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诗社

季栋梁

1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申请加微信。时不时有申请加微信的人，各路神仙都有。陷阱存焉，朋友圈有风险，入群需谨慎，公安部门经常发这样的微信提醒。因此除了真姓实名和附有说明的，我很少验证通过，对那些一遍遍纠缠的，索性打入冷宫。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的申请却让我犹豫了。

“一千年一万年/也难以诉说尽/这瞬间的永恒/你吻了我，我吻了你/在冬日里，在朦胧的清晨/清晨在蒙苏利公园/公园在巴黎/巴黎是地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颗星”，读大学的时候，普列维尔这首《公园里》同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叶芝的《当你老了》一样风靡校园，成为人人会背诵的几首外国诗歌之一，引得不少人竞相仿写。

我问“你谁呀”，他回“我是你上一句呀”。我笑了，我的微信名是“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他是大泽。算算，呃，他退下来了，难怪主动出击联络。

添加了大泽，我被拉进了“明天诗社群”。

呃，“明天诗社”……

2

大一第二学期，我们大学成立了诗社。呃，对了，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考入省师范大学的，那时候文学社、诗社是最活跃的民间社团组织，大中专院校乃至中学、厂矿、企业等都有文学社、诗社。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说当时全国光诗社就有三千余家，诗人几十万，这还是保守数字。1980年代是一个物质贫瘠的年代，却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一个读书的时代，图书馆、阅览室里要想坐好位置，得早早去排队，得托人代占座位；公园里、大街上、站台上，捧着书夹着书的人是一道风景线。人们狂热地崇拜着文学，而诗歌打开了一扇美好而又容易进入的大门。大家痴迷地读诗、抄诗、写诗，枕头下压着纸和笔，半夜爬起来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把流星一样璀璨易逝的灵感记下来。更有蓄起长发，背上吉他，徒步走黄河，翻越巴颜喀拉山、帕米尔高原的流浪诗人。正如多年后流行的那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不可否认，那时候你不搞文学不写诗，不参加诗社、文学社，就是脱离组织，无疑是落伍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out了。

经过调查摸底，全校公开发表过诗作的竟有5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年龄最大的（41岁）和年龄最小的（15岁）都是诗人。那时候大学同学的年龄差可不是一般的大，高考刚恢复，老三届甚至更早的社会青年都参加了高考，有些人复读好几年，数学系一班就有一对同学是父女。

诗社社委会班子出来了。很公平，严格地以“成就”而定。所谓的“成就”是根据发表诗作的数量和质量，即所发刊物级别的高低。社长雪野，副社长大泽（常务）、野草（一学期后转学）、风啸、飞扬，秘书长由大泽兼。以上都是笔名。诗人哪会没有笔名呢？有的还不止一个。我的笔名是“嘉望”，从小我就对自己来自于家谱的名字“家旺”极不喜欢，太土了，我想改成鹏程、雄志这类寓有远大志向叫出口气壮山河的名字，然而几次尝试，都给父亲吼骂回来。50多名公开发表过诗作的诗人都成为诗社社员，并成立了社委会，委员13人。

我也进入了诗社社委会。不过与诗关系不大。我酷爱诗歌，也写诗，发表过，不过在全校发表诗作的50多人中，排名是很靠后的。要知道不少同学中学时就发表诗作，发表了几十上百首的大有人在，仅凭我的发表量不要说进入社委会，能成为社员就不错了。

我进入诗社是因为诗社要办社刊。

诗社的成立搭建起与各地诗社、文学社联系交流的平台，各地社刊雪花一样飞来，办一份社刊迫在眉睫。收到的社刊有的装帧印刷精美就像公开出版物，也有像作业本一样的油印小册子。诗社是没有经费的，得靠诗社委员们集资。根据预算，进印刷厂印刷不敢奢望，只能出油印册子。油印机班里有，这就需要刻板印刷和装帧设计的人。

我能写会画，正是诗社需要的人才。

3

那时候我们的大学校园是很寒酸的，除了一栋三层的办公大楼，宿舍和教室都是红砖平房，远不如现在的中小学校园。每栋平房两头的墙壁做成了黑板报，两周一更新。班主任说刚入校，不了解大家的才艺，让大家自告奋勇。城里来的同学显得积极踊跃，来自乡下山村的则往后退。姚晓阳和杜志超是从大城市的工厂考出来的，自告奋勇说他们在厂里就办黑板报，于是就让他们先办着看。

墙报办出来，姚晓阳和杜志超去看了其他班的，疯子一样狂奔回来把墙报擦了，两人粉尘落满全身成了霜人。那时候大学生中不少是老三届知青，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才艺迭出，多年后我看到几位大书画家的回忆文章，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书画家，就是因为写大字报和办黑板报启蒙了他们。我们可是中文系，办黑板报怎么能输给别的班？于是又在全班征求人才。虽然我看了其他班的墙报，心里有底，可还是不敢站出来，是大泽举荐的我。

大泽是我踏进大学校门认识的第一人。报过名拿上钥匙到了宿舍，没有一个人，铺好床，出了宿舍，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呔，干啥去？有人问。我左顾右盼，没人，继续往前走。呔，干啥去？我又左顾右盼，才看到一栋房子墙根阴影的旮旯里蹲着一个人。我说不干啥去。他说不干啥去你干啥去？这话有些调皮，或者说哲学。我说你杵在那里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杵在这里干啥。我们都笑了。我走过去，他掏出烟递给我一支，我发现他是个六指，大拇指上背着个小指头。后来说起笔名，他抚摸着自己的六指说本来笔名想取“六指”，可已经有大诗人“食指”，他怕人说连笔名都拾人牙慧，就取了“大泽”。我说大泽比六指好呀。他的大名商泽祺。

我们坐了同桌（大学座位不是排的，而是自找对象），他看到我的速写本非常欣赏。我从高中开始就养成了摘抄名言警句的习惯，不但书写、排版上讲究，还插图，画上题花、尾花。我用心“试办”的黑板报赢得一致好评，这是大泽对我说的。

大泽考上大学以前就写诗，他大我几岁。他给我看他发的诗——全剪贴在笔记本上。我好不羡慕，开始在阅览室读诗、抄诗，也开始偷偷摸摸地写诗，嘿嘿，这一写就热得不行。我不仅木讷，不擅于语言表达，而且很内秀，总是害羞。我买了手电筒，蒙在被窝里写诗。一天，他发现我写的诗，我几乎羞臊死了，连忙抢夺。他说你写得不错哩。我心里一热。他说你投没？我说投，投啥？他说投稿呀，要不你写这有啥用？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投稿”这个词。他给我讲投稿须知与经验，介绍报刊编辑和通信地址让我投稿。他从我写的诗中挑选了几首推荐给日报、晚报的文学编辑，没想到很快就发出来。我写诗也就是从那时蹬上了劲。

为诗刊取名大家看得很重，不亚于为城市、卫星、航母命名，都希望自己取的名被采用，就像许多报刊名都是名家大腕题写，封面上还注明某某某题，这是写入史册的事。诗社委员每人取了几个刊名，经过艰难筛选，无果。一天我送版式和封面让大家看，社委们为刊名正争得不可开交，大泽招手说你也来参与个意见。我看到桌子上放着的《今天》，就拿起《今天》挥着说，《骆驼草》《苦豆子》《塞外》《闰河》《沙枣树》这些名字都不错，有地方特色，可我觉得像《今天》这样的名字更好，比如《明天》。气氛凝固了片刻，大泽狂拍着手说，《今天》多么大气，《明天》多有希望，《明天》，好名字。大家也都拍手一致赞同。大泽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也做个社委，你擅长书画，艺术同根，再说你也写诗，现在社委13个人，13这个数字在西方不吉利。大家一致通过，诗社名字也就定为“明天诗社”。

4

诗社是没有经费的，一切费用都由社委们筹集，《明天》一期印多少，大家很纠结。学校内部赠阅、诗人样刊、对外交流、资料存档，精打细算下来，印150份就能够应付过来。大泽说太少了，校领导及各系、各处室和相关领导都要赠阅，图书馆、阅览室各两份怎么够？所有阅读栏要进入，赠阅面太小，要扩大覆盖面……大泽粗略预算了一下，500份都紧紧张张的。

印500份，那费用可就大了，社委都是穷学生，立马炸了锅：“校领导、各系各处室的领导都要赠阅，为什么要给他们赠阅？”

“不给他们赠阅如何引起学校和领导的重视？”大泽说。

“我们为什么要引起学校和领导的重视？不，什么学校和领导，应该说校方。”

“他们又不读诗，读也读不懂，我们送他们《明天》，他们送我们白眼……”

“大泽，我们……”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落了个拍马舔沟子，那就不要办了。”大泽说。

“不办咋行？办是一定要办的！”

“各位都是著名诗人，还在乎这么个油印小刊？不办了大家完全可以不尿校方。”

“不办我们拿什么跟兄弟诗社、文学社交流？办是肯定要办的。”

大泽忽然一拳砸在桌子上说：“不尿领导，不尿校方，你办个锤子？校方一泡尿就能把你淹死！你以为你是谁，还一个个真把自己都当成著名诗人了？你们要搞明白，不是你尿不尿校方的事，而是校方尿不尿你的事！谈恋爱是个人的事吧，你单方面谈着试试？”

大泽点根烟狠吸一口喷出来说：“我们办《明天》是要拿到内部刊号的，否则就是非法出版物，印出来就给你查封取缔了。内部刊号不经校方同意，拿不到的。不办拉倒，省得求爷爷告奶奶。”

雪野说：“那也不一定所有处室部门、每位领导都送，送他们也未必高看我们一眼。”

“高看你一眼？你啥都不作为，人家看都看不见你，还高看你一眼！”大泽说，“从各单位处室部门到领导，读不读诗、读懂读不懂、看起看不起是一回事，我们送不送是另一回事。一个送了，一群都得送。这就像有些东西于一些人没用，或许到手后随手就扔了，但他们要还是要的，你不送他们就觉得你没把他们当回事，同一级别为什么给他送不给我送？就像是少了一种待遇，他们会骂娘的，成你的事不足，败你的事却有余，一句话就能断送了我们的事业。”

“对，是这么个事。”

“对，有道理。”

大泽又说：“只印150份，可能到我们毕业，印刷、邮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筹措；印500份，可能两三期后一切费用都会由学校承担。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我们这是为学校做事。全国大学都有诗社、文学社，有社刊、诗刊呀！尤其是那些名牌大学，文学社、诗社多活跃呀！我们大学没有，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是不正常的，领导一旦重视了就会支持，一切费用都会给予解决。”

“听说学校很穷，都快揭不开锅了。”

“那是说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我们诗社这点费用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们可以向社员收一点……”

大泽说：“绝对不能向社员收费，有些社员会有意见，会到处乱说，学校也不会同意。”

雪野说：“那大家咬咬牙，就印500份。”

那么《明天》多久出一期呢？我们收到的诗刊、社刊有月刊、双月刊，也有季刊、不定期出刊的，于是有说季刊的，有说不定期出刊的，最后都说大泽你定，听你的。大泽说双月刊，第一期先冠试刊号。

诗社挂牌和《明天》首发两个仪式一同举办，进行了宣传造势，广播站滚动播放消息，还刻印了海报张贴散发。

就在诗社举办成立仪式的头一天，社长换了人。倒不是学校介入，而是新一期《诗刊》到了，发了祁连善一大组诗作，配有简介，所在学校、系、班及发表主要作品，档案一样详细，大家这才知道在《诗刊》《星星》等刊物上常发表组诗，尤其是在近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一大组诗作的“祁连山”就是我们的祁连善。雪野虽在《诗刊》《星星》等刊物上发了组诗，却还未上过《人民文学》，只能退居副社长。

本打算在学校礼堂举行仪式，可没有协调好，就在露天体育场摆了几张桌子，放了100个气球。邀请相关领导出席时，他们都没时间参加，只来了中文系系主任和几位老师。大家颇为失落，都说校方太不仗义了。学生来得可真多，500份社刊中紧缩出来的100份瞬间就没了。雪野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还当没几个人要，嫌弃《明天》擦屁股会染黑了屁股。”

《明天》的出刊就像山头插上一杆旗帜，一下子吸引了校园青春的目光。油墨味儿是文学的味儿，是梦想的味儿，还有人说是初夜的味儿。对于狂热的文青来说，油印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梦想。那是一个文学成就梦想的时代，因一首诗、一篇小说一夜成名，改变命运实现梦想者大有人在。在春山湖畔、林荫小道，看到漫步的同学手里拿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明天》激情朗诵，不知别人心里如何，我是备感自豪与骄傲的。

我们又在墙报上开辟了“诗之角”。女诗人甄玉当时兼着学校广播站播音员，她提出在校广播节目开辟“每日一诗”，赢得大家的赞扬。播放了一周，都嫌不过瘾，就扩展为“每日诗页”。大泽提议说现在14个社委，14这个数字也不吉祥，让甄玉也做社委吧，广播站是她的阵地。于是大家举手全票通过甄玉成为社委会委员。

诗社搭建起平台，踏青、诗会、沙龙……各种活动都开展起来，一时好不热闹，同学们，包括那些在诗社创建之初撇着嘴不屑一顾的家伙，都羡慕起诗社里的人来，影响了一大批同学加入写诗行列。大家发表的欲望当然强烈，拿着诗作就找熟悉亲近的诗社社长、社委们荐稿编稿，为上刊稿件争得不可开交。

5

诗社办公就在教室里，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平时的工作主要靠我和大泽，社长、副社长各联络着一些社员，负责编辑稿件。我是最忙的，《明天》的稿件确定了，后面一切的工作就是我的了。版式设计、刻板印刷，有活动还要拟发通知，等于我还兼着办公室和校对的工作。多数时间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忙活，不知情况的还以为我在为考研究生努力学习。大泽也很忙，策划活动、奔波联络都靠他。《明天》印出来后，他抱着给领导一个个送去。我说你放到收发室，交代一下他们就专门分送给领导了。他只是笑笑说这不像文件，还是亲自送好。我看他抱一大摞，满头大汗，就说来给我一些，我去送。他说你忙你的，你也一堆事哩。我说要不按照处室部门分配一下，让其他社长分送。他说算了，也没多少，那些家伙……咱们不会白忙活的，以后你就知道益处大大的。

《明天》设了好几个栏目，“雪泥鸿爪”专门刊登诗讯。只要发表作品，不管报刊是公开发行还是内部发行的，就是出了油印诗集，都发诗讯。试刊号因为许多人不知道也就罢了，第二期却爆发式地猛增，《明天》拿出一半的页码都登不下。显然，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

1980年代是中国期刊发展的一个火红年代，不说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地市县都有文学刊物，纯粹的诗歌刊物不少，《诗刊》《星星》《绿风》……而综合性文学刊物包括像《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这些大型刊物纷纷开设诗歌专栏，推出诗歌专号，尤其是面对大学生争相推出“大学生诗歌专号”“大学生诗页”“青春的旋律”“我的第一首诗”“大学生诗苑”等专栏。有的社员还把诗作发表到了港澳台地区及国外一些华文报刊。

更大的发表平台来自函授。1980年代的文学热，催生了雨后春笋般的文学创作函授班，各地依托刊物争相办起了函授学院，尤以诗歌函授为最，到处都是招生广告。多年后我从媒体上看到报道，几家当时名气最大的刊物，每期函授学员超万人，最高达10万人次。不可否认当年的创作函授热对文学的贡献，当今文坛不少大家都参加过文学创作函授班。诗社成员大多参加过此类函授，毕业填表时，我看到好几个同学的表中填着“连续五年在×××文学函授创作中心学习”。条件好的同学同时参加多个函授班。姚晓阳当时参加了10个函授班，经常参加各种笔会、改稿会，带回来的合影和各刊物的稿纸、笔记本让人羡慕。当然，他有那个经济实力，因为他是带工资上学的。我参加函授就是受他的影响。有一天，他向我借钱，我问他干啥，他说参加文学创作函授报名学费不够。我把钱借给他，他说你不参加函授吗？我当时对函授不太了解，他就给我介绍了一番，推荐了几家发学员作品多且有影响的函授刊物，我也报了一家。

诗讯雪花般飞来，虽然字号缩了又缩，《明天》还是难以招架。怎么办？祁连山说登载诗讯有意义吗？他指着一首诗说，一共20字，诗讯却写了28字，他比庞德还伟大？胡吹冒撩的，干脆取消诗讯栏目。

大泽说：“诗讯是我们诗社工作最主要的体现，这么多同学在外面发表诗作，那是为咱们学校增光添彩，领导能不高兴？这是学校工作的一部分，能不重视？我想说领导看《明天》，看得最多的就是‘雪泥鸿爪’栏目，想引起领导重视必然保留。”

于是就调整为只刊登发表在公开发行报刊上的诗作诗讯，字数不超过20字。可一梳理也登不下，又调整为只登省级（含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诗讯。这无疑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量，那时候没网络，辨别刊物级别特别难：一些地址在省市自治区首府城市之外的，就直接排除了；在首府城市的有省级的，也有地市级的，就难确认了；问题还在于一些刊物虽属地市级，声名却远大于省级刊物……一时间乱糟糟的，社员们常为此大吵大闹，没办法又增加了几个页码。

6

《明天》出到第三期，印刷费就有了着落。

曹飞扬的诗集《趁着缪斯的翅膀》出版了。这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

事实上，那时候大家对出版相当陌生，《趁着缪斯的翅膀》连个内部号都没有，只不过是跟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一样，是在印刷厂印的。但不可否认，在设计装帧上是用了心的。设计师取名井蛙，却一点都不是井底之蛙，可以说是前卫的、时尚的，还有点另类的。扉页、页眉、页码……所有的细节都很艺术，内页也不是寡白寡白的纸张，而是泛着些许的黄，色泽柔和，绵厚而不透墨色。一句话，比公开出版的书更像书。《趁着缪斯的翅膀》让大家震撼，我们都说这设计师将来会有大出息，果然，后来这个井蛙拿到了省部级、国家级的图书设计大奖。

《趁着缪斯的翅膀》不是公开出版物，曹飞扬当然心知肚明，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父亲就是印刷厂厂长。不过很快就有人指出这属于非公开出版物，并给我们上了一堂公开出版的课。

曹飞扬要在《明天》上刊登书籍封面、评论和诗选，印刷厂设计师把版式都排好了——这可要占去《明天》三分之一的版面。《明天》版面本就很紧张，社长们常常为联络刊登社员的作品大吵大闹，问题是开了这个头以后会源源不断，因为油印成册的诗集不少，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大家都沉默着，一个个都像烟洞，只是冒烟。

祁连山说：“这这这有啥意义……”

曹飞扬最是个容易激动的家伙，一句话不投脾气，就会火冒三丈。祁连山话未说完，他就狂拍着桌子说：“放屁，放驴屁，有啥意义？就你有意义！在你眼里就你写得好！你以为你是谁？还真把自己当社长了，你给诗社做了什么贡献？”

曹飞扬这样激动，大家都觉得太过了，就绕开话题打岔，可曹飞扬不依不饶：“什么玩意儿！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大泽说：“飞扬飞扬，别这样，好好说话……”

曹飞扬拍着桌子说：“按我的排版给我发，我包《明天》一年的印刷——在印刷厂印刷！”

“我我我……”祁连山涨红了脸，结巴着。

曹飞扬一步跨到祁连山跟前：“你你你咋？”

祁连山抽完一根烟，又续了一根，嘿嘿一笑：“曹飞扬，如果我是你，诗集就取名《我心飞扬》，缪斯在诗中已经泛滥成灾了。”说完一甩衣服搭在肩膀上走了。从那天起，祁连山就再不来诗社，除非强叫。

不可否认，这比对骂更有效果。

曹飞扬结巴了：“我我我我操，要要要要不是他狗日的说的，老子还真把名字改了。”痴呆了半天又说，“你还别说，狗日的就是有才，就这名字，我要再版一次，不，我再出一本诗集，就用他这个名字。我得请狗日的喝酒，就这周末，把大家都请了。”

大泽说：“飞扬，你笔名该取‘活火山’，动不动就喷发。”

《明天》进入印刷厂免费印刷，从印刷厂出来的《明天》脱胎换骨，极上档次，摆放在案头、书房、床头都让人眼睛一亮。

很快，大泽提出的发展目标实现了——学校给了诗社两间房做办公室，还举行了挂牌仪式。最大的意外是挂牌那天邀请的副校长没来，没请的李副校长却来了，还即兴讲了话，并与大家合影。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的女儿也是一名大学校园诗人，当然不在我们大学。两间办公室就是李副校长给解决的。这给了大家强大的鼓舞。

诗社有了场所，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氛围。诗社办公室就在广播站旁边，甄玉成了诗社的常客。甄玉诗写得一般，人却长得漂亮，她为诗社带来了人气。社委、社员热恋上诗社办公室，一有空就往诗社聚集，几瓶啤酒，一包瓜子，一袋花生，一起谈诗，就是非常完美的沙龙了。

7

诗社真正引起校方重视，应该是几大报纸发挥了作用。省市日报、晚报、都市报副刊相继开辟“校园诗苑”“校园诗角”，晚报整版推出“校园诗社作品联展”，都注明“由××大学××诗社供稿”。我们学校是全省第一学府，自然占的版面大，这为诗社社员搭起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平台。我们师大的名号频频出现在各报刊上，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意义不同凡响，领导在会上特意宣讲了此事。

大泽功不可没。

诗社办起来不久，一天，大泽问我酒量如何，我说不知道。在老家只有喜庆的日子才喝酒，就是喝也是意思意思。他说跟我走。到了地方我才知道他是宴请几位编辑老师。文学爱好者见了编辑老师都是仰望的，内心有着难以言说的忐忑与窘迫，像是有什么把柄让人家攥着。大泽却跟他们自然亲近，开着玩笑，互相拍打，游刃有余，显然这样的场合是经常性的。我明白了，眼前这一桌少说也要花上几十首诗的稿费。

一度我很有些瞧不起大泽，私下叫过他葛朗台，他太抠门了。大泽时常找我借钱周转，这让我很纳闷。我们都来自山大沟深的农村，手里没有闲钱。那时候上大学几乎一切都是公费的，至于个人消费可不像现在，大家都是精打细算，学校周围也不是商业圈，几近荒凉，一出校门就是农田。我们背书读书都是走在田埂之上，鸟语相伴，清风送爽。

比起我，大泽富有得多，他有丰厚的稿酬。要知道他发表诗歌是全校最多的。那时的稿费当然无法与现在的稿费相提并论，但与当时的消费水平相比，对于没有任何收入的穷学生来说是相当可观了。我曾为大泽记过账（他的稿费几乎都是我们一起去取的），凭稿费他不但可以供自己上学，还可以资助家里。然而，大泽似乎总是入不敷出，常问我借钱。我甚至认为他总是向我借钱周转就是为了掩饰我们交往中他的吝啬。

大泽的酒量不行，已经红头涨脸的，但他还是一杯接一杯地敬酒。我的酒量倒是真不错，这是我没想到的。省报的张编辑直夸我好酒量，喝得痛快实在。郭主任说大泽啊，以前跟你喝酒总是不尽兴，这回喝透了，今天比往时至少多喝两瓶吧。

从他们的往来对话中我听明白了，报刊上的“校园诗苑”“校园诗角”及“校园诗社作品联展”这些栏目都是大泽策划的。

酒过三巡，大泽说我们诗社策划了一个大型诗歌沙龙，学校主要领导要出席，能不能请几家报社领导也出席一下。省报副刊部公主任说没麻达，常务副总和咱是铁子。晚报、都市报的两位编辑立马表态说省报是老大，省报领导都出席，我们领导当然没问题。公主任说，这样，你来编稿子，发一个版综述，写写学校如何重视诗歌创作。副刊星期五出版，日子就初步定在下周五，万一领导那天有事再调整。领导去，我们给你多带上30份报纸。晚报、都市报的两位编辑也表了同样的态。

大泽立刻说我们敬各位老师每人三杯，再致真诚谢意。敬过酒，我又斟了三杯敬大泽。大泽说你看你，给我敬啥，给各位老师敬。他在桌下用脚踢我。我说各位老师肯定要敬，但这三杯我一定要敬你老兄，你随意我干了。几位编辑老师说应该的，应该的，大泽，这酒你一定要喝。大泽站起来搂搂我说，好，那我就舍命陪君子。

酒场散了，回去的路上，我对大泽说不好意思，害你多费了三瓶酒钱。大泽说要知道这回我舒坦多了，每次喝酒就跟死了一回似的，这些家伙太能喝了。

大泽说你准备几首诗，上下周五的版。我说星期五搞诗歌沙龙，校领导真要参加？他说这不才策划呢，还没跟领导提过哩。我说你不是说校领导要参加吗？还让人家请报社领导出席，万一咱们学校领导不出席呢？他说只要省报这边出副总编参与活动，咱们学校就得出副校长，这是规矩，也是互相给面子的事，官场上讲究这些。再说，还有李副校长哩，我跟他女儿已经建立了联系，上期《明天》的头题组诗就是她的，不行到时候让她跟她老爹说说。我说你真会弄事，真佩服你。他拍拍我肩膀说，校长女儿对《明天》这个刊名特别欣赏，对你的装帧设计也很欣赏，说有书卷气。

坐在马路牙子上，点了根烟，我说我买酒，咱们再喝，我好好敬敬你。大泽说你可饶了哥哥我吧，日月常在，着啥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情先领了。我说知道我为啥要敬你？他说不会因为我带着你出来喝酒吧。我拍拍他肩膀，本想说我误解他叫他葛朗台的事，说出来却是诗社有你真是有幸啊。大泽说你心里一定看不起我。我说咋会呢？大泽说我有时候都看不起我自己，可有啥办法，谁让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呢？

马路旁边是个麦场，新打的麦草堆积如山。大泽说我们上草垛去。我说好。上了草垛，我们躺下去，新麦草散发出一股馨香。星空深邃而璀璨，夜风清爽。我们久久望着星空。大泽说我在老家最喜欢躺在麦草垛上仰望星空了，你肯定也一样吧？我说是，有时候睡着了，把麦草当被子。

大型诗歌朗诵沙龙如期举办，双方领导都按预期出席，互相宴请，效果真是不错。

后来大泽常带我和编辑老师喝酒，当然我也会抢着付账，他会阻拦我说我比你宽裕点。跟编辑老师熟了，老师们指点我，说你得掌握报纸的特点，写好时令诗、节日诗，唱好四季歌，就像种庄稼一样，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我写诗发诗上了一个台阶。

学校对诗社重视起来，专门召开了诗社相关事宜的会议，又成立了一套班子——诗社社委会，顾问、名誉社长、社长、副社长、委员、秘书长、办公室，一应齐全规范，之前的社委会改为《明天》编委会，人员交叠，有了红头文件和公章。《明天》变成了对开八版诗报，一月一期，进入学校印刷厂，全彩色铜版纸印刷。择日，召开了庆祝大会，校领导班子全体参加，致辞讲话好不热闹。两间办公室也给装修了一番，摆上了几张大桌子和两套沙发——虽然是领导办公室淘汰下来的，桌子却是实木的，沙发也是真皮的。

社员们欢欣鼓舞，只有曹飞扬有些失落。“我原本想着《明天》我一直要免费印刷到弟兄们大学毕业哩。”他说。

因为学校重视，诗歌沙龙、研讨会、讲座、踏青笔会、朗诵会等活动由小变大，规格提高，省、市一些名家、编辑及校领导时不时出席，活动资讯时常见报。社会上常邀请诗社开展活动，组织诗人去厂矿企业采风联谊，搞沙龙研讨，厂矿企业也走进大学开展各种活动。总之吧，诗社活动越来越红火了。

8

白驹过隙，大三匆匆而至。诗社、《明天》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各种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可是，我离开了诗社，离开了《明天》。

后来大家谈起我离开诗社，都认为我是一时冲动，将人一军结果把自己将死了，最后无法回头。

所谓的“一时冲动”是指离开诗社那天我发了老大的火。事实上那完全是即兴，可以说是个意外。实打实地说，离开诗社的心思我早就有了，因为我越来越不喜欢诗社的气氛，甚至是有些厌恶。

怎么说呢，诗社成了一片热土，两间办公室总是挤满人，时刻处于沙龙状态，可沙龙渐渐变了味儿，一张口便弗罗斯特、奥登、雪莱、艾略特、托马斯、帕斯、米沃什……这些名字就像大家嘴里嗑出的瓜子皮一样翩翩飞舞，带着几句诗，命运啊人生啊自由啊灵魂啊上帝啊地感叹着。卡夫卡、福克纳、塞林格、博尔赫斯、金斯堡、斯奈德、休斯、伍尔夫、川端康成、海明威、乔伊斯、兰波、马拉美、布列东、阿拉贡、昆德拉、加缪、萨特……名单越拉越长，显摆卖派，倘若你不能随口说出几个老外的名字来，那可就落伍了，让人用眼旮旯瞥你了。

大诗人说诗与音乐是孪生的，于是就有人说自己听着什么曲写诗，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月光曲》《命运交响曲》《蓝色的多瑙河》《罗马之恋》《意大利随想曲》《纪念曲》《圣母颂》《云雀》《爱之喜悦》《沉思》《门德尔松E小调协奏曲》……事实上许多人根本没有欣赏这些音乐的条件，仅仅知道个名词罢了，而不少人还分不清交响乐、轻音乐、爵士乐……甚至出现过“为啥没有重音乐”的笑话。可大家都如此争相表现，否则就会成为被轻蔑的对象，会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担心“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内秀、木讷，只知道忙自己手中的活儿。问题是他们总会说到我。他们互相评论对方的诗作，然而到了谈论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时，我就成了靶标。他们列举出我的诗，以老师或大诗人的口气指出这长那短的，指点我今后的努力方向，就像他们是专业诗人，而唯独我是业余诗人。拿我开涮这样的情形几乎常态化了。

事实上我虽木讷，内心却并不认同他们，甚至我认为他们写得并不比我好，倘若我擅于言辞，他们的诗作我会说出一大堆问题来：

比如诗中“上帝”“咖啡”“酒吧”“薰衣草”“地铁”“圣经”“天使”这类意象密集出现。那时候对于我们这座城市和绝大部分来自乡村的学生，这些词还只是陌生的概念，有人还在诗中像生字词一样进行注解。“悲悯”“卑微”“灵魂”一类词语被广泛植入，诗越写越隐晦。一位教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人拿一份报纸朗诵了一首诗，问著名诗人我这首诗写得怎么样？诗人高声大赞好好好。那人说这首诗写的啥意思？诗人深刻地解读了这首诗。那人把报纸拿给诗人一看，哪里是诗，是报纸上刊登的一本杂志的目录。

再比如投机取巧，模仿成风。马雅可夫斯基写有《穿裤子的云》，有人就写了《穿裤子的风》。祁连山这样批：你就不能写成穿花衫的风或不穿裤子的风？光环之下必有“伪大”，尤其是对经典短诗的模仿更是类于剽窃。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普列维尔的《公园里》、卞之琳的《断章》、顾城的《远和近》、泰戈尔的《飞鸟集》《吉檀迦利》、冰心的《繁星》《春水》等精短经典诗作中许多诗句被大量模仿。北岛的《生活》就一个字：网。一字诗一行诗就太多了。心形诗、菱形诗、阶梯诗、流水诗……形式上所谓的创新更是五花八门……

要说这两年我发的诗不比他们当中一些人少，除了省内的报刊，也上了几个刊物，包括《星星》《诗刊》，可只要说起我的诗，似乎所有的人都能指手画脚。我明白他们对我的评价是建立在对我的身份认定上的，在他们心目中，我就是一个掌握些小技艺的设计者、刻印者、提茶倒水的服务者。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进入诗社的，不拿你说事拿谁说事呢？

离开诗社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是最根本的原因——我沉迷于小说之中了。这与周大朝有关。周大朝是我的上铺。这家伙是个书虫，整日躺在床上读书。他读过的好些书，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都没有，我都没听说过。这当然与他的父母有关。他的父母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从小就有书读，而且许多书都在书籍的封面、扉页上盖有“内部”章。他说人生也有涯而书也无涯，阅读就是在你隧道般的人生旅程中打开一扇扇窗口。奇怪的是他什么东西都不写，这就显得很不合群。他说读书就非得写东西吗？他孤傲轻慢，看不起许多写东西的人和许多人写的东西。

一天，我得到了一本艾略特的《荒原》——在诗社里，“现代派之父”艾略特和他的《荒原》总被不时提起，不少人都抄了全诗——我趴在床上翻阅，周大朝撇着嘴说读得懂？我摇摇头说读不懂。他说读不懂还读得下去？我笑笑说读不下去。他说你这人不好玩，你咋能这么说呢？你应该说读得懂，读得下去。你得会背几段或者更多的诗句，得从序言中背熟几段或更多的阐述，在公众场合你得提到它，说起它，高谈阔论，否则你作为一个诗人就显得不专业，失水准了。我捣他一拳，他咬着两根烟点着，把一根插到我嘴里说你这货实诚，诗社里你们那些社委可都懂得很，谈起来一套一套的，唾沫星子都飞到美国去了。

周大朝说看你写作的热情，或许会成为一个作家。你现在读书有些问题，书不能乱读，需要有选择地阅读，老读杂志会有副作用，因为杂志上的作品良莠不齐。正确的阅读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基础。这样，根据你从小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我给你推荐一些书读。周大朝开始给我带书，这让我的阅读发生了转变，我竟然写出了第一篇小说。虽然遭遇了退稿，但编辑给我写了信，给予了高度肯定，还提出修改意见，让我修改后再寄给他。这太鼓舞人了，我要写小说去，我才懒得在诗社听他们喧谎，呃，这是老家方言，意思是重复地说一些琐碎而没有意义的话，就是乱谝。要知道一个人的写作激情被调动起来，就知道时光有多宝贵了。我沉迷于写小说，有些疯狂了。

我对大泽说以后不再去诗社，大泽拍拍我说，我知道你一旦说出口的事，那是九头牛都扯不回的，但你记着，你依然是编委。

9

那天我去诗社就是收拾自己的东西。我到诗社时，里面有十几个人，正在激情澎湃地谈论诗歌。我有些后悔，应该旷一节课来收拾东西。可来了就不好掉头走，干脆开始收拾。有人说你怎么才来？几个暖瓶都空了，大家口舌都快冒烟了。我抬头看看，很想发火，但还是忍住了。是啊，两年多了，他们很习惯地指派我干这干那：“嘉望，提开水去，开水没了，你咋都不管？”“嘉望，你去叫一下×××。”“嘉望，你去阅览室把今年几期的《诗刊》借来。”不光是社委们，来诗社的人都这样。《明天》交给印刷厂印刷后，排版设计全都由印刷厂负责，我的身份在他们心目中就彻底沦为了诗社的“店小二”。

反正我要离开了，最后一次嘛，何必在乎呢？我提了四个暖水瓶去开水房提来开水。一进门朱大头就说给我倒一杯，多放点茶叶。我实在忍不住了，说你没长手啊？这句话有效果，几乎所有的人都看了我一眼。我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

这时候李光亮来了，一进诗社，就掏出“阿诗玛”给大家发烟。当时“阿诗玛”可是送礼级别的烟。李光亮在《诗刊》上发表了一组诗，还登了简介、照片，这当然让人艳羡，李光亮就有些趾高气扬。

大家谈兴正浓，李光亮却插进一个笑话，说一位乡下同学去同学家，同学说家里没油了，只能到外面去吃点。乡下同学看到酱油瓶说那不是油？满满一瓶不给人吃？气呼呼地走了……大家都笑起来。我没有抬头，但感到他们的目光都扫过我，我全身顿时着了火一样。

大家的话题扯到李光亮在《诗刊》上发表的组诗上，谈得很热烈。李光亮的“阿诗玛”不够发，他掏出十块钱说：“嘉望，给我买包‘阿诗玛’去。”

我没理会，继续收拾东西，他竟大喝一声：“嘉望，给我买包烟去，你他妈的装没听见？”

他竟然走到我的桌边给我拍桌子，我一拳捣在他的肋间说：“你母亲的，你腿折了？”

我这一拳是憋了好久的气凝结的力，他啊啊啊地蹲下去。

大家吞声屏气，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压不住满腔怒火吼道：“你母亲的算啥东西？对老子吆三喝四的，连老子的锤子都不是！”

李光亮龇牙咧嘴地跌坐在我的椅子上，我吼：“滚开，那是老子的座位，这里还没有你的座位。”

李光亮脸涨得紫红，手指哆嗦指着我结巴了：“你你你……”

我说：“我什么？你母亲的，滚。”

李光亮龇牙咧嘴站起来，我说：“老子就算是个店小二，也还轮不到你使唤。发了几首破诗就当自己是个人物，你母亲的就是发上十组诗，跟老子有根毛的关系？”

我发的不是嫉妒之火，而是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城乡偏见。

李光亮太爱讲嘲弄乡下人的笑话，表现城里人的优越感。比如那句“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名言被他改为“培养一个城市人需要三代”；比如说乡下人喝醉了，回家从院墙往里翻，结果掉到猪圈里，睡到了母猪旁边，抚摸着母猪说老婊子，又赶集了，买了这么粗的料子大衣，还是双排扣的……可恶的是他在讲这些段子的时候总盯着我看，我就像《红楼梦》中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我早就想好好发泄一通，李光亮投怀送抱，正是最佳发泄对象。

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进帆布包，盯着李光亮说：“酱油、挂面的，以食物与出身耍弄人、嘲笑人是最可恶的，连这话都不知道，还他母亲的在人跟前三句话不离‘乡下人’地充‘贵族’。”

“他母亲的”就来自李光亮讲过的一个故事，说乡下人老是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下去改造的知识分子急了，说你们当我们知识分子不会骂人？他母亲的！这笑话他讲第三遍的时候，我回他说我们乡下人不说你他妈的你他妈的，而说你狗日的你狗日的。他竟然哈哈大笑。今天我把这句话还给了他。

我甩起包走了，几个人过来拉我，我甩开他们。

晚上，我被架到了“学府餐厅”，他们要请我吃饭，感谢这两年多我为诗社的奉献。这是大泽、雪野、甄玉提议的。大家围绕着我敬酒，李光亮一再声明他一点没有侮辱乡下人的意思，就是逞口舌之快，觉得那些段子实在太有意思，听到了就装不住，讲出来才痛快。我也觉得自己真是有些夸张，就好心提醒李光亮，以后千万别逞口舌之快。李光亮说谢谢，一定铭记于心。

10

大四第一学期开学不久，诗社发生了一件大事，后来被称为“诗社事件”。

“诗社事件”就是坊间传扬的雪野与甄玉被“捉奸”事件。“捉奸”，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都没有结婚，男无妻，女无夫，何谈奸呢？何况大家都知道他们在谈恋爱。然而这种事谁会去推敲思考，只需跟风扬土就行了。

“捉奸”事件一时间甚嚣尘上，沸沸扬扬，说是雪野在中山公园浮云亭把甄玉“办了”。其过程给渲染得极其细腻、下作，就像个个都是围观者。为此学校专门召开学生大会，校长亲自讲话，斥令不许以讹传讹。

几天过去，事件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强奸，说是甄玉面对校领导哭诉自己幼稚，受诗歌迷惑，没有及时识破雪野别有用心的引诱。对于一个女生来讲，名誉大于生命，她受雪野胁迫，一时顾及名誉，所以没有报警。据说甄玉在讲述中几次哭晕。

“捉奸”者是何人呢？是被大家称为“自己人”的诗社社委、副社长风啸。

甄玉漂亮，又会写诗，待人和气，从不高瞧人浅看人，可以说人人心里都有甄玉。雪野独占花魁，自然引起大家的嫉妒。别人的嫉妒只是悲伤、失望、沮丧，风啸的嫉妒却是病态和另类的。从同学抢夺去的风啸的日记中，大家知道了风啸几乎夜夜看着甄玉的照片入睡。他深陷这一泥淖难以自拔，几乎疯狂，有过提刀砍人的冲动。他从一位摄影师处借来了相机，跟踪偷拍雪野与甄玉，三百多幅照片拍得一丝不苟，拉手、拥抱、亲吻……虽然没有“办了”的照片，但这在当时足够对当事者进行最严厉的处理了。

学校很快就有了处理结果：雪野被劝退，甄玉留校察看。

处理结果一宣布，雪野就蒸发了。甄玉也消失了一段时间。大家怀疑她会休学，然而几周后，她又来上课了。她完全像变了个人，衣着朴素得像个尼姑，长巾包头，沉默寡言。有一次，我在西湖边与她相遇，很想说几句，可张了几次嘴却没说出话来。我本就嘴拙，这种事就更不知道咋说了。我们一起走了一截，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她冲我做了个要烟的动作。我掏出烟为她点了。以前在诗社，她会制止大家抽烟，因为满屋子的烟，她待上一阵就得到外面去透透气。现在她也抽上烟了。抽了三根烟，我们没说一句话，她冲我摇摇手走了。看着她颓然的背影，我眼里潮潮的。我对她是有百分之二百的好感的，她曾经做过一件直抵我内心的事。有一次她父亲来学校，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在校园里给她掏东西。她为父亲擦汗，还带着父亲到灶上吃了顿饭。她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还给经过的同学介绍“这是我大（父亲）”。她的表现让人感动。我知道有许多乡下同学的父母亲戚来学校时，他们连大门都不让进。我见过一位同学在大街上对父亲吼，为啥不把钱寄来，要送来！他的父亲说这不正好来省城给村上办事嘛，寄钱还要花钱哩。儿子竟然骂道，你钻到钱眼里了。我真的不敢说自己有勇气像甄玉那样，允许父亲在校园里给我掏东西。这件事让她在我眼里更美了。多年后，啥事都不是事了的年纪，见面时我还跟她说起这件事，她哭了。

大约一个月后，风啸被人打得住进了医院。大家都怀疑是雪野打击报复，一度猜想雪野并没有回家，就潜伏在学校附近。我们都留意寻找过，然而没找到。几位跟雪野关系最好的同学赌咒发誓，说从雪野被劝退那天起就再没见过他。后来传说是大泽下的手。有人还问是不是我和大泽一起干的，因为我们好得都快穿一条裤子了。

11

“诗社事件”为学校开展整风提供了契机，全校掀起全面整风运动，除了学生中谈情说爱，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男生长发及肩、女生波浪盖顶、口红涂唇、胭脂扑面等都在整顿范围之内。事件发生在诗社两个编委身上，一个还是副社长，诗社就成了整风的重中之重，一天开一次会，学校相关领导轮流对诗社社员进行训话，人人写检查，剖析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

“诗社事件”倒是让大家重新认识了祁连山。他以身作则，一人揽下所有责任，代表诗社写了一份又一份检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检查写成了诗，遭到校方的严肃批判，让他重写，他坚决不重写，也不修改，只是重新抄一遍，把诗体改抄成检查体。他申请了处分，并引咎辞职。他的辞职书更是一首百余行的长诗，据说校长看得眉头直皱，最后拍在桌子上。他却拿起来又拍在桌上，扬长而去。

学校对诗社进行了整顿，取缔了以前的诗社，成立了以校名冠之的诗社，组成新的社委会，中文系主任出任社长。

紧接着召开诗社新社委会成立大会。天上下雨地下滑，哪达跌倒哪达爬。为了扭转“诗社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次大会举全校之力而为，比第一次正规隆重得多，提前两周学校就进行了预热宣传，文件、海报、横幅、大气球、小彩旗，校园一派节日气象。

大会开了一天，上午是诗社揭牌成立大会，请到了宣传部、教育厅、文联、报社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先是揭牌、合影，然后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大会。诗社的章程、制度都由校广播站播音员（甄玉已经不是播音员了）读了一遍，该讲话的领导都讲了话，两个诗人代表发了言。下午召开诗社年会，除了省市几位著名诗人和报刊编辑，省作家协会主席和秘书长也到了，学校除了各系、各处室相关领导，陈副校长、李副校长也出席了。为配合这次会议，印刷厂赶印出三本系列丛书——《〈明天〉诗歌精选》《五人诗选》《十人诗选》，虽然是内部书号，但装帧设计精美，一点也不比正式出版物逊色，还做了精致的手提袋。

诗社年会早早抖包袱，说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惊喜就是省作协举行两位会员入会仪式。作协主席讲话，充分肯定我校为作协培养了不少诗人。当他讲到以前加入作家协会都是毕业后的事，在校生加入作协这还是第一次，是一个创新，以后一定要早发现人才早培养，从在校大学生中吸收会员时，掌声雷动，气氛热烈。这确是一个惊喜。然而，当秘书长宣布两位会员的名字时，台下立刻吵嚷起来，秘书长的讲话也难以为继。

两位会员一位是大泽，一位是暮云。大泽发的诗多，但要说加入作家协会，在大家心目中的第一人绝不会是大泽。暮云就更离谱了，他只是发过十几首诗和几篇散文，都是省内报刊。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暮云是文联子弟，其父是文联副主席，意见就更大了，说这又不是提拔做官，怕提拔晚了影响下一步升迁。你急啥？赶着投胎呀！

这个话题在校园沸沸扬扬，好在开完会一周就放寒假了，否则这个话题一时半会不会销声的。

12

大四第二学期，毕业分配的帷幕拉开，一切都不再重要了。那时候中小学老师奇缺，我们是师范大学，“原则上”所有毕业生都是回原籍教育一线。只要有“原则上”这词，就像个气孔，就会有活动的空间，就会有例外。这么说吧，如果你有关系的话，“原则上”就是针对你说的，留在省城、分到地市甚至改行，就看你的活动能力。能找上关系的开始疯狂地找关系，像我这样没有关系可跑只有服从分配一条路可走的倒是显出“悠然见南山”的闲适。

之所以说分配，当然还是想说说诗社。别看诗社出了那么大的事件，分配中受益最大的还是诗社。我们那一届留校两人，都是诗社的。

一位大家或许都想到了，对，是大泽。不可否认，大泽为诗社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也为自己铺就了人生之路。“功夫在诗外”，用在大泽身上是准确的。

另一位绝对是炸弹，对，就是甄玉。消息传出来，我们大张着的嘴半晌合不上。这怎么可能呢？从学业成绩到诗歌成就再到其他方面，甄玉都是很平常的，而从家庭条件来讲，她和我们一样来自偏远山区，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出了村就不认识人了，何况她还背了处分，她是怎么做到的？

很快就有传说，甄玉留校依附的是陈校长。小道消息都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况且此消息来自我们系主任，虽然口气暧昧，欲说还休，但大家听得分明。

他们的关系正是依赖“诗社事件”建立起来的。系主任神秘地说。

陈校长是常务副校长，“诗社事件”就是他处理的。

传说很快发酵到了权色交易上。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陈校长“办了”甄玉说。校委会意见从重处罚，“诗社事件”涉事两人一起开除，以儆效尤。陈校长给甄玉做思想工作，非常明白地表示，如果从了他，她不但不会被开除，雪野还会由开除变为劝退，不会影响他将来的就业。甄玉从了陈校长，陈校长就在办公桌上把甄玉“办了”。

一种是甄玉“办了”陈校长说。陈校长的思想工作打通了甄玉的心门神窍，既然陈校长可以让她摆脱被开除的厄运，她为啥就不能反败为胜，更上层楼，留在省城甚至留校？于是她主动起来，在陈校长办公桌上把陈校长“办了”。

这无疑又是一个事件，影响不比“诗社事件”小。恰逢天各一方的毕业离别，大家都深陷“分配事件”中愤愤不平，严重淡化了毕业分别的忧伤氛围，我们酝酿筹备多日的泪都没来得及流淌。

两种传说都是权色交易，本质上却存在着主动与被动的区别，大家分成了两派，一派把甄玉说成婊子，另一派则哀甄玉之不幸。

两派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好在很快就毕业了，大家到了各自的岗位上，还在书信中争论这一事件。不可否认，甄玉依然是大家心中的女神。

甄玉留校的第二学期，陈校长老婆——那个有“铁姑娘”之称的图书管理员——专门偷配了陈校长的钥匙，带着两姊妹成功捉奸，从陈校长办公室把甄玉赤身裸体拖了出来，一口一个“婊子”骂着，还咔嚓咔嚓打着火机，吼叫着要烧了甄玉。甄玉的全身被抓了个稀烂，大家都倚办公室门观之，校长摔了一个茶杯一个茶壶才制止住这场闹剧。这传说后来很丰富。大泽留校，是离传说最近的，然而他闭口不语。之后的一个多月，陈校长老婆只要看见甄玉，就像发疯的老虎扑向猎物一般扑过去。甄玉多日未出现在校园，等到再次出现在校园，则是与陈校长成双成对，趾高气扬。之后就再没出啥意外了，陈校长离婚，陈校长结婚。这不是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虽然我们已经毕业，天各一方，七零八落的，不要说手机，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然而通过书信，这一事件在同学们之间传递着。几位同学说，陈校长这是买了一摞绿帽子换着戴哩。

甄玉与陈校长结婚后绯闻不断，一顶一顶给陈校长戴绿帽子，以至于有人怜悯陈校长，也有人说甄玉这是破罐子破摔。甄玉是怎么成了破罐子的？肯定是为了报复。当然，这些都是听人说的。

13

所有的事都有后来，说说后来吧，对，就是诗社其他几个人的后来。

先说说我吧。我分配到县一中，刚毕业的大学生一般是不会安排带毕业班的，可一位毕业班老师突发脑溢血，我强赶着鸭子上架，带上了毕业班。第一年的成绩竟然不错，从此我就一直带毕业班了。几年间我带的班成绩在高考中进入全省前十，出过两个地区状元，一个全省状元。出全省状元这年，省府有几所中学挖我，我进入了省府八中。

社长祁连山。毕业时，他的诗名（他是大家心目中学校的桂冠诗人）、诗社社长身份和高风亮节（一人独揽了“诗社事件”所有责任）没帮上他啥忙，反而让他背上了一个处分。分配时他给分配到他们县一中，学校一看档案就退了回去，结果他被分到偏僻闭塞的一所公社中学做了一名老师。公社各单位加起来有百十号工作人员，连个好看的女同事都没有，他只能找个农村老婆，半耕半读，一辈子没离开乡土。当诗歌作为一种精神、一个信仰的时代已经远去，许多人与诗歌渐行渐远，他依然写诗，只不过换了个笔名，与过去彻底断绝。

姚晓阳。姚晓阳如今成了大老板。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剪贴本”。他是受了大泽“剪贴本诗集”的启发。大泽买了一个超级厚的笔记本，精心剪贴自己发表的诗作，还点缀了从报刊上剪下来的题花、尾花，就像书一样漂亮。姚晓阳说用剪贴本剪贴出来就更漂亮了。大泽说我到处找过，没有卖剪贴本的。

姚晓阳是从印刷厂考出来的，分配又回到印刷厂。他设计开发出了各种规格的剪贴本、摘抄本，在那个语录体笔记本占据的文具市场，让人眼睛一亮。剪贴本的后面，印上了姚晓阳搜集的二百余家包括中国台湾、日本、欧美、新加坡等华文报刊的文学作品投稿通讯录。姚晓阳是第一个让我知道广而告之的人，他给我们每人送了几本摘抄本、剪贴本。这些本子在学校销路极好，紧接着他又开发出各种笔记本、稿纸、纪念册。姚晓阳一年参加十来个文学函授班和各种改稿会，建立起了庞大的函授学员关系网络，他利用这些关系卖起他的产品，文友诗友都成了销售员。

真正让姚晓阳兴旺发达的是文学函授。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函授热过很长一段时间，大学毕业后，我依然收到各种各样的文学函授启事与简章。毕业第二年，姚晓阳就辞职办起了文学函授学院。他起初依托县、市文联的内部发行刊物，后来与公开发行刊物合作。大小报刊上时常见到他的招生简章。他从各级文联、作协雇用作家、诗人、编辑做辅导老师，为函授学员写指导性回信。函授学员多的时候，他还雇用过几个诗社成员做辅导老师。他的函授学院一度名声很大。随着澎湃的改革大潮，改制的印刷厂也成了他的。等到文学热降温，姚晓阳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转行做起了服装生意，批零兼营，做得风生水起，最终毫无悬念地进军房地产、酒店业。

关于他的报道一度很多。随着时代变迁，价值观改变，昔日爱好文学成了一件不好意思提说的事情，多年未见的文朋诗友相见都避之不谈，尽量隐藏这一过去，可他讲成功学时却大讲特讲他的文学情结，讲他参加的各种文学函授班和笔会。他曾经搞过一次大学同学聚会，管吃管住，还有旅游项目和礼品，可参加的同学远不及他想象的多。有同学感慨，钱多了也寂寞。就在前不久，他步入六十花甲，出了一套诗集和一本评论集。有钱嘛，书籍的装帧设计自然高端大气上档次。

曹飞扬。这个容易激动的家伙，毕业后分配到老家一个农场中学，干了一年就调进县印刷厂。他父亲退休，他当了副厂长，几年后下岗。他在不同的地方打过工，但都干不了几天。在最初的几年里，他经常在省城的几个同学那儿蹭吃蹭住，大泽和甄玉他都找过。后来，他一激动真就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愿望，与比他大两轮的富婆生活在一起，有房有车有存款，无忧无虑写着诗。过了几年，那婆娘死了，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妹妹，离了，又娶了一个小妹妹，离了，不再写诗了。

风啸。他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最后那样。据说他去找陈校长，结果发现陈校长竟然与甄玉在办公室做那种勾当。他号哭谩骂，后来被人打得住了院，学校让他休学。后来，他玩上了摄影，竟然玩出了名堂，成了摄影家。

最后说说雪野吧。十几年后，国家公布211大学名单，母校进入，大力引进人才，雪野杀出。不过他不是以笔名“雪野”、真名“万全”杀出的，而是以“马骏”出现。在回归母校的演讲中，他讲述了自己成为“马骏”的经历。他被劝退后没有回家，而是投奔一个小县城的远亲，花了几个月时间完成改名换姓，再次参加高考，很幸运地考上了北大，一直读完博士。母校进入211大学名单，广招人才，他放弃了好几所条件优厚的名校邀请杀回母校。雪野与甄玉旧情复燃，出双入对，公开张扬。陈校长被气得几次住院。

大泽。一直在大学做到了副校长，后来到一个地级市做常委、宣传部长，又回到学校做了校长。陈校长、雪野、甄玉一度成为他隔几日就必须要面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