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翻译经历与思想变迁考析

郭勤

（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蜚声中外的哲学翻译家贺麟，翻译生涯长达60余年。学界对贺麟的翻译人生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题材选择为厘准，指出贺麟的翻译生涯大致经历3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汉译英语诗歌和德文诗歌为标志的肇始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依据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的黑格尔英文著作，转译成中文的中期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翻译德文原著的黑格尔，真正奠定翻译巨擘地位的后期阶段[1]。另一种观点以中国社会为历史语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点，指出贺麟的人生实际上经历了所谓的“两个贺麟”，贺麟的学者生涯实质是两个不同的贺麟[2]。第三种观点是贺麟高足高全喜先生所提，基本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以作为贺麟翻译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际线，也为深入贺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译者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热点。译者本身总是受到历史的规约，任何时候总是以其所在场的文化语境为标尺去实现某一历史文本的转化。理解与意义的翻译会渗透出宏观、微观不同层面的种种因素制约；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递嬗也会钩沉出翻译行为背后译者的身份归属与历史语境。于此，本文拟以“两个贺麟”的观点为基本出发点，梳理贺麟译者人生的两个阶段，考察“两个贺麟”在翻译动机与经历、翻译策略与方法以及翻译思想与建树3个方面的转变与发展，回溯贺麟不平凡的翻译生涯、思想变迁以及历史性贡献。

1 翻译动机与经历

翻译动机是指翻译行为实践过程中，译者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翻译行动的原因。第一个阶段的贺麟，翻译动机建立在对翻译社会价值强化认识的基础上，目的性明确，社会性很强。他认为翻译作为文化思想引进的途径，不仅是媒介和启蒙工具，更是救国利器，具有新文化“催生婆”的力量。因此他决心承续前辈对西洋文化观察的历史自觉来走翻译之路。他看见中国与西方哲学内核的差异性，即中国传统哲学长期处于重视感性和直观，忽视逻辑概念分析和推理方法的文化格局；也看见中国与西方哲学内核的一致性，即黑格尔哲学与宋代新儒学在强调人的主体性这一精神层面存在的同一性。因此，在坚持翻译什么、研究什么的遵循指引下，以哲学家的身份走上了黑氏哲学翻译之路。这一阶段哲学与翻译的结合在他身上创造的动机是以翻译功效为目的，以翻译工具为途径，去移植西洋文化，冀望人们以此能够认识黑格尔，了解西方哲学世界。

这一阶段贺麟翻译动机中的另一因素是审美。审美心理机制下，译者所选的翻译作品与其自身的审美需求、审美体验相一致，就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移情就容易水到渠成。有了移情，译文才能再现原作的美，甚至超越原作的美。黑格尔时代的德国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具有高度的可比性，强敌入侵而国内四分五裂，这构成了贺麟与黑格尔移情的先决条件。在贺麟看来，黑格尔的作品正是自己所仰仗的思想与技巧的重要来源。但是，真正实现移情境界，需要语言这一传递思想的工具。纵使译者与作者心灵相通，但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也是徒劳。贺麟与黑格尔神交已久，对黑格尔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风格早已有相当精准的把握，但从原著入手直接接近黑格尔，贺麟仍感觉笔力不逮。所幸贺麟接触到了美国新黑格尔主义代表鲁一士的作品。鲁一士作品流畅自然、富有情趣，既揭示了黑格尔之精华，又遗其糟粕；既减少了晦涩，又增添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从鲁一士的作品入手，既能理解黑格尔原著的美，获得欣赏美的享受，又能将自己的感情倾诉出来，获得创造美的喜悦，这一过程对贺麟而言是极大的审美快感。因此贺麟毅然选择了沿着鲁一士作品的方向去接近黑格尔，20世纪30年代时，他的主要翻译成就集中于对于鲁一士作品的译介。

单一的认知和审美因素并不足以驱动贺麟浩瀚的翻译活动。某一时刻外在诱因甚至会对译者的行为推波助澜。第一阶段，身处中西思想汇通宏大语境下的贺麟引介和译述鲁一士作品还存在两大环境因素。其一，就国内而言，在贺麟之前，黑格尔在中国已经有马君武、严复等第一代黑格尔传播者的启蒙介绍，然而第一代传播者大都概览大观，误译较多。其二，就国际而言，以胡适为代表的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支持者当时在中国学界一枝独秀，贺麟想借译介鲁一士作品予以回击。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具有译书的潜能，再加之两个环境因素，外在诱因转换成内在驱动力，贺麟坚定走上了翻译之路，并试图将个人的知识触角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在创建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道路上开启了一个哲学家创造性的工作。然而，风云流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贺麟南迁至云南。那段时间里，发生了贺麟翻译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主持由国民政府出资赞助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贺麟作为文化民族主义者，其文化忧患意识与融合意识、学术评判与社会批判，浸透着他突出的创新精神和热切的爱国心。但是，要最大程度实现这一目的，翻译文本的普遍程度尤其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贺麟开始追求翻译作品的社会效果，在他的主持下，学术界先后译出了《小逻辑》等二十多部西方哲学名著。这是国内系统地、有计划地译述和介绍黑格尔。

第二阶段，贺麟的身份归属更倾向于一名学者，翻译动机主要是自我实现的满足。译者自我实现的满足指译者借助坚强的意志力，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实现自我理想，它是译者翻译行为背后真正的最强大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贺麟坚守学术之志，集中对过去所作的黑格尔译著进行修订、整理、出版，形成了一系列在学界和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的力作。其多次修订《小逻辑》，《小逻辑》在1950年出版后，1954年再出版，1959年第三次出版，1980年第四次出版。并与弟子王太庆合译出版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四卷，与弟子王玖兴合译完成《精神现象学》上、下卷。从这些译作的连续性和密集性来看，这个阶段贺麟对黑格尔仍旧是狂热的。但贺麟在这一阶段已经臻于他译者人生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

2 翻译策略与方法

翻译是活生生的文化行为，是以译者的翻译策略为前提的一种“话语”。即使是同一译者，但由于历史语境与身份归属的差异，对同一原典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仍会产生不一样的翻译作品。

第一个阶段的贺麟立足于寻求新的文化方向的历史时势。为实现援引黑氏哲学进入中国，贺麟对黑格尔作品展现出明显的目的性。但是，黑氏作品在中国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援引黑氏哲学进入中国哲学是否是一种可能；应该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上去跨越黑氏哲学与东方思想文化之间的沟壑；什么样的转换方式符合中国读者的期待，让读者对象读得下去，贺麟匠心独运。一方面，他肯定黑格尔哲学存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冲突后能够不断演进适应、融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坚持黑氏哲学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生存，融合须以“我”为主。有鉴于此，这一阶段，贺麟更多地选择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例如，在译名问题上，“dialectik”一词经日语迭译成“辩证”后基本已被中国学界沿用。但是，贺麟在欧美取得“真经大法”回国后，开启了关于“辩证”译名的辩争，提出“辩证”改为“矛盾”更妥。他认为，既然黑格尔的生活与性格中都喜欢注意矛盾的现象，因此从黑格尔哲学自身的内容出发，用“矛盾”这一词汇能够把握原术语的含义。并且，日译名词既缺乏中国文字学基础，也欠缺文化传统的功夫，让人察觉不到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融汇之点、贯通之处[3]；反之，译名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用本国现有的本土词汇来涵括外来的观念，不仅能避免读者对文本感到困惑和疏离，而且能暗示读者将这些术语跟他熟悉的思想和论证联系起来，在本土的语义和思想传统中寻找到与外来意义相切合的意义作基础，更好地满足中国读者的理解需求。贺麟的辩争理据，可深切体味到他骨子里的中国思想内核。在借用外来思想文化时，他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的传统，并没有采取全面西化的态度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而是坚持“华夏中心主义”，坚持内化外学的文化立场，这是他有意识性的选择。

第二个阶段，贺麟对译名问题的看法有了转变，表现得理性宽容。从《精神现象学》译本中可以看到，贺麟已经不再坚持“矛盾”的译法，改用“辩证”一词。贺麟已经认识到，译名问题，在准确性与本土化之间，要务是译名的精准性与统一性，而不是对某一译名穷咬不舍。在《谈谈翻译》一文中贺麟谈到，译名的统一只能是相对的，其完全统一更只能是一种理想。我国最初对西方哲学的译名之间差别极大，但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和探索，许多译名变得接近、统一起来。有的译者可能有某种独到见解，不愿通译，但贺麟的意见是如无必要，能通译的尽量通译，以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4]。由此可见，“华化西学”的那个贺麟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诠释取向上，第一个阶段的贺麟倾向于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接近原作者。在他看来，黑氏文本解读的目的与意义应该围绕中国语境下的中国读者，诠释所优先者并不是作者的原义，而是应该以读者为中心，因为中国读者对黑氏文本了解不够，以读者为中心的路径可以为国人提供充分的预设知识，引导国人读懂黑格尔，避免黑氏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的概念性等关联被遮蔽。因此这一阶段贺麟趋向译意的方法。贺麟的译意是在尊重原文以及作者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译意并不能帮助读者完全实现通读的终极指向。黑格尔旷世之作被称为“天书”，谜一般的句子，富有暗示的特点，语言障碍令人望而生畏。许多地方，从语言文字的观点看，似乎可译，但暗示之处简直无法译。若只读译文的人丢掉了暗示，也就丢掉了很多。在这个意义上讲，单纯依靠译本自身的内容并非都能实现原文中打哑谜般句子在汉语文化中的功能，也就不能真正触及黑氏哲学的思想核心。需要依赖于一些补偿手段的配合。《黑格尔学述》《精神现象学》等译作中，贺麟均使用了一系列补偿手段，例如，附带介绍著者的生平事迹、学说大旨；增加序言、后记；采用镶补，补充几个或一两句注释的话；通过评注，将解释的内容融合到译文中去等。这些手段是呈现译本、译者和当时社会语境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人对黑格尔的了解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这种为中国启蒙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介绍的做法与直接翻译作品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贺麟已经超越了普通译者身份，承担起文化译介人的角色。

第二个阶段的贺麟，更加接近于一个学者型的翻译家。这一阶段在语言和结构的把握上更加精准，翻译策略也转至服从原文文本及其作者的世界。他认为，倘若要实现对黑氏文本原义的独到把握，就应该让黑氏文本为其自身说话，准确传达其自身的旨意，而非表达译者的立场与看法。他说，把西方哲学某一流派与他们喜爱的中国哲学某一流派相联系、相附合，来一个“中西合璧”，这样就使得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点“创造性”，自创体系的做法是不对的[5]。显然，此时的贺麟已经跳出了“我”的存在境域，倾向于不带着汉语理解的先见而直接进入黑格尔哲学的真实语境。本质上，这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与前一阶段让更多读者参与阅读的归化方式相比，后者凸显了异域文化的本真，是贺麟知道大众对黑格尔有一定的了解后想要合理保留黑氏哲学中源语文化的合法性和自足性的转向。

3 翻译思想与建树

贺麟一生中翻译与研究相得益彰，对翻译多持卓见。《论翻译》一文不仅在其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传统译论中亦具极高价值。张柏然这样评价：中国传统译学研究的主要哲学基础是“体用合一”的思想，而在中国传统译论中最有代表性、最直接阐述其翻译思想的中国体用哲学观基础的莫过于著名哲学翻译家贺麟[6]。贺麟从言意、体用关系入手，指出翻译的可能性，确定翻译存在的哲学基础，阐述翻译存在和翻译思维的辩证关系，提出翻译的意义和价值，将可译性、忠实性和创造性等问题纳入哲学范畴，这些建树均超越了同时代其他评论家的认识。如今，将这些范畴、概念和命题置于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发现这些翻译观与西方现代翻译研究颇有渊源，由此不得不折服贺麟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难以企及的学术造诣。

第二个阶段的贺麟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关系，但是这一阶段，贺麟把翻译当成一种神圣的事业来追求。把之前的哲学研究转化为翻译经典，继续在中国现代哲学的道路上戛戛独造。同时，这一阶段贺麟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道路。他不仅着手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公开表明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出版是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服务的。在《精神现象学（上卷）》的“序言”中，贺麟道：“我们不是为研究黑格尔而研究黑格尔，而是：首先，为了更好地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可贵的是，晚年的贺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撰写和翻译西方哲学，评价黑格尔的工作。他说：“我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理想、有远大目光的。”“我想进一步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哲学。”[7]这表明贺麟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哲学、翻译等观点上有了很大转变和发展。

4 结语

贺麟译著中，一生都在书写“黑格尔”，但却有“两个贺麟”，其间对翻译实践与主张都有新的内容和诠释。但“两个贺麟”对于黑格尔的钟情一脉相承以及以译者身份充当文化人的自我定位，终生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