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子弟兵红七军及其北上“小长征”

周 霞 曾长秋

广西壮族子弟兵红七军及其北上“小长征”

周 霞 曾长秋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红七军是一支诞生在左右江地区、以壮族同胞为主体的广西子弟兵，以铁流千里转战的“小长征”进入中央苏区，由此载入史册。同时，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在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对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革命新道路进行了大胆尝试，也积累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广西左右江；红七军；小长征

在八桂大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了红七军、红八军（后合编为红七军）。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由邓小平、张云逸发动百色和龙州起义而建立。它不仅给全国红军增添了新血液，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支诞生在左右江地区、以壮族同胞为主体的广西子弟兵，是中国工农红军唯一一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主力红军。自它诞生之日起，便继承了广西人的血性，是一支真正的虎狼之师。不久，红七军从广西河池（今设为地级市）出发，转战贵州东部和湖南南部，经广东北部进入江西西部。它以铁流千里转战的“小长征”而载入史册，并通过在全州召开“小遵义会议”自主纠正了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一路北上汇入中央苏区革命队伍的洪流，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一 转战千里：红七军的成立及其北上历程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组织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一部分广州起义工人转入广西右江地区，与韦拔群领导的当地农民武装力量结合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9月中旬，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代表邓斌（即邓小平）主持下于南宁召开，传达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扩大红军和促进苏维埃运动的指示。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将中共广西省委改为广西特委，由何誓达任书记，归广东省委领导。此后，党中央陆续派张云逸、龚鹤村（即龚楚）、李谦（即李隆光）、陈豪人、袁任远、叶季壮等进入广西，广泛开展统战工作，联合俞作柏（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北伐名将，广西警备司令）等上层人物，安排张云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共产党员）分别担任第四、第五警备大队的队长，陈豪人担任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担任南宁市公安局局长，伺机策动南宁兵变和举行武装起义。

至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已经拥有10多支正规红军部队，兵力约7万余众，创建了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就包括广西的左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红八军两支队伍。地处珠江支流西江上游——发源于广西的左右江地区，以壮族同胞为主体，杂居苗、侗、瑶、仫佬等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在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相继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这两次起义中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是一支以壮族为主体的工农子弟兵，逐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武装力量[1]。

1929年12月11日，即举行百色起义的当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它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警备司令部教导总队、右江各县农军为骨干，编成三个纵队和一个军部直属队，近4000人。由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委、张云逸任军长、龚鹤村任参谋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纵队长（后补充了第四纵队，由黄治峰担任纵队长）。军部设在百色（今广西的地级市，地处右江上游）的粤东会馆，前委和政治部均设在清风楼。同日，在平马镇（今田东县城）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由雷经天任主席。这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

1930年2月1日，即举行龙州起义的当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也宣告成立。全军以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为基础，与左江地区各族工农武装扩编成两个纵队，共2000多人。随警备第五大队行动的广西警备司令李明瑞被委任为红七、红八两军的总指挥，邓小平兼两军的政委，红八军由俞作豫任军长，宛旦平任参谋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何家荣、宛旦平分别担任纵队长。3月下旬，在国民党军第15军第1师和地主武装共4000人的进攻下，红八军虽在龙州保卫中损失惨重而失败，但其部分骨干力量突破重围，撤退到右江地区，在凌云县上岗村（今乐业县）与红七军汇合，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

红七军、红八军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于1930年11月在河池进行了整编，两军合编为红七军。新的红七军由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红七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和红八军第一纵队在河池整编为三个师，即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它拥有北伐名将李明瑞、俞作豫（不久被捕牺牲），也有黄埔军校的精英李谦、冯达飞等一批优秀指挥员，因而成为工农红军初创时期一支战斗力颇强的劲旅。正如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所写：“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2]183

1931年1月，红七军留下韦拔群率红二十一师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奉命北上，率红十九、二十师去江西寻找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雷经天随军出发，其原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由陈洪涛接任。由于左右江根据地丢失，韦拔群和陈洪涛血洒南疆。突围的红七军两个师先后转战于桂、黔、湘、粤、赣五省，纵横7000余里，于1931年7月抵达中央苏区。这次历时6个月的军事行动，后来被称为“小长征”（相对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言）。1934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七军从广西北上和红六军团从湘赣边西征称为“长征”，这是中共负责人第一次使用“长征”的名称。由此，红七军的“小长征”载入了史册[3]。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发布了《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提到红军长征来到川贵边；5月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又一次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一词。以上两次，是中央红军自己开始使用“长征”这个名称[4]。

红七军千里转战、一路北上，在江西省崇义县与中共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然后在于都县桥头镇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隶属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会师。此后，被留在湘赣边与红军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二十军协同作战。1931年11月，接苏区中央局通知，红七军派出张云逸、李明瑞等五名代表，参加了在“红都”瑞金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张云逸、韦拔群（仍在广西）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随后，红七军划归红三军团建制，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加入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序列，成为红军的一个主力师，参加了赣南闽西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东方军由红三军团与红十九师组成，组建于1933年7月，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左右江部队因参加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功卓著，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表彰。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亲手授予“奖给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锦旗，上书“转战千里”四个大字，落款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在彭德怀指挥东方军入闽作战时，红五师以一个团歼灭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一个主力团，军团长彭德怀称赞红五师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长征途中，红五师缩编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三团，后又转归红一军团红一师指挥。红十三团参加湘江阻击战、攻占遵义城、攻占娄山关、抢占大渡河等著名战斗，均取得了胜利。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红十三团担任夺桥先锋的12名突击队员，除了蔡树礼1人以外，其余11人均系原红七军的老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红十三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第二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战，担任主攻任务。在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中，原红七军老兵欧致富率六八五团（担负总部特务团任务）在太行山多次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1941年11月8日，日军重兵进攻位于黎城、辽县（今左权县）、武乡三县之间的黄崖洞八路军总部兵工厂，六八五团虎踞黄崖，浴血拼杀11天，挫败了日军板垣师团5000人企图攻占兵工厂的阴谋，毙伤敌1850人，该团自己伤亡仅及日军伤亡的八分之一，创造了模范战例。彭德怀副总司令极为高兴，代表八路军总部为六八五团召开庆功大会，授予该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荣誉称号。解放战争时期，六八五团扩编为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后改称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参加晋北战役、张家口保卫战。这些以广西壮族为主体的原红七军、红八军英雄儿女，在革命战争年代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对党、对人民军队的赤胆忠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七军不仅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基层指战员，更走出了一批开国元勋。其中有张云逸大将，李天佑、韦国清（壮族）两位上将，覃健（壮族）、韦杰（壮族）、莫文骅、叶季壮、冼恒汉（壮族）5位中将，卢绍武（壮族）、姜茂生、韦祖珍（壮族）、黄一平、袁也烈、王展、黄惠良（壮族）、覃国翰（壮族）、吴西（壮族）、朱鹤云（壮族）、欧致富（壮族）、覃士冕（壮族）12位少将。也产生了一批著名革命烈士，其中有李明瑞（被错杀）、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李谦、严敏、宛旦平等人。他们如日月经天，光照寰宇。

二 统一战线：红七军积累的革命斗争经验

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其范围宜宽不宜窄。在广西左右江起义前夕，党中央虽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党内的关门主义，但对红军在农村根据地开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仍认识不足。邓小平、张云逸等左右江起义的领导人践行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以及少数民族群众的统战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革命新道路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红七军在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主要有：

首先，以统一战线配合武装斗争，开展左右江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经过井冈山的斗争实践和探索，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5]63。邓小平、张云逸等由党派往广西的负责人正是紧紧围绕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他们利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警备司令李明瑞与蒋介石的矛盾，成功地在省政府和警备队安插了一批共产党员，以合法身份发展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运动。俞作柏、李明瑞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失败，广西政局突变，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卷土重来。邓小平、张云逸于1929年10月把已掌握的警备队拉出南宁市区，去农村发动起义，开始在左右江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是成功的经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红七军、红八军前委做出决定：分兵到百色、平马、东兰等县进行游击战争。12月中下旬，红军连续两次粉碎了敌人的武装袭击，以武装斗争来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然而，在立三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央要求“右江的党和红军的党，目前应立即到柳州、桂林创建工作，迅速组织柳州、桂林的地方暴动”[6]256。由于脱离根据地民众，红七军进攻柳州、全州失败，1931年1月被迫撤离右江根据地，开始了历时6个月的“小长征”。一路孤军奋战，先后历经激战长安、武冈失利、全州转折、风雪江华、连城烈火、血溅梅花、武水受阻，乐昌失散的坎坷，说明离开统一战线队伍就越打越小，7月到达江西才完成北上使命。

其次，要在广西开展土地革命，必须充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在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当时一些人热衷于城市暴动，对农村根据地和土地革命不予重视，更不会去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邓小平、张云逸等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分析了左右江地区各族民众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迫切要求，认识到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后，他们抽调、培训大批干部，发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土地暂行条例》：“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7]这种以产量计算田亩的做法，避免了分配土地肥瘦不均，与其他革命根据地有不同之处。同时，他们对少数民族分配土地问题十分重视，宣布取消山主对贫苦瑶民的超经济剥削和一切徭役，与其他民族一样分配土地。红七军在开进右江地区以后，由于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使当地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而群众一经发动，政治觉悟便提高了，纷纷报名参军，使红七军能够迅速壮大。

再次，要有少数民族参加革命政权，才能巩固和发展左右江根据地。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初期，红七军、红八军就对政权问题有自己的初步认识。张云逸说：“部队能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得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解决税收，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便决定‘利用’这个名称，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8]949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红七军的帮助下，至1930年初，东兰、凤山、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恩阳、凌云、那马、都安、那地15个县相继成立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右江根据地。邓小平等还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行壮、汉、瑶、苗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参加红色政权的管理工作。除了让韦拔群、黄治峰在红七军第三、第四纵队担任纵队队长，陈洪涛担任右江特委书记和师政委以外，各级苏维埃政权都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

最后，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确保党对少数民族农民武装的领导权。参加左右江起义的武装力量，一部分来自警备队，一部分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武装。警备队许多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属于桂系第七军），能征善战，战斗力较强，却保留着旧军阀作风，政治觉悟也不高；而农民武装的阶级基础较好，革命热情高，却战斗力不强。起义以后，两部分人员需取长补短，邓小平、张云逸决定对军队进行混编。红七军之所以能开辟左右江根据地并成功北上，是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发挥了坚强领导作用。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组织，如果没有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开展统一战线，是难以在少数民族地区获得各族群众拥护的。根据地创建初期，广西前委于1929年12月20日发出第2号通告，指出“党能否加强对于红军之领导，并在群众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9]125。同时，共产党在掌握了广西警备教导大队及第四、五大队的领导权以后，便着手建立秘密支部，要求党员深入了解士兵的思想情况，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从中发现与培养成分好、有一定觉悟的积极分子入党。此后，红七军前委和中共右江特委分别派出部队或工作队，深入各区、乡发动群众，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据统计，至1930年11月河池整编之前，地方党员有1500人、军队党员有500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农会、工会也得到迅速发展。

三 百折不挠：红七军取得北上胜利的原因

邓小平、张云逸等红七军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把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他们对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加强了兵运和农运工作，这是起义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他们还紧紧地依靠包括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群众，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尤其是红七军历时6个月，取得“小长征”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武装斗争的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善于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武装斗争策略，这是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取得成功、武装力量得以发展的关键。他们非常重视对旧军队的军官及士兵的争取转化工作，使之适应革命队伍。一方面他们通过对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做统战工作，努力争取其向革命方面转化；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党组织、撤换反动分子、加强士兵工作、增加工农成分等办法，逐步完成了对旧军队的改造。红七军、红八军的领导人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即邓岗）关于攻打南宁、柳州、梧州三座城市的指示，而是将党能够掌握的武装力量拉去南宁，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又有很好群众基础的左右江地区举行起义。邓小平、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挺进以百色为中心的右江地区，李明瑞、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离开南宁，向以龙州为中心的左江地区进发。两处暴动都有正规部队做中坚、各族工农群众做呼应，才一举成功。红七军（红八军已并入）打下全州以后，邓小平在关岳庙主持了“小遵义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桂林等中心城市，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保存了北上的力量。

其次，在斗争环境中锻造了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不断在磨练中成长、从艰难中奋起的，红七军广大指战员义无反顾、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成为取得战斗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红七军在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各地的武装斗争中，锻造出百折不挠的品格，成为一支敢打仗、能打仗、善打仗的威武之师。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北上时两个师约7000人，到达中央苏区只剩下3000人，缩编两个团。这支队伍涌现出许多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英烈，例如：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严敏和第二纵队长宛旦平，率领部分武装坚守龙州铁桥头，掩护大部队撤退时壮烈牺牲；1930年10月，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进攻武岗时损失了200多人，红五十五团团长何子礽（何莽）在战斗中牺牲。北上江西寻找中央红军途中，红二十师师长李谦为掩护李明瑞、张云逸率部突围，血溅梅花镇；韦拔群、陈洪涛留守右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直至“为苏维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其中，韦拔群一家更是有18位亲人为中国革命事业壮烈牺牲。

再次，培养少数民族精英使其成长为红军的骨干。左右江起义发生在以壮族为主的，有壮、汉、瑶、苗、仫佬、彝、回等民族聚居区，其中壮族占总人口85%。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是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不平衡，风俗习惯也各不相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更需要培育执行民族政策的干部，贯彻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在邓小平、张云逸等人的领导下，右江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大胆提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例如壮族干部韦拔群、黄治峰就分别担任了第三、四纵队的纵队长，陈洪涛担任右江特委书记和师政委。1961年清明节，张云逸到东兰县给韦拔群烈士扫墓，深情地说：“我应该感谢你们，我这个红七军军长，没有右江各族人民的支持就当不成。”

最后，在北上途中向各族民众传播革命真理。红七军进行的“小长征”，沿途经过桂、黔、湘、粤、赣五省，深刻影响了当地的革命形势，起到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红七军在桂黔边境打游击时，凡路过之处，各族民众都初步懂得了革命道理，对红军的纪律和政策有初步认识，由过去害怕红军变为拥护红军。红七军无论干部和士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与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就奸淫掳掠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地群众说：“红军对老百姓很好，张军长的队伍非常和气，没有官架子，反动派的宣传是假的。”翻越苗山时，红七军待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如亲人，苗胞带领部队翻越苗山，出其不意地攻陷榕江县城。张云逸深切地体会到：“单靠部队来进行活动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利用群众的力量来替我们宣传。而要做到这一点，部队纪律的严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8]962红七军北上途中，不仅千里转战、百折不挠，而且一路宣传、注重播火。尤其是党员干部和政工人员，沿途组织农会或贫农团，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并赠与武器，武装当地群众，扩大了红军和共产党的影响。

从左右江起义至今，经历了90多年的岁月。红七军以一个师3000余众留下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另外两个师7000多人北上中央苏区，铁流千里，转战桂、黔、湘、粤、赣五省，历时6个月，行程7000余里。他们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斗争中彰显了对党忠诚、顾全大局的政治本色，发扬了实事求是、严守纪律的革命作风，铸造了不屈不挠、勇猛顽强的斗争精神，为后人所称道。

回首往事，抚今追昔，回顾和总结红七军所创造光辉业绩以及所形成的宝贵经验，必将成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动力，激励我们在新长征的路上不断前行。

[1]王熙兰.重新认识左右江起义的历史意义[J].黑龙江史志, 2010(7).

[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王锡堂.红七军“转战千里小长征”[N].人民政协报,2014- 06-05.

[4]王建强,许秀文.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4).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西地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5.

[7]黄开均等.土地革命活“化石”[N].河池日报,2019-12-11(2).

[8]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张云逸军事文选[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9]中华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 [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2021-07-08

周霞（1984－），女，河南驻马店人，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长秋（1950－），男，湖南浏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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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22）01-0053-05

（责任编校：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