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琛的操守

光绪四年，满洲贵族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奉命出使俄国，索还為俄国侵占的伊犁。没想到在沙俄的威胁愚弄下，崇厚未经朝廷授权，于第二年擅自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割了地还不算，还要赔偿俄国所谓“守卫”伊犁的兵费及其他款项五百万卢布（合银280万两）。此条约一出，国内舆论大哗，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定为“斩监候”。然而，由于沙俄的外交抗议和武力恐吓，不久，清廷居然准备将崇厚免罪开释。听闻此事，陈宝琛与同为“清流”的张之洞先后上疏，请求诛崇厚、毁此约。开释旨下，陈宝琛依然上奏痛陈。陈宝琛的上奏虽然没有取得成效，其胆量却令人敬佩。

陈宝琛的上疏，是直接针对皇家人的错误决定而做出的。有清一代，诛杀读书人与言事大臣是家常便饭，作为一个已在京城为官十余年的人，陈宝琛不可能不明白对朝政说是论非的风险。然而，他却选择了直言相谏。

宣统三年，陈宝琛被补授为山西巡抚。巡抚是一个很有油水的岗位，一年得二三十万两白银的贿赂易如反掌。当时，庆亲王奕劻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外放的大员除了奏谢简授外，都得去拜谒军机大臣。奕劻贪财是出了名的，有人事先提醒陈宝琛：拜见庆亲王，须备一份厚礼。陈宝琛不听。奕劻果然非常不高兴。陈宝琛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不足一个月就被开去职位。陈宝琛一点也不在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精神，无时不在激励陈宝琛做一个有操守、有担当的官员。做闲职时敢于进谏，做地方实权派时不屑于以金钱保官，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摘自《北京日报》 游宇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