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三起科场案及其监察

│文 刘社建

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北京菜市口。案犯监察御史蔡时田正等待被执行斩刑。午时三刻，刽子手手起刀落，蔡时田人头落地。

古代一般极少处死监察官员，有清一代因各种原因被处死的监察御史仅有数名。蔡时田作为监察御史为何被判死刑？这要从当年的壬申恩科会试说起。

蔡时田科场案：出此案例深为可愧

清代为确保顺天乡试和会试殿试顺利举行，防止作弊，特地派遣监察御史赴闱中监察。顺天乡试与会试殿试均在北京举行，所以派遣监察御史予以监察，其他地方乡试则委派地方官员予以监察。

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顺天乡试及会试差满汉御史各二人进行监试。监试御史并不仅仅是监察考生是否有作弊行为，对主考官及同考官也有监察监督之权。此后不断增加监察御史人数，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规定顺天乡试与会试共派满汉监察御史各五员。

清诸帝经常下谕要求监察御史对科考予以严格监察。防止科场作弊是监察御史的重要职责，包括搜检及防止冒籍等方面。乾隆四年（1739年）对搜检作出规定，要求监察御史务必严加搜检，以防夹带文字入闱，并强调要对搜检不力的监察御史等官员予以处罚。

不同地区考取难易程度不同，因而清代冒籍现象较为普遍。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对付冒籍除审查口音外，没有其他有效的措施。乾隆十年（1745年）设置审音御史，顺天府考试时差满汉监察御史各一人会同审音以防冒籍。

蔡时田是翰林院编修出身，乾隆十七年（1752年）考选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当年即被选中担任会试监试御史。监察御史入闱时其行李也要被搜查，蔡时田行李内被搜出两张写有关节的纸片。

所谓关节，简单地讲就是暗号，一般是几个字，将这几个字嵌入试卷内，如发现这几个字即视为提前打好招呼的人，在当时这也是科举作弊的主要手法。经另一监试御史曹秀先辨认，关节上的字为其侄举人曹咏祖所写。

《大清律》规定：“考试官同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经审讯，关节之事属实。乾隆帝下谕称，蔡时田身为御史奉命监试却收受关节，曹咏祖身为举人奔竞夤缘、藐法营私，二人情罪俱重，均被判斩立决。于是出现此前蔡时田被斩一幕。乾隆帝要求严格考场纪律，称科场出此案例深为可愧，人心叵测实为可叹。

可能是审办官员投鼠忌器不愿兴起大狱，该案只将蔡时田与曹祖咏二人正法，并没有追究蔡时田准备将关节送与哪位考官，也未深究是谁托付关节。对于认出字迹的曹秀先，吏部本议其虽不知情但疏于管教其侄，应予革职，乾隆帝予以宽免。

戊午科场案：肃清科场四十年

因为科场作弊被处死的，并不仅仅只有从五品的监察官员，甚至正一品大学士也会因科场作弊被杀。监察御史并非只在闱中才能发挥监察作用，当未入闱的监察御史风闻得知科场作弊后，也可能会上疏弹劾兴起科场大狱。戊午科场案即是如此。

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年顺天乡试，主考官为大学士柏葰，副主考官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和吏部侍郎程廷桂。乡试放榜后坊间议论纷纷，有人公然谈论乡试有作弊之事。监察御史孟传金虽然没有入闱监察，但听闻作弊消息后即上疏弹劾，称顺天府乡试存在弊端要求特行覆试。当年是戊午年，由孟传金一疏所引发的科场案因而称戊午科场案。

孟传金上疏后，咸丰帝下令派载垣等人查办，要求不准稍涉回护。因此前试卷复核时曾发现数十份试卷存在错误，所以咸丰帝特别强调不得回护。虽然肃顺未被派遣参与查办此案，但主持者实为肃顺。柏葰与肃顺向不相容，肃顺便借此机会打击柏葰。

咸丰初年，科场纪律松弛，考前向考官递条子被视为常事。大庭广众之中谈论条子不以为讳，正是如此孟传金才能得知科场作弊之事。条子即关节，凡与主考官和同考官熟悉的仕子一般都会呈递条子，凭条索卷极易寻中。有加三圈或五圈于条子之上，意为如果考中，三圈者送三百两，五圈者五百两。

如果考生有熟悉的考官而不递条子，考官反称“看不起我”。有一仕子参加会试，虽有熟悉的考官但没递条子，此考官大怒，仕子考中进士后受该考官所阻，未能点为庶吉士。

当时递条子成风，但正如副主考程廷桂所说，一个人要考中文章之力居八九，条子之力不过一二而已。只是风气如此，能递条子者一般均会设法递条子。本次顺天乡试中，程廷桂所收条子即有一百余张。

经查确实有考生违纪，其中之一为罗鸿祀，该案被钦定为“通关节”。此外还有一中举者为满人平龄，经调查发现此人朱卷和墨卷内容不符，还有许多错字。而且实际是“票友”的平龄被视为优伶，无考试资格。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咸丰帝下谕称，柏葰以一品大员辜恩藐法，判柏葰斩立决。副主考朱凤标以不知情罢职，程廷桂充军。程廷桂之子程炳采因代父收条子被斩。其他涉案人员处斩充军不等。

咸丰帝并不希望处死柏葰，但在肃顺的强烈要求下判柏葰斩立决。此案虽处置过苛，而且肃顺出于私意藉此打击政敌，但该案对于整饬科场风气极有帮助，此后科场清肃近四十年。

该科场案为监察御史孟传金举发，风闻言事本监察御史职权，但该案恰被利用，杀人过多，所以时人“皆归咎其多言”。此后，孟传金官场之路也走得越发艰难，蹭蹬终身。

周福清科场案：贿考未果，入狱八年

光绪十九年（1893年）秋，浙江举行乡试，副主考官为周锡恩。绍兴人内阁中书周福清丁忧，周锡恩为其同年，周福清试图向周锡恩行贿以通关节。绍兴大户较多，周福清找了五家凑齐洋银一万元作为贿资。五家各有一人参加乡试，周福清又将其子周用吉加入共六人。

周福清准备向周锡恩送洋银一万元空票一张，此六人录取后空票方可兑现，这也是科场行贿的惯常手法。周福清拟定关节，为“宸衷茂育”四字。即在试卷正文中将此四字嵌入，找到此四字即为关节。

主考官路经苏州时，周福清派仆人陶阿顺送书信及洋银空票。但因陶阿顺办事不力，送关节被当场抓获，行贿之事败露。事发后周福清逃往上海，后回县投首。监察御史褚成博与林绍年得知后上疏弹劾。

经查，周福清提供关节的五人为马、顾、陈、孙、章，并其子共六人。其中马姓为官卷，即考试者为官员之子，马姓卷一查便知，经查为马家坛。当时考生已入闱，浙江巡抚崧骏下令将马家坛与周用吉一并扣考，顾、陈、孙、章则有姓无名，无凭查扣。

清末科场风气之坏由来已久，浙江巡抚与按察使都不愿兴起大狱。浙江巡抚在上奏中为周福清开脱，称其欲递关节时并未告知亲友，而是准备等主考官允诺后再告知，而亲友家道殷实也不担心无人承应而赖酬谢之资。该案情节较轻，周福清自首尚有畏法之心，因而建议量予酌减，当然要“恭候钦定”。

对其他涉案人员亦从宽处置：马家坛与周用吉二人事先并不知情而且又被革去秀才，顾、陈、孙、章四姓难以查实，而且周福清称事先未与各家商谋，建议免查；一万元洋银并非实付，周福清家境贫寒，建议免追。

刑部依律拟将周福清发往新疆赎罪，光绪帝不准，为肃法纪下令改为斩监候。而周用吉秀才被革，心情抑郁又兼生病，数年后去世。周福清斩监候一直系狱，直到八年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出狱，周家境遇早已发生巨变。

加强科举监察的意义

科举作为抡才大典，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极为重视，由于其竞争激烈及巨大收益，科举作弊手法多端。为防止科举作弊，除了对科举制度本身有严密规定外，仍通过派遣监察御史等方式予以监察。那些虽然未被选为监试御史，而事后上疏弹劾科举弊端的监察御史，对肃清科场弊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清代科举制度极为严密而且不断强化科举监察，但仍难以避免科举大案。暴露出来的科场大案可谓触目惊心，而未能暴露的尚不知凡几。虽然如此也必须加强科举监察，以尽量确保科举公正。

为防止科场作弊，监试御史必须切实发挥作用。类似蔡时田作为监试御史以身试法者，毕竟为个案，而且正是因为乾隆帝对其予以严惩才杜绝其他监试御史蹈其覆辙。作为监试御史，执法犯法罪不可恕，而只是被搜出关节就被施以极刑，应为蔡时田所始料未及的。

自顺治至乾隆时期惩治科场腐败严厉，嘉庆与道光两朝偏弱，科场风气日坏一日，至咸丰年间终于酿成大狱。戊午科场案虽然有处置过苛之嫌，但对肃清科场风气培养人才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柏葰并不冤枉，这也是同治初虽有人为其鸣冤，但终未平反而只是加恩其子的原因。

清末科场风气又坏且积重难返，所以浙江官员不愿兴起大狱。但光绪帝出于多种原因重惩周福清，以致周福清之子早亡其家没落，却也无意中培养出一代大文豪周树人——周树人即周福清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