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启蒙时期法国理性观的几个特征

宋清华，杨 晨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在学术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一种倾向：即法国的启蒙理性应对法国大革命负责，甚至也应对后来的极权主义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在欧洲内部，德国人曾嘲笑法国理性过于浅薄，没有思想深度，因而缺乏大师级人物，对世界哲学没有深刻的影响力。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思维方式随意肤浅，天生只适合编写没有思想力的小说、幽默段子、简单的故事或浅薄的戏剧等，要求他们构造逻辑严谨的形而上体系，则太难为他们了；德国人却是形而上的民族，他们天生适合构筑深奥完美的哲学体系，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还有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无不展现了形而上民族的智慧和思想深度。甚至启蒙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认知，以《论德国》著称的法国启蒙时期的知识女性斯太尔夫人就认为：“德国人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他们在一切问题上都专心致志于沉思默想，……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合乎他们的想象。”[1]启蒙后期的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则再三强调，“德国才是现代人类的耶路撒冷”(1)转引自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也认为：“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2]可见，推崇德国理性，贬抑法国理性，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对法国理性，特别是启蒙时期的法国理性的评价，总是带有一种负面或苛责的情绪。对此，我们借讨论法国启蒙理性的几个特征及其思想价值，为正确认知和评价法国启蒙思想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法国理性更为关注现实世界，不喜欢超验世界之物

启蒙时期的法国理性观是指法国启蒙运动即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期的理性观，即这一时期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它通过否定中世纪的生活，克服未启蒙甚至是黑暗的生活状态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它标志着要反对此前所有历史上与启蒙思想相对立的事物，比如反对偏见，抵制政治压迫，反抗宗教上、心灵上或精神上的高压管制，解除来自外部世界或自身而招致的愚昧状态。法国理性认为这是它所面临的最为急迫的任务。因此，法国理性是一种批判的理性，它要对一切事物进行批判，要批判宗教，否定传统，更新风尚，改变习俗，颠覆旧制度，树立新规范。它要对一切进行怀疑和批判，它要提出问题，进行审查、检验，不接受任何过去一贯所作所为或所说所想的东西，这已成为法国理性十分普遍的方法。

法国理性继承了古希腊的逻各斯精神，但对努斯精神相对要冷漠一些。它不太喜欢努斯精神，尤其不喜欢努斯的无限超越性及其对超验世界或至善价值的不懈追求，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理性应该将注意力聚焦在现实生活上，不能好高骛远，而应脚踏实地。所以法国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怀疑、批判的理性，它在精神气质或内在品格上特别善于怀疑、批判、反思和反省，是一种典型的批判理性。它以理性为最高尺度(实际上，它更青睐的是抽象的原则和原理，也喜欢抽象的价值符号，这是它批判的工具或理据)，主张要对一切进行批判。但这种理性并不喜欢具有严格逻辑性的深刻理论，因为那样的理论既晦涩难懂、空洞乏味，又没有现实价值和意义。它也不喜欢建构完整的哲学体系，更关注现实社会及其生活，因为理论要反映现实、关照现实，要在现实中寻找理论的根基，锻造理论自身；同时又要在现实中检验理论的有效性，理论要有先导性，要成为时代的先声，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要根植于现实，在现实中展示自己的现实性和力量。另外，它还肩负着启迪和教育人民的使命，要通过批判来启蒙普罗大众，提倡新风尚，推行新价值，进而创造新文化，革新旧传统，变革旧的制度、习俗和惯例，并为新社会奠定基础。法国理性的这种特征既与其形而上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联，也与法兰西文化和民族性格有直接的关系。法国理性继承了古希腊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传统，也在其思想理论体系中竭力地体现这种传统。因为这种精神和传统正是古希腊精神的标志，任何背离或偏出都是一种背叛，最起码是一种异化，这无疑在整个西方哲学中会被视为一种“异端”或“变异”，最起码意味着要遭遇一定的猜忌。这也难怪，古希腊哲学定下的这些规范，代表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根本精神和独特气韵，如果把它们根除，那就不再属于古希腊形而上学的根本传统了，一旦对这种基本精神和传统有所偏离或淡化，都会使新的理论在内在精神和理论气质上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古希腊这种形而上的精神和传统的确是一种极为严格的规范，虽然没有任何哲学家特此规定，也没有任何哲学派别予以颁布，但它们已经成为后世西方形而上学家和哲学派别必须遵循的法则。这种法则无疑也是一种红线和底线，任何背离，哪怕是偏出、修正都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甚至被清理出这一传统之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古希腊形而上学的逻各斯和努斯精神，就如同古希腊形而上学家为后世西方哲学弟子们设定的一个法庭，它极为严格地审视着每一个哲学理论，一旦发现任何背叛、变异、偏离或修正的理论就会立即启动法庭的庭审程序，并尽快作出判决，坚决予以清除，以绝对拒绝这种理论进入西方哲学的族谱中，它要在西方哲学的最终归宿上拒斥这种叛逆，就如同把持着进入天堂的大门，彻底将异端拒斥于大门之外，让异端的归宿只有地狱。因此，在这种极为严厉的惩处面前，任何叛逆者在行动之前，都会思虑再三，谨慎而行。

正是摄于这种威严的律则，法国理性尽管同法国人一样有着天生的浪漫精神和气质，但在古希腊这种规范面前它并不敢太过放肆，如同一个顽皮捣蛋的孩童，在他极其固守传统规范的老爷爷面前虽不敢放肆，但其顽劣的天性无法掩饰，稍有松懈就会立即释放或显露出来。法国的启蒙理性就带着这种“顽皮”，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基因，法国人天性浪漫，喜欢调情和独特的格调，他们的哲学也染上了这种精神气质，对古板和墨守成规从骨子里面都不欣赏或喜欢。古希腊传承下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传统，那种对逻辑的执着一念和永不停息的超越性精神实在令其感到乏味和无趣。所以法国的理性不愿追求彼岸世界或者说超验世界的东西，也不愿为自己的形而上理论寻找一个终极的决定者或靠山，它认为那是不靠谱的事情，因为此岸世界中许多事务还没有弄清，理性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处置那些不靠谱、无法预知的东西。这样，源于古希腊的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在法国理性这里就失去了那种对超越世界或世界的执念的精神，也没有那种对理论的逻辑性孜孜以求的、近乎刻板或苛刻的要求的精神。于是，努斯就没有了超越性的灵魂，逻各斯也没有了严苛的逻辑性追求，理论的兴趣已经偏离了古希腊的轨道，开始向现象世界倾斜。法国哲家学笛卡尔也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开拓者，本来还保留着古希腊的这种精神，其理论中保留了“天赋观念”这一超验世界的真理的痕迹，也就是说，保留了与超验世界最后接续的通道(这条通道也存在着瑕疵，因为笛卡尔的意思是说“天赋观念”仅仅是上帝不知什么时候放在人心里的，他没有明确说明人的理性如何与上帝的天赋观念接通，这样超越的路也是极为晦暗不明的)，而后世的启蒙哲学家，又坚决地否定了神学和宗教，这就彻底中断了努斯的超越之路，于是，努斯和逻各斯在这里被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审视精神——包括对宗教、迷信的怀疑和审查，对自由、平等、民主价值的诉求，对基于理性原则建构一个美好社会的向往等。正因如此，法国启蒙理性不喜欢高深的理论、深刻的理论探索和复杂的逻辑论证，更不喜欢一味地去追求超越性，对超验世界尤其不感兴趣。对法国理性来说，这种理论品性简直要它的命，它认为，生活并没有那么复杂，理论也应简单明了，不能故作高深、玄而又玄，那会脱离生活，远离群众，孤立自己，绝对是出力不讨好的事。也因此，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思维方式轻浮无聊，随意肤浅；他们天生只适合编编小说、故事、趣闻轶事、(轻)喜剧、通俗喜剧乃至滑稽歌舞什么的。打造坚实而严密的哲学体系，那可是他们力所不及的……而莱茵河对岸深沉厚重的德国人则能够构筑辉煌的概念大厦，完美无瑕的形而上体系，例如莱布尼茨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4]6

二、对现实的关注是建立在批判和反叛的基础上

法国人则反对德国人对其哲学思想的蔑视，他们强调哲学上对真理的追求一直存在着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一些哲学家致力于建造高楼大厦，可惜最终它们都会像纸做的城堡一样轰然倒塌，必然的“先验的”体系是这样，而它们多半是德国造；另一些哲学家则进行“钻探”，尽可能地深入钻研，以挖掘出某条哲学真理，你站在摩天大楼的顶端有时是看不到这类真理的，他们更倾向于以“经验的东西”为基础。

毫无疑问，法国人的“挖掘者”要多于“建造者”。然而其各种学说的坚实可靠性并不应因此而受到质疑。法国学者瓦莱里在其《现实世界之观察》中佐证了这种观点。他认为他们的语言中复合词的构成很少，性数配合很复杂，词在句子中的位置不能随意而定，词汇量也受到了有意的限制，这一切恰恰使语言的结构更为明晰；再加上人们对抽象定义和精确性的偏好，使得如此众多的以动词结构为主的杰出作品被构思和创作出来(2)参考Paul Valéry Regards surle monde actuel. Gallimard1945年版序言。。在法国人眼里，这种语言最有力、最独特、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值得赞美的简洁。以至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也认为，法语对无论多么深邃、多么微妙的哲学概念都能够而且应该用大众语言表达出来。他还认为：“法国哲学家们并非为圈内人士而写作；他们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如果说为了衡量他们思维的深度或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就必须成为哲学家或内行的话，那么，不阅读他们的主要作品，不能从中汲取某些营养的人，就不是有教养的人。当这些哲学家需要新的表达方式的时候，他们并不刻意地去创造一些特殊的词汇，就像别的地方的人们所做的那样(在一些人工合成的词语中，这种手法通常会禁锢住没有被完全消化掉的思想)，而更喜欢灵巧地重新组合常用词汇，使这些词汇有了新的微妙含义，以传达更为细腻深邃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笛卡尔，一个帕斯卡尔或一个卢梭——我们单以他们为例——就能大大增加法语的力度和柔韧性，尽管他们的研究目标要么是思想本身(笛卡尔)，要么是情感(帕斯卡尔、卢梭)。”(3)转引自丹尼斯《法国哲学史》(冯俊、郑鸣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哲学家的自白似乎更清楚地说明了为何法国理性不喜欢玄奥理论、不愿意追寻严格的逻辑性的理由，这就使法国理性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批判事业上，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在于现实世界，在于使得现实世界变得更为合理。甚至有法国学者认为，所有的法国哲学家都和笛卡尔一样有一个共同点：感到自己有义务去流亡，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他们把自己放在反对的位置上。笛卡尔在建构自己的学说时，有意与同时代的哲学家划清界限，他甚至把过去变成了白板。因此，法国理性把这种反叛行为、这种独立意识、这种与时尚和正统理论分庭抗礼的意志作为法兰西思想的主要特征。“思考就等于说不”，法国许多哲学家都认可这种方式。所以法国理性更愿意举起理性的大旗，扫荡现实世界中一切不合理性的东西，由于没有深刻而又玄奥的理论作为支撑，也没有对超验世界，或上帝等神祇的敬畏之心，再加上又笃信理性的伟力，这就使他们彻底地解放了自己，批判起来没有任何顾忌。当然，这也会使其批判缺乏深刻性，因为他们的理性或理论本身就不深刻，并且他们也不追求深刻，只要锋芒所向能切中目标就行。因此，旧制度、传统、习俗、惯例、宗教神权、世俗王权等都成为批判理性追逐的对象。

对法国启蒙理性而言，反对成规，反对强迫自己或反对“他人”真理的不合群性应成为哲学家最基本的意识，因为他们坚信前人创造的东西包括真理等从根本上都是充满谬误或偏见的，需要与他们及其创造物进行斗争，同所有封闭的、排他的机构、意识形态和行业工会进行斗争，会使哲学家得到启发和解放，但也会因理性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彼此产生巨大的分歧，以至于哲学家之间也会相互攻伐，也会招致各方的围剿。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至少都有一次受到过裁决，这种裁决来自索尔邦、政府、议会或法兰西学院等机构。他们的作品或被查禁，或被焚毁。然而哲学家的批判还是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曾经如此残酷压制过他们的旧制度轰然倒塌，大革命取得了胜利。尽管哲学家的批判精神过于理性和抽象，但它们同样具有采取有效行动的意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就是一个明证，正是思想家们的怀疑、批判和哲学论战引发了这场地震。

三、法国理性从批判转向建构普遍的意识或理论

事实上，18世纪法国思想家的理论与这一时代的正统观念有着较大差异，甚至正相反。它们无疑出自对现实社会恶劣现象的批判和反省：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整个社会日益沉沦，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不仅侵害人民的平等权利，禁锢人的自由，而且还在思想和精神上败坏人的心灵；过去传承下来的制度也只是特权阶层和教士们的护身符，对人民则是一种沉重枷锁；至于与之密切相关的习俗、惯例和文化传统不过是维护这种等级社会的隐形工具，它们共同编织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甚至嵌入人精神和灵魂的大网，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所以思想家极其厌恶这种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习俗、惯例、文化传统，认为整个社会的机体都已被败坏，必须从头到尾来一个彻底的变革或革命，才能重构一个美好的社会。然而，改造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不仅思想家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即便是政治家们要进行如此规模的改革，从制度到习俗、文化传统，再到精神和心灵，无论如何，都是在极短的时期内无法完成的，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只有少数幸运的拥有天才的民族才有可能。尽管法兰西民族不乏天才，但这个民族才能卓越的人大都集中在艺术、文学和抽象思想的领域，这些领域似乎耗尽了这个民族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才能，于是艺术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他们通过沙龙文化又把这种兴趣和爱好传播到整个法国，使得法国人都变成了热心参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人。同时，法国人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既热爱理性沉思，又充满丰富的情感和幻想，更喜欢沉迷于天马行空的空想，这种矛盾的性格使他们极易陷入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冲突中。不过，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文学家、艺术家，他们都没有治理社会和管理国家的政治智慧，更没有治理国家的练达的经验和技艺，只是通过理性和激情来设想社会的理想蓝图，当然，他们能够借助的也只有抽象的理性原则(如自然法、平等、自由、权利、博爱)和充满幻想的社会改革方案，他们试图与过往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划清界限甚至彻底决裂，他们坚信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因为这是基于理性原则而建构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就像基督徒对圣经的笃信一样毋庸置疑。

纵观古今人类教育史，还没有哪个民族敢把教育后代和人民的事情全部委托给哲学家或思想家。因为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它固然需要哲学家审慎冷峻的思考，也更需要能治理社会的沉稳练达的职业政治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拥有社会所需各种技能的人才。完全由哲学家和思想家教化出的人是令人恐惧的。历史上的柏拉图曾经尝试过这种模式，但从未成功过。即使如此，在柏拉图的哲学园里，也还是进行着多元化的教育，比如数学、音乐、体育、政治学等等。而法国创造了真正由哲学家和思想家开展教育的模式，这也许是造就法兰西民族特有的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原因，也是近代资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在法国的原因，甚至它还塑造了法国革命的特殊风貌。所以托克维尔说：“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法律体系和精确堆成的法律的同一爱好；……遵循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5]

因此，法国思想家确实具有普遍意识或者说更喜欢寻求普遍意识即抽象的原理和原则。尽管后世的人们对这种普遍意识给予了不少负面评价，但它自有其好处。首先它毕竟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而不是出自神圣世界或超验世界的东西；其次，思想越抽象就越容易说服人。“卢梭已燃起上千人的热情，边沁主义才说服了一个人。”[6]因此，政治理论要想广泛传播，就必须具备抽象性和普遍性，即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和抽象的理论基干，而不能涉及具体，无论怎么看，似乎都能解释现实，唯此才具有思想支配力，也更能招致人们的喜爱和信服；再次，传播这些理论的人不仅有哲学家、思想家，还有人们喜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更亲近普通民众，也更易于传播。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来说，对这种意识的解读并不总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所有人都具有“对抽象性真理的信仰”；人们不应把这种信仰与对“超验”的喜爱混为一谈，后者是莱茵河彼岸的思想家们的专利和珍宝。法国人不喜欢某种脱离物质现实的、处在一个本体的而不是现象世界内的超验形而上学。他们认为实证精神应该压倒形而上思辨，压倒“乌托邦式”和“非持久性”的形而上学。所以法兰西哲学家具有真正的“恒量”。人们可以从其“清楚明白”和“明晰性”入手，这些特性始于笛卡尔，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的柏格森、布特鲁和布罗代尔等人身上。法国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一直拒绝晦涩难懂的“行话”式专用术语、故弄玄虚以及讲究“依照哲学惯例”的语言。法国理性依照其形而上的传统总是优先考虑维持顺序、逻辑乃至简洁性。对“母语”的偏好、对简易的“严密论证”的刻意坚持以及对任何玄奥晦涩的排斥，使得法国理性可以这样界定自己：它是一种极为开放的“沉思的人道主义”，超越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唯心主义和实在论之间的纷争。尽管18世纪的思想家倾向于唯物主义一方，但我们还是要说，法国理性深深地打上了精神论的烙印。法国理性的另一大衡量是对均衡思想的追求，其精细的安排既遵循几何学意识，又遵循完美意识。这种形而上思想拉近了它与法国著名的“法式园林”之间的距离，两者都来自同一灵感。

四、法国启蒙理性的意义

法国启蒙思想的上述特征，使得它能够专注于现象世界的思想活动，将古希腊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运用于现实世界中，针砭现实的不合理性，批判宗教、迷信，鼓吹启蒙价值，宣扬理性和科学，提倡社会进步史观等等，取得了一系列思想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它为新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国理性的特征使它远离了深奥晦涩的形而上学理论，不再追求超越性或超验性的至上理想或绝对信念。比较而言，它更喜欢简洁但又不乏普遍性的抽象原理和法则，喜欢利用这些法则比如自然法理论来审视现实社会。尽管它不喜欢形而上的理想或至善的信念，但它同样对理性的理想感兴趣，并习惯于用理性的理想和启蒙理性的普遍性价值来关照现实、批判现实。对它而言，现实的存在才是它应该关注和用力的地方，况且现实已经到了需要理论引领、并已经产生理论的时候，应该鼓起斗志向旧制度、旧社会的一切发起冲锋。为了建构一个符合理性理想和价值的新社会，启蒙理性应在时代的呼唤中展示自己的力量，向一切不符合理性的东西发表战斗的檄文，唯有摧毁旧世界的一切，才能为新社会的建立奠定基础。这就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它极大地传播了启蒙的价值。批判理性是其最好的武器，也是它指陈社会弊端、唤醒民众、开启民智的有力工具。通过理性的批判，人们可以扫除偏见所认可的习俗和法律；有助于使家庭德行得以普及，增进家庭的幸福；有助于促进教育的进步，启迪心灵。因此，批判可以使启蒙的价值如平等、公正、自由等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并深入人心。这种对公正和善意的臣服和接纳，恰恰是消除了一种对立——消除了最活跃的、最难以压抑的自然倾向与人类义务或社会利益双方之间的极其危险的对立，由此掘断了种种不正义、残酷和罪行的根源，从而使启蒙的价值深入人心。

其三，它肯定了民主和平等思想。法国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讲是民主性质的运动，是一种有利于普通民众的文化。启蒙思想家对民众进行理性的启蒙教育，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关注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要关心他人。这个运动依据的是社会性这一思想，最美好的社会制度问题是其关注的中心。法国启蒙思想的平等观念激动人心，它要求人们不仅要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在法律、在他人面前也要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尽管是形式上的，但对资产阶级法律秩序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最后，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启蒙民众为使命，反对宗教和迷信。它抵制宗教狂热、宗教偏见，反对欺骗、愚弄人民，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科学精神，鼓励人们独立并勇敢地运用理性，修正错误，促使人们走上真理之路。因此，一位英国学者这样评价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已经被确认为一种人类合理性和人类善行的崇高境界，是一种对进步和人类自我改善能力的信念——虽然还有保留并时有怀疑。启蒙运动被普遍理解为是主张所有人有权由自己而不是由他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主张(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每个人尽可能地过自己的美好生活，不由得神谕来帮助或妨碍。……作为一场智识运动，启蒙运动也促使了一些学科的产生——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道德哲学的某些分支。这些学科指导着我们的认知，并试图约束我们今天的生活。”[7]当然，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并不是一致的，在很多方面众说纷纭，甚至是正相反的，但他们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的观念，即理性的原则、理性的批判、普遍的人性三原则。另外，还有对理性方法的绝对信仰以及对乌托邦著述的迷信，相信“存在着某些普遍的真理，它对无论何时何地的所有人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些真理就体现在普遍的法则之中”[3]33。

这些思想无疑具有进步价值，也是法国启蒙思想最引人入胜之处。尽管人们对其评价各异，但法国启蒙运动一再引起关注和争论，甚至不断有人研究法国启蒙，都说明它仍是激励人们思考、反思人们行为的一面镜子，无论这面镜子显现的是何种形象：丑还是美，恶还是善，真还是伪，人类思想的伟力都在昭告人们：不能轻视这些看似咬文嚼字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是最易被忽视的群体，但其思想的威力一旦被激活并爆发，必将掀起滔天巨浪，甚至会毁掉人类一切现存价值和理论体系，它在沉寂时所孕育的巨大能量，是巨大的为恶为善的力量，它是人们未曾识破的人类立法中的佼佼者。这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带给我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