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空间”的生命政治

许恒兵，许 迪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201602）

与列斐伏尔更多地关注空间生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同，福柯对空间的关注更多地侧重于政治性，特别是内含其中的施加于人的身体的权力技术。基于对“监狱”这一典型权力空间的细致分析，福柯发现现代社会在权力运作上的重要特点在于，空间凭借其自身的内部构造而成为一种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对个人展开持续不断的监视和规训，使其变成一种新的主体形式。福柯指出：“如果一种机构试图通过施加于人们肉体的精神压力来使他们变得驯顺和有用，那么这种机构的一般形式就体现了监狱制度，尽管法律还没有把它规定为典型的刑罚。”[1]259监狱体现了典型的空间生命政治。在监狱空间中，犯人接受监视和规训，以达到“改造”犯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福柯认为监狱的诞生意味着“规训机制征服了法律制度”[1]260。在福柯看来，这种权力空间弥散于现代社会之中，如工厂、学校、军营、社团等，都是监狱般的权力空间，都发挥着对人的身体进行规训和惩戒的权力性作用。福柯由此揭示了空间的生命权力作用。从空间的权力作用视角解读《资本论》，其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了资本生产过程既是物质生产的过程，也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一个借助于空间规划和重塑予以权力控制和规训的过程。由此，《资本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空间”的生命政治。

一、“空间”的生命政治与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

在福柯看来，古代社会的“君主权力”是“让你死”，即通过惩治乃至消灭肉体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权威和威慑力，并以此达到政治权力的统治作用。与此根本不同，现代社会的“规训权力”表现出的则是“使你生”的历史特质，即其通过一系列权力技术对个体的身体进行操纵、塑造、驾驭、使用、改造，以使其按照一定的意图和方向发生变化，让其变得有用、有效。由此，规训权力便具有了“生产”的意味。同时，君主权力运作总是由一定的主体单向实施，而现代社会的规训权力则是通过形成一系列的机制来实现，这些机制都表现出密封的空间特质，即如福柯所说，“这种机制是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来利用空间”[1]162，从而在现代社会，空间自身便具有了权力操控的作用，它基于自己内部的独特构造持续实现对人的监督、规训和改造。福柯认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特殊技术”[1]193。规训“造就”个人，其目的在于制造出“有用”的个人。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就是特殊的空间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种空间并置，共同发挥着规训作用。因而，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的一个重要特质就在于通过空间来统治和管制社会，其目标在于“使人体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1]156。

虽然马克思与福柯在对空间的理解上存在着视角的差异，即福柯主要是从权力技术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空间的权力运作，而马克思则首先基于社会生产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空间的生成，并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性分析来揭示内含其中的权力运作。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生产的过程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通过空间规划和重塑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空间成为资本对劳动者实施政治规训的重要工具。福柯认为，从18 世纪开始，建筑开始成为政治学的讨论对象，而其缘由则在于空间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但由于福柯侧重于从权力技术的视角来分析空间的权力运作，从而未能揭示这种转变的现实根源。马克思则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过程的描述来把握现代社会统治形式的变化，并以此把握空间的生成和内含其中的权力运作。在马克思看来，空间绝非自行产生和延展的抽象存在，它的形成和变化始终建立在物质生产形式变化的基础上。特定的物质生产形式就会产生特定的空间形式，并生成特定的历史本质，包括福柯所揭示的空间的生命权力特质。当代左翼学者哈维指出：“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2]377这一论断无疑言明了马克思对于空间的理解路径，即相比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模式上的重要变化就是，“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3]273,274，而在封建社会，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他为领主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3]274。从劳动者的生存空间的视角来看，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权力关系方面的变化在于：在封建社会，由于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相分离，从而在必要劳动阶段农奴有着相对自主的空间，“农奴可以独立于为地主的工作而生产其生存手段，因而剩余劳动必须通过超经济手段来榨取”[4]44；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领域合一，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开始变得完全屈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资本运作的场域，这就为资本家规划和重组劳动者的整个生存空间以实现对劳动者的权力操控奠定了基础。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通过规划和重组空间来强化对劳动者的统治并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的分离为前提”[5]821，822。按照詹姆逊的理解，这个分离过程本身就充斥着异化，并且体现为一个空间转移和变形的过程。对此，他指出，“异化是一个历史事件，但也是发生在空间中的事件，如土地和农民、围场、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等等”[6]87。也就是说，劳动者变成劳动力并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劳动者的生命空间被暴力所改变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考察资本原始积累时所揭示的，“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5]823。这种暴力性的“被抛”强行隔断了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古已有之的联系，彻底摧毁了劳动者的既有的生活秩序。来到陌生的市场之后，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为了生活所需，他们有的很快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有的被迫沦为乞丐、盗贼、流浪汉。但后者绝不是资本家所需要的。为此，资本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表者很快制定出了法律，使得鞭打、监禁、割耳等变得合法化，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些“被抛者”统统赶到工场之中。马克思描述到，这一过程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5]822。

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所以会“合一”，就在于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他们一无所有。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出现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前提。从历史进程来看，“劳动力”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形成，而且意味着空间的生命政治之发端。正如维尔诺所指出的，“要想理解‘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的理性内核，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概念开始，一个来自哲学观点的更复杂的概念：劳动力（labor-power）的概念”[7]104。在他看来，劳动力是一种“非现实的潜力、活力”，它与实际的行动截然不同。对此，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3]201。当资本家购买了这种生产能力之后，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将其当作商品使用了。维尔诺认为，“劳动力模棱两可的矛盾特性（虚构的一些东西，却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着）是生命政治的前提”[7]106。为了让作为“潜力”的劳动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的增殖，资本家便开始对作为劳动力之“载体”或“基质”的生命或身体进行干预、控制、规训、管理，而“对身体的管教是为了提高劳动的生产率水平”[7]107。虽然维尔诺仅仅只是从“基质”的角度来谈论劳动力，而没有认识到“劳动力”的出现本身意味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因而内含着历史性的特质，但其无疑指明了“劳动力”之于生命政治运作的前提性作用。劳动力形成以后，资本家通过购买的方式将其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并通过将劳动者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开始组织生产和再生产，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实现资本的增殖，而资本实现增殖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剥夺工人的生命时间。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及其人格化的代表——资本家便通过空间塑造对工人展开监督和规训，以使其转变为适合的主体形式。

二、资本的空间塑造与“空间”的生命政治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过程经历了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化生产三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体现出了资本系统富有自身独特性的空间重组和规划，并以此对劳动力的生命实施控制和规训。我们首先来看协作中的空间重组与规划及其生命权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认的，无论是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概念上来看，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在于同时雇佣人数较多的工人，他们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在同一时空中生产某种商品。具体来说，资本确立其统治地位的过程首先在于将大量劳动力集中到资本家设置的特定空间中从事商品生产。对于资本而言，这种集中导致了许多个人之间相互“协作”的开始。通过这种协作，不仅个人的生产力得到提高，而且还能创造出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5]378。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协作的效能，资本家便开始制定严苛的纪律对工人实施监控、协调和管理，而这种通过集中所形成的“封闭空间”则为纪律发挥作用铺平了道路。正如福柯所指出的，“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1]160。通过工人集中所形成的空间由此成为权力操控的场域，它以雇佣工人完全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管理而获得具体表现。在由资本集中所形成的封闭空间中，资本家通过严苛的纪律对工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产资料和驾驭劳动力，防止出现偷盗、怠工、骚乱和“密谋”等，而这些正是阻碍资本增殖的因素。

在协作阶段，资本生产的组织是建立在既有的个体劳动方式的基础上的，而工场手工业则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并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这一侵袭的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对空间重新规划和塑造的过程。对于18 世纪所形成的规训机制，福柯从空间的视角分析指出：“这种机制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利用空间。它首先依据的是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因此，这是一种旨在了解、驾驭和使用的程序。”[1]162与福柯从权力技术的视角分析空间的生命权力作用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的视角展开分析和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增殖的关键在于将作为价值之活的源泉的劳动力纳入资本生产系统中，使其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但如果说任何工具只有经过磨合和锻造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那么作为工具的劳动力也是如此。对于资本而言，必须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断地予以规训，以使其变得有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权力便具有了“生产”的作用。而这种“生产”必须置于特有的空间中才能取得实效。如果说在协作阶段，资本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因而还无法让劳动力从属于自身，那么伴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资本则实现了对劳动力形式上的吸纳。在此前提下，资本逐渐建构起一整套规训、使用、驾驭工人身体的空间运作机制，即马克思所说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以实现对工人生命时间的攫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协作阶段推进到工场手工业阶段，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工人生命空间的变化。对此，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著作中指出，“个人分割化的原则变得更加复杂。这涉及如何将人员分配在一个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而且还涉及如何根据具有独特要求的生产机制进行这种分配。必须把人员的分配、生产机制的空间安排以及‘岗位’分配中的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1]164，并设置一个能够通观内部全局的监视点，这样就能让劳动能力分配在一系列工人身上，并使其最大限度地形成“集合力”。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相比于协作，工场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在于扩大了分工，其鲜明的表现就在于，一个完整商品的生产被拆分成了各个环节，而每一个工人则被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中，并逐渐固化为其专有的职能，个人由此成为“局部工人”。对于资本而言，基于分工而形成的这种空间划分和位置固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但伴随着分工的固化，局部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5]393，394。正是通过分工的扩大以及对工人的固化，工场手工业俨然成为一个“规训系统”，这个系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空间运作，并对作为其“器官”的工人持续实施规训、支配和压榨，或如马克思所说，“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5]404，405。在这种空间规训中，局部工人不仅变得日益片面，而且变得日益迟钝。正如弗格森所描述指出的，“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是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5]418。福柯也指认，“在大工业崭露头角之时，人们在生产过程的分割后面可以发现劳动力的个人片面化”[1]165。正是由于固守在完整的生产过程的某一环节之中，并反复从事着同样的操作，工人的生产志趣和才能得到了压抑，日益成为片面化的存在，工人个人的发展也由此遭到彻底消弭。进一步来看，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存在着简单和复杂、低级和高级之分，而分工所形成的总结构将各种职能强制性地分配给工人，并硬化为他们的专门职能，从而在工人内部造成了等级之分。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将劳动力吸纳到自身系统中，并通过空间规训以实现对劳动力生命时间的最大限度地榨取，以此实现自身价值的增殖。但是，由于工场手工业自身的技术基础的限制，资本的增殖仍然受到了限制。具体来说，在工场手工业中，资本生产仍然以工人的活动为基础，工人相互之间的转化和联结仍然会受到工人熟练程度以及人自身的力量的限制，这就造成了资本无法完全支配工人的劳动时间。这对于“时间就是一切”的资本而言，显然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为此，资本家发展出了机器体系。机器体系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再依赖于工人，而是能够自行运转，自己与自己分离和结合。由此，作为资本的机器体系再次实现了对空间的重新规划。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马克思对资本描述的高潮——机器大生产的出现——也是空间的，因为机器大生产用将生产集中起来的工厂新空间垦殖了空间”[6]87，88，并指认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机器大生产的章节“探讨的是主体性的空间”[6]91。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如果说分工的扩大造成了一个特殊的空间系统以对工人的生命进行权力规训，通过这种规训，工人被逐渐塑造为符合资本增殖要求的“工具”，那么伴随着机器体系的出现，资本实现了对空间的全新塑造，并进而造成了新的控制人的身体的方式。对此，福柯指出：“随着工厂的发展，也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而明确的工业空间：首先是综合制造厂，到了18世纪后半期，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大工厂。……这不仅是规模上的变化，而且是一种新的控制方式。”[1]161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机器与工具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工具的特点在于必须经过人手才能发挥作用，而机器则是一个能够自行运转的客观系统，即“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质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各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5]437。具体来说，所有发达的机器由三个不同的部分构成，即发动机、传动机、工具机或工作机。其中，发动机和传动机的功能在于通过自身运动将动能传给工具机，而工具机则将动能施加于劳动对象之上，并按照预定的目的来改变它。特别是伴随着发动机、传动机和工具机在技术上的不断改进，单个的机器逐渐发展成为机器体系。在机器体系的运作中，工场手工业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并没有消失，而是变成了作为机器体系的局部工作机的“结合”[1]436。这个自行运转的客观系统将工人纳入其中，并以自己的节律对工人进行规训。奈格里和哈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这个概念非常有用，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资本不再简单地在规训式装置和生产过程中吸纳之前就外在于资本创造出的劳动行为（这只是形式吸纳），而是创造出新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劳动形式，也就是说，将劳动完全整合进资本主义的躯体内”[8]105，这种整合正是通过资本的机器体系来完成的。而后，这个“死机构”以其连续的、划一的运动对工人的身体进行规训，使其变得适合自己的运转节奏。而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其更深层次的效应乃在于，这种规训逐渐消解了工人的任何“不适”，使其逐渐习惯了机器的节奏。从这个意义上讲，布若威认为“马克思在他的劳动过程理论中没有为同意的组织留出空间”[4]47，实为对马克思的误读。机器体系还基于分工的原则在工人之间造成了新的等级关系，“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5]485，486。由于在技术上服从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工人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害，实现工人的肌肉健康的多方面运动也受到压抑。总而言之，机器体系夺取了雇佣工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适应机器运转节奏对工人所造成的超负荷工作，使得工人陷入一种赤裸的生活，“这种生活比阿甘本的集中营中绝望的居民所面对的还要更深地植根于经济系统”[6]100。

总之，福柯所确立的“空间”的生命政治视角，主要是从权力技术的角度揭示现代社会空间规划对人的生命的政治权力作用。与福柯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视角揭示资本通过空间规划和重塑驯化工人的生命权力作用。正是通过这种揭示，马克思暴露了现代社会空间的生命权力的深层根源，同时为空间的生命政治批判提供了方向指引。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与生命空间的解放

正如前文所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特质在于通过规划和塑造空间对工人的身体进行控制和规训，以此达到最大限度榨取生命时间、实现自我增殖的最终目的。既然如此，要彻底消除现代社会施加于工人的生命权力作用，实现工人的生命空间解放，最根本的路径无疑应该是颠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福柯在其规划的权力抵抗路径中同样内含着对生命空间解放的思考。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到处弥漫着针对人的身体的权力空间，监狱是其中的典型，它通过权力的运作改造人。学校、工厂、精神病医院、慈善团体等空间同样隐藏着权力运作。表面来看，这些机构都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与监狱炯然有异，但它们同监狱一样，却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1]353。面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内涵权力运作的密封空间，福柯努力寻求实现人的生命空间解放的路径。与其对微观权力的关注相一致，福柯倡导通过局部斗争的方式来减弱现代社会的权力空间施加于个人身体与思想的各种控制，并特别强调特殊型知识分子在局部斗争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面对四处弥散的空间权力网络，福柯最后走向了个体自我的审美救赎。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应该关注自身，“想象和建立我们可能之所是”[9]287。遵循这个路径，福柯认为，反抗权力斗争的根本目标不是夺取权力，而是告别旧的主体，成为新的主体，即通过“对数个世纪以来强加于我们身上的个体性进行拒绝”，以此“促发一种新的主体性”[9]287，288。在福柯看来，如果否定种种历史决定论，并走向主体化的生存美学和自我技术，将获得一种根本性的独立意义。这种审美的生存——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目的在于，使个体化的自我生存不再依赖于外在于个人的任何原则，而是达及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很显然，福柯倡导的是一种“后主体时代”的抵抗，这种抵抗以孤立的个体为主角，并将“斗争”的主战场设置在了人的“内心”。但是，面对现代社会庞大而隐匿的空间权力关系网络，个体的局部反抗必定是无力的。福柯最后选择退守“内心”的自我审美救赎，则是这种无力抵抗的反映。而由于生存美学特别依赖于个体自我的创造性，因而并不适用于普通大众，从而所谓的审美救赎便只能局限于少数社会精英。更为重要的是，内心的审美救赎实属一种“消极抵抗”，其不仅无法触动现代社会的空间权力运作，而且以无声的方式默认了现代社会的权力，因而从深层次上来看，这仍然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正因如此，凯文·安德森认为福柯的“抵抗”概念里“缺少一种解放的观念”[10]。

与福柯规划的局部斗争和个体自我审美救赎的路径不同，马克思认为，个体是社会性的存在，在阶级社会中，个体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因此任何局部斗争只有置于阶级斗争的框架内才是有效的，而个体的生命空间解放必须以阶级革命和社会解放作为前提。正如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对内含其中的空间权力运作机制所作的揭示表明的，对马克思而言，任何权力结构归根到底源自于经济结构，因而要彻底打破现代社会的空间权力牢笼，最根本的不是停留于纯粹的权力技术分析，更不是退守“内心”而任由权力肆虐，而是要彻底颠覆权力关系由以衍生出来的经济结构，即对现实世界进行彻底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527。

要求彻底变革世界，体现了马克思遵循主体行动逻辑规划生命空间解放的路径。那么，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种主体的颠覆行动何以可能？对此，马克思在1845年左右实现哲学变革后，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从客体结构的逻辑视角探究生命空间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并以此为主体行动的逻辑奠定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总是隶属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而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人的历史性本质则是由人所隶属于其中的历史性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所塑造和规定的。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专门做了说明。他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10这为马克思从客体结构的逻辑展开“空间”的生命政治批判以及规划生命空间解放路径提供了指引。与主体行动的逻辑立足于主客体对峙的框架理解和把握人的生存境遇不同，客体结构的逻辑则将人视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并基于生产关系批判来论证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化空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形成的，归根到底是服从于资本增殖需要的。因此，要彻底摆脱施加于人的身体的各种空间权力，彻底实现人的生命空间的解放，最根本的路径就是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代之以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

那么，这种取代何以可能？对此，马克思基于客体结构的逻辑分析和把握资本运动自身中必然遭遇的矛盾和困境，以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新型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5]562。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仅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后经历了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化生产等各个阶段，而且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崩溃，即“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5]874。我们知道，资本生产的唯一目的在于实现自身的增殖，为此，资本不断推进技术革新，提升资本的有机构成，随之而来的则是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值越来越小，从而资本的利润率不断下降。集中来讲，其中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其用来达到此目的的方法却是“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12]278。伴随着资本的不断拓展，其历史局限性会日益暴露，最终会因其内在具有的“自我否定”性而退出历史的舞台，从而“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13]96。由此可见，《资本论》对现代社会之空间的生命政治的揭示同时就内含着对“空间”的生命政治的批判，而其中对生命空间解放的路径规划就内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之中，这一规划展现了《资本论》的深层次政治批判潜能。因此，当詹姆逊指认《资本论》“没有政治结论”[6]110时，实为一种误读。

马克思辩证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认为这一过程既是通过塑造权力化的空间对人的身体进行干预和规训的过程，同时也为人的生命空间解放奠定了基础。从本质上来看，相比于以往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即从“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转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雇佣劳动者虽然获得了身份上的独立，但却由于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这也是资本之空间权力运作的必要前提，并由此造成了人的奴役。但是，这一构成的另一面却在于，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并且这种联系为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3]56，而它的自我展开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从而“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12]928。马克思由此阐明了实现人的生命空间解放的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社会关系的解放，即人真正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一旦这一目标实现，就会彻底瓦解资本——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的代表——与雇佣劳动的对峙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资本颠倒为主体，并通过空间塑造对雇佣劳动者不断进行再生产。另一个是伴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物质生产领域的“必然王国”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而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2]929。在这个自由王国，每个人的能力素质的提升成为目的本身，因而就不会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将个人限制在特定的空间内，而是每个人依凭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发展自己，从而使得生命的时间真正成为发展的空间，而且还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自由转换。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人的生命空间解放路径的规划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的基础上的，因而与种种关于人之美好未来的乌托邦式构想划清了界限。就此而言，当詹姆逊指认“对马克思来说，未来的工厂，资本主义之外的乌托邦生产空间，应该被看做也是生产、建构主体的空间，以及方方面面教育的基本场所”[6]94，并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逆转”[6]95，则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所规划的生命空间解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