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
——方苞的实学、心学与佛老思想发微

王思豪

桐城方苞是一位理学家，以“学行继程、朱之后”(1)王兆符：《望溪文集序》，见《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06页。的羽翼圣道形象誉洽清代学坛。理学，广义言之，有北宋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南宋朱熹闽学、陆王心学之分；狭义言之，则专指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呈相对之势。清初以来的学坛以尊崇程朱理学为一时风尚，诚如萧一山先生所谓“清初学者，力挽明季之学风以返于宋，其尊程朱者十之八九……清代理学虽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2)萧一山：《清代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94～996页。。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生活于康、雍、乾三朝的方苞，以程、朱理学的继承人为行身祈向，清儒唐鉴在《学案小识》中评方苞是“于学术则独守程、朱”(3)唐鉴：《学案小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4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刘声木称方苞“研究程朱学术，至为渊粹”(4)刘声木：《补遗序》，见《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4页。关于方苞尊崇程朱理学的探讨，学界成果甚多，如杨向奎《论方苞的经学与理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暴鸿昌《论方苞与康雍时期的理学》(《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王思豪《地理与学理：“小桐城”和“大桐城”之辨》(《文学遗产》2020年第4期)等。。但以“程、朱之后”自任的望溪先生，在坚守程朱义理的同时，也会游于“程、朱之外”，交结非程、朱的信徒，对当时学坛流行的颜李“实学”、陆王“心学”以及佛、老思想也发表过精到议论。这些“程、朱之外”的议论常被学界忽视，本文试加掘发，为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望溪学问”略作芹献。

一、友颜李：济于实用

方苞出生于南京六合的留稼村，父亲方仲舒(号逸巢)是明朝遗民，胸无畦畛。方苞自小随父亲和兄方舟(字百川)交游学习，在《与刘拙修书》中曾自述其为学次第云：“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及至京师，交言洁与吾兄，劝以讲索，始寓目焉。”(5)方苞：《方苞集》，第174～175页。这里的“楚、越遗民”主要是指黄冈杜苍略、杜茶村二兄弟及桐城钱澄之、方文等人。方苞在《杜苍略先生墓志铭》中回忆道：“初余大父与先生善，先君子嗣从游，苞与兄百川亦获侍焉。先生中岁道仆，遂跛，而好游，非雨雪常独行，徘徊墟莽间。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则追随，寻花莳，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视而嘻，冲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系牵也。”(6)方苞：《方苞集》，第250页。又在《田间先生墓表》中追述钱澄之谓“先生形貌伟然，以经济自负，常思冒危难以立功名”，“先君子闲居，每好言诸前辈志节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见，惟先生及黄冈二杜公耳”(7)方苞：《方苞集》，第337页。。可以看出，二十岁前的方苞并不是程朱的尊信者，而是交游于“重文藻，喜事功”的遗民群体中，“目未尝涉宋儒书”。方苞经常追忆这段时光，他在《赵处士墓表》也说：“苞少从先君子后，见三楚、吴、越耆儒，多抱独以销其声。又其次乃好议论，著气节，为文章。尚矣哉，其风教之所积乎！”(8)方苞：《方苞集》，第374页。参见高日晖、路璐《〈后水浒传〉遗民心态与明清之际思想新变》(《明清小说研究》2022年第1期)相关论述。这些明遗民绝意仕进，寄情于山水诗文，对理学多持负面态度，视“宋儒为腐烂”。

清初同重“事功”的还有颜李学派，以颜元与其学生李塨为代表，标举“实学”，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程、朱理学相对。一般认为到康熙三十年(1691)，二十四岁的方苞至京师、游太学，始“一意为经学”“始读宋儒书”(9)苏惇元：《望溪先生年谱》，见《方苞集》，第869页。。但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结交长自己十岁的宛平王源。方苞在《宁晋公诗序》中说：“辛未、壬申间，余在京师，与吾友昆绳日夕相过论文。”(10)方苞：《方苞集》，第617页。与王源订交，切磋文艺，引为知己。王源是何许人？方苞在《四君子传(并序)》中对王源有详细描述：“辛未游京师，得四人曰：宛平王昆绳，无锡刘言洁，青阳徐诒孙。……术业之近者，则昆绳、字绿、北固也。……王源字昆绳，世为直隶宛平人。父某，明锦衣卫指挥。明亡，流转江、淮，寓高邮。源少从其父，喜任侠言兵；少长，从宁都魏叔子学古文。性豪迈不可羁束，于并世人视之蔑如也，虽古人亦然。所心慕，独汉诸葛武侯、明王文成。于文章，自谓左丘明、太史公、韩退之外，无肯北面者。”(11)方苞：《方苞集》，第216～217页。又在《李刚主墓志铭》中追忆道：“吾友王源昆绳，恢奇人也。所慕惟汉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为迂阔。见刚主而大说，固与共师事习斋。”(12)方苞：《方苞集》，第247～249页。王源少喜任侠、言兵，性豪迈，心慕诸葛亮、王阳明，后见到李塨后，又拜入李塨门下，共习颜元学术。而方苞是将王源纳入“术业之近者”行列，并在康熙三十五年收王源之子王兆符为入门弟子。

更为有意思的是，康熙四十二年在京师王源寓所中，方苞见到了李塨。方苞在《李刚主墓志铭》中描述李塨谓：“李塨字刚主，直隶蠡县人。其父孝悫先生与博野颜习斋为执友，刚主自束发即从之游。习斋之学，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养亲，而以其余习六艺，讲世务，以备天下国家之用。以是为孔子之学，而自别于程、朱，其徒皆笃信之。”李塨是颜元的弟子，关于颜元的学问，方苞了然于心，认为可分为“本”和“余”两个部分：本是“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养亲”，要躬行实践；余是“习六艺，讲世务，以备天下国家之用”，讲求实用，都是出自孔子之学，但是“自别于程、朱”。又曾在《与李刚主书》中说：“习斋之自异于朱子者，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性命伦常之大原，岂有二哉？此如张、夏论交，曾、言议礼，各持所见，而不害其并为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诋訾哉？”(13)方苞：《方苞集》，第140页。同样认为是颜元“自异于朱子”，在本质上其实与朱子之说无二，都是“孔子之徒”，何必要相互诋毁？

方苞对待颜李学派的态度首先是“理解之同情”。一方面理解颜元的学术亦是源于孔子之学，所倡仅为“自立”；一方面对颜元遭遇报以同情，颜元出生农家，为养祖母守丧差点丧命，仅以行医卖药、教授生徒为生，老来又无子。方苞同情颜元的遭际，将他与汤斌、李颙并称“志行越众”的“三君子”：“当吾之世，志行越众者三人：睢州汤潜庵之母，为流贼所膊；关西李中孚之父，糜烂于战场；博野颜习斋，父流亡，母改适，匍匐万里，始得父墓，见异母之妹，招魂而归。盖功利嗜欲薰铄流毒于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药恶石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艰苦杰特之行。”(14)方苞：《书高密单生追述考妣遗事后》，《方苞集》，第131页。又在《刁赠君墓表》中谓：“余少闻燕南耆旧：一为博野颜习斋……习斋无子，其《论性》《论学》《论治》之说，赖其徒李塨、王源，发扬震动于时。……习斋遭人伦之变，其艰苦卓绝之行，实众人所难能。”(15)方苞：《方苞集》，第375～376页。所以，方苞不仅理解之同情颜元的学问和遭际，而且还与李塨、王源、刁再濂等习斋的信徒相互往来，期待一起“共明孔子之道”。

其次，方苞对待颜李学派实施的策略是“同化之改造”。方苞将颜元学术总结为“本”和“余”之论后，接着对李塨说：“程、朱之学，未尝不有事于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静以探其根源，则于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发于身心、施于天下国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颜元之论与程、朱之学都符合“道之法迹”：敬静——探其根源——知性命之理——发于身心、施于天下国家，都要遵循这样一个次序。李塨听了方苞对颜元学问的理解后“色变，为默然者久之”。对待王源，方苞也实施“同化”之策略。王源一生慨不快意，幕僚生涯饱经风霜，二亲死后，丢妻弃子，漫游山川，不知所踪，突然有一天来到方苞家，对方苞说“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与刚主。而子笃信程、朱之学，恨终不能化子，为是以来”，准备来“化”方苞。方苞对曰：“子毋视程、朱为气息奄奄人！观朱子《上孝宗书》，虽晚明杨、左之直节无以过也。其备荒浙东，安抚荆湖，西汉赵、张之吏治无以过也。”颜李之学重实用，方苞也以朱子之学重事功来调和感化王源，并劝王源“归视妻孥，流行坎止，归洁其身而已矣”，最后王源“自是终其身，口未尝非程、朱”。然后方苞又将这番话向李塨说了一遍：“以语昆绳者语之，刚主立起自责，取不满程、朱语载《经说》中已镌版者，削之过半。因举习斋《存治》《存学》二编未惬余心者告之。随更定，曰：‘吾师始教，即以改过为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为口实哉！’”从方苞的叙述角度来看，他对李塨、王源的“同化之改造”策略是成功的。

当然，从李塨及其门徒的叙述视角来看，情况又不一样。李塨撰写《大学辨业》一书，主旨以《大学》之格物为《周礼》三物：六德、六行与六艺，认为朱熹的《格物补传》没有补传的必要。他拿着这本书给方苞看，其《与方灵皋书》记载：“忆癸未春，聚于王昆绳长安寓所，门下执拙著《大学辨业》相提诲，塨因谬陈格物之义，圣学之大旨意，门下称是，深相结而别。”(16)李塨：《恕谷后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第34页。方苞面对李塨的新学说是“相提诲”“称是”。李塨门人冯辰、刘调赞看了方苞的《李刚主墓志铭》后，曾论辩道：“窃观灵皋与先生交至厚，而学术不相合，每相与辨学，先生侃侃正论，灵皋无能置词，则托遁词以免。暨先生没，为先生作墓志，于先生道德学业，一无序及，仅缕陈其与先生及昆绳先生相交始末，巧论谝谝，曰：‘以刚主之笃信师传，闻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没先生之学以自见者，此岂能有朋友相关之意乎。”(17)戴望：《颜氏学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73页。李塨门徒的这种回护其师之言，或有过之。方苞对李塨是称誉有加的，曾称其为“北方之贤者”，“及与久故，益信其为人”，充分信任这位挚友。但李塨的乡人却经常非议李塨：一是“是家贫，以适四方造请，干州郡而取饶焉”；二是“妻无子，乃别居”；三是“仓廪充溢，而食必粢粝，子妇执苦身之役”；四是“亲之丧，赴吊者渴饥，皆之逆旅而求宿焉”，因此，认定李塨达不到“贤者”的标准。针对这四点非议，方苞一一为李塨辩护，针对第一条，方苞辩护：“吾闻刚主躬耕，善稼穑，虽俭岁，必有收；未闻以干请也。士友所共闻知者：明、索二势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抚安溪李公称其学行于天子，不往见。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请钓锱铢之利乎？”针对第三条，方苞辩护：“至于食必粢粝，妻妾操作，而子妇从之，则李氏之家法也。”针对第四条，方苞辩护：“亲宾能远赴其丧，何惜旅宿？刚主居湫隘，家无僮婢，创巨痛甚，而责以供具，不亦难乎？”关于第二条“与妻别居”的问题，方苞也不知具体缘由，所以亲自叩问过李塨，李塨答复说“是多言不顺，吾常隐焉。有女早寡，而主张更嫁。吾不忍见，故使别居，既乃合并，而阴绝焉”，根本不是无子的问题，“绝之者何？生异寝，死异穴也。合并者何？生同宫而衣食之，死则葬埋之也”。方苞认为李塨的做法是“此古应出而不行之礼”，根本不可以以这些名目来指责李塨，李塨依然是“贤者”(18)方苞：《方苞集》，第519～520页。。

李塨将自己的家事倾心诉诸方苞，方苞也曾将自己的一些个人情愫疑问告诉过李塨，听取李塨的建议。李塨《甲午如京记事》(19)李塨：《恕谷后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第29页。曾记载自己与方苞夜谈“论礼”，方苞说：“苞居先兄丧，逾九月，至西湖，暮遇美姝，动念。先君逝，歠粥几殆，母命食牛肉数片。期后欲心时发，及被逮，则此心顿息矣。何予之亲父兄，不如遭患难也？禽兽哉！”父兄去世的悲恸，都压抑不住自己“欲心”，而遭遇牢狱之祸，便“此心顿息”，方苞责备自己这还是人吗？李塨劝慰道：“自讼甚善，特是三年之丧，天动地岌，虽属大变，乃人所共有。哀一杀，身一惰，则杂念起。故《鲁论》曰‘丧事不敢不勉’，《仪礼》曰‘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宁’。今举族北首，老母流离，身陪西市，几致覆宗，其与居丧常变又殊，故情亦殊也。”李塨将方苞的遭遇分为“常变”与“殊变”，常变是“人所共有”，自然杂念会起，这要以“礼”自省；“几致覆宗”的遭遇是殊变，情当然也“殊”。方苞接着又问：“心动矣，性忍矣，遇事不能咄嗟立办，能何由增？王昆绳尝诲我曰：‘不能办事，幼习程、朱之过也。’岂迂腐非变故所能移与？”也曾怀疑过程、朱之学。又问：“老母日迫罪戾，滋加忧之，奈何？”面对方苞“不能办事”和祸上“加忧”的困惑，李塨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先生请以敬，勿以忧。舜遭人伦极变，而夔夔齐栗，惟将以敬，敬则心有主，敬则气不耗。不能可益，患难可平，祸外加忧，何解于祸”，能否以敬远忧，以敬平难，以敬解祸，这是“圣贤常人之分”，李塨亦在勉励方苞修成“圣贤”。

方苞与李塨、王源虽在学说上有争论，但三人交情之深且笃，在患难中的相互劝慰和释责，恐非李塨门徒所可想见，所以他们单方面的指责也会流于片面。看三人之间的互动：王源评方苞谓“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唐以前，无此淳实精渊理路”(20)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13册，第19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对方苞学问推崇备至；王源殁后，方苞深情追忆与王源“我行我游，子先我路。我耕我耘，子偕我作。我文我史，子订我误”(21)方苞：《方苞集》，第470页。的美好时光。李塨《与恽皋闻书》曰“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昆绳、方灵皋”(22)方苞：《方苞集》，第254～255页。，视方苞为一生挚友，二人交往三十余年，易子而教，换宅而居，皆为对方母亲作寿序(23)任雪山：《李塨与方苞之交游及其学术意义》，《保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乾隆十二年(1747)，80岁的方苞作《与黄培山书》说：“告归五年，求一好经书识名义者，与之共学，竟未见其人……愚为先忠烈断事公建专祠，左厢有小屋三间，将以‘敦崇’名堂……亡友四人，曰刘捷古堂、张自超彝叹、王源昆绳、李塨刚主，为‘敦崇四友’。”(24)方苞：《方望溪遗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65页。方苞友李塨、王源，友颜李学派，这已经不是一般形式意义的友，而是“共学”之友，是以“敦崇”的态度友之。

所以，李塨认为方苞曾接受了颜李的部分学说，这是有可能的。在与李塨多轮的“格物”论辩后，方苞也察觉到当时程、朱之学流于空虚的境况，主张“济于实用”之学。他曾在《传信录序》指出：“古之所谓学者，将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25)方苞：《方苞集》，第603页。观方苞集中的诸如《与安徽李方伯书》《与安溪李相国书》《与顾用方论治浑河事宜书》，以及其关于台湾建城、荒政、人才、察吏、酒禁等的奏折，都充满了经世济民之思想，所以民国学者郭声宏曾撰写《方苞之经济思想》长文，谓方苞“于经世济民之学，未尝不覃心精究。读《方望溪先生全集》论农田、水利、屯田、荒政、财政诸文，煌煌巨篇，俱关国计民瘼，惓惓于斯世斯民，其学问之阔大，议论之精密，在清代文人中鲜有及之者”(26)参见郭声宏《方苞之经济思想》(《银行周报》1944年第28卷第13～14期)、《方苞之经济思想续》(《银行周报》1944年第28卷第15～16期)二文。，这种评价是切中肯綮的。

与方苞争辩一生的李塨，曾称誉方苞：“门下笃内行而又高望远志，讲求经世济民之猷，沉酣宋、明儒说，文笔衣被海内，而于经、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媕娿侯门为名誉，此岂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颂祷，谓树赤帜以张圣道，必是人也。”(27)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13册，第195页。又在《复恽皋闻书》中说方苞：“即如方子灵皋，文行踔越，非志温饱者，且于塨敬爱特甚，知颜先生之学亦不为不深，然且依违曰‘但伸己说，不必辨程、朱’。揆其意，似谚所谓受恩深处即为家者，则下此可知矣。”(28)李塨：《恕谷后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第49页。在李塨看来，方苞的思想是开放性的，是“知颜先生之学亦不为不深”的，他在讨论学说时，亦可以做到“不必辨程、朱”。在“程、朱之外”，方苞友李塨、王源，汲取颜李学派的“实学”的精华。马积高先生在考察与回顾清代理学演变的历史后，曾总结道“清代的理学乃是一种向实用转化的理学”(29)马积高：《理学与桐城派》，《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在这种意义上来看，方苞可谓是这种“实用转化”的早期实践者之一。

二、不拒王：“毋标讲学宗指”

上文曾引述方苞《传信录序》语“古之所谓学者，将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于用”，说明方苞对待颜李学派是友好同化的策略，取其“济于实用”之学为己所用，这是学术的终极目的；而学术的起点是“明诸心”，以明心来“尽在物之理”。方苞在论理学时，尤爱引用《礼记·礼运》中“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他在《与李刚主书》中称颜元的学术“自异于朱子”的地方，“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性命伦常之大原，岂有二哉？”接下来谓：“《记》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30)方苞：《方苞集》，第140页。方苞的逻辑是颜元学术本质上与程、朱是一致的，都是认可“心与天地相似”学说的代表。

方苞在讨论阳明“心学”时，也引用了《礼记》中的这句话。他在《孙徵君年谱序》中说：

《记》曰：“人者，天地之心。”惟圣贤足以当之；降此则谨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几耳。彼自有生以至于死，屋漏之中，终食之顷，懔懔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无以为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艰，较之奋死于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为心，而藉之纪纲乎人道者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将亡，而不可强以仕，此固其所以为明且哲也。……今谱厥始终，其行事或近于侠烈，而治身与心则粹乎一准于先儒。(31)方苞：《方苞集》，第88页。

孙徵君，即孙奇逢，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清史稿·儒林传》载“奇逢之学，原本象山、阳明，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32)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0页。，是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方苞也写有《孙徵君传》谓：“孙奇逢字启泰，号锺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奇逢始与鹿善继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33)方苞：《方苞集》，第213～214页。方苞也是认可孙奇逢服膺“心学”，最起码早、中年是如此。方苞在《孙徵君年谱序》中讨论“心”学，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圣、贤、儒的问题。圣与贤是“人者，天地之心”宗旨的代表，而儒者是“谨守而不失”，一个人从生到死，终其一生担惊受怕的是“无以为人”，所以“操心”“用力”维护“人道”只是一种手段，最终旨归在于“天地所寄以为心”。这也是方苞在《学案序》中阐明王学与程、朱之别时所重点强调的内容：“自阳明王氏出，天下聪明秀杰之士，无虑皆弃程、朱之说而从之。盖苦其内之严且密，而乐王氏之疏也；苦其外之拘且详，而乐王氏之简也。凡世所称奇节伟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强奋发，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于死，无一息不依乎天理而无或少便其私，非圣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为宗。”(34)方苞：《方苞集》，第89页。阳明心学之所以盛行一时，在方苞看来，主要在于其“简”与“疏”，不像程、朱之说内“严密”而外“拘详”。简、疏之学，则易于执行，人们也乐于执行，亦容易成就奇节伟行，建立非常之功；但“心”要“依乎天理”，这才是“圣”之所为，也是程、朱学说的宗旨。方苞在《周官辨序》中称：“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于伏藏于事物，则有圣人之所知，而贤者弗能见者矣。”(35)方苞：《方苞集》，第599页。“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这是方苞对“人者，天地之心”的最恰当理解，“理”之存在于人的身心是一致的，而“伏藏于事物”的理，只有圣人能体悟到，贤者都不可及。

第二个是“治身与心”的问题。孙奇逢既有治身“明且哲”的一面，也有行事“或近于侠烈”的一面，这是“一准于先儒”。方苞在给直隶安州人陈鹤龄作墓志铭时说“君姓陈氏，讳鹤龄，字鸣九，直隶安州人。……君既冠，亦好阳明氏及其乡鹿忠节公论学之书而践行之”，在方苞看来，陈鹤龄年青时就喜好王阳明“心学”和鹿善继的学说，他的学术之道首先是在学理，然后践行之，接着又说“余闻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得身”实践是古之学术之道，而“阳明氏为世诟病久矣！然北方之学者如忠节、徵君，皆以阳明氏为宗。其立身既各有本末，而一时从之游者，多重质行，立名义，当官则守节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观之，学者苟能以阳明氏之说治其身，虽程、朱复起，必引而进之以为吾徒。若嚾嚾焉按饰程、朱之言而不反诸身，程、朱其与之乎？然则尚君之行者，盖不必以其学为疑也。”(36)方苞：《广文陈君墓志铭》，《方苞集》，第305页。“以阳明氏为宗”的鹿善继、孙奇逢之所以成功，即在于立身“各有本末”，以身示范，而从游者又重质行，立名义，正直不阿。在方苞看来，这样的人，即使是服膺阳明“心学”，也可以纳入程、朱的门墙，不会被排斥；相反，如果口口声声说遵从程、朱之言，而“得身”不正，这样的人也不会成为真正的程、朱门徒。评价一个人，不在于他服膺谁的学说，而是要看他如何“行”、如何做的。在这一点上，程、朱与阳明氏相通。

因此，方苞依据圣、贤、儒和“治身与心”两个标准来衡人量才。河北定兴鹿氏家学宗主陆、王，至鹿善继以祖父鹿久徵为师，深受家学的熏炙，亦宗陆、王，而对阳明“心学”尤为心契，孙奇逢谓鹿善继“少以祖父为师，小章句，薄温饱，读王文成《传习录》而契之，慨然有必为圣贤之志”(37)孙奇逢：《夏峰集》卷八，《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1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陈亦谓鹿善继“取《传习录》寝食其中，慨然有必为圣贤之志，而一切著落，皆身实践之”(38)陈编：《鹿忠节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善继以忠正节义、躬行任事闻名，守定兴城死节后，追赠大理寺卿，谥“忠节”，并敕建祠祭奉。方苞作有《鹿忠节公祠堂记》谓“吾闻忠节公之少也，即以圣贤为必可企，而所从入则自阳明氏。观其佐孙高阳及急杨、左诸公之难，其于阳明氏之志节事功，信可无愧矣。终则致命遂志，成孝与忠，虽程、朱处此，亦无以易公之义也。用此知学者果以学之讲，为自事其身心，即由阳明氏以入，不害为圣贤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绪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则背之，其大败程、朱之学，视相诋訾者而有甚也”(39)方苞：《方苞集》，第412～413页。，认为鹿善继以“圣贤”为自己的立身祈向，进入王阳明信徒行列，他的节义之举无愧于阳明氏所提倡的志节事功宗旨，最终以死明志，成就忠孝之义，也是符合程、朱之道的。鹿善继“自事其身心”虽是从阳明之学入，但最终归途仍可列为程、朱圣贤的门徒，鹿善继“遂志”也！

方苞以此标准衡人，在信奉阳明之学的人中，最推崇鹿善继、孙徵君和汤斌。他在《重建阳明祠堂记》开篇就说：“自余有闻见百数十年间，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兴鹿太常，容城孙徵君，睢州汤文正，其学皆以阳明王氏为宗。鄙儒肤学，或剿程、朱之绪言，漫诋阳明以钓声名而逐势利。故余于平生共学之友，穷在下者，则要以默识躬行；达而有特操者，则勖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标讲学宗指。”(40)方苞：《方苞集》，第411～412页。方苞认为这三人是“真儒”，而那些靠剿袭程、朱之说诋毁阳明之学，以此来沽名钓誉的人，这些属于“鄙儒”。方苞选择“共学”之人，“穷在下者”要“默识躬行”，飞黄腾达者要“有特操”，清正廉明，而并不是看他讲习哪一家的学说宗旨。方苞写这篇《重建阳明祠堂记》有三个机缘：一是在金陵的西华门外曾有一座阳明书院，年久失修，亟需修缮；二是乾隆十一年，安州陈德荣从贵州调任安徽布政使，拜访方苞，陈德荣是崇尚阳明“心学”的陈鹤龄之子，陈鹤龄妻鹿氏，是鹿善继的曾孙女，方苞曾给陈鹤龄写过墓志铭；三是陈德荣与方苞都是“以睢州志事相勖者”，“睢州”指的是汤斌，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人，曾师从孙奇逢，为官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谥号“文正”，方苞曾言“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41)方苞：《方苞集》，第681页。方苞《汤司空逸事》：“国朝语名臣，必首睢州汤公。公自翰林出为监司，年四十从孙徵君讲学夏峰，质行著河、漳。”，并奏请以汤斌从祀孔庙。基于以上机缘，遂兴复阳明祠堂，也因此方苞在这篇文章中对阳明之学探讨尤为深刻：

嗟乎！贸儒耳食，亦知阳明氏揭良知以为教之本指乎？有明开国以来，淳朴之士风，至天顺之初而一变。盖由三杨忠衰于爵禄，以致天子之操柄，阁部之事权，阴为王振、汪直辈所夺；而王文、万安首附中官，窃据政府，忠良斥，廷杖开。士大夫之务进取者，渐失其羞恶是非之本心，而轻自陷于不仁不义。阳明氏目击而心伤，以为人苟失其本心，则聪明入于机变，学问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不远于禽兽。至天启中，魏党肆毒，欲尽善人之类。太常、徵君目击而心伤，且身急杨、左之难，故于阳明之说直指人心者，重有感发，而欲与学者共明之。然则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阳明之节义勋猷、忠节、徵君、文正之志事为何如(42)按：此处或应断为“思阳明之节义勋猷，忠节、徵君、文正志事为何如”。，而己之日有孜孜者为何事，则有内愧而寝食无以自安者矣！又思阳明之门如龙溪、心斋，有过言畸行，而未闻其变诈以趋权势也。再传以后，或流于禅寂，而未闻其贪鄙以毁廉隅也。若口诵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谓失其本心，与穿窬为类者。阳明氏之徒且羞与为伍。(43)方苞：《方苞集》，第411～412页。

首先，方苞看待阳明心学兴起之缘由的视野背景非常开阔，他从有明一代之风教入手，这和他写作《修复双峰书院记》的出发点一致。双峰书院曾是孙奇逢的故宅，年久失修，后来孙奇逢曾孙孙用桢加以修复，请方苞作记，方苞也是“观明至熹宗时，国将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方逆奄魏忠贤之炽也，杨、左诸贤，首罹其锋。前者糜烂，而后者踵至焉。杨、左之难，先生与其友出万死以赴之。……夫晚明之事，犹不足异也。当靖难兵起，国乃新造耳。而一时朝士及闾阎之布衣，舍生取义、与日月争光者，不可胜数也。……明之兴也，高皇帝之驭吏也严，而待士也忠。……故能以数年之间，肇修人纪，而使之勃兴于礼义如此”(44)方苞：《方苞集》，第414页。，从熹宗、晚明、靖难到高皇帝，大致以倒叙的形式阐述明代教化之张弛。而《重建阳明祠堂记》正好相反，采用正叙的方式，从有明开国，到天顺之初、天启中，直至晚明四个阶段。

其次，在方苞看来，“心学”发展历程大致是：从开国到天顺初，大致也就是朱元璋、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统治时期，士风淳朴，文士多有节义；自天顺初以后，“三杨内阁”主理朝政，后又王振等宦官专权，又经历夺门之变等事件，士大夫“渐失其羞恶是非之本心”，所以阳明氏“目击而心伤”，提倡“致良知”之学；从熹宗朝天启中以后，阉党肆毒，鹿善继、孙奇逢亦是“目击而心伤”，感发阳明学说“直指人心者”，发扬光大，其中能够登阳明之堂，“思阳明之节义勋猷”的是鹿善继、孙奇逢、汤斌三人，而入阳明之门但有“过言畸行”的则是王畿(号龙溪)、王艮(号心斋)二人；再传以后，阳明心学就“流于禅寂”了。总体来说，方苞认为服膺阳明心学的人，好的方面是有节操，能舍生取义；差的方面也不过言行奇怪，或者分流禅学，但都不至于“变诈以趋权势”，或者“贪鄙以毁廉隅”，倒是那些日日口诵程、朱而又“私取所求”人，才真正是“失其本心”的穿窬之徒。方苞再一次阐明他所交往的对象“毋标讲学宗指”。

那么方苞如何看待阳明心学与程、朱之学的争论呢？他在《鹿忠节公祠堂记》中进一步申论道：

自阳明氏作，程、朱相传之统绪，几为所夺。然窃怪亲及其门者，多猖狂无忌，而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事功振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昔孔子以学之不讲为忧，盖匪是则无以自治其身心，而迁夺于外物。阳明氏所自别于程、朱者，特从入之径途耳；至忠孝之大原，与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则岂有二哉？方其志节事功，赫然震动乎宇宙，一时急名誉者多依托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师承。迨其身既殁，世既远，则依托以为名者无所取之矣。凡读其书，慕其志节事功而兴起者，乃病俗学之陋，而诚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类于恒人。(45)方苞：《方苞集》，第412～413页。

与之前分四段概述阳明心学发展历程不同，这里方苞言简意赅地阐述阳明之学兴起何其勃兴，而怪乱之象又何其之多：阳明之学简易直接，直指人心，适合普通民众掌握和执行，而明代的程、朱之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泛道德化、机械化和教条化，所以阳明之学甫一开始就几乎夺了程朱之学的统绪。但也正因为如此，阳明之学发展到后来，出现一批异端思想家如何心隐、李贽等，诚如刘宗周弟子黄宗羲所说：“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46)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03页。如何来平议程、朱与阳明之争？方苞认为还是要回归孔子之言，《论语》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讲学是程、朱与阳明学术传播共同的途径，只不过阳明之学重在“自治其身心，而程、朱侧重于“迁夺于外物”，二者之别在于途径不同，但“至忠孝之大原，与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则岂有二哉”，本原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仅如此，方苞对王阳明推崇甚高，认为“其志节事功，赫然震动乎宇宙，”如果是“急名誉者”学习阳明之学用以自炫，只会连累其师，而“无所取之”；如果潜心认真读阳明之书，“慕其志节事功而兴起者”“诚以治其身心者”，必然会“卓然不类于恒人”。

总之，方苞尊程、朱之学，但并不拒王，也并非诋毁真正阳明之学。方苞在《与李刚主书》中虽有说“故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以阳明为例来告诫李塨，但究其话语情境而言，这只是书信中劝谏朋友的一种方式，未必意在诋毁阳明。相反，他对阳明心学的认识是深刻且独到的，对阳明本人也是推崇备至，对鹿善继、孙奇逢、汤斌、陈鹤龄等阳明后学亦是称誉有加，并或为其修祠作记，或为其撰铭纪传，或为其奏请从祀孔庙，不遗余力。方苞的理学思想是开放而非完全保守的，他所秉持的“共学之友”标准不是某人服膺某一家的学说，“毋标讲学宗指”，而是看其躬身实践了什么，节义事功如何，正如杨向奎先生所说：“时至清初，部分学者合程朱陆王为一，但所主不同，或主朱，或主王，望溪盖主朱者，亦吸取陆王。”(47)杨向奎：《论方苞的经学与理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马积高先生认为桐城派的理学“有某种适时调整的特色”，“有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面”(48)马积高：《理学与桐城派》，《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在这种意义上来看，方苞可谓是“适时调整”的先驱之一。

三、“彼家有人”：佛、老可入儒行

方苞的学术取向是友颜李、不拒王。他在《与李刚主书》中说：“习斋之自异于朱子者，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性命伦常之大原，岂有二哉？”又在《鹿忠节公祠堂记》中说：“阳明氏所自别于程、朱者，特从入之径途耳；至忠孝之大原，与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则岂有二哉？”在方苞的思想体系中，儒学有“大原”与“小径”之别，无论颜李、还是阳明，都仍不脱儒学“大原”。所以钱基博先生总结方苞学问谓：“观其论学，于明之王守仁，平时之颜元、李塨，皆思有以矫其枉而折衷于程朱。”(49)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954页。但观方苞论学，他对颜元后学李塨、王源和阳明后学鹿善继、孙奇逢、汤斌等采取的都是“共友”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单纯地“矫其枉而折衷于程朱”；相反，他经常借认真研习颜李、阳明学说的正直节义之士，来讽刺、批判口口声声程、朱而其实却失去本心的假道学之人。方苞对颜李、阳明的态度更倾向于平等“友之”而“共明孔子之道”的意味，那么，他对佛、老思想是如何看待的呢？

首先，方苞将佛、老明确排除在儒家之外。新山东巡抚李觉菴到任，方苞就写信告诫他：“适闻足下改官巡抚山东。……又闻齐、鲁间，盛兴三教祠，虽阙里亦有之。宜令有司奉至圣先师塑像，瘗之学宫。其祠仍听合祀释迦、老子。凡此皆世人所目为迂阔不急之务也，而教化之兴，实由于此。”(50)方苞：《方苞集》，第171～172页。山东民间有将孔子与释迦牟尼、老子共祀一祠的风尚，而且还很盛行，连孔子故里都如此。方苞以为不可，儒与佛道不同，儒家圣人孔子的塑像宜立于学宫，属于官方正统之学，佛、道属于民间学术，可在民间立“教祠”。方苞视佛、道为“孔子之道”之外的学说。

但是，这并不意味方苞排斥佛、道。翻检方苞的诗文作品，写到佛寺、道观的有《隐玉斋》(51)任雪山：《方苞集外诗文六篇考释》，《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2年第5期。《游潭柘记》《题天姥寺壁》《重建润州鹤林寺记》《重修清凉寺记》《良乡县冈洼村新建通济桥碑记》《再至浮山记》《重修葛洪庵记》《苍溪镇重修三元观记》等；写到的寺庙、道观有泰州如皋中禅寺、北京潭柘寺、北京寿因寺、浙东天姥寺、镇江鹤林寺、南京清凉寺、北京静默寺、浮山华严寺、北京葛洪庵、南京高淳三元观等；而其所识闻和交往的僧人有浮屠髻珠、释兰谷、沛天上人、彻机上人、黄山老僧中州、浮山宗六上人、扬州学佛者定悟、淮安学佛者古翁等。

其次，方苞选择交往的佛教人士的标准是：“阴辨儒、释而择其可交者”(52)方苞：《重修清凉寺记》，《方苞集》，第433页。。他曾给浮屠髻珠的小像写过一篇赞语，曰：“俗之游而众之嘻，其心则畸；佛之徒而儒之师，其行不疑；吾不见其髠而缁。”(53)方苞：《浮屠髻珠小像赞》，《方苞集》，第783页。这篇赞语不太好理解。在《重修清凉寺记》文中，方苞记其兄方舟语曰：“自明中叶，儒者多潜遁于释，而释者又为和通之说以就之，于是儒释之道混然；儒而遁于释者，多猖狂妄行，释而慕乎儒者，多温雅可近。”所以，方苞所谓“俗之游而众之嘻，其心则畸”，就是俗儒潜遁在佛教中的人，多猖狂妄行；“佛之徒而儒之师，其行不疑”，就是“释而慕乎儒者”，行为多温雅可近。“髠而缁”之语出自韩愈与柳宗元的一场争执，柳宗元《送僧浩初序》：“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髠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韩愈反佛辟佛，多次责怪柳宗元喜好浮图之言，常与浮图交游，而柳宗元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54)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3页。，应该统合儒释，融会贯通。因此，“吾不见其髠而缁”，在方苞眼里，佛家僧人如具有儒行，也可以交往。

于是，在方苞笔下，浮屠髻珠曾在自己同年友王畴五卧疾时，多年视药食饮甚勤，西山诸寺多请为大师，都不忍离去。方苞“感于髻珠所以事畴五之义”(55)方苞：《重修葛洪庵记》，《方望溪遗集》，第114页。，认为髻珠属于“佛之徒而儒之师”之列，这当也是方苞给浮屠髻珠小像写赞语的原因。释兰谷是“九岁授以《学》《庸》《语》《孟》，十三授《易》及《太极图》……其父母未殁时，游必有方。闻丧归殡葬，即庐墓侧……入其室，少长三数人，坐立应对进退皆比于礼……观其志行术业气象，则儒衣冠者多愧矣！”(56)方苞：《释兰谷传》，《方苞集》，第233～234页。自小研习儒家经典，孝敬父母，守礼重行，虽是僧人，胜似儒者。沛天上人是“每人事歇息，辄邀余坐庭阶，玩景光，间及民生利病、并世人物。其胸中炯然，语皆有称量”，方苞感叹他有士大夫的德性与气量，“性至孝，作室寺之左方，迎其母而养焉。居母与兄之丧，一遵儒书。服既终，颜色戚容尚有异于众人。丧其本师，诚敬亦如之。好士友，羁旅者投之如归，久而不怠”，至孝至悌，尊师重友，“观上人之笃于人纪，不忘斯世斯民，而才足以立事如此，皆先圣先贤所谆复而有望于后儒者也，而儒之徒未数数然也”，沛天上人的德性行为，符合儒家圣贤的教导，“朱子尝忧吾道之衰，以为‘性质刚明者，多不能屈心以蒙世俗之尘垢而藏身于二氏’。斯言也，盖信而有征矣！故专录其儒行，而推阐佛说以张其师教者，概不著于篇”。方苞笔下的佛僧形象多有儒家士风志行，这也是其给僧人作传、寺庙写记的初衷与原则，也是其援佛入儒的旨归所在。

不过，方苞的文章并非完全不推阐佛说。《沛天上人传》中曾写道：“雍正某年，内府有疑狱，大小司寇会寺中待事。或叩佛氏天堂地狱之说，上人曰：‘在公等一念公私忍恕间耳！’中有以深刻为能者，面赤而色愠。曰：‘方外人何难为此言！居官者能自主乎？’上人曰：‘能视禄位少轻，则无难矣。’众皆默然。”“一念”即是佛家学说，佛家修行提倡“一念相应”，“一念不生”，空间、时间都产生于“一念”心中。“忍恕”也是佛教“忏摩(梵语Ksamayati)”的译辞。扬州学佛者定悟记录整理其师济生的言语成《济生语录》一书，请方苞作序，方苞有一段对禅宗的论述：

自禅宗既开，凡学佛者所谓守戒律，诵经号，一切皆为末迹，其心之精微非言语文字所能传也。而自唐以后，以禅名于世者，其弟子莫不记其师之所受于老宿，所宣于徒众，以为语录。凡据名山古寺、通都巨刹称大师者，人各一编，不可选记。以其理超于形声法象之外，故其相问相答，可意会而无所稽循，不可究诘，则窃其近似以欺愚俗者亦不少矣。我皇上圣明天纵，灼见性道大原，以佛之理清净可以养心，慈仁可以利物，万几之暇，时用息游，探厥清源，凡自古名僧语录之传于后者，其诚妄浅深、出入离合，毫厘分寸不能逃于圣鉴。余以朝夕承事，得奉训诲，以自治其心性，警觉提撕之下，苦思力索，久之，亦微有见焉。间与佛子语，其胸中实有知见与窃其近似者，亦略能辨之。(57)方苞：《济生语录序》，《方望溪遗集》，第14～15页。

第一，方苞谈自己对禅宗的看法，认为禅宗重“禅定”而不重守戒、诵经，重心传而不重言语。第二，方苞明了禅宗的发展历程，认为自唐以后，禅宗开始重“语录”。第三，方苞认识到禅理的特点是玄妙，“超于形声法象之外”，“意会而无所稽循”。第四，方苞修习禅理是因为皇帝重视禅宗(58)按：疑为雍正皇帝，雍正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登基后，躬自升堂讲经传法，自号圆明居士。阅读《指月录》《禅宗正脉》《教外别传》等禅宗语录，并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因日夕侍奉皇帝，亲得皇帝训诲，以“自治其心性”，苦思力索禅理很久，自称“微有见”，且达到能辨别“胸中实有知见”和“窃其近似者”的地步。

当然，方苞交僧学佛，除了受到皇帝影响外，还有个人生活境遇方面的原因。他在《重建润州鹤林寺记》一文中写道：“余少游名山入古寺，见佛相，肃拜之礼亦不敢施，而羁穷远游及难后多与学佛者往还，乃悟退之之亲大颠，永叔求天下奇士不得而有取于秘演、惟俨辈，良有以也。”方苞与学佛者交往，主要是在羁旅行役和“《南山集》案”遭难后，而且对韩愈被贬潮州结交大颠和尚事、欧阳修在曼卿死后结交秘演与惟俨和尚事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方苞与浮山宗六上人交游即感悟良多，康熙四十八年，方苞归桐城省墓，至浮山，与宗六上人游：“每天气澄清，步山下，岩影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华严寺门庑，望最高峰之出木末者，心融神释，莫可名状。将行，宗六谓余曰：‘兹山之胜，吾身所历，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时，士女杂至，吾常闭特室，外键以避之。夫山而名，尚为游者所败坏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祸作，余牵连被逮。窃自恨曰：‘是宗六所谓也。’”方苞陶醉于浮山秀美的风光，“心融神释”，而宗六上人的忧郁之言，也正应验了自己后来的“《南山集》案”祸事。雍正二年八月，归桐城，又过浮山，“既与宗六别，忽忆其前者之言为不必然。盖路远处幽，而游者无所取资，则其迹自希，不系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粤间，与永、柳之山比胜而人莫知者众矣；惟子厚所经，则游者亦浮慕焉。今白云之游者，特不若浮渡之杂然耳；既为众所指目，徒以路远处幽，无所取资而幸至者之希，则曷若一无闻焉者，为能常保其清淑之气，而无游者猝至之患哉！然则宗六之言盖终无以易也。余之再至浮山，非游也。无可记者，而斯言之义则不可没，故总前后情事而并识之。”(59)方苞：《再至浮山记》，《方苞集》，第423～424页。四十年后，方苞再至浮山，经历“《南山集》”祸事，对宗六上人之言，有了更深的体悟。

方苞在处境困顿以求心灵安顿时，不仅求诸佛教，更多情况下是从体悟老、庄之学中汲取力量。康熙三十二年，方苞二十六岁，第二次应顺天乡试，不售，写信给好友王源：“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饥驱宣、歙间，入泾河路，见左右高峰刺天，水清泠见底，崖岩参差万叠，风云往还，古木、奇藤、修篁郁盘有生气，聚落居人，貌甚闲暇。因念古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60)方苞：《与王昆绳书》，《方苞集》，第666～667页。感慨自己为养家糊口，飘零他乡，见宣城、歙县一带风光悦目，生出庄子、渊明的“逍遥纵脱”之思。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南山集》案”难后的方苞，惊魂方定，友人约谋为潭柘之游，潭柘寺风景宜人：

观潭柘好山好水，感觉自己与此地山水融为一体，有庄子“与天地精神往来”之境界。方苞深于庄学研究，据刘声木记载，方苞曾撰有“《评点庄子》囗囗卷”(62)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第397页。，这一段亦是方苞对庄子“无我”“物化”观念的探讨。至乾隆八年，方苞寻医浙东，曾作天姥、雁荡之游。在天姥山，见到山下有一古树，遭雷破而中分，木身被烧者十之七，而旁边依皮而存者却枝叶蔚然，时年76岁的方苞，经历了宦海的沉沉浮浮，不由感慨道：“物之生也，若骤若驰，吉凶倚伏，颠倒大化中。当其时不自觉也，惟达者乃能见微而审所处。假而兹树非残于雷火，必终归于薪爨，是震而焚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远而弥存也。”(63)方苞：《题天姥寺壁》，《方苞集》，第427页。方苞有感于老子“祸福相依”“相反相成”思想，想到此树因雷火而免于薪火，是天命让其虽残于雷火，但全其生命，这犹如自己经历“《南山集》案”后的生命重生。

方苞自青年至老年，都在不断体悟着老、庄的思想。不过其对道教似乎很少关注，只知曾给自己的挚友张自超主持募修的三元观作过记。三元观是南京高淳地区的一座道教圣地，但年久失修，张自超说：“古者射乡、酺蜡、读法宪禁、计耦兴锄各有地，春秋祈报各有典祀，而后世并无之。此地为宣、歙群流入吴之要会，自开永丰、太平诸圩，民惧水败，悫而听于神。凡岁时修筑分植属役，旱潦启闭水门，皆合众成言于此，则过而存之，不亦可乎？……若因农祀之节会，寓以古法，则礼俗可兴。”可惜待三元观修好，张自超已经去世，方苞感叹“无缘一至其地，究观其学者耕者之礼俗也”(64)方苞：《苍溪镇重修三元观记》，《方苞集》，第424～425页。，可见张自超与方苞修观、记观的目的都是恢复古礼，也是在援道入儒。方苞一生交游，惟重“敦崇四友”：刘捷、张自超、王源、李塨。前揭张自超、王源、李塨对方苞的思想都有很深的影响，刘捷亦然，他曾对方苞说：“佛之理吾不信，而窃喜其教绝婚宦，公货财，布衣疏食，随地可安。士之萧散孤介而不欲违其本心者，往往匿迹于其中。故朱子亦尝谓‘彼家有人’。”(65)方苞：《重建润州鹤林寺记》，《方苞集》，第432～433页。后来，方苞在评价沛天上人兴复寿因寺、竭资修建通济桥以及孝母悌兄等节义行为时，也引用了这个观点：“朱子尝病吾道之衰，而叹佛之徒为有人。其有以也夫！”(66)方苞：《良乡县冈洼村新建通济桥碑记》，《方苞集》，第434～435页。佛、老二家亦有人，可以滋补于儒，可以济佛、老而入儒。

四、结 论

首先，方苞卫道，但经过细读他的论颜李学派、心学以及佛道的文献，我们发现他的思想并不是如以往所描述得那般保守。尽管他也曾说过一些偏执之辞，但若还原到彼时的语境中去，其实他并不是与李塨、王源、阳明心学信奉者，以及佛僧、道士水火不相容，相反，他与这些人都是彼此相互倾慕的好朋友。他敦崇颜李，期待一起“共明孔子之道”；共友阳明，“毋标讲学宗指”，并不服膺某一家学说；不排斥佛、道，并赞扬其“彼家有人”，以为佛、老可入儒行。总之，方苞秉持着一种开放而包容的态度，维护着程、朱理学的地位。

其次，方苞的经学理路“六通四辟”。韩菼曾评云：“以一心贯穿数千年古书，六通四辟，使程、朱并世得斯人往复议论，则诸经之覆，所发必增倍矣。”(67)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13册，第195页。亦可参吕靖波《风气·史实·悲剧性》(《明清小说研究》2022年第1期)相关论述。假如让方苞与“程、朱并世”，中国经学理论会更加丰富，这里视方苞已不是“程、朱之后”的人物，而是可以与“程、朱并世”之人。胡宗绪更推崇方苞是“余常谓方子乃七百年一见之人，知言者当不以为过其实也”(68)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13册，第195页。，将方苞视作超出理学宋五子、古文宋六家之上，且直接韩愈道统之人，成程、朱之前的人物。

第三，方苞理学地位，究竟是“程、朱之后”，还是“程、朱并世”，抑或“程、朱之前”？韩梦周之说或更为公允：“论文于程、朱未出之前，与论文于程、朱既出之后，其说不同：程、朱以前，圣道否晦，虽有一二豪杰之士窥见大体，未能使此理灿然较著于世……自程、朱出，而圣贤之道复明，学者舍是无以为学，立言者舍是何以言哉？……望溪先生之文，体正而法严；其于道也，一以程、朱为归，皆卓然有补于道教，可传世而不朽；其于所易忽者亦不苟，盖可以识先生之所学矣。”(69)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13册，第197页。韩梦周平议诸说，在肯定方苞“一以程、朱为归”外，“于所易忽者”也加以留心，这才是真正的“(望溪)先生之所学”。

最后，方苞对颜李学派、阳明心学以及佛、老思想的态度以及相关论述，这些属于“程、朱之外”的思想，是“望溪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后来桐城之学能“适时调整”，并绵延成派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