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与世界：从昙摩耶舍、通草画到大湾区

冯 娜

几年前，友人自外地来粤，特地寻访慕名已久的光孝寺。“未有羊城，先有光孝”，这句广东民谚反映了光孝寺久远的历史及它和广州这座千年老城紧密的联系。达摩、六祖慧能、鉴真等历代名僧的足履和遗风，让这座岭南古刹声名远扬，在佛教界葆有崇高的地位。客居岭南近二十年，虽多次走访光孝寺，对其建造和历史沿革也有一定的了解，但也只知道它的前身是南越王赵佗孙赵建德的故宅，三国吴国都尉虞翻被贬岭南时曾在此驻宅讲学。友人问我，这里何时改建为寺呢？又是何人传佛音到粤地？真真是难倒了我。而我环顾周遭、翻查史料，发现能讲全这个原初的“广州故事”的人没有几个。

直到两年前机缘巧合，我得以全面考察了广东佛教的历史，溯源至一位名为“昙摩耶舍”的西域高僧。这位高僧的生平在皇皇十四卷的《高僧传》（南朝梁僧慧皎著）中的记载仅一百余字，但他却是岭南佛教史上真正的“开山鼻祖”。公元398年（东晋时期），昙摩耶舍自罽宾国（现克什米尔地区）航海东来，在南海郡季华乡（今佛山；“佛山”和“禅城”的得名都与昙摩耶舍的到来密不可分）结庐讲经。几年后，他到达广州，弘法岭南，并在光孝寺修建大殿，驻寺说法、译经。后北上长安，又至江陵。我无意于复述昙摩耶舍这位精通“经、律、论”、上承释迦牟尼下启六祖慧能、“甚为稀有”的佛学集大成者的一生；而是在了解这样一位“源头性”的高僧与中国古代南方的关系时，想到了“南方”不是地缘性的偏远一隅，它曾是一种“中心”的存在。昙摩耶舍历经千难、涉海而来，是何种因缘促使他在南海一带广播佛音已不得而知。但这由遥远世界而来的新事物，从塔坡一间小小的茅舍辐射向整个岭南。再往北，与中国广大北方的佛教文化会合，并最终与全东亚乃至全世界相连。佛教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传播和接受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恢宏传奇。“佛从海上来”这一脉并非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故事，而是真正以南方为起点和中心展开的故事。

在昙摩耶舍离开中国南方后的一千多年，光孝寺衰荣浮沉，刻写了众多高僧大德的正果修行，至今依旧是中国南方最为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迢迢而来南来北往的信客、旅人，不仅是为了与众不同的南方景致，更是融入了文化和信仰的追随。今天，当我们说起“南方”和“新南方”时，是在地理空间和文化风貌上与“北方”和古代“江南”形成一种对照。然而，站在昙摩耶舍曾登陆的南海之滨，以一种朝向世界的视野和格局来看待“南方”的话，它必然拥有海洋的胸襟和气度，也有自己独特的视域以及看待、回应世界的方式。

探访光孝寺后，便可移步到粤地近年特别热门的游览胜地——永庆坊一游。这里保留着广州老城旧时西关的传统风致，又以现代、时尚的氛围向人们展示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气象——姑且可将此地视为一个领略湾区文化的“速食窗口”。

在永庆坊的粤剧博物馆看通草画是极有趣味的。由于材质的限制，通草画的面积都不大，两三只手掌平摊足以覆盖一整幅画——我就这么在展厅的玻璃画框上比画了一下。通草画之所以精巧别致，皆因它的原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纸浆法制造的普通画纸，虽然西方人将它称为“rice paper”，但它并不是大米米浆所制，而是以通脱木（通草）的树茎茎髓手工切割而成；树茎天然的大小就决定了通草画的尺寸。通脱木直径不大，但古代广州画师巧夺天工，“螺蛳壳里做道场”，在小小的通草纸上将中国清代的各类人物及生活场景描摹得惟妙惟肖。穿袍子的官员、抬轿子的轿夫、吹笛的乐姬、骑马扛旗的兵将、纺织的妇人、扛箱子的货郎、嬉戏的孩童、拈花闻香的富贵闲人、正在叉草的农夫……通草画通常以单个或一组人物为中心，描绘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生活化场景，造型生动、色彩浓艳。如将通草画胶卷一样串联起来，一帧帧慢慢播放，旧时中国南方世态风情就会像一幕幕有声有色的电影，里面的人儿嬉笑怒骂，活脱脱地从清代跃至眼前。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被指定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里不仅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出口，也成为文化艺术交流的“集散地”。18—19世纪，不少西方画家聚集于广州作画，一大批以中国风土人情为主题的风俗画从广州出海，名噪一时、风靡西方。这些包括通草画在内“批量生产”的画作被统称为“外销画”，这一时期广州十三行内外销画成为行业性的手工业品，几十家画坊几千人作画的场面蔚为壮观。而通草画成为当时中国最时髦的明信片漂洋过海，向世界讲述着“古老东方”的故事。艺术品成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信使”历来有之，通草画就是旧时中国探索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它承载着以广州为起点和中心的“世界性的使命”，以全然世俗化、开放性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世界性的对话。如今，传世的通草画作品几乎都在国外，大英图书馆、荷兰莱顿民俗博物馆、牛津大学博德利恩图书馆、塞西尔画廊、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等，这些西方机构中收藏着不少通草画的精品。有意思的是，今天中国博物馆中的通草画藏品很多还是从西方“回流”归家的——人们对日常事物的珍视有时来源于他者的提示。正如“南方”是在与“北方”“世界”的对照中而形成的观照。

如果说昙摩耶舍、通草画讲述的是中国南方古老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核心并不在于人物和事物，而在于沟通和传播；人和物只不过是信息的载体和媒介，本质上这是世界通往中国、中国朝向世界的一种“进程”。在这流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时间的深河中，人类探索陌生地缘的渴望、对未知事物的理解和求索、对自身存在的确认以及与他者精神的交互和延续。

这样的渴望和求索自人类诞生以来，从未停止过，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所面对的具体对象不一样。在东晋时期，昙摩耶舍抵达的中国南方海域，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他的使命就是将自己多年修习所得广播此地与彼处，并让佛音超越陆地和海洋相连。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创立宗教、哲学、艺术、科技等，都是试图打破认知和沟通上的隔阂，试图在广袤宇宙中走得更远一些。岭南古道如是，通草画如是，海上丝绸之路如是，横跨大湾区的桥梁亦如是……南方，无论古今，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或驿站，它所承载的不是物换星移、人事更迭，而是人类心灵深处饱经磨砺却不曾断绝的愿景。今天，我们说到“新南方”，它所对应的愿景是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群的现代进程中，人们怎样梦想和改造自己的家园。高楼、绿道、中心公园、艺术场馆、步行老街……外显的事物是人类内心世界的部分彰显，精神的塑造却无法在一个个器物之间短暂成形。今天，我们如何认识和讲述“新南方”，不是一个对过往的追溯问题，而是一个与它同步演进的复合结构。“新南方”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外在景观，而是随时都在生长、幻变的整体挪移。置身于“新南方”的光影流动中，无法只停留在静态的“凝视”中。在我看来，无论是“南方”还是“新南方”，无论世界还是中国，对于一个故事的讲述者，他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事物和人不是一成不变等待着你去转述，它们时时都在变动之中，或快或慢。正是在这微细或宏大的变动和震颤之中，蕴藏着时空的张力和故事的魅力，它们等待着人们去洞察、倾听和讲述。

曾有一个小说家对我说，他觉得现代中国城市的变化太疾速、太趋同，没有办法停下来仔细思忖和描绘，所以，他总是思虑良久后回到乡土中国的故事中去。我觉得他的想法十分典型，很多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巨变中难以找到适当的方式与其同步，内心充满了怅惘、迷茫和不安全感，对未来不确定的隐忧和恐惧让人踟蹰难前；他们只能将目光投向曾经的来路——乡村。然而，他们所描绘的乡村，却不是一个现实的、此时此地的“新的乡村”，而是他们的一种心灵镜像，田园牧歌、桃花源式的理想重述。这样的故事在历朝历代长久地占据人们的诗意向往，但这样的故事必有其局限和“滞胀感”，无法让人们获得新的启迪，更无法重获看待世界的新视界。

我曾在题为《博物馆之旅》的一首诗里写过，“我相信重复，也是创造历史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众多的重复延续了历史”，将时间的尺度拉长，人类的日常生活仿若无数重复叠加的一瞬，正如我们在描绘光孝寺的光耀时，并不会事无巨细地讲述它的晨课、晚钟、菩提叶落、莲花翩翩、每一日的香客往来……我们不知虞翻日复一日的劳作，对昙摩耶舍也知之甚少，但我们知道面壁的达摩、肉身不化的六祖慧能，皆因他们的故事被人反复建构、广为流传，如同佛像上不断增厚的金粉和纹饰。

然而，仅仅延续历史是不够的，人类文明之所以递进是因为不断有新的事物出现，有新的生机在萌发。在拥有世界十大港口之三、五大国际机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创新高地、制造业发达的粤港澳大湾区，人们体验到的新经验早已超越了通草画上的生活和过往书写过的生活。新南方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也以前所未有的复杂、丰饶程度向世界敞开。世界级的巨型城市、明暗交织的城乡接合部、乱糟糟而充满蛮力的郊县、容颜大变的新型农村、世界工厂和海滨农场……新南方的面影如此纷繁，它以世界性的速度在生长，它的内在肌理涌动着新鲜的脉动，却还未被人们深深触摸。

每当我站在南海之滨，想象着一千余年前一艘西域的船只在此靠岸，船上的来客携带着玛瑙杯、犀牛角、火布等西域珍品，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多次往返于水路贸易，他们能够简单地用当地方言交谈；熟悉的炎热和潮湿扑面而来，他们愉快地融入市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径直向沙土的高地塔坡走去——一个世界与南方故事开始了。一千年后，这里的海岸线早已变更，而新的故事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