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经济参与活动探析

杨 静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合推动下，美国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同时也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外来女性移民潮。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1)美国移民委员会对1893年、1894年、1895年、1899年等四个年份的外来移民统计没有进行性别区分，所以本文中的数据并不包括这四年。①共有超过600万外来女性移民美国，其中来自俄国、波兰、(2)鉴于波兰在本文研究时段被瓜分，本文中波兰主要指原波兰统治地区或作为族裔的“波兰人”。奥匈帝国、意大利等东、南欧地区的女性移民异军突起，数量高达230余万人，所占外来女性移民的比例也从19世纪70年代的7%上升到20世纪头十年的68%。(3)此处的人口数量和比例皆由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参见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3， Statistical Review of Immigration， 1820—1910——Distribution of Immigrants 1850—1900， Senate Document No.756， 61st Cong.， 3r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138， 240， 352.进入美国后，绝大部分东、南欧女性移民在承担传统家庭角色的同时，表现出比以往西、北欧女性移民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的特征。她们通过进入工厂工作、从事家庭分包合同制生产、经营家庭旅馆、充当街头小贩、帮助家族企业或自主创业等方式，活跃于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之中，与美国社会产生了密切深入的互动，由此在个人、家庭、社区以及美国社会等不同层面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的经济参与活动，国外学界已有研究大都以个案形式考察女性移民从事工厂就业的状况及其产生的影响，(4)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例如，科洛姆博·弗瑞欧(Colomba Furio)通过考察意大利女工在美国服装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而解析美国工业社会的崛起与移民女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参见Colomba Furio， Immigrant Women and Industry： A Case Study： The Italian Immigrant Women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 1880—1950， Ph.D. Dissertation of New York University， 1979；劳拉·安克尔(Laura Anker)考察了康涅狄格州意大利、波兰和东欧移民女性在就业领域的贡献和收获，认为她们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参见Laura Anker， “Women， Work and Family： Polish， Ital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Immigrants in Industrial Connecticut， 1890—1940，” Polish American Studies， Vol. 45， No.2 (Autumn 1988)， pp.23-49；苏珊·格伦(Susan A. Glenn)考察了俄国犹太隔离区的女性移民在美国工厂中的就业状况与遭遇及其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互动。参见Susan A. Glenn， Daughters of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较为忽视移民女性在非工厂领域进行的各类以挣钱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事实上，绝大多数东、南欧女性移民从事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并获得经济收入，但并没有被视为就业的社会生产和服务活动。例如，女性移民在家从事的房屋和床位租赁、参与自家店铺经营、在生产旺季时从事家庭手工生产等等。这些经济活动在传统上并未纳入就业的范畴，但对于美国的工业经济、移民家庭和社区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随着东、南欧女性移民的人口统计资料、调查报告、信件、日记、回忆录、访谈录、社区档案、家庭档案等资料被不断发掘，部分学者开始考察移民女性在工厂之外获取经济报酬的活动，进而评估其经济贡献。例如，科林·克劳斯(Corinne Krause)通过对匹兹堡市75位已婚东、南欧移民女性口述史料的挖掘和解读，认为这些移民女性在兼顾家务劳动和家庭管理的同时，参与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其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丝毫不逊色于从事工厂就业的丈夫与女儿对家庭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贡献。(5)Corinne Krause， “Italian， Jewish， and Slavic Grandmothers in Pittsburgh： Their Economic Roles，”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Vol. 2， No.2 (Summer 1977)， pp.18-28.乔安·詹森(Joan Jensen)考察了女性移民从事的制作衣服、黄油、服务寄宿者等以家庭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认为这是移民家庭得以经济立足和物质条件改善的重要收入来源，同时给予了移民女性更多了解美国社会的机会。(6)Joan Jensen， “Cloth， Butter and Boarders： Women’s Household Production for the Market，”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12， No.2 (Summer 1980)， pp.14-24.总体而言，学界关于东、南欧女性移民经济参与活动的研究大都聚焦于工厂就业领域，对这些移民群体其他形式的经济参与活动的研究相对不足，这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国内关于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成果十分有限。(7)国内学界关于该时期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何黎萍等考察了20世纪初美国意大利女性移民工厂工作的状况，参见何黎萍、侯俊玲、孙静静：《20世纪初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女工境遇探析——以纽约市三角衬衫厂火灾为例》，《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杨静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主流社会对东、南欧女性移民的认知和态度，参见杨静：《美国主流社会对东、南欧女性移民的负面认知与社会改革(1880—1920)》，《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另外还有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参见崔玉娟：《美国犹太妇女社会地位研究：以东欧犹太妇女为例(1881—1914)》，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0年；蓝璘：《大觉醒：美国女权运动影响对美国犹太社会妇女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外国语学院，2012年。此外，国内有关美国东、南欧整体移民群体的研究成果中，对女性移民也有所涉及。参见李爱慧：《文化的移植与适应：东欧犹太移民的“美国化”之路》，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王寅：《美国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比较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基于此，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从整体上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的经济参与活动，分析这些移民群体广泛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以期重新评估该时期移民女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贡献。

一、东、南欧女性移民广泛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

东、南欧女性移民之所以在美国积极从事各种以挣钱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她们普遍面临颇为严峻的经济困境。从经济能力这个角度看，东、南欧移民在抵达美国之前，普遍生活贫困。正如有学者指出，1880—1910年进入美国的1 800多万移民绝大多数都是赤贫者，(8)Roger Daniels，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in the Gilded Age，” Charles W. Calhoun， ed.， The Gilded Age：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p.80.这其中尤指东、南欧移民。意大利移民主要来自南部的农业区，本来经济状况就欠佳，再加上当时农业经济危机的肆虐，这些移民到美国时，几乎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相关调查显示，96%的意大利移民都是乘坐最便宜、环境最差的三等舱来美国的，(9)Robert F. Foerster， 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p.48.这也是他们经济拮据的有力证据。俄裔犹太移民大都是为了逃避贫困和政治迫害才选择前往美国的，他们在母国主要是通过商业和手工制作来支撑生活，但这并不能给他们提供稳定的经济收入，再加上沙俄政府的经济高压政策和深度剥削，很多犹太家庭在移民美国之前就已经濒临破产。(10)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umes 12， Immigrants in Industries： Part 8， Leather Manufacturing；Part 9： Boot and Manufacturing， Senate Document No.633， 61st Cong.， 3r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290-291.有研究者指出，1899—1905年移民美国的俄裔犹太人平均携带的资金不超过8美元。(11)George Pozzetta， Immigrant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 of Immigrant Lif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ers， 1991， p.104.这些移民群体到达美国后几乎是衣食无靠、白手起家，其经济贫困状态是不难想象的。

相较于在欧洲母国的生活，美国极高的生活成本给初来乍到的移民群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1920年，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家庭福利救济会”(Family Welfare Association of Bethlehem)的调查发现，当地一个五口之家，如果想要获得舒适、健康的生活，需要678美元的衣食花费，180美元的房租，84美元的取暖、烧柴等费用，此外还需要医疗、保险、税务、教育和娱乐等发展性和预防性家庭支出。(12)Caroline Manning， The Immigrant Women and Her Job，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0， pp.48-49.在东、南欧移民女性大量聚集的纽约市，1914年一个五口之家的消费支出每年需要876美元，到1917年增长到了980—1 018美元。(13)Hazel Kyrk，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Famil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3， pp.206-207.美国城市的房租一直呈现增长的趋势，从1915年到1920年便增长了1.5倍之多，而工人的工资却永远赶不上房租的增长速度。(14)Caroline Manning， The Immigrant Women and Her Job， p.69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很多移民新手工人工资水平保持在每周3—5美元，这虽然已经是他们在欧洲工资的数倍，但用这些钱在美国消费，仍然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15)Caroline Manning， The Immigrant Women and Her Job， p.65.此外，移民家庭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美国政府对移民就业女性的抽样调查证实，她们大部分来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56.2%的家庭有1—3名子女，43.8%的家庭拥有4个及以上子女。其中，非英语母语移民家庭的女子比英语母语家庭高出0.6个，而非英语母语群体中，尤以来自东、南欧地区的意大利和俄裔犹太移民家庭为最多，平均都超过3个，其中不乏8个子女的超大家庭。(16)Caroline Manning， The Immigrant Women and Her Job， p.38.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显示，1905年，意大利家庭的平均人口为6.3人，到1925年时，意大利移民每户平均人口减少了一人，但仍然维持在五口之家的水平之上。(17)Miriam Cohen， Workshop to Office： Two Generations of Italian Women in New York City， 190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3.

面对庞大的家庭开支，大多数东、南欧移民家庭中的男性家长都不足以独自承担家庭经济负担。1914年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 曾对参加夜校的移民女性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父亲或者丈夫的工资根本无法支撑全家人的生活，这其中东、南欧移民家庭表现得最为明显。(18)Mary Van Kleeck， Working Girls in Evening School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ublication， 1914， p.109.美国参议院移民委员会(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of U.S. Senate，后文简称美国移民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俄裔犹太家庭中，只有20%左右的家庭能够靠男性家长一人之力，承担全家的生活支出，这个比例在本土美国人中高达64%。(19)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umes 26， Immigrants in Cities， Senate Document， No.338， 61st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Table 70， p.231.从职业来看，超过57%的犹太男性就业移民从事与缝纫相关的工作，还有少数人从事专业岗位，例如铁匠、机械师、木匠、烟草、印刷和制鞋匠人，以及从事商品交易的小商贩。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小本经营，例如走街串巷的小贩，倒卖货物的小中间商和杂货店主等。(20)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umes 26， Immigrants in Cities， Senate Document，No.338， 61st Cong.， 2nd Sess.， p.309.这些工作大都不能提供足以支撑家庭生活的经济收入。意大利男性移民的挣钱能力还不如犹太男性。大部分意大利移民没有农业以外的任何职业技能，有很多人无任何工作经验。1911年前后到达美国的意大利移民总数高达300多万，只有133万人从事过农业相关工作或其他低技术工作，其余的人几乎都没有工作经历。(21)Thomas Kessner， The Golden Door，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 Mobility in New York City， 1880—19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36.相关研究显示，1880年纽约市意大利男性劳工中大约只有25%是有一定技术的工人，例如理发师、裁缝和相关技能的建筑工人等，而75%的意大利男性移民都是非技术工人，到美国后只能从事码头搬运、街道清理、工厂和建筑行业等不需要技术或技术要求很低的劳动力岗位。(22)Thomas Kessner，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 Mobility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52.无技术工作就意味着低工资、岗位缺乏稳定性，时常会面临停工或者间歇性失业，再加上生病等意外事件不时发生，很多意大利工人在一年之中会有好几个月处于失业状态。(23)Miriam Cohen， Workshop to Office： Two Generations of Italian Women in New York City， 1900—1950， p.43.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产业工人、手工匠人还是商贩，他们的经济收入都不高，大多数无法靠一个人支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开销。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家庭中的妻子、成年未婚女性甚至未成年人就被要求分担家庭的经济重担。20世纪初，一项针对移民家庭子女外出就业的调查显示，意大利、俄裔犹太和斯洛伐克移民家庭子女的就业比例最高，分别达到40.5%、40.4%和49.3%，(24)Caroline Manning， The Immigrant Women and Her Job， p.39.这也很直观地反映出东、南欧移民家庭确实遭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困境。

此外，东、南欧移民女性在美国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还与移民女性在母国时期的工作经历和她们的劳动惯性紧密相关。正如美国著名移民史学者托马斯·凯斯纳(Thomas Kessner)所言，来到新世界的移民群体带来了她们在母国业已形成的历史背景、文化和思想观念，这些都对他们在美国的经济活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25)Thomas Kessner， The Golden Door，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 Mobility in New York City 1880—1915， p.134.俄裔犹太女性不论是在母国还是在美国，已婚家庭主妇和单身成年女儿都被视为家庭经济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犹太女性在俄国就已经开始从事挣钱工作，大部分犹太女性都在俄国乡村和城市的手工业作坊或者小型贸易里提供服务。在19世纪末期俄国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还有少部分犹太女性在新兴的轻工业制造业岗位工作。根据犹太定居协会(The 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 的统计，到1898年俄国至少有1.3万多名犹太女性就职于现代工厂或者生产作坊。(26)Ezra Mendelsohn， Class Struggle in the Pale：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Jewish Workers’ Movement in Tsarist Russ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3.整个19世纪末期，虽然俄国犹太女性产业工人的数量不多，但也是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这样的工作经历被带到了美国，犹太女性继续承担起家庭经济责任的重担，她们到美国后也继续在市场中寻找挣钱机会。

19世纪末期，移民美国的东、南欧女性大多都在母国时期经历过非常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经历。移民家庭的女性无论是妻子、母亲还是女儿，都被要求为家庭做出贡献，尽可能缓解家庭的生活压力。例如，意大利女性移民罗丝·皮卡罗(Rose Peccara)在回忆欧洲生活时谈到，“包括自己在内，所有的姐妹、母亲乃至奶奶，都要从天不亮忙到天黑，因为永远有干不完的农活、家务活还有富人的针线活儿。”(27)Miriam Cohen， Workshop to Office： Two Generations of Italian Women in New York City， 1900—1950， p.37.这种艰苦的劳动对她们在移民后的生活态度和心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20世纪初期一位观察家所说：“移民女性在母国时期就一直从事田间的艰苦劳作，即使身处新的环境，根深蒂固的家庭劳作习惯和信条是没有改变的。”(28)Elizabeth Shipley Sergeant， “Toilers of the Tenements： Where the Beautiful Things of the Great Shops Are Made，” McClure’s Magazine， Vol.XXXV (July 1910)， p.232.移民女性及其家庭在美国开创新生活所要面对的艰苦奋斗，对于她们而言并不陌生。当移民家庭在美国遇到经济困境时，移民女性自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劳作，为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只不过，在欧洲农业社会，女性主要从事家务、农业劳动以及采集、渔猎等帮助家庭度日。而到了美国，这些移民女性要停留在城市中打拼，要适应一切以金钱作为交换媒介的生活方式，她们对家庭的贡献，除了传统上的家务劳动外，还需要通过融入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之中来获取经济收入。

二、东、南欧女性移民经济参与活动的主要形式

移民女性为了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积极参与了各种以挣钱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其中既包括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取正式的工作岗位，赚取工资收入的工厂就业活动；也包括从事家庭分包合同制生产、经营家庭旅馆、充当街头小贩、帮助家族企业或自主创业等灵活多样的经济参与形式。因此，服务于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体系中的外来移民女性，不仅仅是美国主流社会关注的“就业女性”，更多的是隐没于主流社会的视野之外，在家庭之中和街头巷尾，扮演另类的经济参与者角色。这些不被关注的移民女性，和那些“就业女性”一样，都对美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工业革命进入全速发展时期，劳动力需求旺盛，就业人数从1870年的1 216万增至1920年的4 101万，新增就业人口中将近1/4都是女性。(29)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Comparative Occup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 to 1940，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92.相关调查显示，该时期移民女性从事的岗位主要包括：制造业中的机器操作工人及相关体力劳动者；家政服务员、洗衣工、女服务员；商店和零售行业的女服务员和职员；打字、速记、记账、收纳和其他文职工作等白领职业；助产士和护士等医务护理工作；教师；宿舍管理员和看门人；以及服装工业相关的裁缝和缝纫工人。1910年，94.5%的外来移民女性集中于以上岗位，到1920年仍然保持在92.1%。(30)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Women in Gainful Occupations， 1870—1920，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9， pp.104-105.东、南欧女性移民抵达美国的时间较晚，不信奉新教，不讲英语，而且文化和技术水平都很低，被主流社会歧视和打压，因此她们所从事的岗位基本上都是土生白人和西、北欧移民女性不愿从事的低端岗位，主要集中在服装、烟草、鞋靴、纺织、罐头等轻工业制造岗位上。例如，波士顿、普罗维登斯的纺织工厂中有大量波兰、意大利和叙利亚移民女性；纽约、费城和芝加哥的服装业中，主要是意大利和俄国犹太女性移民；匹兹堡和西海岸大城市的罐头厂，则吸纳了为数不少的斯拉夫移民女性，等等。(31)Donna Gabaccia， From Other Side： Women， Gender，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S. 1820—199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8.在所有行业中，东、南欧女性移民最为集中的是服装行业。美国移民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的头十年，服装产业一直是美国城市吸纳劳动力最为重要的行业之一，吸收了大约20多万女性劳动力，尤其是在20世纪初，美国女式服装产业中85%—95%的工人是女性，尤以来自东、南欧的女性移民为主。(32)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 11， Part 6： Clothing Manufacture， Senate Document， No.633， 61st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259-269.从族裔来看，俄裔犹太移民和意大利移民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以纽约市为例，1900年纽约服装产业中俄国犹太女工占40%，意大利女工占27%。(33)Report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 11， Part 5： Silk Goods Manufacturing and Dyeing-Part 6： Clothing Manufacturing， Senate Document， No.633， 61st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271，282.到1913年，纽约服装女工中犹太裔和意大利裔分别增长至56%和 34%。(34)Louise Odencrantz， Italian Women in Industry：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19， p.38.这些移民群体赶上了美国工业化的用工大潮，成为赚取工资的产业工人。

除了制造业领域的工厂就业外，移民女性参与最多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分包合同制生产。从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的服装产业和与之相关的配饰产业，以及其他日用消费品生产领域都大量出现以家庭为中心的分包合同制生产模式。该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订单从工厂分流产生；以家庭为生产场所；工厂主和生产者之间存在大量掮客(middleman)；工厂与掮客之间签署合同，掮客再与生产者定制合同；合同呈现层层分包的特点；报酬方式为计件制。分包制生产在服装行业中尤为盛行，到1915年，超过70%的男式服装生产来自分包合同生产。女士服装在分包完成比例上较男式服装较低，但是大部分也是分包制生产。(35)Reports on Condition of Woman and Child Wage Earners， Vol.2， Men’s Ready-Made Clothing， Senate Document No.747， 61st Cong.， 3r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385-386.另外，还有一些生产中的部分工序也利用分包合同制以降低成本。例如火柴生产，虽然火柴本身的生产是利用大型现代化机器在工厂中完成的，但是糊火柴盒等工序大部分是在分包商的配置下在移民家里由女性和儿童来完成的。(36)I. M. Rubinow，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Jews in Russia，”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Labor， Bulletin of the Bureau of Labo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ocument 580， Part 2， 60th Cong.1st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7， p.546.从总体上看，从事分包制生产的从业者仍然主要是东、南欧移民女性。一方面，这些移民群体在相关行业的从业人数众多，很多时候家庭生产是工厂生产的延伸，需要她们回到家中继续完成工厂工作，从而致使家庭成员也参与其中。20世纪初期意大利移民问题研究学者路易丝·奥登格兰茨(Louise Odencrantz)的研究发现，57%的装饰花作坊工人在下班后，还要带一些半成品回家继续加工。一位从事羽毛装饰品的意大利女工说，她在生产旺季的时候，每天都要回家工作到凌晨一两点。(37)Yans-Mclaughlin， “Patterns of Work and Family Organization： Buffalo’s Italian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2， No.2 (Autumn 1971)， pp.300-311.另一方面，东、南欧移民家庭人口规模较为庞大，急需挣钱的她们也能承受低廉的工作报酬，并且这种方式特别有利于已婚女性，因为她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时间，做到挣钱、顾家两不误。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显示，到1910年，纽约市的男式成衣家庭分包生产，基本全部由意大利移民女性完成。在与服装和时尚相关的装饰花、羽毛饰品、草帽和女式围巾等家庭分包生产中，意大利移民女性也占绝对多数。同时，意大利移民女性还后来居上，超越爱尔兰、德裔和叙利亚移民女性，在蕾丝、钩针编织、刺绣、领带、领结等产品的家庭生产中占主体地位。(38)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26， Immigrations in Cities， Senate Document， No.338， 61st Cong.， 3r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94-95.在分包制生产模式下，移民家庭往往是全家上阵，甚至儿童也会加入其中，成为被主流社会诟病的“工薪儿童”(child wage-earners)。(39)Reports on Condition of Woman and Child Wage Earners， Vol.2， Men’s Ready-Made Clothing， Senate Document No.747， 61st Cong.， 3r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46-47.由于移民群体普遍存在重男轻女思想，女儿更容易成为牺牲对象，甚至会辍学在家从事分包合同工作。意大利女性安东涅蒂(Antoinette)回忆自己上小学一年级时，便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做大衣配件。(40)Louise Odencrantz， Italian Women in Industry：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New York City， p.254.一位意大利母亲在接受学者玛丽·克利克(Mary Kleeck)的采访时说，她有4个还不到上学年龄的女儿参与到了家中糊纸花的工作中，“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必须挣钱才能维持家庭的存在，4个女儿的小手常因糊人工纸花，沾满了各种彩纸的颜色”。(41)Mary Van Cleeck， Artificial Flower Makers， New York： Survey Association， 1913， p.95.对于成年女性来说，从事分包制生产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学者罗丝·科恩(Rose Cohen)出身于犹太家庭，据她观察，犹太社区里随时随处可见女人们一边赶制手里的活计，有的是从分包商那里得到的批量生产，有的是自己零星的一些手工制作，一边用脚推着婴儿车，哄孩子睡觉。(42)Rose Cohen， Out of Shadow： A Russian Jewish Girlhood on the Lower East Si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18， p.73.

东、南欧移民女性还通过出租房间或者床位来获得经济收入。20世纪初期，美国移民委员会的抽样调查显示，俄裔犹太移民从事家庭房间或床铺租赁的比例高达43%。在犹太移民更为集中的大城市，从事这项经营的家庭比例更高，比如纽约市就高达56%。(43)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27， Immigrations in Cities， Senate Document， No.338， 61st Cong.， 3r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546.美国学者苏珊·格伦(Susan A. Glenn)认为，犹太人在房间和床位租赁活动中的比例高，与其在欧洲时期的经历有关。由于在俄国被禁止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大多数犹太人以手工业和经商为生，而手工制作的学习和培训主要依靠学徒制方式，学徒在师傅家的居住非常类似于在美国的房间或床位租赁。同时，经商活动也常常需要到外地售卖，所以经常会出现寄宿在亲戚、朋友或者投宿陌生家庭的情况，并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还有的经商家庭需要安排工人的食宿问题，也具有类似的经验。因此，当美国出现类似的市场需求时，犹太女性能够迅速抓住商机。(44)Susan A. Glenn， Daughters of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p.58.1908年一项针对纽约市意大利移民居住情况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意大利家庭都有过接受寄居者的经历，其中33%的意大利家庭曾接受过1名租房客，41%的接受过2名，19%的家庭为3名以上房客提供过服务。(45)Antonio Stella， The Effects of Urban Congestion on Italian Women and Children， New York： W. Wood & Stella， 1908， p.5.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据估计，1850至1920年大约25%至33%的移民家庭都至少接纳过1名以上的房客寄居家中。(46)Susan A. Glenn， Daughters of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p.68.美国学术界往往将移民家庭中从事房屋或床位租赁的家庭主妇称为“寄宿管理者”(Boardinghouse operator)或者“寄宿管理主妇”(Boardinghouse mistress)，(47)Donna Gabaccia， From Other Side： Women， Gender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S. 1820—199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55-58.因为这项活动的实际管理和服务是由移民女性特别是家庭主妇完成的。然而颇为遗憾的是，社会普遍认为是男性寄居者增加了从事租赁经营的家庭的经济收入，是男性家长与租房客间订立合同和收取租金往来完成的，完全忽视了女性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连她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项家庭收入中的作用和贡献。

还有不少女性通过街头小贩形式的商品交易来增加家庭收入。在19世纪末期，即使像纽约市这样拥挤的居住环境中，移民家庭女性也会想办法种植蔬菜或饲养家禽家畜。除了满足家庭自用以外，移民女性还拿到市场上或者在街头摆摊售卖，包括家庭自养的家畜、家禽和一些手工制作的生活用品，例如围巾、帽子、缝纫刺绣的针织装饰挂件，还有各种加工而成的食物，如面包、香肠、黄油、奶酪和蛋糕等等。(48)Ruth Schwartz Cowan，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 to the Microwa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p.71-73.虽然这种做法使得移民们本已拥挤、混乱的居住环境更加糟糕，成为美国土生白人耻笑和诟病移民的证据，但她们可以从中获得些许现金收入，补贴家用。俄裔犹太女性尤其热衷于街头摊贩形式商品交易经济活动，主要是因为俄国犹太移民在欧洲时就有从事集市贸易的历史和传统。俄国犹太人在沙皇统治下只能住在隔离区(Shtetl)内，而俄国政府对于工匠和某些特殊商品的需求，决定了当局必须将隔离区设置在诸如基辅、卢布林等大城市的周围，并向四周的村镇延伸，以保证在犹太人定居点村镇四周的俄国农民，也能买到犹太人制作的产品。在犹太隔离区内部，犹太人的房屋和街道也都建立在被他们视为生存命脉的市场周围，因为产品销售几乎决定了俄国犹太人的生死存亡。犹太隔离区的女性是这些地区商品交易的常客，因此，她们在迁移到美国后很自然地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49)Diane K. Roskies， David G. Roskies， The Shtetl Book， New York： Ktav Publish House， 1975， p.25.

自主经营工厂、商铺和作坊也是移民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途径。在家庭自营的工厂、商铺和作坊里，移民女性一般都必须服从于丈夫或者父亲的安排，很难以独立的身份来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她们往往充当一名操作员、收款员或者记账员，有时还身兼数职，共同为家族企业出力。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女性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例如，犹太女性洛蒂·斯皮策(Lottie Spitzer)家的首饰店，在外人看来是由她的父母共同经营的，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是母亲一人独立支撑整个首饰店的经营和管理，因为她的父亲另有职业。斯皮策女士回忆：“有时店里的生意太忙了，既要忙进货，又要忙销售，实在是分身乏术，妈妈就雇用了一名家庭女佣，帮忙照顾我们几个子女的起居，送我们上学。有时妈妈也为我们做早餐，但一天基本都扎在店里忙前忙后。”(50)Susan A. Glenn， Daughters of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p.37.还有少数女性在经济领域中走上了独立创业之路，这尤其体现在犹太女性移民之中。例如，俄裔犹太移民女性艾达·罗森塔尔(Ida Rosenthal)随父母到美国后，通过努力建立了一家小型服装生产作坊，后来在1925年发展成为美国第一家文胸公司。关于艾达女士在这家工厂的作用和角色，她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我和丈夫共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但是，我给予了这些产品真正的灵魂，这一点丈夫对我也非常钦佩。”(51)Donna Gabaccia， From Other Side： Women， Gender，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S. 1820—1990， p.105.当时还涌现了另一位杰出的犹太女性赫莲娜·鲁宾斯坦(Helena Rubinstein)，她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离开家乡后辗转多国，最后在美国定居。赫莲娜经过个人奋斗，她的工厂在全世界雇佣超过3万名工人，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成为美国当时杰出的女性企业家。(52)Barbara Sicherman， Carollurd Green， Notable American Women： The Modern Period：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607-608.当然，在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东、南欧移民普遍采取敌视和排斥的环境下，涌现出来的杰出移民女性不过是凤毛麟角。

总体来看，东、南欧女性移民普遍地参与到了以获取经济报酬为目的的各类活动中，除了投身美国工业化大潮的“就业女性”之外，大多数移民女性只是厕身家庭一隅，充当了家庭分包制生产女工的角色或者房屋出租业务的管理者角色或者非职业化的街头小贩。其实，移民女性的各种“职业身份”常常进行转换。因为，很大一部分移民女性既是产业工人，回到家中还有可能加入家庭其他成员的家庭工业生产，在不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成为小摊贩经营者。东、南欧移民女性集中的服装生产、纺织业等岗位都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在生产淡季时她们也经常自行制作少量的衣物到市场上售卖。从事家庭分包制生产的女性，也可以在满足雇主合同要求的产品数量后，将剩下的产品放到市场上销售获得额外的收入。另外，零售店主、旅馆和酒馆也都是慢慢从小商贩、房屋和床位租赁不断发展而来的。而且这个过程还具有可逆性，经营不善或者资金短缺，都有可能造成从商人到小商贩的倒转。最后，移民女性从事集市或者街头小贩经营，对于最终实现其独立开创实业的梦想也有一定的帮助，很多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型店铺，比较常见的例如日杂商店、干货店，都是从最初的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或者集市上的小货摊发展而来的。当然，除了上述挣钱途径之外，移民女性还有在其他领域中从事挣钱的活动以应对生计之需，甚至因为穷困潦倒从事色情行业的移民女性也不乏其人，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该时期女性移民经济参与活动的群像。总体而言，移民女性在以上经济活动中的付出毫无疑问是艰辛的，但很多时候这种付出在当时并未得到承认或正视，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历史书写所遗忘。

三、东、南欧女性移民参与经济活动对自身及家庭的意义和影响

移民女性通过自身在经济领域内的辛勤劳动，实现了她们在美国社会的生存和立足，这是适应和融入美国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客观地说，东、南欧女性移民在美国从事的是最下层的职业，获得收入是最低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也最差的，是美国社会最为贫困的群体之一。但是，相比于她们在欧洲的生活境遇，整体上还是有了不小的进步。因为在欧洲前工业社会下，东、南欧女性的牺牲更多，一直以来她们的劳作都被定义为家务劳动，经济贡献几乎得不到承认，生活也处于极低水平。从女性视角来看，东、南欧女性移民参与经济活动对自身及家庭具有突出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从整个移民女性群体经济参与的角度考察，在美国市场经济模式之下，女性移民的劳动还是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回报，并且随着女性移民就业范围的拓展和经济参与程度的加深，还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移民女性自己也深刻体会到了到美国后生活境遇的变化，特别是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位东欧犹太移民在返回母国时，引起了她原来雇主的“恐慌”。因为这位雇主早年付给她的工资大约每年15美元，而且在工作期间像对待牲口一样使唤她。当这位前雇主再次看到昔日的女佣，充满了惊异和质疑的复杂情绪，因为从这位移民女性口中得知，她现在两个月的工资就抵得上此前一年的收入，而且这位移民女性回乡时穿的拖地长裙，是当地有钱人才有的装束。(53)Edward Alfred Sterner， On the Trail of the Immigrant，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6， p.337.和在欧洲母国的劳动环境相比，移民女性的工作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来自农业社会的东、南欧移民女性，进入工业化的美国城市后，几乎已经没有人再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东、南欧移民主要聚集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北部城市中。美国学者戴维·华尔德(David Ward)研究发现，该时期美国俄裔移民中的88.6%，意大利裔的84.4%，波兰裔的84.4%和匈牙利裔的80%都流向了城市。(54)David Ward， Cities and Immigrants： A Geography of Change in Nine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56.东、南欧女性移民大都是家庭团聚型移民，因此也会跟随父亲或者丈夫在城市中落脚。美国政府的相关调查显示，在母国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东、南欧移民女性到达美国后很少继续从事农业工作，几乎全部转向其他就业领域，从业人数最多的是制造业，超过半数，服务业次之，从事农业的比例最少。(55)Caroline Manning， The Immigrant Women and Her Job， p.73.安·科内利森(Ann Corneilisen)的母亲是20世纪初期从意大利南部移民美国的，在她看来，母亲是个工作多面手，几乎什么工作都可以做。母亲告诉她，现在的生活无论怎样辛苦也比在意大利干农活好得多。因为农田的工作实在太辛苦、太难熬了，她几乎把自己的命丢在了农田里，即便如此，经常连温饱都不能保证。(56)Ann Cornelisn， Women of the Shadows： The Wives and Mothers of Southern Ital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pp.36-37.在收入上，很多移民女性此前在欧洲母国从事农业劳动，一天只有几美分的收入。但是在美国的工业化大潮中，获取比这高得多的收入不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珍妮·马蒂斯(Jennie Matyas) 是从匈牙利的一个小村庄移民至美国的，从埃利斯岛入境时还像往常一样打着赤脚。后来，马蒂斯进入了一家工厂，经过不断的努力，不仅让自己的穿着焕然一新，经济和生活条件也有了巨大的改善。(57)Susan A. Gleen， Daughter of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p.23.

其次，移民女性在经济领域内的广泛参与，不仅改善了自身的经济条件，而且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贡献者。1907年，美国纽约市定居救助协会深入犹太移民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完成了名为《下东区的住户》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一个人口较多的犹太移民家庭很难靠一名男性家长的工资生活，他们家庭收入来源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其中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可小觑。例如，一个俄裔犹太移民家庭，其中男性家长是一位独立裁缝，每年收入约200美元。最大女儿19岁，也从事裁缝工作，年收入几乎与父亲持平。二女儿刚刚进入一家围巾工厂半年，每周收入为2.5美元，半年共为家里增加了87.5美元的收入，剩下的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没有收入。照此计算，该家庭全家年总收入为575美元，两个女儿的收入占据了半壁江山，妻子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未被计算收入。(58)Susan A. Glenn， Daughters of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p.66.1917年，一项关于纽约市意大利移民家庭的收入调查显示，意大利裔家庭的收入有48%来自男性工资，44%来自女性的工资，另外6%则是移民家庭通过房间或床位出租的租金以及为租客提供食物、清洗衣物、打扫房间所得的服务费等非工资收入。(59)Louise C. Odencrantz， Italian Women in Industry：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New York City， p.187.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的移民女性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其中，74.3%是女性寡居者，16.7%是因为丈夫无法提供任何经济收入，以及9%是由女儿独立承担整个家庭的经济支出。(60)Caroline Manning， The Immigrant Women and Her Job， p.37.从以上案例和调查可以看出，在一些外来移民家庭中，移民女性的收入并不一定比男性低，甚至有些女性还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她们的经济贡献对于移民家庭在美国的立足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11年一份英国驻纽约贸易代表关于移民女性聚集的纽约下东区报告，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移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纽约下东区虽然因为人口过密，而显得肮脏不堪，但是那里已不复以往物资特别匮乏的贫困迹象，商店无论白天、黑夜都开门营业，特别是夜晚，商店灯火明亮让人感到温暖，而且移民聚集区内的娱乐消费场所几乎遍布每一个街角。”(61)Great Britain， Board of Trade， Cost of Living in American Towns， Reprinted by U.S. Senate， 62nd Cong.， 1st sess.， Sen. Doc. 22， Vol.4，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63.这种现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移民家庭的消费能力变得越来越强。从美国政府对移民的调查数据看，犹太移民群体的回流率保持在7%的极低水平，基本上都选择在美国定居，说明大部分移民已经站稳了脚跟。意大利移民女性在其整体移民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从19世纪80年代的21%增至20世纪30年代的39.4%，儿童的比例在同一时段也不断上升，从15.3%增至18.1%。(62)Colomba Furio， Immigrant Women and Industry： A Case Study： The Italian Immigrant Women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 1880—1950， p.47.由此不难推断，意大利移民中打算定居美国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

最后，如果从性别比较这一视角进行考察，移民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比男性更大的家庭贡献，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往往被忽视的。一个较为普遍的事实是，移民家庭未出嫁的年轻女儿往往比儿子对家庭有更大的经济贡献。由于东、南欧移民家庭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家庭经济遇到困难时，家长对于女儿挣钱养家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儿子，往往会选择女儿成为继父亲之后最先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家庭人选。因为移民家庭始终认为，儿子对家庭的长远回报要远远大于女儿。因此，对儿子给予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或者职业培训，希望儿子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劳动力资本挣更多的钱，为家庭带来更大的收益。很多移民家庭出现过女儿比儿子更早地成为家庭经济支柱的情况。此外，在控制子女的收入上，家庭对女儿的控制也更严苛。由于对男孩儿的偏爱，很多家庭都不知道儿子工资的确切数额，但对女儿的工资却了如指掌，并要求女儿如数将工资上交。在这一点上，移民社会舆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若女儿不把工资完全上交，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父母也会因此蒙羞。(63)Mary Van Kleeck， Artificial Flower Makers， p.229.从事相关调查的社会工作者还指出，移民儿子没有女儿的就业率高，是因为很多男孩儿都不愿意工作。虽然女儿也尝试用这一理由逃避辛苦的工作，但是成功的比例比男孩儿少得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男孩儿比较难以管教，另一方面也是父母偏袒、纵容的结果。(64)Katharine Susan Anthony， Mothers Who Must Earn， New York： Survey Associates， 1914， p.53.虽然一部分移民家庭为了激发女儿的工作热情，会不定期地给女儿购买新衣物或者把女儿工资的小部分返还给她们作为奖励，但是也主要是出现在有较长女性就业历史的犹太裔家庭。(65)Sydney S. Weinberg， “Jewish Mothers and Immigrant Daughters：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 Model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6， No.2 (Spring 1987)， pp.39-55.还需要注意的是，移民男性的工资虽然整体上比女性高，但他们对家庭经济的奉献程度可能并不如女性。男性自恃是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要求在日常消费上也得到更多的份额，可以名正言顺地保留一部分收入作为个人支出，支付午餐、交通、人际交往等必要费用，还有饮酒、抽烟、打牌、娱乐等个性化消费，尽管这些支出一般不会超过其工资的10%。(66)Kethy Peiss， Cheap Amusement：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 Century New York，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3.然而，女性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消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如学者路易丝·奥德格兰茨指出的，“意大利母亲没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但是父亲却经常独自享受时光”。(67)Louise Odencrantz， Italian Women in Industry：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New York City，p.203.因此，就个人对家庭的贡献而言，由于社会大环境、性别歧视、个人能力以及家庭牵绊等诸多原因，移民女性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绝对数额或许比不上男性，但是她们的收入贡献率、时间精力投入和奉献程度上却丝毫不亚于男性。

余 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欧女性移民广泛地参与了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经过几十年努力和奋斗，女性移民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较之在欧洲母国时期在整体上获得了提升，同时对自身、家庭以及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着眼于探讨女性移民的经济角色，但实际上，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女性移民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女性移民群体往往成为本民族移民家庭的纽带，对推动男性移民最终定居美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她们还通过与本民族移民的广泛接触，有效地维系了亲人、邻里、族群之间的密切关系，推动并巩固了移民社区网络和互助文化的形成，吸纳了更多的本民族移民进入美国，从而推动本民族移民在美国社会的稳定与融入。因此，从女性主义的视角，不论是从经济维度还是从其他维度，女性移民的价值都应该被重新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女性尤其是其中年轻的“就业女性”，经济参与活动和社会交往为她们摆脱旧世界传统文化的束缚，产生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意识，提升社会地位提供了条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们原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状态。比如，女性移民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美国主流的两性和婚姻观，最后发展成了自由的恋爱和婚姻观。她们通过参与就业，萌生了经济独立的观念，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引发了她们教育观念的更新。在与美国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希望通过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来接近和适应美国主流社会的要求，从而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公平。然而，她们在经济参与活动中始终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敌视与排斥，并且遭受广泛的性别不平等对待，最终促使她们走上了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之路。新近的个案研究表明，东、南欧移民群体中的犹太妇女“始终公开地参与她们那个时代的所有重大问题”。(68)Melissa R. Klapper， Ballots， Babies， and Banners of Peace：American Jewish Women’s Activism， 1890—194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3， preface， p.ii.移民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并且在社会运动中充当重要角色，促使这种重大转变的因素中，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是最为重要的诱因。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7页。就此而言，有关东、南欧女性移民的经济参与活动还需要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