政府税收和资本收益率为保障，而资本主义国家囿于福利制度本身又无法继续以往的剥削方式，因此只能通过资本全球化来攫取外围国家劳动人民生产的剩余价值来为本国的福利化制度提供来源。正如前面所述，福利制度虽然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对立及贫困现象，但却造成了国际范围内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是以落后国家的贫困积累来缓解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积累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必须制造贫富两极分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福利制度修复策略说到底，只是现在将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延展到其他国家。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无法避免国内悖论性贫困问题，相反还催生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一是福利制度违背资本增殖的秉性，将贫困问题输送到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利用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支撑本国的福利体系，这必然导致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剥削；二是福利制度催生了庞大的慵懒群体，他们依靠政府的救济生存，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太过依赖服务业、金融业和精英教育，造成了产业空心化危机和中下层民众的失业危机；三是福利制度的资金来源于高收益率和国家的高税收，但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为零的趋势导致福利制度必须利用财政赤字和高负债来供养，一旦政府债务达到无法偿还的地步就无法再进行借贷了，由此必然爆发债务危机；四是福利制度将资本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的贫困问题，以避免无产阶级的反抗，事实上“它违背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必然造成社会投资减少”[5]，而社会福利增加却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消费的通货膨胀，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陷入滞涨危机等等。

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尽管在无产阶级的反抗下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缓和阶级冲突和贫困问题，但工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2]714。

三、制度建立和价值追求：消除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根本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悖论性贫困，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持续不断地将劳动者置于极端贫困的境地才能为资本实现增殖创造最有利的主体条件；另一方面，若不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引起“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反抗，而让劳动者脱离贫困则与资本的意志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大相径庭。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诸如时间修复策略、空间修复策略抑或是福利制度修复策略来改善劳动人民遭遇的贫困问题，却依然只能收一时之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悖论性贫困问题。消除悖论性贫困的方案只能从马克思《资本论》阐释的未来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寻找方案。

1.消除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根本路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在马克思看来，要将无产阶级从贫困的物质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制，并“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874和“按劳分配”制度。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思从根本上提供了规避悖论性贫困发生的根本路径，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为根本的是要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将以资本为主体的分配制度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使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方式让位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售卖劳动力赚取工资不再成为唯一维持生存的途径，劳动人民自己支配劳动资料就能获取生活资料，人们可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发挥劳动的创造性作用，分配和获取更多的剩余产品，推动劳动以一种自由自觉的方式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摆脱悖论性贫困的基础条件，实现了消除悖论性贫困的必然性和实现物质财富增加的可能性之间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工人越是劳动，他获取的财富就越多；工人贡献的越多，他就越是能够参与最终产品的价值分配；工人越是劳动，他就越能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工人越是劳动，他就越能在对象化世界中实现对主体的确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过1953～1956年的“三大改造”运动，全面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大工业生产体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发展，我国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是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才不用忧虑资本造成的悖论性贫困问题，进而在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有更高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21年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根本解决。当今人民期待的不再是解决基础层面的物质贫困问题，而是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人民付出的劳动根本不会得到合理的回报，相反演变为资本的经济权力，造成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和剥削。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作用在于，为劳动人民提供了脱贫致富的制度基础，彰显劳动人民在对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分配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2.中国消灭贫困问题的根本指向——实现共同富裕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特有的悖论性贫困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悖论性贫困问题不会产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从根本上避免悖论性贫困和不断消除非悖论性的贫困问题，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消除一切贫困问题后的价值旨归。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指向在于剥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其实现的是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和物质富裕，而不是共同富裕。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不可能出现工人越劳动就越贫穷的现象。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由此可见，消灭贫穷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既然悖论性贫困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不会出现，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反贫困任务就是消除一切非制度原因造成的贫困问题，而这些贫困问题本质上都是作为共同富裕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反贫困实践就转变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内在的本质性追求，对前者的消除就成为实现后者的一个环节，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贫困实践鲜活彰显为共同富裕实践。就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在属性而言，基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消灭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贫穷，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共同富裕是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评判标准，物质层面的富裕并不代表共同富裕的完全实现，精神富裕亦是共同富裕的关键内容，共同富裕应该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统一。我们既不能将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纯粹生产力层面的价值追求，亦不能将其作为一个纯粹生产关系层面的价值追求，否则只能导致生存主体成为被物欲所绑架或被不切实际的观念所束缚的人，消灭物质及精神上的贫困都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二是消灭贫富差距和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实现全民富裕和全面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或部分地域、行业内的共同富裕，而是“一个人也不能少”的共同富裕和“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既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摆脱“贫困”问题，迈向自给自足、全面充实、内涵丰富、和谐稳定和绿色可持续的共富发展道路。

三是消灭民富国贫和民贫国富的状况，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裕。国富与民富不能分离，人民富裕是导向，是国家实现富裕后的目的和归宿，国家实现富裕后必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民富，而在人民富裕后又会以增加税收和减轻国家民生负担等方式来直接或间接的增强综合国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紧密联系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四是摒弃激进取向和动力贫乏的状况，渐进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建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和平均富裕，就算物质财富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也还是会存在差别。因此，共同富裕既是一个有底线有高线、差距适度、层次合理、先后有序的动态化实现过程，同样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过程，需要依赖人民并不断发挥全社会力量来实现。

3.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共同富裕理论及其实践是以《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站在人类历史的道义至高点和真理至高点之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消灭贫困难题的卓越智慧，为世界各国解决贫困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一是强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共同富裕实践的保障作用。马克思《资本论》中深入阐述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消除贫困问题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只有将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并建立起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财富分配制度之后，才能使财产归属于全体个人并达到所有人的富裕这一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所有制形式、财富分配方式、经济发展体制方面提供了共同富裕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保障。其深刻表明，我国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有保障经济发展活力的作用，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情况下采取多种分配方式具有保障财富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发展定向上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保障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这也说明，只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顺利实现共同富裕。

二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是脱贫攻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兜底之策。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中国开创了以精准扶贫实现共同富裕的先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针对那些因地致贫、因病致贫、因教育致贫情况，实行易地搬迁、建档立卡、无息贷款补助等一揽子专项扶贫计划，发挥出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制度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精准扶贫“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7]84，在“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两不愁、三保障”等扶贫理念及顶层规划指导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以稳定脱贫”[8]，创造了扶贫帮困的世界奇迹。2021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绝对贫困问题，使得“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为世界各国解决贫困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在高质量发展中为促进共同富裕、消灭贫困提供了政策上的新贡献。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7]252“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正是为了克服资本扩张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危机，扩展公共产品的受益面与提高公共产品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降成本和补短板”则是为了推动形成高质量的税收结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弥补共富实践中的短板，解决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难题，为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的实现奠定基础。这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走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为顺利实现新旧生产方式之间的衔接，就必须主动地对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此方能朝着共同富裕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

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打通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有助于扩大内需并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而且有助于形成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来打通共同富裕实践中的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新时代背景下，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发挥我国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这一规模性优势，集中力量解决制约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并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中呈现出来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使财富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有序流通并合理分配到最广大人民的手中。

五是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及减贫扶贫路径。资本主义国家为缓和劳资冲突与维持福利制度，以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为代价，造成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中国则高屋建瓴地提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互利共生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中国及世界各国实现物质富裕及经济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

四、结 语

中国在继承和发展《资本论》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悖论性贫困产生的可能性；通过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道路和共同富裕道路，为世界各国消除非悖论性贫困难题贡献了卓越智慧，具有突出的民族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回首过去，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彻底消除了悖论性贫困发生的可能性，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了伟大的历时性成就；展望未来，我们党要继续带领人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共同富裕而接续奋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而勇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