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郡斋读书志》看晁公武的诗学观

陈必应，郝 永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南宋晁氏为藏书大家，“以翰墨显者七世，故家多书”，[1]（P15）但“自中原无事时，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后，尺素不存也”。[1]（P15）后晁公武供职四川转运司时，上司转运副使井度以收藏“历十馀年，所有甚富”[1]（P15）书籍贻之，晁公武因以“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讹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1]（P15）终成目录学巨著《郡斋读书志》（以下简称《读书志》）。《读书志》“共著录书一千四百九十六部，除去重见者，共一千四百九十二部”，[1]（P2）“基本上包括了南宋以前的我国古代的各类重要著作”。[1]（P3）晁公武《读书志》“初成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终成于宋孝宗淳熙七年至十四年（1180-1187）之间”，[1]（P1）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解题的私家藏书目录”，[1]（P2）清人钱泰吉《曝书杂记》称《读书志》为“宋以来著录家之首”，[1]（P5）清汪士钟称其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同为目录之冠”，[1]（P5）清王先谦《〈郡斋读书志〉叙》云：“自宋晁子止创为此学，陈氏振孙继之，并为后儒宗仰，而晁氏尤冠绝。”[2]（P290）南宋晁公武《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历来并受推崇，被视为我国私家目录学史上的双璧。《读书志》包含繁富，历来不乏关注与研究，成果亦颇丰硕。然学界之研究多集中于晁公武生平及其目录学、文献学、书目考证、学术价值、图书版本等方面，而对其目录编排之间蕴含的文学观念研究不足。实则，《读书志》著录众多，其间“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1]（P15）的部分往往显示出晁公武的独到见解，是其文学观念与思想的体现。“晁公武治学不主一家，涉猎颇广。据史志记载，其著述十分丰富，当有十二种之多。但是，留存至今的，只有《郡斋读书志》一种及其他诗文的残篇”，[1]（P1）而通过《读书志》中对于诗的有关论述，不仅可见晁公武之论诗方法，亦可见其论诗主张。

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论诗方法

晁公武《读书志》著录繁富，基本囊括历代重要诗人之著作，在发凡目录、辄撮大旨之间，点评诗人、诗作多有独到精妙之处，通观《读书志》对历代诗人、诗作之点评，可见晁公武独特的论诗方法。首先，晁公武论诗有着较为广阔的视野，他对诗人、诗作的批评是与时代的发展、文风的衍变结合起来的，秉承开放、发展的眼光，没有封闭、僵化的心态。其次，晁公武《读书志》论诗往往是把诗人与诗作一起批评的，既关注诗作对象，也考虑诗人主体本身情况，论诗及人，做到了诗品、人品的结合。最后，晁公武《读书志》既强调诗歌情感的充沛真实，也注重技巧方法的运用，不偏颇于一方，而兼顾其情采。这种系统而合理的论诗方法，是晁公武《读书志》独到的方法论基础与理论导向。

（一）知人论世：文学、世情考察 文学批评强调与世情相结合，是中国古代的文论传统。《礼记·乐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3]（P978）《孟子·万章下》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4]（P232）《魏书》云：“文之为用，其来日久。……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5]（P1265）刘勰《文心雕龙》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6]（P404）孔颖达称：“诗迹所用，随运而移。”[7]（P3）王铚主张：“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8]（P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见知人论世堪称自古公论。而晁公武作为目录大家，发凡点评之间，辄撮大旨而论，亦秉承了这种批评传统。如《读书志》对唐张九龄《曲江集》的点评：

张九龄曲江集二十卷。右唐张九龄子寿也。曲江人。长安二年进士，调校书郎，以道侔伊吕科高等，为左拾遗。开元中，为中书令，卒，谥文献。九岭风度醖藉，幼善属文。玄宗朝，知制诰，雅为帝知。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及贬荆州，惟文史是娱，朝廷许其胜流。徐坚论九龄之文，如轻缣素練，实济时用，而窘边幅。柳宗元以九龄兼攻诗文，但不能究其极而。集后有姚子彦所撰行状，吕温撰真赞，郑宗珍撰谥议，徐浩撰墓碑及赠司徒敕辞。[1]（P838-839）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力量往往来源于社会底层，而权势人物的支持是底层诗人、诗歌主张得以迅速推行的重要原因，中宗年间（656-710）应制风气有复萌之势，而张说、张九龄等身兼执宰大臣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他们推崇健康诗风、提携文坛新人，对于扭转这一趋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张九龄诗风雅正冲淡，被誉“岭南第一人”，清屈大均云：“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9]（P315）胡应麟《诗薮》称：“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10]（P77）《旧唐书》评：“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11]（P2104）故晁公武《读书志》点评《曲江集》所言“雅为帝知”“谔谔有大臣节”“朝廷许其胜流”“实济时用”，实际上是把对张九龄《曲江集》的批评放诸当世，突出张九龄对一代诗风之影响。

这种把诗作批评与时代、世情相联系的论诗方法在《读书志》中不是孤例，而是普遍的作法。如《读书志》论《王维集》中载“安禄山反，尝陷贼中。贼大宴凝碧池，赋诗痛悼。诗闻行在，后得免死”[1]（P839）之事，把视野拉回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中。在评《韦应物集》中云：“律诗自沈、宋以后，日益靡曼，锼章刻句，揣合浮切，虽音韵宛諧，属对丽密，而娴雅平淡之气不存矣，独应物之诗，驰骤建安以还，得其风格云。”[1]（P864）对于时代、世情的交代对于理解诗人及其作品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论世”的展开使得“知人”的深度大为加强，诗风衍变的时代背景、品论诗人的历史因素，晁公武《读书志》对文学、世情的考察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

（二）论诗及人：诗品、人品结合 对诗品、人品的重视同样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原则，钟嵘《诗品序》云：“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12]（P22）元好问《至题中州集后》诗：“若从华实评诗品，未免吴侬得锦袍。”[1]（P133）黄庭坚《濂溪诗序》：“周叔茂人品甚高，胸中磊落，如光风霁月。”[14]（P18）刘熙载《艺概》云：“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焉。”[15]（P86）在晁公武《读书志》中，论诗往往及人，注重诗歌品格与诗人人格的结合，诗品、人品的相得益彰是晁公武《读书志》所极力推崇的。如《读书志》对骆宾王、寇准的点评：

右唐骆宾王也。义乌人。武后时，数言事，得罪，贬临海丞。不得志，弃官去。文明中，徐敬业乱，署府佐，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之矍然。及败，亡命，不知所之。后宋之问逢之于灵隐，已祝发为浮屠矣。[1]（P831）

……初，笃学喜属文，尤长诗什，多得警句，在相位，论议忠直，不顾身谋。仇邪媒孽，既以谪死，或又谤之云：“在相位时，与张齐相倾，朱能为天书降乾祐，准知而不言。”曾子固明其不然，曰：“审如是，丁谓弗须，固足以悦之。”[1]（P959）

明胡应麟《诗薮》云：“卢、骆五言，骨干有馀，风致殊乏。至于排律，时自铮铮。”[10]（P67）“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骆宾王篇什独盛。……流丽雄浑，独步一时。”[10]（P75）作为“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对荡涤六朝文学颓波、革新初唐浮靡诗风贡献突出，这种文学上革旧出新的个性与其政治上追随徐敬业复唐的反抗精神有着某种共通性。而寇准刚直足智、性刚自任，太宗曾言：“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16]（P7772）毕士安云：“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16]（P7767）晁公武在《读书志》中称其“论议忠直，不顾身谋”，寇准政治上“秉道疾邪”的品质与他“尤长诗什，多得警句”的文学风格是相得益彰的。

晁公武《读书志》这种品论诗人、诗作，常兼重诗品、人品的诗学批评方法是难得的，在文学创作，作品呈现的风貌往往受创作主体的影响，就像骆宾王荡涤革新的革新和寇准多得警句的特点，都是与其个体特性息息相关的。又如《读书志》称李益：“负才，凌籍士类，众不能堪。”[1]（P866）评李翱：“性峭骾，论议无所屈，仕不得显官，怫郁无所发。从韩愈为文，”词致浑厚，见推当时。”[1]（P885）晁公武《读书志》关注诗人个性、品格与其文学上风格、特点形成的影响，进而推崇一种人格与风格、人品与诗品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状态。

（三）兼顾情采：情感、文采并重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6]（P286）“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6]（P287）“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6]（P288）情感与文采是文章的经纬，情感是文采的基础，文采是情感的依附，二者须兼顾协调，才能情挚辞畅。在《读书志》中，晁公武没有执拗于“重情”或“重文”的某一方，而是在论诗中既强调情感真实充沛，又注重诗歌文采技巧，秉持兼顾情采的诗学批评方法。如《读书志》论初唐王勃、陈子昂诗集：

右唐王勃子安也。通之孙。……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酌饮，引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之“腹稿”。有刘元济序。[1]（P830）

……子昂少以豪侠使气，及冠，折节为学，精究愤籍，耽爱黄老、易象，尤善属文。唐兴，文章承徐、庾馀风，天下祖尚，至是始变雅正。故虽无风节，而唐之名人无不推之。柳仪曹曰：“张说以著述之馀攻比兴而莫能极，张九龄以比兴之瑕穷著述而不克备，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子昂一人而已。”[1]（P833-834）

作为四杰之首，《旧唐书》称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迈英，与兄勔、勮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11]（P3404）胡应麟《诗薮》云王勃：“兴象宛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五言绝亦舒写悲凉，洗尽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10]（P67）而陈子昂继续发展“四杰”刚健诗风，肃清齐梁绮靡纤弱习气，正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13]（P19）晁公武《读书志》云王勃之“腹稿”及陈子昂之“始变雅正”，正是对于初唐革新诗人反对齐梁绮靡风气、提倡真情实感诗风的肯定。

再如《读书志》论李商隐诗：“初，为文瑰迈奇古，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旨意能感人，人谓其横绝前后无儔者。”[1]（P910）“瑰迈奇古”与“繁缛”是文采上的特点，而“旨意能感人”是情感真挚浓厚的效果，李商隐诗因其情感、文采的结合而有着其独特的审美境界，自然略显繁缛但也显得诗歌“清新织艳”。[1]（P910）总之在《读书志》中，晁公武能发掘诗人情感与文采结合的美感，兼顾情采始终是其诗学批评的重要方法。

二、《郡斋读书志》中晁公武的诗学主张

在知人论世、论诗及人、兼顾情采的论诗方法论指导下，《读书志》蕴含着晁公武独特的诗学主张：一是把论诗兼及经史，特别推崇通才类型的诗人；二是求革新而拒保守，关注时代诗风之转变；三是追求诗歌情感的真挚与内容的真实，反对空洞、应制、绮靡纤弱的诗坛习气；四是在诗歌批评上没有门户之见，不囿于某一类型某一流派，而是多种风格并举，坚持开阔的诗学批评眼光；五是既注重某一类诗人所具有的共性表达，又关注诗人个体的个性特点，在评价中能达到共性与个性的兼容。晁公武《读书志》以其独特的诗学主张，显示出宋代目录学家论诗的高度成就。

（一）学力论诗，推崇通才类型诗人 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云：“人谓诗有别才，非关学力者。只就天分一边论之；究竟有天分者，非学力断不能成家。”[17]以学力论诗非清人所独有，同处宋代的严羽《沧浪诗话》云：“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8]（P26）严羽虽对诗歌创作上“以才学为诗”的作法持批判态度，然而论诗上却往往不避论才力，如评孟浩然诗云：“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18]（P12）晁公武《读书志》同样喜以学力论诗，在点论诗歌、品评诗人时往往兼及经史，关注其学力积累之深厚，并因之推崇诗、文、经、史等全方面有所建树的“通才”型诗人。如《读书志》对唐岑参、宋梅尧臣之点评：

……参博览史籍，尤工缀文，属辞清尚，用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绝笔，人竞传讽。至德中，裴荐、杜甫等，常荐其“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佳名早立，时辈所仰，可以备献替之官”云，集中所杜确序。[1]（P850）

……幼习为诗，出语惊人。既长，学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简古纯碎，然最乐为诗。欧阳永叔与之友善，其意如韩愈之待郊、岛云。[1]（P987）

岑参“博览史籍”与梅尧臣“学六经仁义之说”是其为诗为文的学力积累，他们“超拔孤秀，度越常情”“简古纯碎”的风格与他们博览史籍、参习六经的经历有关的。晁公武《读书志》往往不把品论诗人、诗作的眼光局限在“诗”或“人”身上，而是多方面关注他们文、史、经方面才学的相互促进。特别是对一些经学、文学方面成就比肩甚至超越其诗学的诗人，《读书志》能做到他们学术积累上的共通与互补，如《读书志》评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新书称：‘愈三岁而孤，自知读书。比长，尽通六经、百家学。’……盖愈之置辞造端，字字悉有依据。如毛颖传、进学解之类，皆有所师范云。”[1]（P876）“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既窜斥，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悲恻。”[1]（P880）韩、刘之诗、文皆为一代大宗，其为文之思想影响其作诗之主张，而彼诗文之成就皆是出于深厚的学力积淀，这种通才类型的诗人是晁公武所极其推崇的。

（二）革故出新，注重时代诗风转变 刘勰《文心雕龙》云：“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6]（P61）“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6]（P269）无论诗文，皆处于不断的发展革新中，若僵化不变，则失其生气。在宋诗的发展中，唐诗高峰在前，理论创新与另辟蹊径始终是宋代诗人所不断探求与开辟的发展道路，晁公武身处这样的时代，在诗论上注重革新是情理之中。晁公武《读书志》评论诗作，往往注重各个时代不同诗风之转变，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鼓励诗风的革故出新而批评故步自封，尤其对引领时代诗歌风尚转变的现行者，往往给予高度肯定的评价。如对曾引领一时风尚的“元和体”诗人评价：

……籍性狷急，为诗长于乐府，多警句。元和中，与白乐天、孟东野相酬唱，天下宗之，谓之“元和体”云。[1]（P886）

……稹为文长于诗，与白居易齐名，号“元和体”，往往播乐府。穆宗在东宫，妃嫔近习皆诵之，宫中呼为元才子。及知制诰，变诰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1]（P896）

《旧唐书·元稹传》云：“稹聪警絶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11]（P2950）元和体继承乐府精神，提倡现实主义及语言的浅显明白，对于当时的诗风转向起到过重要作用，《读书志》所谓“天下宗之”正是这种新诗风流传的效果。又如评李贺的奇特诗风：“贺词尚其诡，为诗未始先立题，所得皆警迈。远去笔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1]（P905）李贺诡谲奇特的诗风虽然在当时未能如元和体一样引领一时风尚，然亦是对当时诗坛风气的一种突破与创新，故晁公武《读书志》言“当时无能效者”，已然含有赞赏之意。要之，晁公武《读书志》对敢于突破和改变当世诗风的诗人往往是持肯定态度的，诗风的不断转变与发展无疑是诗歌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而至于风行与否则是不可多加苛责的。

（三）真情实感，反对绮靡纤弱习气《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7]（P6）钟嵘《诗品序》认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12]（P15）无论是诗的“志之所之”还是其“动天地，感鬼神”的功能，真情实感始终是诗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前提，晁公武《读书志》讲求诗歌内容的饱满充实与情感的充沛真挚，反对绮靡纤弱的齐梁风气与僵化空洞的应制诗作。诗歌发展到宋代，宋诗越发走向说理而日显枯燥，晁公武对此虽没有直接的态度表明，然而从《读书志》中一系列诗人、诗作的点评之间来看，晁公武对于过分说理的风气亦是不甚满意的。如《读书志》对于：

……自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徐坚尝论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其为当时所重如此。[1]（P834-835）

……善为诗，绮靡婉丽，有齐、梁之风，时人以比吴均、何逊云。[1]（P851）

宋之问对律诗发展自然有功，然而继承齐梁风气，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却也导致诗歌过于约束而不利情感自由抒发，故宋之问虽如李嘉祐之诗重于一时，然终落齐梁之绮靡纤弱习气，是因过于重视形式而使情感受限内容偏狭。晁公武《读书志》反对齐梁以来的绮靡纤弱风气，推崇“四杰”、陈子昂之雅正、风骨，关注诗歌情感与内容，而抛弃过分的形式与辞藻追求。《读书志》言杜甫诗：“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数当寇乱，挺节无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1]（P857）孟棨《本事诗》云：“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9]（P17）晁公武推崇杜甫这种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真情实感的自我抒发，而反对齐梁以来绮靡纤弱习气及应制、空洞、僵化的诗歌风貌。

（四）不拘一格，多种诗歌风格并举《续资治通鉴》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11]（P8649-8650）同宋严羽《沧浪诗话》论诗讲求“入门须正，立意须高”[18]（P1）不同，晁公武作为藏书家和目录学家，《读书志》之论诗不囿于某一流派与某一风格没有门户之见，而是不拘一格，对各时代、诗人、流派、诗作、风格都能公正评论。诗歌风格本是多元的，各人虽难免有所偏好，然晁公武《读书志》难能可贵在于，不掩盖各人对于某类风格的喜爱，然对于其他风格能做到不失偏颇。如晁公武喜陆龟蒙诗之“平淡”，又不反孟郊诗之“苦涩”，对阮籍诗的“玄远”亦不吝赞美：

……居松江甫里，以文章自怡。少工歌诗，其体裁不一，卒造夫平淡而已。自号江湖散人，或号甫里先生。著作之博，新史多取之，而独不云工歌诗。[1]（P929）

……郊少隐嵩山，性介寡合。韩愈一见为忘形交。为诗有理致，然思苦涩。李观论其诗曰：“高处在古无上，平处下顾二谢”云。[1]（P883）

……籍志气宏放，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属文不留思，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体。虽不拘礼教，而发言玄远。[1]（P814）

陆龟蒙、孟郊、阮籍处于不同时代，各自所在的社会环境与文学风尚都不相同，故而不能以某一种风格的好恶来评判其诗歌上的成就。陆龟蒙与皮日休通江唱和，对唱和诗发展影响深远；孟郊与韩愈为韩孟诗派代表，亦深深影响一代诗风；阮籍名列七贤，风骨诗文为后世所景仰。故晁公武《读书志》能并举三子，不以个人好恶以臧否诗人，足见持论之公允。再如《读书志》评王昌龄诗“缜密而思清”，[1]（P841）论高适之诗“以气质自高”，[1]（P851）许刘长卿之诗“虽窘于才，而能锻炼”，[1]（P843）可见晁公武《读书志》不是以一种封闭、执拗的眼光去判断品评所有诗人的。诗论上不囿于门户之见、多种风格并举、不拘一格的作法，也使得《读书志》成为目录学上影响深远的巨著，对后世诗论多有借鉴意义。

（五）同而有异，共性与个性的兼容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云：“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6]（P254-255）“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6]（P259）此是论“体”（作品风格）与“性”（作者个性）的关系，实际上，一个时代、一个流派、一个群体内的诗人诗作往往具有某些共性，但是作为个人主体的作者在共性之外尚有自己的个性。晁公武《读书志》论诗既能把握不同诗人在风格、情感上的共通之处，又能抓住诗人们共性之下的个人特点，从而在点评之中达到同而有别，做到共性与个人的兼容。如同为南朝诗人的谢朓与谢惠连，《读书志》对之评价同而有异：

……朓少好学，有每名，文章清丽，善草隶，尤长五言诗。沈约尝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文选所录朓诗仅二十首，集中多不载，尽附入。[1]（P821）

……十岁能属文，为雪赋，以高丽见奇。族兄灵运每见其新文，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1]（P822）

钟嵘《诗品》评谢惠连：“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12]（P69）评谢朓：“其源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至为後进士子之所嗟慕。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12]（P72）晁公武《读书志》言谢朓、谢惠连诗“丽”，且引用沈约、灵运之言赞诗才之高，这是对二谢诗歌流丽一面的共性概括；而“清丽”“高丽”则是流丽这个共性之外的诗人个性。又如评岑参“属辞清尚，用心良苦”[1]（P850）“超拔故秀，度越常情”，[1]（P850）言高适之诗“以气质自高”，[1]（P851）则是对同为别塞诗人之外诗风一面的认识。

三、结语

晁公武所著《郡斋读书志》为目录学巨著，因其极高的成就与独特的学术地位而被视为“目录之冠”，对后世目录之学影响深远。在目录学的主体功用之外，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的部分亦显示出其独特的学术思想，而在对诸多诗家著作的品论之间，流露出其独特的论诗方法和诗学主张。在论诗方法上，晁公武秉承知人论世之传统，强调文学批评与与世情相结合；论诗及人，关注诗人个性、品格对其文学上风格、特点形成的影响，进而推崇一种人格与风格、人品与诗品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状态；兼顾情采，在论诗中既强调情感真实充沛，又注重诗歌文采技巧。在诗学主张上，晁公武关注士人学术各方面的积累与互补，以学力论诗；注重各个时代不同诗风之转变，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鼓励诗风的革故出新而批评故步自封，主张革故出新；讲求诗歌内容的饱满充实与情感的充沛真挚，反对绮靡纤弱的齐梁风气与僵化空洞的应制诗作，推崇真情实感；诗论上不囿于门户之见、多种风格并举，秉持不拘一格的作法；在点评之中达到同而有别，做到共性与个人的兼容，注重同而有异。晁公武这些健康积极的论诗方法和诗学主张，不仅确保了《读书志》持论的公正与影响的深远，对后世之诗学批评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