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
——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陈祥勤

中国古代的治理传统，梁启超、萧公权、吕思勉、牟宗三等中国近现代学者都有所关注。例如，萧公权指出，中国“政治之献，十之八九皆论治术”；①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824 页。牟宗三也认为，中国于治道“已达至无以复加之极端微妙境界”。②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 卷，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3 年，第27 页。但由于他们受制于现代西方的民主话语，因而得出“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 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③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三，第824 页。中国于“政道则始终无办法”，“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无政治”④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 卷，第1 页。的扞格之论。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近现代中国学者大都以西方的政体思维为范式，来把握政治现象，将治理视为前政治的现象。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治理、管理或统治只是治术，唯有政体、政制或宪制是政道或政理。但对于中国传统而言，治理绝非只是治术或政术，而且还是治道或政道，它蕴含着为政为治的根本道理。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界治理思想的兴起，便流行起一种将“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区分开来的思潮，认为治理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国家的强力支撑。在国内，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便是俞可平，他翻译引介的《治理与善治》一书是国内理解当代西方治理思想的权威著作。对这种观点提出批评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