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批判的人学向度及启示

刘华初 刘睿博

消费直接与人的生存境遇相联系，表现为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消费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同时，由于需要的能力总是以人自身的感觉为限，因而消费的内容和形式依赖于主体的发展程度。可以说，消费是一种通过人且为了人的本质活动。另一方面，消费又时刻受到生产方式的客观强制。在以物对人的统治为特征、以资本增殖为绝对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消费必然丧失其属人性，成为脱离人甚至敌视人而受制于资本、为了物的异化活动。这一点在无产阶级个人消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马克思以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消费本质为尺度，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个人消费中应然与实然间的断裂，揭示出其中的内在必然性，阐明了个人消费向人自身复归的现实路径，展现出鲜明的人学逻辑，为我国在新时代保障人民消费活动、提升人民消费能力和水平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逻辑起点：消费的属人性本质

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消费思想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形成了多种视角。例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行为的批判远远超出了道德和社会心理层面，因而应当“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哲学)层面讨论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形成逻辑与现代意义”(1)申家字：《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形成逻辑与启示》，《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还有学者紧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资本逻辑在理解消费活动中的“中轴”(2)邹广文、宁全荣：《马克思生产与消费理论及其当代境遇》，《河北学刊》2013年第4期。作用。但是，对马克思来说，消费不单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就其作为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手段而言，消费活动还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真正的人的活动。因此，对马克思个人消费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不仅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论域中进行，还要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下进行。这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必然要求。

从唯物史观视野出发，马克思将消费理解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本质活动，从而通过需要的为我性看到了消费的属人性，构建了审度无产阶级个人消费状况的基本尺度。

“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6页。在马克思看来，消费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与生产相关涉，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之中，是人类历史分野的重要标识。一方面，“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第519页，第191页，第190页。。如果就史前状态下那种以满足粗陋需要为目的，依靠采集、捡拾等简单实践手段来获取自然中的现成产品而进行的个人消费而言，消费甚至优先于生产，为人类历史的开启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前提。同时，得到满足的需要及其所依靠的活动又会引起新的需要。随着需要的丰富和发展，消费也不再以简单的自然产品为全部对象，并推动人开始自觉地生产。而“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第519页，第191页，第190页。，因而也和史前人类区别开来，开始创造真正的人类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消费的发展直接引起人的实践的变革，是实现史前史到人类史彻底转变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消费中介着生产和需要。它的内容和形式不仅标志着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阶段，还直接彰显着人本身的发展程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又一确证。马克思认为，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第519页，第191页，第190页。。伴随世界历史而形成、丰富的五官感觉决定着人的消费对象和消费行为的历史形式。用刀叉吃熟食解除的饥饿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所解除的饥饿不同。消费直接标识着人的生存状况，因而对消费活动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人的现实境遇的直接批判。消费的片面化或向单一形式的倒退集中体现着人的感觉和能力的未发展或已经发展起来的感觉和能力因外界的限制而处于萎缩状态。所以，当马克思批判“一个对象只有它被我们所直接占有才是我们的”这种消费状态时，他认为，这是人的感觉“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第519页，第191页，第190页。，也就是人本身异化的结果。

最后，在对消费的属人性这种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还进一步透过人的存在方式发现了理解消费的另一层维度——社会，从而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形成的必然性提供了思想支援。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人的活动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被加以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将能否认识到这点看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重要分水岭，并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之所以重新陷入唯心主义，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和生活条件出发来理解人及其活动。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对于消费活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的形式上，还应进一步看到凝结了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对消费活动的影响。他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3页。。而这种社会制度一旦固定下来，本身就会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的外在力量反过来影响甚至决定人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从事活动的人们总是受到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制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进一步将这种交往关系具体化为生产关系，并将这种交往关系赖以形成的根本基础——劳动——具体化为社会生产。他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不仅规定了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决定了个人在产品分配中的参与形式。也就是说，生产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生产为消费创造现实对象上，而且表现在个人消费的内容和形式受到生产本身的产物——分配关系——的直接影响。并且正是这种影响才使得同一社会内部个人消费的差异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至此，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中清晰地透视出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中潜在的制度决定性，从而为他彻底超越以往人本主义者伦理说教的狭隘眼界，自觉地将对这种困境的批判建立在对人的深刻认识和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科学分析之上提供了思想准备。

二、逻辑主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个人消费本质的必然丧失

如前所述，社会规定着人的生存状况和实践形式，因而，对消费活动的考察，只有以对其所处社会的科学理解为前提，才能把握到其中的必然性。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行规律的考察，马克思科学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机理，驳斥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将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看作反常状态和阵痛的谬论，在社会机制层面揭露了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异化的内在必然性，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提供了逻辑主线。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割裂了消费活动与人的劳动产品间的直接联系，导致了个人对商品的全面依赖。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09页。，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又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这种状况不仅使个人劳动在由资本所集中起来的共同劳动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还使个人劳动目的本身由消费转变为交换，以至于个人需要的满足只有通过市场，以他人手中的商品为对象才能实现。同时，无产阶级特有的阶级状况又使得其个人消费明显异质于资产阶级个人消费，表现为在对商品全面依赖性基础上的对资本的从属性。一方面，劳动力是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唯一商品，他们只有通过在一定时间内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由资本支配来交换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必要生活资料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劳动力能否交换到商品完全取决于商品所有者——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程度。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个人消费能否实现，完全由资本决定，是一种从属于资本的活动。同时，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对资本的这种从属性还是与之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个人消费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一个阶级必要劳动时间的空余必然要以另一个阶级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为补充，不从事直接生产的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归根到底是通过对无产阶级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而得到的。此外，由于这种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往往远超出供养资产阶级正常生活所需的量，因而还使得只能以剩余价值为交换中介的奢侈消费成为可能，使奢侈品成为“资本家的消费特权”(10)吴琼、刘怀玉：《从交往异化到拜物教的再生产——马克思奢侈消费批判思想的逻辑演变述评》，《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3期。。由此可见，尽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个人消费都高度依赖于商品，但资产阶级个人消费的特征在于它不仅依赖于一般的实体商品，更完全靠吮吸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而实现，并借此将自身向较高层次的发展建立在无产阶级动物式的低层次个人消费之上。甚至就奢侈消费所造成的浪费来说，其实质上也只是对工人劳动力的浪费，因为资本家并未对此付出什么东西。所以，马克思说，资本家的奢侈浪费与工人节俭之间的联系只有在经济规律被揭示后才能看到。

其次，对资本的从属性不仅使本来为我的消费转变为他人的消费，更使为人的消费转变为为物的消费、为资本的消费。马克思指出：“一种已经完成而可供消费的产品，能重新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料。”(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3页，第659-660页，第281页，第306页。根据消费对象——商品——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可以将消费分为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当商品作为生产资料时，它是抽象的活劳动的物质因素。尽管这种商品还是由无产阶级进行消费的，并且只有无产阶级将自身的劳动力加之其上才能消费它们，使它们身上潜在的使用价值展开为现实，构成交换价值的基础。但这种活动就其产品归资本所有来说，其结果是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增殖，因而是一种生产消费。而个人消费与生产消费不同。在个人消费中，消费主体把商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它是主体的为我的活动，它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但在现实中，工人的个人消费却往往异化为生产消费的一个中间环节。由于工人只有作为劳动力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才能生存，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无产阶级本身也不过是一种生产资料，其个人消费仅仅代表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是与资本家全部垫付资本数量和利润率相关的抽象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资本看来，工人那里不存在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的区别。工人不为资本进行生产消费就不能进行生活消费，而工人的生活消费作为生产消费的附属品，等同于给机器上油、保养机器。工人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3页，第659-660页，第281页，第306页。，是与工人本身相脱离的为资本增殖所服务的异化活动。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视野中，无产阶级个人消费的异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表现为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属人性的全面丧失。这种丧失使消费脱离人而从属于资本，成了一种为支配我的他物而进行的异化活动，使主客关系异化为“人成为产品的奴隶的非人关系”(13)梁爱强：《马克思消费思想的人学意蕴》，《求实》2011年第12期。。

三、逻辑展开：资本逻辑下无产阶级个人消费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在这种逻辑下，无产阶级个人消费不但在观念上被看作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而与其属人的本质对立，而且在实践中也因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欲成了一种敌视人的需要的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的生成在逻辑上表现出一种先后顺序。

起初，资本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主导着整个过程，并直接造成工人消费时间和消费资料的窘迫。马克思指出，延长工作日，使工人生产出超出自己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是资本获得绝对剩余价值的根本手段。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不但将无产阶级为自身消费而进行的自由劳动时间全部转化成为资本服务的雇佣劳动时间，而且直接对无产阶级个人消费所必要的时间加以限制。这是因为，不论怎样延长工作日，资本总会遇到由地球自转所决定的客观界限。为此，它必须回过头来否定工人的需要、否定工人为满足这种需要所必需的时间。它“‘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3页，第659-660页，第281页，第306页。，并且宣布这种时间和个人受教育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等“全都是废话”(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3页，第659-660页，第281页，第306页。。另外，工作日的延长还通过“侵占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得到实现。在这种方式下，资本尽可能地缩减工人的消费资料，以便将工人的个人消费控制在维持肉体生存和繁殖的最低限度，从而尽量多地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而更糟糕的是，由于对资本的从属性，无产阶级仅能获得的少数消费资料还时常会受到其他资本家的进一步盘剥。如特里门希尔提到的，工人阶级明知掺假也必须与面包一起忍受明矾、石粉之类的东西。因为，对没有劳动资料和劳动时间的工人阶级来说，资本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包，“他们就得买什么样的面包，这是必然的事情”(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3页，第427页，第501页，第96页。。

随着贪欲的无休止增长和竞争的需要，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很快就遇到了由人身体组织决定的绝对限度——维持肉体和繁殖的最低需要。于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更多相对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增殖的主要途径。这个任务起初是通过固定分工和协作得到完成的。固定分工和协作以工人操作的熟练程度为基础，要求工人不致饿死就必须以某种智力和身体上的畸形化乃至五官感觉的丧失为代价，转化为终身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器官，从而达到减少工作日空隙、浓缩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将工人固定在片面活动中，导致工人能力的全面丧失，以致其失去消费能力本身；另一方面，这种变化还和科学的发展一道促使工具转化为机器，导致固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加快了工人的片面化过程，并极大增大了资本对于工人的统治权力。马克思一语中的地指出：“机器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3页，第427页，第501页，第96页。商品特别是作为生活资料的商品价值的下降直接导致劳动力价值的降低，表现为满足工人生存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从而使资本能够在工作日不变的条件下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这种情况不仅进一步使无产阶级个人消费的相对恶化与富人的奢侈浪费形成鲜明对比，还使得因此而加速膨胀起来的资本在与工人的对抗中占据了更为绝对的优势。这是因为，对剩余价值的渴望必然促使资本家不断将资本用于购买机器，从而在工厂内部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竞争的强制规律则迫使其他资本家为了不致破产，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方式以维持自身。蔓延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机器大规模应用不断以自然力取代人力，以妇女、儿童取代熟练工人，从而在社会上制造出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为资本提供越来越廉价的劳动力和持续扩大的产业后备军。由此形成的就业压力和普遍饥饿不仅实际地迫使工人为了不致饿死而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沦为机器的有意识的器官，忍受消费的非人状况，甚至还因其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而在观念上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被改装为工人之间的内部矛盾”(18)刘福、李爱龙：《人是如何变成机器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生命政治批判》，《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有力的武器”(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3页，第427页，第501页，第96页。。

四、逻辑归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个人消费的复归路径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属人性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实困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实现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向人的复归只有通过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消除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对资本的从属性才能达到。

首先，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转变为社会占有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因而也是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复归的根本要求。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3页，第427页，第501页，第96页。，通过这种劳动所得的产品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重新回到社会，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个人消费。同时，这种生产又由于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使社会的调节能力得到发挥。在此条件下，通过劳动时间的有计划分配，劳动职能与个人需要之间将形成一种比例协调。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使个人重新与生产资料结合，从而将自身消费置于自身劳动的前提之下，创造了个人消费向人复归的基本前提，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得到彻底解决，避免了周期性的危机所导致的生产力极大浪费，从而为个人消费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物质对象。同时，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还将使人从固定分工下解放出来，促进个人消费能力的提升。马克思认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随着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个人将从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自主活动的桎梏也将随之消失。“在这种情形中，偶然性的存在仅仅是个人所从事的职业的偶然性，而不再是个人存在的前提条件的偶然性”(21)张娜：《真正的分工及其与私有制的关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工问题的比较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3期。。由私有制规定的局部固定分工将转变为以自由意志为出发点的自愿分工，五官感觉和以此为基础的个人消费能力也将随着自由的劳动实践而发展起来，并最终使人的本质得到丰富。

其次，社会产品中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的部分又要通过一定的分配方式进入个人消费领域。这种分配方式既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正义性的直接表现，也是个人消费复归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分配方式不再取决于资本，而代之以劳动时间来计量。在这种条件下，可供个人支配的消费资料量完全取决于个人劳动量，而个人劳动量又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个人消费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度内直接由个人本身决定。当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形式的个人消费也有其暂时性，因为这种分配默认劳动者本身不同的工作能力是一种天然特权，并最终导致在实际消费中的不公平状况。但这是一种“没有了剥削制度的不公平”(22)赵振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及其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因而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公平存在根本的不同。到了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权利狭隘眼界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消费资料的分配将完全以人的个性为尺度，服务于人的需要。同时，这种需要不是在人的头脑中偶然诞生的，而是以在人按照自己意愿所进行的劳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个人对对象的感觉能力为基础。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在与资本主义形式有着本质不同的新型劳动组织形式下，社会必需的生产程度也会相应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转过来又影响生产者及其需要”(2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劳动本身将直接规定需要和个人消费的内容，人自身的发展程度将重新成为个人消费的基本尺度，因而这种消费是向人的完全复归。

最后，在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的使用对个人消费复归具有独特意义。马克思认为，机器本身不过是一种生产资料，其性质取决于它的使用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成了工人的竞争对象和统治者，并直接与工人对抗。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则通过对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扬弃，将个人消费资料的极大丰富建立在机器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之上。马克思还透过机器的劳动解放意义看到了其在时间维度上对高层次个人消费的保障作用。他认为，真正的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这种节约等于发展生产力。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文明人也必须与自然搏斗。同时，随着人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需要的扩大，这个自然必然性的范围也会扩大，并导致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因此，如果不懂得合理地利用机器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就会使个人的大部分活动时间仍然被必要劳动占据，从而无暇进行满足生存需要以外的更高层次的个人消费。此外，就消费主体而言，机器的共产主义使用还将促进个人消费能力的提升。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60页。，因而使得用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个人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个部门内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和对劳动的节约由于固定分工所造成的工人片面化而转变为对工人的排挤，使工人游离于生产之外，成为适应于资本剥削需要的后备贫困人口，时刻面临自我牺牲。而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大工业生产的这种规律则自发地使人摆脱固定分工，使人有可能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从而促进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和在此基础上的个人消费能力的极大提升，并重新使个人消费成为人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

五、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批判的当代启示

从消费作为人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性活动这种本质意义上看，它将经济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它的表现形式往往也是社会与个人之间协调程度的重要标识。尽管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的批判着眼于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历史阶段，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个人消费本质、个人消费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个人消费复归的现实路径等问题的批判阐发具有强烈的一般性质，对新时代我国保障人民基本消费活动，提升人民消费能力和水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的批判启示我们，要准确理解消费的本质特征，应深刻把握消费活动具有的双重意义：不仅要将它放入经济社会整体运行机制中，看到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还要认识到消费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现实活动，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体现。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根本导向。要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摒弃“唯GDP论”等将经济发展与人民需要割裂开来的观点，进一步将提升人民消费能力和水平作为完善消费体制机制的重要任务。还要尊重人民在消费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坚持从人民实际消费需求出发，完善扩大内需的方式方法。要注重消费产品的供给内容和方式，避免无效供给和过度供给，不断提高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激发经济活力的实效性，避免陷入“强迫地投资、加速地消费”(25)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的恶性循环，从而加快形成以消费拉动生产、以生产引导消费升级的生动局面，有力帮助人民提升消费能力和水平，实现经济社会进步与个人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其次，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的批判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决定消费状况的制度性因素。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个基本领域构成了现代社会经济有机体，其中，生产起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因而，一种消费状况形成的因素不应在消费行为本身中去寻找，而应到生产方式以及反映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中去寻找。从历史上看，公有制经济在新中国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制度性保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形成的内在必然性已经表明，一旦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一定会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的基础上，导致人类的整体消费状况出现历史性倒退。为此，我们应牢牢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26)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我们还要清楚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蕴含的巨大活力，不断通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协同发挥作用，使两者共同为满足人民消费需求、推动人民消费升级夯实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分配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因而，科学合理的分配方式是人民消费活动顺利进行的又一制度性保障。为此，我们应在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在做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同时，进一步利用好第三次分配的补充作用，更好地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保障人民消费权利。

最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个人消费困境的批判还启示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在一种以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取向的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发展将为个人全面消费能力的形成和高层次消费的实现创造条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27)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3日。。为此，我们应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增强社会的总体消费供应能力。相应地，还要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者技能。要充分发挥职工单位和职业院校的教育培训功能，完善补偿机制，增加劳动者的学习渠道和再就业机会，避免技术性失业，切实提高人民购买力、消费力。此外，从国际范围看，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还是摆脱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垄断掠夺剩余价值的必要手段。在以往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因相对落后的科技水平而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生产中的大量利润以换取知识产权使用权的方式被发达国家占有，劳动者的收入也因此被发达国家限制在较低水平。当前，新一轮信息革命引起了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刻调整，这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28)《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 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日。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应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发挥制度优势，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在世界科技竞争中形成比较优势，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从而切实提升经济效率，提高劳动者报酬，为人民更丰富和更高层次的消费夯实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