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与奥林匹克
——读《冷战运动会:宣传、奥林匹克和美国外交政策》

2022-11-24 08:02茹亚伟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关键词:非政府莱德运动会

茹亚伟,郭 振,刘 波

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副教授托比·C·莱德(Toby C. Rider)在冷战体育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成果丰硕。2016年,莱德所著的《冷战运动会:宣传、奥林匹克和美国外交政策》(Cold War Games: Propaganda, the Olympics, and U.S. Foreign Policy)(以下简称《冷战运动会》)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他参与编写的《捍卫美国生活方式:体育、文化和冷战》(Defending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Sport,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由阿肯色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陆续在体育学以及历史学知名学术期刊发表冷战时期美国体育外交的相关论文,引发学术界关注。近年来,冷战史研究出现两个动向:一是“新冷战史”研究的出现;二是研究内容的文化转向。前者的学术特征是对解密档案的充分挖掘与利用,后者的学术特征是关注冷战时期的文化现象。纵观莱德的研究成果,他很好地把握住了目前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最新前沿动态。《冷战运动会》作为莱德的代表作,利用大量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以及当事人的私人档案,全面揭露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和非政府团体通过奥运会实现宣传之目的,展现了冷战时期奥运会历史的另一面。学术界一致认为,该著作不仅是对冷战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体育史跨学科研究的又一力作。

《冷战运动会》一共由8章构成,涉及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美国奥委会、《体育画报》(SportsIllustrated)等宣传主体,内容围绕美国政府对奥运会的幕后操控、美国政府与非政府体育组织紧密合作、非政府组织的协同参与及动机展开论述。冷战开始之后,美苏陷入一场不同以往的全球抗争,美国认为这是一场与苏联争夺“心灵和头脑”的比拼。为了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同时反击苏联,美国利用奥运会开启了一场针对苏联的无硝烟战争,最终希望达到两个目的:其一,提高美国的声誉,宣扬美式生活;其二,用更加隐晦的方式打击苏联。历史上,美国奥委会(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Amateur Athletic U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严格遵守非政府信责,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对政府补贴运动员的提议一直置之不理,这也与国际奥委会一贯坚持的业余主义十分契合。美国政府对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随着冷战走向白热化,美国政府抛弃以往体育完全由非政府主导的观念,体育组织成为与政府合作展开外交行动的重要伙伴。商业化是美国体育的重要特征,体育商业组织参与冷战不仅能够捞取政治资本,还能获得显著的商业收获,《体育画报》就是其中代表。冷战期间,该杂志公开刊载了多篇美国政府高层的体育论述,同时也深度参与美国体育宣传的隐蔽行动。《冷战运动会》对美国政府、体育组织、商业团体之间在政治制定、执行、效果评估的历史进行梳理,综合考察冷战时期美国体育外交。本文通过对该著作的研究内容和思路进行全面分析,以飨读者。

1 学术界对《冷战运动会》的评价

托比·莱德的《冷战运动会》获得学界好评无数。北俄亥俄大学的罗素·克劳福德(Russ Crawford)在《体育史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JournaloftheHistoryofSport)发表对该书的评论,认为莱德对冷战时期美国官私合作,利用体育宣传美国形象这段历史进行了细致、客观、详实的梳理,莱德的笔触涉及多个非政府机构,借由奥运会为平台,还原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冷战宣传中的互动。他盛赞该书不仅是对体育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对冷战史研究亦有所贡献[1]。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托马斯·亨特教授(Thomas M. Hunt)在《体育史杂志》(JournalofSportsHistroy)亦对该书的学术价值表示认可,认为该书堪称冷战时期美国体育外交研究的典范。亨特认为,莱德的贡献不仅在于向读者呈现出冷战时期美国官私合作的历史面向,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深入探讨了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合作中的矛盾。事实表明,私人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对政府行动有所掣肘。另外,亨特对莱德在搜集材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敬佩[2]。为了完成该书,莱德的足迹遍及美国、加拿大、英国和瑞士。为了加深对原始档案的理解,莱德阅读了大量体育史和冷战史的研究成果。以上扎实的史学材料成为该书超高学术价值的保障[2]。当下美国在国际体育赛场上的宣传,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削减,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故此,该书所体现的现实关怀是其研究的另一重价值。乔治梅森大学的克雷格·伊舍里克(Craig Esherick)在《体育史》(SportsinHistory)发表长篇书评,认为该书无论是从奥林匹克史角度、冷战史角度还是俄罗斯研究角度看,都极具学术价值[3]。伊舍里克认为,莱德选取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欧洲大会、匈牙利国家运动联合会为研究对象极具代表性,充分表明在冷战语境下,美国奥运会政治化程度之深。此外,对历史人物的选取也体现出作者的用心,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手握《时代》杂志和《体育画报》的冷战斗士——亨利·鲁斯(Henry Luce)、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匈牙利国家运动联合会秘书长——乔治·泰勒杰(George Telegdy),这些人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冷战奥运宣传。他们的行为动机显然不能以响应政府号召一言以蔽之,其背后的个人经历更加值得探究[3]。优秀的著作都是瑕瑜互见,尽管该书所涉主题和内容还有研究空间,例如,美苏针对女性运动的宣传对抗,美苏体育宣传对抗对美国体育发展的影响,这些可成为未来学界进一步探究的主题。

2 《冷战运动会》的学术贡献

目前,学术界关于冷战与奥林匹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属于体育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交叉研究。美国学界对体育史的学术价值早已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体育史的研究范畴绝不限于比赛、运动成绩以及世界纪录。尽管运动本身是体育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但是体育史学者的眼光应该超越竞技场。《冷战运动会》所展现的解密档案使用、文化冷战研究趋向充分体现跨学科研究的优势。

2.1 《冷战运动会》的史料价值

《冷战运动会》对学术界最大的贡献是利用私人档案对文化冷战展开研究。目前,国内的冷战史研究特别是针对美国的研究,美国官方档案得到充分利用,这主要得益于美国《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但是,相比于海量未被发掘的非政府机构档案,政府档案可能只是沧海一粟。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历史学界的重视。随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已经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主题,开始关注跨文化研究。从学术关怀和新研究视角出发,基金会、学术组织、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压力组织、体育和俱乐部)等非官方档案纷纷被发掘出来[6]。这些档案对近现代史研究而言,有以下学术贡献:其一,对以往高层外交的补充,关注普通人的历史体现了目前学术界由“从上到下”到“从下到上”研究视角的转变。其二,开启冷战跨国史研究的新路径[7]。目前,冷战史学界已经出现“超越冷战”的呼声。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文化交流包括体育交流极其频繁,这种交流是否全然是政治附属,值得学术界审慎地判断。

2.2 《冷战运动会》的研究思路独辟蹊径

目前,学术界以冷战时期美国体育外交为主题的研究有两个特点:首先,针对特殊人群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年起,性别和种族问题成为美国社会和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宣传部门认为,对外树立美国性别和种族平等的形象,有利于在亚非拉地区赢得好感。女性运动员和非洲裔运动员成为美国政府宣传的法宝。1963年,在国务院的安排下,美国著名非裔运动员威尔玛·鲁道夫(Wilma Rudolph)访问西非,参加非洲友好运动会。在运动会期间,由于鲁道夫迷人的外表和优异的表现,受到非洲民众的追捧[8]。但是,美国海外宣传的美国黑人运动员“进步的故事”随着国内民权运动走向激进而宣告失败。其次,对美国发起的奥运抵制关注度很高。1979年12月25日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政府在没有与美国奥委会商议的情况下,宣布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尼古拉斯·萨兰茨(Nicholas Sarantakes)的《放下火炬:吉米·卡特,奥运抵制和冷战》[9]运用多国奥委会档案,详细叙述了卡特政府如何通过政治手段干涉奥运会的过程。尽管,该研究对彼时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深度解析,但是作者只从美国的欧洲盟友对抵制的态度进行解读,低估了这场外交角力的辐射力。事实上,亚洲国家和地区深度参与了这场抵制。韩国和菲律宾都没有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两者希望通过抵制奥运会表达对美国支持,以应对两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0]。上述研究都是从政府政策层面的探讨。

《冷战运动会》从研究内容上与以往关注体育的正面宣传效果相比,将研究重点放在更为隐秘的利用体育针对苏联的负面宣传。时间断线上,关注冷战初期的美国奥运外交。此外,该书致力于探讨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冷战中的作用。美国历来追求“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如果从维护国家安全,履行公民责任角度重新审视美国体育组织在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是否只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值得深思。

3 《冷战运动会》引发的学术反思

目前,关于冷战体育的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但是在相关民间智库和学术机构的推动下,促进了学术界的有益探索。针对冷战体育史这一主题,世界范围内的专家曾先后在莫斯科、纽约、剑桥举行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学者们各抒己见,会后致力于将这些论文集结成册出版[4]。随着优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表明针对这一主题的世界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中国学者有必要贡献我们的智慧。

3.1 针对冷战期美国的体育史研究

对冷战时期美国的体育史研究可以从对外宣传和内部建制两方面展开。除了《冷战运动会》之外,2018年莱德与凯文·威瑟斯普(Kevin R. Witherspoon)联合编辑出版了《捍卫美国生活方式:体育、文化和冷战》,进一步从各个面向对冷战时期的美国体育宣传展开论证。作为一本论文集,尽管内容上无法与《冷战运动会》的系统性与深入历史纵深的程度相比,但为学界提供了新视野。随着跨国史研究范式的兴起,冷战对美国体育体制产生的影响值得探究。为了在国际赛场上战胜苏联,美国公众开始重新思考美国体育组织形式和运动员培训体制。例如,政府是否要插手运动组织,是否要资助精英运动员,女性运动员是否要获得更多的资助和技术支持,如何向世界表明美国运动员中不存在种族不平等现象,是否要放弃业余主义甚至运动员是否要服用兴奋剂[5]。上述问题虽然表面上是由与苏联竞争所引发,但是如果从美国社会自身角度考察,其矛盾来源于内部发展机理。简言之,苏联只是加速了美国体育发展过程中矛盾的爆发。

3.2 针对冷战时期西欧的体育史研究

现代体育兴起于欧洲,在欧洲有十分强大的群众体育基础。在冷战时期欧洲体育事务也多了政治对抗的色彩。希瑟·L·迪希特(Heather L. Dichter)主要关注战后联邦德国与政治的互动。迪希特认为,赞同采纳历史学家入江昭的观点,即将非政府组织和人员纳入研究视野[6]。冷战开始之后,以美苏为首的战胜国对德国实施分区占领,由于此前德国的体育教育机构位于“苏占区”,为了迅速恢复“西占区”的教育并与“苏占区”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筹建科隆体育大学,希望通过体育向德国宣扬民主价值观[7]。美国在两德正式分裂之前,就开始谋划德国作为重要欧洲盟友的计划。1948年在美国占领军的协调下,德国与瑞士举行了战后德国第一场国际足球赛,主要目的就是为国际社会接纳德国做准备[8]。两德分裂后,西德回归国际社会,既符合西方国家对抗苏联的宣传需要,也是战略需要,因此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但是,西德体育回归国际社会却涉及到二战记忆、政治、经济多种因素,对西德来讲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务[9]。东西德问题不仅是国际奥委会处理的重要议题,两国竞技成绩比拼也异常激烈。以上研究,都关注到了多国档案和非政府档案联合使用。作为冷战前沿地区,两德体育与冷战关联性比较凸显。但是冷战时期法国、英国等欧洲大国的体育都不同程度卷入冷战政治对抗,这些未被充分研讨的内容值得学术界关注。

3.3 针对冷战时期苏联的体育史研究

冷战时期苏联的体育史研究也可从对外宣传和内部建制两方面展开。目前学术界对苏联体育的研究,从宣传角度以与美国对抗为论述核心,这种论断难免忽视了苏联体育发展的自身逻辑。造成这一研究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学者获取档案的渠道以及语言障碍。目前,不论是历史学界还是体育学界的冷战体育史研究,其档案材料来源有以下几个渠道:其一 ,位于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档案。其二,藏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布伦戴奇私人档案。其三,非政府基金会的档案材料。其四,美国国家档案馆以及各总统档案馆的材料。纵观以上档案,大部分都是以英文为主,档案来源某种程度上造成以美国或者欧洲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丰富,而针对苏联体育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目前,对苏联体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位学者,一位是詹姆斯·莱尔顿(James Riordan)[10],另一位是珍妮弗·帕克斯(Jennifer Parks)[11]。两位学者研究最大的特点是,使用俄文材料,为了解冷战时期铁幕另一边的体育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视角。对于东欧国家的冷战体育探究和非英语材料的运用是未来冷战体育史研究的重点开拓领域。

3.4 针对冷战时期亚非拉国家的体育史研究

近些年,随着学界冷战研究视角从美苏两大国转移到亚非拉广阔的地域,由于这些地区的历史复杂性,为冷战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多样性的研究主题。这些地区的体育文化,一方面受历史上殖民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加之冷战的东西方对抗,使得这些地区的冷战体育史呈现出更加复杂与丰富的历史面向。2008年哈佛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学者徐国琦(Xu Guoqi)的《奥运梦:中国和体育,1895—2008》[12],其中第四、五、六章集中论述冷战期间由中国奥运代表权问题引发的国际争端以及“乒乓外交”,这些章节也被同行认可为是该书的最大亮点。2014年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阿曼达·舒曼(Amanda Shuman)的博士论文《中国社会主义体育政策,1949-1966》[13]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体育内部发展和对外交流。阿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和李·汤普森(Lee Thompson)在2001年出版的《日本体育:一部历史》第七、八两章概述了冷战开始之后日本的体育发展以及奥运政策[14]。曾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理查德·庞德(Richard Pound)近水楼台,通过查阅大量国际奥委会档案,出版了《五环照耀下的朝鲜半岛》[15],还原了朝韩关于汉城奥运会的密谈,以及此次会谈与当时冷战国际形势之间的关系。在已经出版的研究中,冷战时期的体育只被视为这些国家国别体育史中的一个时间段内发展,学界鲜少有专门针对这些地区的体育发展与冷战关系的专门论述,广大的拉美以及非洲地区体育与冷战的研究尚付阙如,目前学界还在期待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现。

4 结语

总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的体育对外宣传对美国体育甚至世界体育产生重要影响。在托比·莱德的笔下,美国政府因冷战需要,摒弃此前的不干涉原则全面介入美国体育发展事务。此外,美国民间组织主动寻求与政府合作,履行冷战职责。莱德的研究采用多方档案,既有美国政府档案,也有美国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档案。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利用了布伦戴奇以及其他历史相关人员的个人档案,内容丰富详实,真实还原了冷战时期美国官私合作,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宣传美国形象,树立美国威望的真实历史。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文化冷战研究热潮,对冷战体育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鉴于中国在冷战中的重要角色,冷战体育对该时期中国外交、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都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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