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辩证法内蕴
—以“异化劳动”为中心

□杨煌辉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 510631]

引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先提出“异化劳动”概念，这是马克思初涉古典经济学，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类本质”的批判性思考中析出私有财产的“异化”性；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问题域。“异化劳动”的辩证法揭示出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权力性，对资本的异化结构进行了深层透视。“异化”与人的存在方式相联系，是指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创造的客体疏离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反过来控制、支配和统治人。“异化劳动”的提出，是马克思批判、吸收和改造黑格尔劳动哲学的基础上，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对人的主体性发展及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所得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劳动价值关系研究的辩证法概念。这不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资本总体性与历史性的科学批判提供了以劳动为本位的价值遵循。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从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社会分配方式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等三个方面完整概括出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这也意味着在现阶段，资本、商品与市场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的生产因素，但其所发挥的作用被规定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中，从而明确了资本、商品与市场等因素并不是姓“资”，而是姓“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有关经济建设方面中提到，改革开放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但同时也出现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积累，并指出发展高质量的经济势在必行。当前，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重审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所彰显出劳动与资本（价值）关系的辩证法内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合理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重构劳动价值论：“异化劳动”的批判性内涵

确切说，“劳动价值论”首先是由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提出来。他认为，劳动是人的生命特征，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同一性，这体现出“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当人进行劳动生产，“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1]18。洛克的“劳动价值论”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原则性基础，这归结于洛克把自然法（“人生而平等”与“天赋人权”）对人类理性及能力的肯认，朝着人对价值的创造及对价值的权属之政治经济学致思迈出重要步伐：价值（财富）作为人的劳动产物，确证出人的权利及自由。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反映出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理论需要和利益诉求。对平等及自由权利的析出，正是体现在价值（财富）的创造内在地消解人身依附结构（如人的出身地位、宗族背景、天然禀赋）所导致的先在性不平等因素，把商品经济的原则建立在自然法规定的人类生命所特有的自由、平等与理性的基础之上。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 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1]3。洛克《政府论》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通过政治哲学，把自然法与经济学（财产关系）相关联，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权利，是社会契约与国家权力产生的前提性基础。这就从自然法框架中首先明确了劳动及劳动所形成的对价值“增益”是财产权形成的合理性依据，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对财产权实施侵犯；其次，政府、法律及权力的建立之首要职责（初衷）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财产权的保全即是对人权的承认，更是对人生而自由的卫护。由此，洛克的劳动价值学说把自然法对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论证朝着对物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论证转变，这正是商品经济的历史发展中，新兴资产阶级的权益诉求。因此，洛克关于劳动与价值（权益）关系的讨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开创性意义。诚如马克思所言：“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以他的观点就更加重要。”[2]393

受洛克的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正式阐述出劳动价值论的内涵。亚当•斯密把对劳动的观察进一步扩展到商品交换领域，提出劳动是价值的尺度：“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3]32更重要的在于马克思认为斯密对财富本源的揭示，使得劳动上升为“财富的主体本质”，进而确证出人是财产的主体本质。由此，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贡献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正像路德“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斯密把“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4]179。斯密继承和发展了重农学派的劳动价值论，抛掉劳动的特殊规定，认为是“劳动一般”创造了社会财富，正是这一重要论据奠定了斯密“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5]705“劳动一般”即是劳动的抽象化、劳动的社会化，说明斯密在一定程度上从“具体劳动”（特殊劳动）中析出“抽象劳动”的概念，从而把抽象（一般）劳动提高到社会生产的原则，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必要的进步”[4]181。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清楚看到斯密劳动价值论的摇摆性与含混性，在处理劳动与价值关系上比较明显表现为“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当做价值尺度，有时却又把劳动价值当做价值尺度”，从而分辨不出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更无法解释由劳动异化导致的劳动二重性所发展出资本的权力关系对劳动进行支配。正是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正确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一直以来所犯下的通病：“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问题在于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4]166

黑格尔站在古典经济学的立场，正确地“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4]205，他认为劳动的特殊性在于“我由于自然需要、冲动和任性而把某物变为我的东西，这一特殊的方面就是占有的特殊利益”[6]61，劳动是人的“自我意识”外化方式，“作为自由意志的我在占有中成为我的对象，因而也才初次成为现实的意志，这一方面则构成占有的真实而合法的因素，即构成所有权的规定”[6]61。说明黑格尔试图通过“自我意识”的辩证过程达致对所有权的肯认，这过程以劳动为中介，在对物的“陶冶”中对自由意志的获致并产生出对对象的克服与把握之确证。同时，黑格尔从“需要的体系”角度采纳了斯密“私益即公益说”，阐释出劳动的特殊性向普遍性（社会性）转化的必然性：“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其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6]239由此得出“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不变的劳动”的结论。这里的“不变的劳动”，在亚当 • 斯密那里是“劳动一般”，在马克思那里是“抽象劳动”，显示出黑格尔劳动辩证法贯通了德国古典哲学与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十分赞赏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贡献：“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205正是由于黑格尔哲学充满着历史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他当之无愧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劳动辩证法不仅从劳动的特殊性中深刻揭示出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分化引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且从劳动的普遍性趋势中看到市民社会（“需要的体系”）产生出体现“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即人们需要的发展及相互间产生的依赖，推动劳动精细分工与社会化协作，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从黑格尔劳动辩证法中悟到劳动异化的成分，虽然黑格尔哲学体系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但已经“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4]204。然而也正是囿于唯心主义的狭隘立场，黑格尔在总体上“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4]205。这又表明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守旧与倒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已隐约萌生出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不满。虽然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乃至一般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所在，识别出黑格尔哲学（绝对精神的辩证法）“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4]200，但是费尔巴哈对人的感性直观的刻画抛弃了劳动辩证法的合理性，把人看成是“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209，因而看不到劳动的历史能动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劳动外化的观点，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研究与批判意味着重拾黑格尔辩证法。这种重拾又是产生于并奠基在马克思新世界观诞生的过程之中。因此，马克思清楚认识到黑格尔辩证法显示出非常革命的一面，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正是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马克思在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避免了重走古典经济学家的庸俗路线。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7]22“异化劳动”，虽然是马克思涉足经济学所提出的资本的哲学概念，交杂着马克思早期诸多思想成分的矛盾与斗争，但是它却成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人本逻辑在场，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乃至剩余价值论的确立明确出主体向度（价值性）批判的立场，只有以“异化劳动”为价值尺度，资本的剥削性及历史性才得以科学说明。在这点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采纳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本”即是“积蓄起来的劳动”之说法，又进一步科学论证了劳动异化是资本持存的实质与前提。正是由于“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和展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全人类解放”的学说，深刻标识出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关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学问之实质区别。

可见，“异化劳动”所蕴含着辩证思想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分析中，透视出资本的诞生、发展及灭亡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过程。“异化劳动”又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所内涵的重要批判向度，并不像阿尔都塞把“异化劳动”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为马克思经历了一个“认识论断裂”的过程。我们发现，恰恰是对劳动异化的辩证运思推动马克思对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作实证（解构）分析的科学需要。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经过黑格尔辩证法洗礼后随即转向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考察与批判，进而确立起剩余价值学说。对这一论说理路的明晰，其意义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所绽露出的超越性是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辩证法中阐释出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物化性质及权力属性，这是古典经济学所不能觉察到的深刻见解。因为古典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资本预制为“先在”或“定在”的自然形式，虽“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4]598总而言之，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重构出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起剩余价值学说），并得出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依据及历史条件，这得益于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所彰显出的否定辩证法。

站在辩证法立场解读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可以为我们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供科学方法论，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构成，对“异化劳动”思想的挖掘及阐述，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历史性研究）。恩格斯在给《民主周刊》所写的关于《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就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8]362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与资本关系与马克思当年研究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存在着相当不同制度背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所发挥出的资源集聚、生产积累的杠杆功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仍然具有不容忽视作用。这意味着资本作为内嵌于劳动的生产要素，还不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因而我们的理论创新不仅要立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揭示出来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实质，更要通过赋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新的时代内涵，发展出劳动驾驭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以更好指导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正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的辩证法内蕴之科学要求。

二、生产关系批判：“异化劳动”对“经济的社会形态”之历史透析

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表征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商品形式的背后却交织着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价值关系）。马克思指出：“必须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9]213来解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马克思发现商品所呈现出的价值双重性是“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10]276，问题在于“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7]99，不能解释何种劳动生产出何种价值，由此无法得出“异化劳动”所揭示出的劳动与资本对立本质。所谓“异化劳动”，即是指“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4]156～157。然而，上述理解仅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进行的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此时的“异化”是以“类本质”为尺度，保留着费尔巴哈自然人本主义残余。真正揭示出“异化劳动”的实质内涵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对价值双重性的辨识和解构，由此将“异化劳动”的劳动价值论形态推进到剩余价值论形态。

产品成为商品，商品二因素表征出从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变。马克思从价值的二重性导向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指出人的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生产关系内在的两种形式。“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使用价值，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用品；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11]127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由抽象劳动创造（交换）价值推动产生，表征为人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正是对价值及劳动的二重性发现，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实质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资本试图通过更大价值的创造，不断获得对劳动的支配权。可见，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异化劳动”的实质即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发展出资本作为物化的生产关系—支配劳动的社会权力。“异化”的批判性及辩证法便是演绎了劳动的二重性如何物化出价值的二重性，从而使劳资之间在等价交换原则掩盖下的实质不平等性得以揭示出来。那么，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生产本位历史转变，则需要放置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才能说明，换言之，“异化劳动”概念已明显提示出关于生产关系的历史辩证法。

通过对商品这一“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现象的进一步揭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阐明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交换）价值主导的生产组织。同时，马克思又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己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解剖，犹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能“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2]29。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矛盾充分发展了的复杂生产结构，又是“作为结果蕴涵着原因即矛盾形成的历史过程”[13]184，它的有机体本身的完善与发展已经用事实充分演绎出人类社会规律走向。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4]592据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五形态”划分可看出，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均属于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即生产关系的对抗性体现为人们所结合的社会力量对人预制出“似自然性”物化特征，社会关系的发展尚不能真正确证为人的主体性发展，物质生产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尚未统一，且人的发展受物质（经济）规律的“似自然性”所推动。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人的劳动主要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由于未能自由把握和驾驭物质（经济）规律，人只是片面地按某一规定再生产出自身“依赖性”关系，而不是作为“生活第一需要”发展出自身的全面性。“经济的社会形态”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生产结构以“异化劳动”为基础，显示为“依赖性”生产关系对“主体性”生产关系的剥夺，这种“异化”的产生与发展，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有逐渐全面深化的趋势。

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为目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异化劳动”展现出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生产关系。确切说，“异化劳动”所适用的语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条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异化劳动”定位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及私有制的发展。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更是清晰地作为资本的生产关系被加以阐述。然而，这并不影响“异化劳动”的辩证法对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透析和追根溯源。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9]235由此马克思指认出“资本是另一个社会形式解体过程的沉淀物”，是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发展出来。

“异化劳动”的历史辩证法追溯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不发达生产关系。以小农生产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应当在它的自然特殊性中并且由于它的这种自然特殊性而起作用”[4]180。类似于资本是构成商品经济的生产基础，土地则是构成小农经济的生产基础。又由于生产能力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勉强自给自足，劳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以满足共同体成员的生活需要，“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9]104，这又使得各个个人必须仰赖道德、等级、信仰等神化的自然力量，依附于血缘或地缘共同体才能正常生产生活。因此，传统社会“异化劳动”揭示了人类生产关系受异己的自然关系所规制，个人的生产力依赖于宗法关系而狭隘地发展。如马克思所说：在传统社会，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4]534。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交换）价值的生产为目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异化劳动”展现出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当产品出现剩余，对财富的追求是人脱离共同体的直接动因。且生产本身必然随着社会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抛弃共同体生产方式，“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在某一定点之前—是再生产。再往后，便转化而为解体”[12]146。扩大再生产的后果便是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商品交换普遍化。劳动生产并不限于满足自己消费，更在于是为了他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资本斩断了劳动与劳动客观条件天然的、直接的关系，又把它们按照资本的方式结合起来。人脱离了地缘共同体，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为获得生活资料，不得不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虽然在等价交换原则下进行，但是这种等价假象背后却是以资本占据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为条件，那么实际的不平等势必表现为物化劳动及剩余价值完全归资本所有。劳动者的工资（劳动力价值）“只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也就是说，只够把他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12]214。不难理解，资本与劳动的不平等，实质是生产地位的不平等，就是现代社会“异化劳动”所展现出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不平等生产关系：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不断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劳动者依附于资本，“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虽然劳动者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然而“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4]580，为资本家生产富裕与智慧，为自己生产赤贫与愚昧。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必须以物为中介才能确立起来，即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的生产关系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当人们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之时，这种物及物的关系就形成一种外在的、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似自然性”力量对人自由发展造成全面强制。资本家与劳动者都是物的关系人格化。正如马克思提到，“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4]261，但这种“异化”表征出来的内容却是不一样的。总之，在“物的依赖性”生产关系下，人似乎脱离共同体而获得自由与独立，但这种假象被“异化劳动”所揭穿，“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12]179。

共产主义社会重新回复到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异化劳动”被扬弃之后，生产关系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社会生产关系建立在“物的依赖性”要远比建立在“人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对人类文明更具推进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因为生产关系只有在“物的依赖性”作用中，才能不断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限制，推动“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资本不仅“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而且“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12]197。这过程正是充分彰显出人的本质力量生成是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不仅发展出物质财富的丰富性，而且把人的一切社会属性培养起来，有力地把人的发展能力与需求能力升级化、全面化，从而在更高阶段丰富发展了人们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因而马克思指出，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但是“这种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9]109，“异化劳动”的扬弃，正是指示出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发展，必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开辟了空间，创造了前提。

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只有以使用价值为生产导向，才会真实反映并生产出人的全面性。物质与精神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断推动生产社会化的结果必然促使私有制消灭。利己主义的消解意味着人们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趋于一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并不具有对抗性，生产关系的发展真正塑造出人的本质力量和联合条件。且人们只有通过自由联合并充分占有生产资料，才能产生出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发展个人全面性的积极性。由于个人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对社会生产什么、需求什么具有自主的明确性与计划性，“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15]327，因此社会资源并不必然间接通过（交换）价值才会实现合理调剂和安排。社会生产直接以劳动为中介构建出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这种生产普遍化意味着个人劳动的生产直接也是作为社会劳动的再生产，合理生产关系为人的本质力量所支配和把握，确证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马克思指出，当劳动的异化被历史所扬弃，“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12]197。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意味着我国还将长期处在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所指涉的社会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依然是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根据发展实际，现阶段我国生产关系实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既不同于马克思当年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公有制形式，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充分整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方面优点，既可发挥出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可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体化于市场与政府关系中又进一步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种作用内涵两种相机驱动，即社会生产的激励性机制与规导性机制的有机结合，最终落脚于从根本上解决劳动与资本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但“积累起来的劳动”在发展中可能会异化成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中，市场因素起到激发劳动创新创造的作用，有效把人的生产性发挥出来；而政府职能则是起到社会主义对劳动异化的规制作用，有效避免“积累起来的劳动”发展出资本的生产关系以形成对劳动本身主宰。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之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积极扬弃。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有效解决了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市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生产关系上，阶段性地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的矛盾。

三、劳动与资本：“异化劳动”是资本的否定辩证法

马克思采纳了亚当 • 斯密的见解，认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与劳动原本具有同源性，但随着积累起来的劳动进一步发展，当劳动出现“异化”，就会分裂为“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抗，演变成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私有财产制度。此时的马克思开始接触到了古典经济学，但还是从人本哲学的角度阐释出“异化”乃是人的对象性丧失或对象化对人的否定。他指出：“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私有财产制度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156～157。马克思把“异化劳动”作“私有财产”的解释，一方面在哲学高度用“异化劳动”表达出“私有财产”的异化性质，另一方面在经济学角度从“私有财产”析出“异化劳动”的生产关系。这透露出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审视劳动对象化与劳动异化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总结道：“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4]157这是马克思较早得出“异化劳动”的生产关系本质。由此，我们不得不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济学哲学著作，为我们观察马克思早期思想斗争及思想转化提供多重线索。从它揭示出“异化劳动”的私有财产性质已经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十分接近概括出资本的科学概念。更重要的在于，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必须把关于“市民社会”的法哲学与古典经济学贯通起来才能达致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解。这一批判路径清楚地标识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具有一脉相承性。基于这个意义，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秘密探寻，却是他往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所在—要阐明“异化劳动”的辩证法实质是对资本的否定性辩证法：“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4]166

“异化劳动”是资本的否定辩证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剩余价值的论证中得出的科学结论。“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吸收是其异化为资本的关键所在。活劳动对资本（死劳动）赋权在于资本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也占有劳动力，这解释出劳动与资本交换的不平等实质。交换价值的外部特征制造出公平的假象，以致“这种平等的外表却作为工人的幻想存在着，而且在对方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种不平等恰恰是由（交换）价值本身的内在机制所造成：（1）劳动者交换到的是“转瞬即逝”的生活资料（必需品）。“交换来的不是交换价值，不是财富，而是生活资料，是维持他的生命力的物品，是满足他的身体的、社会的等等需要的物品”[9]243，只能用于直接消费，只够再生产出劳动力。（2）资本家交换到的劳动力是一种“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是一种“再生产力量”。“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4]726。总之，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使资本不断在社会生产与交换中获得支配地位的、活的价值创造力量。资本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即是资本占有和使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交换。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作资本与劳动互为依存的生产体系，这显然是站不住脚。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已经内在地总体化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总是先在地构建出有利于自身增殖的权力关系，因而资本与劳动同构的生产体系实际是资本的生产关系，劳动力的发展及对象化出来的生产力实际是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一开始的地方就是作为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进行的。在此背景下，活劳动只能依附于资本，资本把劳动结构化于自己的生产与增殖环节之中。脱离了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是作为有生命的活劳动，“是单纯抽象的形式，是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单纯可能性，这种活动只是作为才能，作为能力，存在于工人的身体中”。劳动者必须以出卖劳动力作为维持其生命机体的唯一来源，只有通过同资本接触，劳动力才成为实际的活动，“从而成为实际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但“就资本来说，这种活动只能是资本本身的再生产— 保存和增殖资本这种实际的和有效的价值”[9]255。显而易见，劳动在生产关系中总是赋权于资本，正是由于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再生产力量”，资本对它的购买，不仅再生产出雇佣劳动本身，而且也为资本再生产出剩余价值从而加强和巩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马克思总结道，资本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4]130。

资本在历史中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普遍化了人们的交往关系，发展出人的独立个性，却是建立在“异化”的基础上，即资本是“异化劳动”发展出的异化生产关系。资本自身就是一个逻辑性悖论，资本的发展又是不断突破自身限制否定自身的发展。资本的历史性受到劳动的发展扬弃。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去追求扩大生产力和交往体系，必然“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2]726，显示出“异化劳动”对资本的辩证否定。首先，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造成对自身的限制。各资本间竞相追逐提高生产力，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导致社会消费需求能力减退，过剩的生产势必中断资本自身增殖。其次，资本发展生产力造成对自身生产关系（私有化）的限制。资本既是作为社会结合的力量，又是以私有制为前提。资本获取利润的动力决定了其首先是作为私人力量占有生产资料，然后才是作为社会的力量结构化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于生产过程之中。如此一来，资本自身的增殖必然会不断激化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力社会化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界限的冲击。再次，人类的社会生产本是人作为劳动主体的有意识、有计划生产，而以资本为逻辑的社会生产却是资本作为主体呈现出“似自然”性的生产。资本间的竞争对人的生产造成一种外在强制，人与人建立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结合的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4]542。生产与交换之间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其规律作用之“自然必然性”、超感神秘性不为人的能动性所认识和把握，物化关系支配着人的活动。在此条件下，社会的生产并不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而是以资本的权力再生产为目的。其中突出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受其价值化（价值增殖）的限制。即资本一方面要尽最大可能剥夺劳动生产力来推动使用价值的量的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制造社会消费力来消化使用价值的剩余。这种“剥夺”与“发展”之间的张力不断产生出资本的社会权力，但同时也是在不断地消解资本的社会权威。因为资本的非理性欲望只有受到社会生产的秩序性约束才能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资本的“自然必然性”既要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个性”寻求秩序的“拐杖”，又要随时准备抛弃这种“拐杖”。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向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由此可见，“异化劳动”的否定辩证法不但揭示出资本的“异化”性，更指示出资本的“异化之扬弃”性：资本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必然为劳动的历史发展所否定、驾驭和改造，最终实现人的主体性发展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相统一。

“异化劳动”诠释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辩证法内核，正是这种内在的批判性洞见，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的建构具有强大的辩证法启示：一要进一步认识资本的历史性，充分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增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的存在是事实，问题在于劳动如何有效驾驭资本，从而使劳动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变资本为劳动生产的手段。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16]21这就明确指出了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才会从根本上遏制资本对劳动的异己性。然而，资本的消灭、公有制的实现只能是在生产力及人的全面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会实现。基于历史实际，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只是在形式上构建出劳动对资本遏制的生产体系，尚未在实质生产中完全消灭资本（异化劳动），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依然存在，但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内容发生了深刻改变，呈现出劳动对资本驾驭的能力不断增强，资本的异己性在消减，资本的生产性在增强。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为了引导与发挥资本有利于生产社会化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成为促进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手段。

二要进一步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落到实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理论的最高价值指向，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审视及批判，目的就是要科学界划出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的人类历史边界,从而证明以劳动为主体的生产才是人类发展的本质指向。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个人生产力”的发展，但人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4]571。因此，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体现为人类发展的两个方面，其中，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在现实意义上发展出人的本质存在。资本的生产关系已在极高的普遍性上推动发展了劳动的社会联合条件，但“个人生产力”的发展仍是压抑性、对抗性的发展。因而以劳动为中心构建体现以人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制度和价值体系，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指涉的重要问题域。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及地位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要善于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物质与精神劳动的创造；要善于发挥资本对人才的激励、选择和聚集的作用，构建“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发掘劳动力价值的人力资源保障和发展机制；要善于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

三要进一步完善发展“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消除“按劳分配”隐含的权利不平等。“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是马克思科学构想的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即在社会生产中，“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所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17]434。按劳动贡献从社会获得生活与消费资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表现。但马克思认为，这种权利存在的缺陷在于承认了自然禀赋的差异性，人的发展仍被局限在资本主义权利范围内，物质财富的生产隐含着社会对弱者的相对剥夺，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似乎不太可能，那么“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无疑是现阶段最合理、最科学的经济制度。推进共同富裕，要多方面丰富各种分配方式，充分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的创造活力，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还应多层次发展各种分配方式，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增强市场的价值发现机制、提升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夯实社会的兜底保障职能等。多种分配方式内嵌于“按劳分配”方式中，能有效消解“按劳分配”为主体所隐含的权利不平等。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出加强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其中提到“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等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路径。结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体现出的唯物辩证法及唯物史观，可以梳理出以下几点启发性思考：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要创新出劳动驾驭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经济规律；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最终要落脚于解决如何更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