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视域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力培养探究

谭诗民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新文科”建设作为一场全球性的教育改革运动，既是对人文学科当下所遭遇危机的策略性回答和应对，也是对传统高等院校文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变革。实施“新文科”建设是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育跳出发展性、突破性、创新性不足的困局，适应国际局势、国内形势、产业趋势、学科态势的战略选择。

一

学界对“新文科”建设到底是何时开始的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将之溯源到1996年，这一年“沃勒斯坦小组”在其发表的《开放社会学》报告中突出强调“两种文化”融合的“新社会学”（New Social Science）；有将之溯源到1980年，这一年美国“斯隆基金会”提出“新文科”倡议（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计划要在1980－1990年之间斥资2000万美元，定义、启动并实施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课程和项目，将技术和定量素养纳入古典文科的研究领域；也有将之溯源到1981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 出版的一本名为《新文科》的小册子。但是就实际活动内容来看，此前种种所谓关于“新文科”的活动要么是初步具有新文科活动的思维特征，要么是简单使用了“新文科”这一术语或表述。“新文科”的总体理念、具体内容和主要特征等问题，仍处在不停地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一般认为，美国希拉姆学院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文科”教育理念。从2017年10月开始，希拉姆学院对其所属的29个专业进行重组，并对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中，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模式。这一改革理念和方法于2018年在其院长洛里·瓦洛特（Lori Varlotta） 发表的题为《为新文科设计模型》的文章中进行了凝练和总结。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影响力的增强，希拉姆学院逐渐成为全球“新文科”教育改革的策源地。

“新文科”概念在我国于2018年正式被提出来。2018年8月，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前半个月下发的中央文件正式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1]。2018年10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系列文件陆续出台[2]，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对文、理、工、农、医、教等领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做出具体安排，明确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改革任务和重点举措。2019年2月，在教育部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年度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介绍，要通过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3]。2019年4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在天津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指出新文科建设“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4]。2020年11月，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做出全面部署。

同希拉姆学院“新文科”建设更多强调文理融合，即将新兴科技内容融入人文教育，让人文教育插上科技成果的翅膀不同，我国提出的“新文科”建设在主导思想、关键理念、核心内容等方面都体现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正如在发布于2020年11月3日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所指出的：“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5]，因为提升综合国力需要新文科，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新文科，培养时代新人需要新文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新文科，推动文科教育融合发展需要新文科[5]。通过坚持守正创新、价值引领、分类推进等基本原则，把握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等重要抓手，推动文科研究和教学适应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将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融合，其最终目标是要在坚持尊重教育规律和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培养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和社会科学家。

“新文科”是相较于传统文科而言的，但其并不是对传统文科的断裂和否定。它是在新兴经济变革带来新业态领域出现、新兴社会发展带来新时代问题、新兴文化进步来带来新研究范式的背景下，突破传统文科教育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推动传统文科更新升级，从以学科为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的文科教育革命[6]。可见，“新文科”建设是在重视传统文科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即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以满足国家发展需求，服务经济社会，解决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为建设导向”[7]，提升时代性，加快中国化、国际化进程，引领人文社会科学新发展。其内涵既包括“开拓新领域、开设新专业、建立新学科、培养新人才”[8]，也指向“人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9]。

二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共同驱动使然，也是高校文科教育提质增效的内在觉醒使然。新文科建设对于地方本科高校来说既是历史机遇，也是现实挑战。我国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多为应用型高校，这类高校普遍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从学科发展史上看，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中国大学史上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即开设有尚不是一种独立系科形态的“文学”科目；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中国文学门；1910年，北京大学将中国文学门作为文科教学的正式建制，1919年改称“中国文学系”，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得以确立。20世纪50年代，国文系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涵盖文学和语言两大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分类日益严密和规范。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的规定，中国语言文学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秘书学、中国语言与文化、手语翻译9个专业[10]。早期北京大学建立文科教育，即因文科“思想性强，对时代思潮及社会风尚的影响更直接、更有效”[11]。事实证明，蔡元培先生主导设置包含汉语言文学在内的文科重点学科群，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学科历史最悠久、文化传承最具优势的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必能把握发展机遇，积极应对时代挑战。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关键是抓实学生能力培养。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以下素养：

首先是深厚的人文修养。无论传统人文主义还是新人文主义，都主张加强文学、艺术、伦理、社会、历史等人文学科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将价值教育和人性培养摆在整个教育过程的优先地位且贯穿始终。新人文主义在突出伦理教育的前提下，强调理解与和平、自由与责任、人的尊严与自然和谐等问题。这些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力培养的题中之义。总而言之，不仅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更需要引导他们解决思想观念、精神价值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2]45-47。

教育的本质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联合国1972年发布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要培养一种新人，“这种新人只能具有人类智慧（Homo sapiens）和人类技巧（Homo faber）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感到他自己和别人之间融洽无间；具有一种人类和谐（Homo concors）”，强调在社会生产不断变革的时代，教育要为每个人在他所需要的时候，提供学习的机会，“所谓有限世界的时代，只能是一个属于全体人的时代，即人人在内的全人类时代”[13]。1996年发布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认为，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在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中都起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面对未来的众多挑战，教育“是使人类朝着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迈进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王牌”[14]，人类可以借此战胜贫困，减少不理解、压迫、战争等现象。2015年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重倡人文主义教育观是根本的共同利益，指出“教育必须重视文化素养，立足于尊重和尊严平等，有助于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结为一体”[15]。虽然三个报告发布的历史背景不同，所面对的时代环境和试图解决的具体问题各异，但都突出教育对人的本体发展的重要性。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其最根本的任务还是引领人实现全面发展。当前，“高等教育中最顽固的困境之一”即是无力向外界传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无法向圈内人士表达自己意欲向大众传播的特定价值观；人文学科“既不处理地方上的紧急事务，也不用插手什么了不起的全球性大事件”[16]。

新文科建设的根本落脚点在“立德树人”，首要遵循是将知识性与价值性统一，重视树立理想信念、涵养人文精神、滋养家国情怀。我们不能摒弃传统文科教育在文化传承与精神引领方面的价值和责任，而一味强调新文科建设在打通学科壁垒和实现交叉融合方面的优势，让人文教育无限贴近科学技术，否则，就违背了教育规律和学科特性。事实上，只要是人文社科建设，就离不开人文精神的传承。当前，新文科建设中应努力提升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认识力和理解力。

其次是扎实的专业素养。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其所著的《专业主义》一书中指出：“专业技术人员与专家看似相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17]专家不仅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较先进的理念，且具有无穷的好奇心和永无止境的进取心，具备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能力和化解矛盾的能力。其实，大前研一提出了企业和个人在21世纪复杂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应该具备的专业素质问题。他这里提到的“专业主义”与局限于有限的知识领域和学科领域的传统专才有着本质的区别，显然更具有综合性、融通性和实践性，与当前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理念相契合。

当前，关于新文科建设总体思路和有效路径的话题大多围绕“打破学科壁垒，培育交叉学科”展开。“首先需要打通人文学科内部的壁垒，文史哲不分家；其次要打通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既要保证社会科学的学生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也要让人文科学的学生习得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思想观念；最后要打通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壁垒，融通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通过文理交叉研究来认识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复杂问题，用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学生提供契合时代需求的素养训练。”[12]47上述理念和途径的提出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从学科特性上看，文科和理科本来就存在相互渗透的可能性，只是因为后来学科发展过于细化而造成隔离；从社会发展看，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呈现极度复杂和高度综合的特性也决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须相互融合。但是，我们在提倡融合和交叉的同时，也需要提倡和发展“专业主义”。

尽管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高校在培养目标及人才定位上有区别，但是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核心能力构成的认识基本相同，主要包括沟通能力、写作能力和教学能力三个方面。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质量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提升，就不得不在保持专业固有特质的基础上适应学科融合趋势。一方面，要坚持专业特色，不断强化学生在沟通、写作和教学方面的能力，苦练基本功，增强“能说、会写、善教”的专业核心能力；另一方面，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和自我激励，积极同现代科技融合、同现代生活融合。总之，新文科既不是理科化的文科，也不是哲学化的文学或者文学化的哲学。在从跨学科视角强调文理融通的过程中，不仅不能遮蔽“文”的本质，而要更加重视和凸显“文”的特质。“千万不能简单地将中文、历史、哲学、艺术等课程进行拼盘，新文科建设最怕流于形式，看似轰轰烈烈，却最终培养出一批‘中文不如中文系、哲学不如哲学系、历史不如历史系’的学生。”[18]我们更不希望“新文科”建设成为“时髦的空话”[19]或空洞的操演。

最后是超前的创新涵养。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20]需要认识到，“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1]。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虽然针对的是高等教育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向创新型、发明型人才培养转型的问题，但对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力培养亦有重要启发。“除了创新，教育无路可走”，“新文科的核心是创新的新”，即通过创新的文科建设培养文科人才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服务创新型国家发展。诚如有学者指出：“我们召唤的‘新文科’是以创意革命为标志的，未来的新文科将以知识传承和文化传续为基础，但更以知识创新、文化创意为核心教育教学目标的新文科。”[22]就要求通过新文科建设实现中国文科由知识传承转向知识创新创意，激发民族的原创思维和原创动力。

总体来看，目前高校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成熟高效的创新教育体系，学生不爱思考、不会思考、不善思考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世界已进入以5G为标志的“加速度”时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面对工业4.0、大数据、网络人工智能等时代潮流以及信息通讯、计算机、视听表达、虚拟、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核心技术，唯有突破专业壁垒、打破思想僵化，不断创新创造才能自信应对世界变革，彰显学科优势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