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江南生员的群体形象
——读顾炎武《生员论》

范金民

顾炎武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仅十四岁时即考取生员，但命途蹇塞，屡次参加乡试而不第。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又未中，乃“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M]//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131.，汇集成《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两部皇皇巨著。作为生员出身的顾炎武，与同为生员出身的同县人归庄为莫逆交，却对生员了无好感，撰写了名篇《生员论》上、中、下三篇(2)顾炎武.生员论[M]//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21-24.，对生员的行径痛加挞伐。

学界对于顾炎武的《生员论》已多所注意，相关著述多有分析论述，但大多围绕科举制立论，而于顾炎武撰写《生员论》的社会前提似尚缺少专门的探讨论述，故本文专注于此话题做些探讨，期能有助于顾炎武研究的深化，并能一定程度上展示明后期江南生员阶层的面貌。

一

顾炎武的《生员论》，上篇论述生员培养目的与效果的背离，提出选人育人之新法。顾炎武认为，国家之所以设立生员这一功名，目的在于招录天下之才俊子弟，进入学校培育，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也就是说，是为了培养辅助君王治国理政的人才。而实际的情形则是，若以一县三百人计，全国生员总数不下五十万人，接受的教育仅是应付考试的场屋之文，而真正能够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之人，可为天子效用者，“数千人不得一”，相反，乐于诉讼、逃避赋税、影响地方统治之人，却比比而是。如此一来，地方官府、有关部门“待之也日益轻，为之条约也日益苛”(3)顾炎武的同乡好友归庄面对清初官府对士子的严厉打击，感慨道：“士之士恒士，商之子恒为商。……然吾为舜工计，宜专力于商，而戒子弟勿为士。盖今之世，士之贱也甚矣，自京朝官外吏以至诸生，陷之以升斗逋赋，辄禁锢；乡会试中式之士，久滞不选，而投诚者辄得官；荐绅制于贱隶，两榜不如盗贼，今日为士之效如此，尚欲令子弟弄笔墨制举之业耶”(《归庄集》卷6《传砚斋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0页)！。尽管如此，生员们仍然日夜奔走如鹜，不竭其力不止。那么，何以会出现这种目的与效果完全相反、生员不知自重不惜名检的怪异现象呢？根源在于一旦成为生员，就与普通民众根本不同，可以免除普通编民的徭役负担，不受吏胥之侵扰，得于跻身衣冠之列，官长以礼相待，而无笞、捶之辱。因为有此出身，获得特权，所以现实情形下，生员之愿为生员，不是为了功名本身，而是为了保护身家。若以十分之七计算，五十万生员，保身家者就有三十五万人。这就完全违背了国家开科取士的宗旨，于国家丝毫无益。各保身家，是人之常情，故日夜营求，甚至贿行关节，触法抵罪而不止，势不可挡。顾炎武指出，当时之生员，通过关节而求得者多至十分之七八，此外还有武生、奉祀生之类，无不以金钱贿买而得。关节是朝廷严禁的，而保身家之情则先王所不能禁，故以今日之法不能息天下之关节。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顾炎武提出，罢废现行的科举之法，而别为新制。必须选拔五经兼通者，然后课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再予升赏降罚。应该采用唐代办法，仍为明经、秀才二科，同时进入学校培养者，减少员额，一校不得过二十人，若无则阙失。教师选择，则由州县以礼相聘，而勿令吏部选任。如此一来，国有实用之人，县有通经之士，人才之盛一定过于当下。与此同时，为了避免里胥凌虐编民，官长笞捶良民，可以沿用秦汉赐爵之法，民间以赀买爵，爵重者得以与有司为礼，而免除徭役，人必趋之。开彼塞此，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如鬻卖诸生以乱学校者之为害。立功名与保身家是二途，收俊贤与恤平人是二术，并行则不悖，若归一则成弊。若不改成法，君主与此不通今古的五十万人共治天下，其中保身家而免笞捶者多达三十五万人，而欲在其中寻求公卿大夫之材，以之立国而治民，只能是缘木求鱼，以之守则必危，以之战则必败。

《生员论》中篇，论述生员的乖张行为及其原因，主张废止生员。顾炎武开宗明义概括道：“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紧接着，顾炎武论述生员行为之乖张，“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这是百年以来的天下大患，但即使有一二识治体能言之士，因为皆出身于生员，而不敢明言其弊，故不能旷然一举而清除之，所以称“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而后，顾炎武探讨生员行为张扬之制度性原因，认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种人，乡宦、生员和吏胥。这三种人，法律规定，均可免除户役，而无杂泛差役，于是所有杂泛差役，都集中于普通小民。一个大县，生员多达千人以上，如果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顷，则小民以五万之地而当十万之差；如果一县之地十万顷，而生员之地有九万顷，则小民以一万之地当十万之差。不独如此，为了逃避赋税，业户纷纷投靠免役之家，诡寄钱粮，于是民地愈少，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贿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贫者相率逃徙死亡，故生员于其县人无秋毫之益而只有丘山之累。在此情形下，一切科举考试之费，仍然都派取于民，因此“病民之尤者生员也”，故称“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顾炎武认为，天下之大患，无过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就全国范围而论，生员之间，近或数百里千里，远或万里，本来语言不同，姓名不通，然而一登科第，互相之间就有了紧密关系，主考谓之座师，同考官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称生员为门生，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称其座师之师谓太老师，“朋比胶固，牢不可破”。师生之间，“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小者足以蠹政害民，大者至于立党倾轧，甚至擅权乱政，颠倒是非，皆由于此，故称“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顾炎武指出，国家开科录取生员，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原欲其明白六经之旨，通达当世之务，而当今之世的现实是，士子们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书不读，只读书坊所刻备考之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只要能诵数十篇时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考取功名，而不得法者至年老白首也不能成功。老成之士，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者，又轻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唯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若将用于时文之功改为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成长起来。故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顾炎武在《生员论》中篇，依据当地现实，顺着上篇的思路，进一步论述了在已经走样了的科举制度下选拔出来的生员的种种劣迹，并分析产生的原因在于生员享受了优免特权。

《生员论》下篇，论述废止生员后的选人之法，主张实行荐举之法。顾炎武自问自答，先设问，若废除天下之生员，则何以取士？回答是，其所谓废生员，并非废除生员这一阶层，而只是废除今日之生员选拔制度。其法是，改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儒之制，凡选拔人才，无论其是否是生员，皆有资格被荐举到朝廷。这样一来，朝廷所选择的范围广博，而限定食廪之学人名额，略仿唐代郡县学生之规模，小府十人，逐级而上，大府到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大县到二十人为止。按照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确定具体名额，有缺则补，而罢除岁贡、举人两种选人之法。再在这些生员中，选拔出通隽之材，就试于礼部，优者成为进士。而授官，即使进士，也只授以主簿、丞尉等亲民之职，而不使其骤进，以平其贪躁之情。至于学校教官，则选聘乡里之贤者，这些人，并不隶于仕籍，而管领之事，归于知府，不再派设学政类提学之官。这些额定的生员，有因荐举而入仕者，有通过考试而成进士者，也有不符标准而被斥退者，有不幸而死亡，或衰病不能肄业者，出缺至二三人，然后在全府或全县范围童生中，选取通经能文者以补额。这样，天下之生员人数就少，生员的老师也不烦于教，而往时聚徒合党以横行于国中者，将不禁而自止。至于温故知新，中年考核甄别，以期成材，则参酌古今之法，于此毋须具论。又设问，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如果皆壅塞于童生，又该如何？回答是，天下之人，既然无论其是否生员，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仅恃生员这一途，自然不会壅于童生一途。相反，取士以佐君王治理国家，若仅出于一途，未有不生弊者。

顾炎武在《生员论》三篇揭示了科举制下生员选拔的流弊，即科举考试只重时文而不求实用，痛陈了生员行为张扬、举止乖张的种种行径，更论述了生员一旦获取初级功名即开始构织盘根错节的官场行政网的恶习，并分析了生员劣行的制度性原因是优免徭役的特权，同时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主张改变选人仅用科举一途的办法，而改用科举制兴起前的荐举制度，无论是否是生员，皆有机会被荐于朝廷，同时严格控制生员数量，人少则自重，试图通过限定人数的办法，使生员爱惜名检，以确保生员的基本质量。学校教官选取于乡里，不隶于仕籍，日后应考成材，学生与教官就难以结成利益攸关的朋党关系。顾炎武身处科考最兴盛的江南，目睹普通小民赋税差役负担日益沉重不均的社会现实，眼见明后期江南生员行为乖张的具体场景，以其一贯秉持的学者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感人才培养与任用背道而驰的严重矛盾，提出大量缩减生员人数、改变人才选拔做法的主张，以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之效，又能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无论对于科举教育选人用人制度，还是对于江南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富有现实意义，《生员论》堪称是明末清初针砭时弊谋求解决之道的名篇，但其改科举制为恢复荐举制的主张，并未论及荐举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施行，这实际上未能触及育人选人的公正问题，付诸实施，恐难操作。从选人用人的制度变革来说，科举考试较之察举推荐要进步合理得多，社会阶层间的上下行流动也保持生生不息。况且大幅度减少生员人数，是否就能确保生员质量，并从中选拔出于治国理政切于实用的人材，能否满足用人行政的需要，也难断论。顾炎武目睹明后期生员培养和实际行为的种种流弊，但似乎未能对症下药，提出可以付诸实施的切实举措。

顾炎武在《生员论》上篇，简述生员嚣讼逋顽有害社会比比而是后，称“上之人以是益厌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轻，为之条约也日益苛”，指的是清初朝廷对于生员的管束和控制；在《生员论》中篇，顾炎武描述生员的恶劣行径时称，“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审绎此话，显然是指明后期以来直到清朝顺治末年吴县发生哭庙案时生员的行为。据此可推，《生员论》成篇于康熙初年，是顾炎武晚年之作，但其所论生员行径及朝廷的相应举措，则涵盖明后期直到清初。

二

顾炎武如此痛心疾首地抨击生员的劣行，那么其时江南生员的实际行为究竟如何呢？万历时，苏州人吴安国描述明代吴地士习道，江南人才冠于天下，名公巨卿先后接踵，曾听长老标榜，青衿之士一向恂恂儒雅，质素谨饬，守身如玉，若稍有逸出规矩者，众人即指目而讥笑之。成化年间，宦官王敬横虐于吴地，以非礼责令士子写书，士子即群起而斥詈，不挠权势，有古时慷慨义烈之风。乡绅凌云翼纵奴辱士，士人愤激，奋不顾身，以诉于朝，凌竟因此褫官，舆论推崇为义举。但“自此以后，习以成风，三五成群，骛利恃气，或得一钱一帛，辄以他人之事为己事，攘臂于其间，甚且把持有司，凌轹乡里，放辟邪侈，靡所不为，先辈典刑扫地尽矣。而督学者不务约束，一切姑息待之，弛衔委辔，不知将何所底止也，噫！”(4)吴安国《累瓦二编》卷8《求野下》，第7页，详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37册，第245页。。万历十五年(1587)，太仓乡宦凌云翼欺虐生员，有如下述。好事变坏事，吴安国认为苏州一带士风转移就在那个时候。万历后期，嘉兴府桐乡县乡绅李乐议论当地风尚道：“今日可患之大者，何必兵火，服食太奢僭，宦族太恣肆，人心太奸险，衙门人役索财太纵横，生员太不知有郡邑法纪，绝不似嘉靖三十年以前气象”(《见闻杂记》卷10，第77条)，又说：“吾桐秀才不自揣分，遇父母官由科甲者，不胜谀事；视乡科者，便五六成群，嘱托以求必济，苟不如意，便加词色犯之”(《见闻杂记》卷11，第45条)。李乐一再提到，其时嘉兴缙绅气势嚣张，士子目无法纪，请托营求，习成风气。崇祯时，太仓人陆文声就诣阙上言，称“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明史》卷289《文苑四》)。

梳理材料和时人的看法，明代后期的江南生员，富有学养、功在地方者自然不乏其人，但作为一个群体，其社会形象并不光彩，确如顾炎武所说，大多并不遵从朝廷要求，在校认真读书，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事，而是利用免役的特权和高于普通平民的社会地位，或买富差贫，诡寄钱粮，或出入公门，勾结胥吏，干预行政，或武断乡里，操持舆论，成为其基本社会形象，不少人甚至混迹社会，无恶不作，成为把持地方的邪恶势力。具体说来，明后期生员的乖张恶劣行径，大要有六。

一是奔竞请托。万历时，给事中浙江定海人薛三才说，士习日以浇漓，学政日以废弛，挽救之举“莫如禁奔竞”，盖因“彼顽钝衰暮，藉衣冠为垄断者无论，青年俊茂之士，率多投贽呈身，纳交有司，岁时而荐筐篚，庆贺则致帐词者比比也。而江南为甚。有司不胜桃李之私爱，亦或呕煦受之，因而开请托之路，长奔竞之风。夫士为诸生时，已奔竞若是，异时势利熏心，安所不至。有司以提调为职，作兴自有常典，而假此以树私交，是诲之使竞也，何可不严为禁戢也”(《礼垣·申饬学政疏》)。按薛三才的说法，当时士子多依恃绅宦为挥符，热衷于交通官府，岁时令节致赠行贿，而地方官府也喜树立门墙，予以照拂，因而请托之路大开，奔竞之风大长，这股风潮，尤以江南最为突出。这就是顾炎武在《生员论》中篇描述的士人通过科考录取构织社会关系网的情节。清朝康熙初年吴江人陆文衡描述其时士人对于科考的心态：“国家取士大典，乃为主试营财之计，昔人有呼门生庄子者。又谓得一举人门生如生一女，得一进士门生如生一男。至有嫁女赔钱、养儿待老之说。交易如市，贿赂公行。丁酉发觉南北闱大弊，重法申严，词林诸公谓曰：‘吾辈止靠春秋二熟，今无望矣。’”(《时事》)丁酉南北闱，即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和江南乡试舞弊案。虽是清初之事，但早在明后期就习以为常了。士人通过科考取人培植私人势力增加收入来源的这种心态与做法，在明清时期始终存在，奔竞请托在江南士人群体中极为普遍。

二是行为张扬。明后期是江南士子行为最为张扬的时期。据说原来“吴中士习最醇，间有挟娼女出游者，必托名齐民，匿舟中不敢出”。隆庆三年(1569)，应天巡抚海瑞搏击豪强，曾向生员咨询地方情形，则群声而言，“民今而后得反之也”(5)海瑞.应天巡抚时期·被论自陈不职疏[M]//海瑞集:上编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238.。万历十五年(1587)，南京兵部尚书太仓人凌云翼，家居骄横，纵容家奴殴打诸生，群情激愤，三吴士子进京伏阙诉冤，给事中、御史连章弹劾，朝廷下旨逮系鞫治，凌被削职夺衔，行凶者其义子遣戍，人心大快。此后，“青衿日恣，动以秦坑胁上官，至乡绅则畏之如伥子，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6)详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2《督抚》“海忠介抚江南”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6页。。当然，江南士子举止粗野行径恶劣，绝不始于此，而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早在万历初年，太仓人王世贞就曾致书大学士同乡人王锡爵称：“近日风俗愈浇，健儿之能哗伍者，青衿之能卷堂者，山人之能骂坐者，则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骄子矣”(7)详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山人》“山人愚妄”条，第587页。。所谓“卷堂文”，即声明罢考之文，是江南士子频频采用的抗议手法。人称“吴中故习，诸生事不得直，即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于夫子庙庭，名曰‘哭庙’”(《吴门补乘》卷10《杂记》)。其实不少山人也只是生员出身。此类行为，多系生员所为。生员敢于罢学罢考，挟胁上官，连乡绅也畏惧三分，实在也是官府长期怂恿巨室过于溺宠的结果。

在松江，地方文献将生员入学前后的不同视为“迎送之变”，称“初子弟游庠及送科试，有司例用彩绒花披红药绢及红旗一对，有乘肩舆者，亦有步行者。今新进送学，巨室宦家多乘马张盖，罗绮绸纻，彩旗百竿，簪花至用珠翠作金龙以耀首，亲戚争以酒礼花币迎者，交错于途。自郡斋至文庙谒拜始各归家，设燕以待。乡荐南归，舟至西墅，迎接亦如之。读书人才少进步，正当教以俭约，士大夫不宜以此训子弟也”(《松江府志》卷7《风俗·俗变》)。士子一旦入泮，家人亲友就百般宠爱，迥超于前。在嘉兴，地方文献论师生前后地位变化：“国初，民间有以生员举者，辄相怨詈，如服重役。盖学规甚严，诸生俱宿斋舍，日夕课业有程，不得休沐，人以为苦也。其时师道也甚尊严……今师道日替，弟子视其师顾如侪偶，相谑者有之矣”(《海盐县图经》卷4《方域篇·风土记》)。当时社会，对生员过于重视，必然导致生员自视过高。

在常熟，明中叶以后，“其秀民之能为士者，万历后以声华气谊相高，寻盟结社，千里命驾，在闾里中，眼高于顶，负手逍遥，担夫走卒，望而却避，遇细事辄发愤”(《司业文集》卷2《昭文县志未刻小序·风俗》)。地方文献描述：“父兄以请托为精神，以庭训为末务，子弟以夤缘为精神，以萤雪为末务。一遇试，荐书倍于取数，主司非大风力者，鲜不为荐书所使，而卑门窭子视县案府榜遂为仙箓。子弟一隶青衿，志满气盈，阔步高视，蔑视先辈，轻侮侪人，甚中煽其威灵，生其羽翼，同袍畏之，缙绅畏之，闾巷畏之，官府畏之，乃至有癸卯停科之变。”(《常熟县私志》卷3《叙俗·士习》)明末清初，江南士子更被各地视为易生是非之人。御史陈玉辉说：“吾少时乡居，闾阎父老，闤闠小民同席聚饮，恣其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秀才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陈先生适适斋鉴须集》卷4《规士文》)

三是目无法纪。明后期，江南生员法制观念淡薄，行为乖张。万历后期，嘉兴人李乐总结当地情形，认为“大患”之事有五，其中二患是“宦族太恣肆”和“生员太不知有郡邑法纪”(《见闻杂记》卷10，第77条)。最为突出的是，生员常在乡宦支持或怂恿下，公然蔑视官府和官员。华亭人范濂就说：“士风之弊，始于万历十五年后，迹其行事，大都意气所激，而未尝有穷凶极恶存乎其间。且不独松江为然，即浙、直亦往往有之。如苏州则同心而仇凌尚书，嘉兴同心而讦万通判，长洲则同心而抗江大尹，镇江则同心而辱高同知，松江则同心而留李知府，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其实江南生员早就桀骜不驯了。隆庆元年(1567)，无锡知县韩锦川，因某事不厌众心，致使诸生大哗，当面唾骂。同年，常州知府李幼滋被该府五县生员集体殴打，差点毙命(黄卬《锡金识小录》卷4《司牧·手搏诸生》)。万历三十一年(1603)，苏州知府周一梧考试常熟童生，因扑责一名生员，引起生员群体鼓噪而入，差点遭致殴打(顾炎武《菰中随笔》)。万历四十四年(1616)，原礼部尚书松江人董其昌的宅第被焚，最后事件被地方官定性为“难发于士子而乱成于奸民”，即由生员肇事。崇祯七年(1634)，复社领袖张溥与苏州府推官周之夔论战，致书京官黄道周、蒋德璟等，生员则聚集在张的旗帜下，起哄张贴檄文驱逐周，迫使周改任吴江知县，而生员又集体前往吴江举行排周运动，终使其辞职(8)陆世仪.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M]//复社纪略:第2卷.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209-214.。这两起地方大事，皆因生员发起。最为突出者，可谓崇祯十五年(1642)无锡生员驱逐县令一事。按惯例，明末无锡生员每年可免粮银五钱，若无田需免，可直接领银，称为“扣散米”，生员的待遇相当优厚。当年的散米，知县庞昌胤未能按时发放，五月初三日，生员杜景耀等约同学群哄县堂，打碎堂上纱橱。龙教官勒令生员下跪，生员居然也迫令教官下跪。市民更毁碎县令轿伞、执器，围住马素修家。庞县令方巾、白布披身，步行至西门下船出城，极为狼狈。无锡县令被逐出西门，即不得复入。当时生员大书一纸云：“逐出无锡知县一名庞昌胤，不许复入。”用硃笔傍竖，粘于芦席上，作为牌子高擎。并将县衙吏役笞散。庞昌胤出城后，城门即关闭。后庞悄悄入城，初五日下午，秀才又哄闹县堂，庞昌胤半夜遁身，哭诉于巡抚，调为嘉定知县。事隔很久，官方只逮系带头闹事的五六人，革去生员功名，竟不置重典(9)详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崇祯十五年，“无锡诸生逐令”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7-338页。。无锡生员借钱粮好处未能及时发放，小题大做，竟然将朝廷命官知县“驱逐”出境，目无法纪已极，而当局居然不予深究，从轻发落，江南生员气焰嚣张可谓登峰造极。

四是隐漏钱粮。明代定制，生员享有特权。洪武二十年(1387)规定，学校生员可免除全家差役；嘉靖二十四年(1545)议定，举人、生员各免税粮二石，人丁二丁(《明会典》卷20《户部七·户口二·赋役·优免》)。但实际上，生员与缙绅一样，往往滥用优免特权，千方百计在额定范围外逃避隐漏赋税钱粮，到明后期成为常态。明末人称：“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者更不可胜计，以故数郡之内，闻风猬至，大僚以及诸生，纷纷寄冒，正供之欠数十万。”(10)佚名.研堂见闻杂记[M]//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上海书店，1982: 294.松江一府，万历时华亭人范濂曾记，“自贫儒偶躐科第，辄从县大夫干请书册，包揽亲戚门生故旧之田实其中。如本名者仅一百亩，浮至二千，该白银三百两，则令管数者日督寄户完粮……是秀才一得出身，即享用无白银田二百亩矣”(范濂《云间据目抄》卷4《记赋役》)。清人形容明末江南生员逃税漏税行径道：“明季廪生，官给每岁膏火银一百二十两。三科不中，罚为吏。五等生员，亦罚为吏。五年期满，抚按考选，分别等次，以八九品未入流铨补，仍准乡试。岁考等次，临时发落。始知前后不先出案。又贫生无力完粮，奏销豁免。诸生中不安分者，每日朔望赴县恳准词十纸，名曰‘乞恩’。又揽富户钱粮，立于自名下隐吞。故生员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谣。”(11)详见顾公燮《丹午笔记》“明季生员”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8页。常熟一县，“新科新第之家，投靠者如云”(《常熟县私志》卷3《叙俗·恶俗》)。生员不但自身逋欠赋税，更包揽富户钱粮，隐漏侵吞应纳钱粮。这就是顾炎武《生员论》中篇描述的生员诡寄钱粮情形。江南为重赋区，赋税拖欠也严重，显然与生员免役逃税大有关系。明后期，江南赋税逋欠严重，事主主要是拥有功名享有优免特权的乡绅和生员。

涉及地方利益时，各地生员更与缙绅结成蛮横势力，干预地方官府行政。万历时期嘉兴府嘉善县的争田鼓噪事件，堪称典型。明代嘉兴一府，各县之间田地互相错壤，即户籍在此县而田在他县，尤以嘉善与嘉兴、秀水之间最为突出。万历年间，三县为交纳赋税而长期形成矛盾，到万历末年，延续三十年未解的争田发展成鼓噪事件。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县知县会勘田粮，四月二十六日，嘉善乡宦五人到府衙，知府以查册丈田之说与之辩论，乡宦坚持依据嘉善之亏册抽丈嘉善之亏田。二十八日，知府邀集三县乡绅在城隍庙集中，反复申明前说，令三县会议具稿，传示三县乡绅次第书押，只有庄姓乡宦不肯书押，漏下三鼓，各人散去，抽丈之议格而不行。五月初三日，嘉善钱姓乡宦再次到府城，邀同吴知县议事，并送上公述公书一纸，称田不宜丈，册不宜查。五月初六日，嘉善生员四五十人、豪民三四百人，先至知府衙堂喊冤，后到嘉湖兵巡道叫嚷，各级官员反复晓谕，诟谇如故，甚至打伤旗鼓手，打坏乡宦门庭桌椅。初八日，嘉善沿街遍贴传帖，声称道府听信叛贼岳元声，本县当图大举，先接吴知县归县等。此次争田鼓噪事件，兵巡道佥事王重岱形容其“蔑视法纪”的严重程度“恐夷虏不是过”，嘉兴知府则称其“凶横暴戾，无复子民之分”，“猖獗之势成，屑越纪纲，决裂名分，真宇内异变”，以致提出辞职。在此事件中，嘉善乡宦和生员的嚣张气焰，一再要挟府县衙门，豪横把持，目中了无法纪和官府之尊，使得嘉善知县和嘉兴知府先后提出辞呈(12)详见刘一焜《抚浙疏草》卷6《题嘉善士民鼓噪请旨查勘三县田粮疏》，万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具题，第26-36页，景照明刻本。。这个争田鼓噪事件，其实质诚如今人廖心一所说，“是两个乡绅集团的斗争”(13)廖心一.略论明朝后期嘉兴府争田[M]//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36.，充分反映了乡绅浓重的地方利益行为，但冲在第一线的就是生员，生员在整个事件中出头滋事，推波助澜。

五是好持公论。明后期的江南舆论基本由乡绅和生员制造与掌控。崇祯中期，嘉善知县李陈玉说，当地士习，矜尚名谊，与其他地方不同，他甚为欣赏，“但忧其过于标表，或未底于粹耳。乃近来细察，衿尚固佳，引类聚哄，一概视为矜尚，美事则误矣”(《退思堂集》卷11《奏牍·复李学博生虞》)。明后期，江南士子喜好集众倡言是出了名的。明末清初吴江人陆文衡说：“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台亦往往采纳其言。此前明故事也。”(《啬庵随笔》卷3《时事》)又说：“做秀才如处子，曾见处子而侈口家事，并预邻家事者乎？今之诸生，动辄呼朋引类，摇唇鼓舌，持官府短长，自谓以是非为己任，不思正言依犹戒出位，而况横议。秦之坑儒，汉之党锢，唐之清流，宋之卷堂，皆此辈激成之。”(《啬庵随笔》卷4《风俗》)揭露官员不法是好事，但若以此作为要挟工具，则必然使地方社会更加恶浊。明末以来，常熟地方县学秀才曾有所谓“学霸武断乡曲，不畏强御”之称。到清初是放辟邪侈，有“七伤官”之说，即有七个生员托庇于衙蠹，诈害乡民百姓，且各有分工，“与县官过钱，每谒见，多所中伤，民被其毒”，以致民间就有“伤官见官，为祸百端”之说(14)详见尚湖渔夫《虞谐志·劣衿传》“七伤官”，丁祖荫编《虞阳说苑》乙集，第4册。扬州：广陵书社，2018年，第300页。。生员名为主持正义，实则沦为武断乡里的学霸。

把持公论的行为之一是造作流言蜚语嘲笑地方官，或是以诗文谑语隐刺地方官的劣迹恶行。明后期，苏州、吴江、松江、嘉兴、无锡等地士子好为谑语，嘲讽守令。嘉靖时华亭乡绅何良俊说：“松江旧俗相沿，凡府县官一有不善，则里巷中辄有歌谣或对联，颇能破的。”(《四友斋丛说》卷18《杂记》)万历时华亭人范濂说：“歌谣词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甚。凡朋辈谐谑，及府县士夫举措稍有乖张，即缀成歌谣之类，传播人口。”(《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清初华亭人董含记：“吾松旧有谣云：‘秀野原来不入城，凤凰飞不到华亭。明星出在东关外，月到云间便不明。’将吏兹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有轻薄子投以一绝云：‘吴地由来异郁林，归舟压浪影沉沉。不须更载华亭鹤，江上青山识此心。’”(15)详见董含《三冈识略》卷3“谣谶”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页。长洲县令关善政，初至任，士子即谑破题道：“善政得民财，今之为关也”(16)详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谐谑》“苏州谑语”条，第668页。。吴江知县祝似华，初到时以风力自命，礼部尚书湖州南浔人董份有田数万亩在吴江境内，祝立意摧击，不久因暮夜得贿，遂改初衷。民间即有诗传诵道：“吴江劲挺一茎竹，才逢春雨便叶绿。青枝一夜透干梢，登时改节弯弯曲”(17)详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谐谑》“吴江谑语”条，第669页。，都是讽刺那些收受贿赂官箴有亏的地方官。故沈德符说“至近日吴越间地方长吏，稍不如意，辄以恶语谑之”，而“大抵嘲守令居多”(18)详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谐谑》“松江谑语”条、“苏州谑语”条，第667、668页。。这种公论，当然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但所谓民意，实际多半是由生员等造作或总结出来的。

六是包揽词讼。明后期的众多生员，殊少转业他行，如坐馆，或游幕，而长期沉滞于地方社会，在民间诉讼中极为活跃，常常造事生非，扩大事端，兴讼揽讼，以此觅取好处。明末嘉兴人沈德符说：“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19)详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2《督抚》“海忠介抚江南”条，第556页。时语“雇秀才打汝”，反映出生员在官司词讼方面的优势地位和恶劣行径。直到清朝初年，江南各地涉讼公庭时，“两造各有生员具公呈，听审之日，又各有打降保护，故曰打降之降乃行，非降下”(20)详见顾公燮《丹午笔记》“打降”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8页。。此种“打行”，据说兴起于万历时，到崇祯时尤盛，而且有上中下三等，三等中，以秀才为上等，“三种皆有头目，人家有斗殴或讼事对簿，欲用以为卫，则先嘱头目，顷之齐集，后以银钱付头目散之，而头目另有谢仪，散银钱复有扣头，如牙侩然，故业行也”(21)详见褚人获《坚瓠壬集》卷2“打行”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77页。。秀才参与如此的打行，目的完全是为了获得不义之财，其行径与里巷无赖已毫无区别。秀才沦为打行的肇事者或带头人，毫无斯文影踪，完全背离了教育初衷。

三

综上所述，作为江南人的顾炎武，对江南生员的社会行径非常熟悉，他在《生员论》中列举的生员的行为，在现实社会中栩栩如生地存在，江南生员的行为，与顾炎武所论若合符节。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明后期的江南生员，已经成为不遵太祖高皇帝教导不肯读书而招摇于市、张扬于途的浮夸之徒，也成为逃避赋税、加重百姓赋役负担、导致百姓困穷的恶浊势力，平时更是目无法纪，行为乖张，成为士人结成朋党、营私伐异、制造乡邦舆论的骨干力量，成为败坏官箴、影响地方行政、干预民间词讼、有碍地方稳定的消极因素，这与顾炎武所秉持的士子应当熟究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实用之学的理念完全相悖。正是在生员这种龌龊社会形象的背景下，顾炎武撰写了上中下三篇《生员论》，主张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生员之所以表现出如此行径，是制度赋予了其特殊身份与社会地位，童生一旦考成为生员，便获出身，不但本人免除了各种差徭和一定的赋税负担，而且因功名在身，官府以礼相待，不得轻加杖责，享有较为崇高的社会地位(22)江阴袁氏教导族人，“苟能博得一领青衿，则极贫之家，向为人所不知不闻者，有子入学，便得立在人前，置之齿颊之际。况书香由此而继，不至泯泯无闻矣。正勿以秀才轻而不认真巴级(当为结字——引者)也。”转引自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326页。。生员没有以之为专心学业的条件，反而以之为护符，甚至滥用特权，谋求私利最大化，以相当负面的群体形象溷迹于社会。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直到清代前期，朝廷和江南地方政府对江南士子持续兴起整肃钤束的哭庙案、钱粮奏销案后，才得到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