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与“再造三代”之梦
——王书华教授《荆公新学及其兴替》读后

文建刚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211)

在宋代政治、学术和文化史上，王安石(1021—1086)因得君行道，推行变法，创立新学，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伟业于一身，一直是研究和争论的热点。自其殁后九百多年来，研究其生平、变法、新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论著数不胜数。20世纪以来，随着时风、世风和政治的演变，王安石研究也一直处于风口浪尖。总体而言，20世纪的王安石研究侧重其政治活动与变法思想方面，而80年代以来，荆公新学以其北宋官学的独特地位和超迈汉唐注疏的义理学新内容、新气象，以及在宋学、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学界研究热点。

王书华教授《荆公新学及其兴替》[1](以下简称《兴替》)一书，即是此期荆公新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

荆公新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学问？历代学人看法不一，全祖望认为新学“杂于禅”，“数十年而始废”，故不以“学案”为名，仅名为“荆公新学略”置之末位(第89位)。今人杨天保总结前贤之论，约有杂学说、实学说、儒教说、唯物主义学说、义理之学五说。[2]4-23《兴替》着意恢复荆公新学本来面目，通过对荆公新学哲理内容与思想的文献考察、理论剖析，对新学的性质作了综合性的界定，认为新学是一种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经世之学、革新之学。[1]340

《兴替》开篇即在《绪论》《学述》章回顾了王安石研究史，也对“荆公新学”概念作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着重指出“本书探讨的主要是王安石个人的学术思想”[1]7，亦即狭义的荆公新学。并以专节细致考证了王安石所著《易解》《淮南杂说》《洪范传》《老子注》《周官新义》《诗经新义》《尚书新义》《字说》等荆公代表著作，分析了新学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学术旨趣。“荆公新学是唐宋儒学复兴运动发展到北宋中期的产物，是适应北宋中期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为挽救北宋中期积贫积弱、因循苟且、信仰迷失、道德滑坡的社会现实服务的，因此，王安石探讨道德性命之理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认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并指导人们修身律己，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修养和道德自律。王安石的道德性命之学与其治国理政之术是一体的，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前者为精，后者为粗，‘其精则道德性命之说，其粗则礼乐刑政’。”[1]119

由开篇综述、概念和文献的铺陈，全书精彩内容得以正式展开，总体而言，《兴替》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荆公新学史，包括荆公新学的创立(第二章)、发展历程(第三章)、衰颓历程(第六章)及其贡献与地位(第五、八章)；二是荆公新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包括荆公新学的学术渊源(第三章)、时代背景及其与变法关系(第二、四章)、对先秦汉唐儒学的扬弃(第七章)、学术特点(第五章)。

相较于作者博论《荆公新学初探》[3]对荆公新学史的线性梳理，《兴替》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其学术渊源、时代背景及其内在的扬弃，将学史与学理结合，使荆公新学的研究走向深入。在全书的逻辑构架上，不同于一般严格区分学术史和思想内容的上下编行文方式，《兴替》以荆公新学的创立、发展、衰颓为主线，间涉时代背景、学术思想分析和贡献地位评论，有一气呵成之感。

二

《兴替》作者在哲学、史学和文献学方面经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并长期专注于荆公新学研究，学养深厚、基础扎实、笔力雄健，因而能从横向、纵向和综合层面对荆公新学作多层次、多维度的细致深入考察，以准确地探知荆公新学历史真相和学术脉络，从而对荆公新学学史与学理作出相应的精彩解读和公允论断。笔者认为，《兴替》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正名定分，《兴替》对王安石历史形象、儒宗身份的还原，对荆公新学学史的重建。《宋元学案》本以时间先后为宋元学者群体设立学案，但对执拗激进、锐意改革的王安石及其新学，却以儒学正统立场等而下之，置之末位，并仅冠以“荆公新学略”之名，与诸儒之“学案”相区别，显然黄宗羲、全祖望等对王安石及其新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此一观点既是数百年来学界主流思想，似也为近世学人沿袭，对正确认识、评价王安石与新学造成了不利影响。《兴替》正着眼于此,通过对王安石学术渊源的考辨，明析其以儒为宗的儒学正统地位，而非儒家异类；通过对荆公新学创立、发展、衰颓这一学术史的梳理，为重建荆公学案奠定了基础，并为重新认识、评价新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向。

第二，知人论世，《兴替》对王安石生平与人格、理想有较为精准的把握与感悟。《兴替》从荆公新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出发，考察了北宋王朝国力的积贫积弱、君主的消极怠惰等政治困境，继而分析了唐宋之际章句繁琐、儒学式微造成的纲常败坏、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政治与社会、世事与人心的二重现实矛盾，迫切需求士人革故鼎新，扫除国家沉疴痼疾。由此，王安石及其荆公新学应运而生，《兴替》还顺势从唐宋学术转型、学风转变的角度，考察了荆公新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并分析了王安石 “以儒为宗”“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援法入儒”等荆公新学学术渊源与特征。尤其学术渊源一节，《兴替》对王安石学术相关材料可谓如数家珍，运用相当纯熟，论述亦精当可信，如：“一般而言，中国封建士大夫常常怀有两副衷肠：一副是积极的，在人生处于顺境时，表现的是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此乃‘达则兼济天下’；另一副是消极的，在遭遇挫折或抱负不得实现时，表现的是消极的遁世精神，此即谓‘穷则独善其身’。”[1]113笔锋所陈，虽言王安石，却也是古代中国万千士人两种人生的真实写照，颇为精妙。

第三，援引扬弃，《兴替》对荆公新学扬弃汉唐注疏学、援引融会佛道思想的“理学模式”作了细致考证与阐释。罗志田在《胡适传》中引陶希圣语“理学即一面援道与佛，一面排道与佛，而开创的儒学思想体系”[4]41，提出“理学模式”[5]35之说以总结中国文化之一大特色。“理学模式”的实质即是吸收与超越，且超越才是重点、目的和实处。王安石与二程、三苏等宋代士人(泛而可及之于大部分读书人)都受到佛道熏陶，具有一定的佛道修养，但他们大多仍是以儒为宗，有坚定的儒学信念，并且不断援引佛道以提升儒学，进而创立了新学、洛学、蜀学等新学派。《兴替》所总结的荆公新学治学特点亦具有“理学模式”色彩，如第五章的“兼容并包，融会创新”条下：“以王安石为核心的新学学者更是明确认识到，复兴儒学必须建立新的儒学体系，而新的儒学体系的建立必须要在利用、改造、吸收释道思想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不仅如此，法家、墨家乃至诸子百家也必须作为思想资料为我所用。新学顺应学术发展的规律，兼取诸家之长，表现出兼容并包、融会创新的特点。”[1]136当然，《兴替》虽极为注重荆公新学“否定章句、重视义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特点，归纳出王安石训释儒经、改造旧经学具有“打破汉唐章句训诂之学的旧传统，弘扬宋儒义理解经的新学风”和“不重视经典中名特制度的考释，着重于道德性命之理的阐发”[1]134-135两大特点，但《兴替》仍是以王安石以儒为宗的儒家本位思想贯穿始终的，因而“他是以儒为本，融合释道乃至法家思想，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来发展儒学，从而从学理上战胜释道两家，使得儒家学说重新得以在皇权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1]118。

第四，文本与语境结合，兼顾学人与政客的不同视角。不同于洛学的内圣之道，新学以官学身份独行于世六十年，始终服务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既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与支持，也对洛学等反对者进行政治打压，因而新学学者和洛学等学者各自具有鲜明的立场，相互间的论辩也极具主观色彩，变法大背景下社会文化导向也具有多样性。因此，对复杂语境下对各自书写的文本材料的解读就显得极为微妙。《兴替》明显注意到这点，分专章讨论了新学与变法(第四章)，还在新学衰颓原因分析中细致论述了司马光、二程、三苏等对新学的批判，分两宋四期(北宋中后期、两宋之际、南宋中期、理宗时期)对学派、党派间的争斗作了学术史考量，是全书资料最翔实、论证最缜密、分析最深入的部分，直指学术本原。

总之，《兴替》一改前人对荆公新学误解与病诟的固有观念，通过对王安石形象的历史考察、思想的辩证分析，并结合与时代学人、学派的比较分析，还原了荆公新学的本来面目，较为系统地重构了荆公新学学史，具有开创性。

三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自谓：“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不可以言破坏之言；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6]586-587以此论王安石及其新学，亦可得新见解。

中国人向来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荆公新学亦是如此。赵宋自立国以来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加之北宋中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剧变，使得“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人们“陷入了深深的信仰迷失、道德困惑之中”。因而，通过统一经术以统一思想(即一道德)成为当时上至皇帝、下及士人共同的愿望。在神宗皇帝“发挥道术启训天下后世”[7]237示意下，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荆公新学，集结了王雱、蔡卞、陆佃和吕惠卿等学人，“主张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1]119，以《周礼》为治国蓝图，编纂了《易解》《淮南杂说》《洪范传》《老子注》《周官新义》《诗经新义》《尚书新义》《字说》等一批新经学著作[1]120，意欲 “法先王”以立法建制，统一道德，再造一个以三代之世为蓝图的新社会，以“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实现富国强兵，进一步维护和加强北宋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一过程，既是对汉唐诸儒严守师法家传以训释经典的章句注疏之学的突破，也是不忍破坏儒家传统、旧邦文化的仁贤之心的表现，这种对传统保护性的改革，亦即西方汉学家所谓的“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8]479-488。不同于孔子的郁郁不得志，王安石是幸运的，他的学术理想、治国蓝图，他对旧制度、旧文化的“破坏”，在君王的支持下得以一一实现，从而成就了不朽功业。

同时，王安石又是矛盾的。无论是对变法的理论建构，还是具体的政策施行，虽然“拗相公”王安石较范仲淹确实更“有能回破坏之手段”，变法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应的预期效果。但他似乎也已看到了奠定在权贵基石上的君权集团无法真正将改革的利刃刺向自己，圣明君主也只是昙花一现，寄希望于天下一人的改革无论妥协与否，终有尽时。君权时代的士人，毕竟无法超越君主、王权的时代限制，只能修修补补，而不是直接推倒一切重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9]227，这时的王安石集先圣之道德与先王之功业于一身，达到了与孔孟同在的“大人”境界[1]343。故梁启超站在改革者的共同立场对王安石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10]1《兴替》则进而论之，认为“王安石弘发了孔子的学说，弥补了孔子学说中天道观、辩证法、人性论思想的不足，对于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乃至人的心性的认识与把握比孔子更进一步”，并“以执政之身，借助封建皇权的力量，将自己创立的新学上升到皇权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作为统治思想为朝野所遵循，起到了统一全社会思想的作用”，即“一道德”的不世之功！以此而论，得君行道、以儒治国的王安石，实是上承周公而超越孔孟的，其学术有综罗百代、融会三教而开一代之新的大气魄、大气象，其变法也不仅影响北宋一代，而且是儒家士人兼济天下、致君尧舜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书名“兴替”似乎别有深意。与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杨天保《金陵王学研究》等荆公新学思想研究著述相比，《兴替》更侧重于学术史的梳理。唐太宗曾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1]33，其意在于从古代历史的兴亡更替之中探求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而《兴替》中所要探求的，不是仅限于一代一学的兴衰成败史，也不是简单地考辨王安石与二程、三苏等学人、学派的关系，而是借由荆公新学以发明学派学术本原。《兴替》敏锐地认识到，新学只是宋学众流派之一，但新学因“君临天下”的官学地位，逐渐“沦落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沦落为现实政治的婢女，结果只能导致解经中的意识形态性凌架于学术思想性之上，过分浓重的政治动机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从而失去了学术的独立性，也“失去在学术争鸣和社会实践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机会”。因此，《兴替》提出了“学术思想性才是新学的本质属性”[1]261观点，这也揭示了中国古代学派众多而伟大学人却廖若晨星的真正原因，即：学术的创新发展才是学派生命力的源泉！当学派离开学术，也就不再成其为学派了。

《兴替》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狭义荆公新学的研究范畴限制了写作内容的拓展和思想谱系的系联。《兴替》侧重学史，在义理思想方面有待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现代新儒家和海外学人的研究成果吸收略有不足，对学史与学理的融合部分章节略显混乱，逻辑结构上还应再斟酌、完善。另一方面，《兴替》还存在一些文献小问题。当然，以笔者有限学力所见之问题，在学界日新月异的新研究中可能大多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而这也正是我们共同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