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上海重建孙中山铜像始末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尊孙中山为国父，各地纷纷树起了孙中山铜像，以作为纪念，上海亦如此。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入侵上海市中心，孙中山铜像遭到破坏。汪伪政权建立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和日本人都开始积极地筹划重建孙中山铜像，一场貌似“中日合作重建孙中山铜像”的运动颇有些阵势地展开了。

合作背后各怀鬼胎

  1940年“双十节”后，汪伪政权的核心人物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一到上海即任命胡泽吾为市府秘书，并着手筹建孙中山铜像。不久，他与日本驻上海市联络部长船津辰一郎谈论此事，最终得到日方的同意。日方进而要求用“新建”来代替“重建”，因为“重建”意味着曾经的破坏，而“新建”则可掩盖这样的破坏，以全体面。

  无论是“新建”还是“重建”，日、汪各自都有一番打算。汪、陈一向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希望通过恢复孙中山的纪念活动，凭借孙中山的崇高威望，确立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申明“中日友好”的正当性，以维持上海的统治。而重建孙中山铜像，亦符合当时日本在上海的利益诉求。他们希望利用孙中山的影响，来营造一种“中日亲善友好”的气氛，以此消解中国人民的抗日舆论，软化与分化中国的抗日阵营。

1941年3月，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新建孙中山先生铜像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陈公博任会长，会员则包含了汪伪政权上海各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基本囊括了上海汪伪政府一切可利用的力量。不过，筹委会虽人数众多，但其中绝大多数并不负实际责任，具体筹划铜像建造日常工作的另有一套班子，其中大多为伪市府各局科室人员。与此同时，日方的后援会也随即成立，不过多有变动。最初规划的是成立两个后援会——上海居留民后援会和东京后援会，前者在实际操作中并未见有任何作为，而东京后援会则有过一些作为。

  在如何筹建的问题上，日、汪双方也有诸多争执。首先是经费如何筹措？陈公博曾主张由日方单独集款，日方则主张共同分担更能表达“中日友谊”。最后商议的结果是，经费双方各负其半，汪方由筹委会负责捐集，日方则由中国居留民或东京后援会负责筹集。

资金募集差强人意

资金募集是重建孙中山铜像筹委会最先试图解决的问题。筹委会主要通过向各级政府机关及知名人士募捐方式来完成资金的筹集。

  日本驻沪联络部一开始向筹委会推荐的日本方面铜像建造联系人为奈良公元，他通过与各方接洽，给出了一个初步预算。材料预算约40万（法币），人工预算10万，又因物价上涨与时局动荡的因素增加了10万。如此最后的预算资金为60万，由日、汪双方共同分担。筹委会运行初期，资金完全依赖向伪市政府借贷，启动资金为10000元，随后数次申请，1942年前后共计借贷31800元。这些款项均需在募得资金后偿还。

  筹委会首先通过伪政府控制的报纸进行宣传募捐。这些报纸在宣传口径上是一致的——即颂扬孙中山功绩，宣传“中日友谊”，号召为铸建孙中山铜像募捐。宣传还是产生了一定效果，各界都有数额不一的捐款。报纸宣传募捐的同时，筹委会凭借陈公博的名义向汪伪各政府机关单位发放捐册。伪政府中央各部门均有落实，地方上则向江苏43个县、浙江36个县、广东16个县、湖北9个县与上海全市送了捐册。各县城中江浙居多，广东和湖北地区较少，这与汪伪政府对这些地区实际控制能力有关。筹委会人员自1941年6月开始，不断向汪伪政府各机关单位寄送捐册，并陆续收到汇款。自1941年8月5日起，到1942年1月12日为止，累计收到414202.68元，从数量上已远超预先计划的汪伪方面应承担的30万元数额。

  汪伪政府筹委会资金募集虽达到了目标预期，但日方后援会的募集活动却是曲折反复。东京孙中山铜像后援会成立后，即开展资金筹募工作。奈良公元自告奋勇两次赴日筹款，但却并不顺利。由于日本后援会资金筹集久未完成，陈公博逐渐对奈良公元的能力产生怀疑，并请东京后援会暂停工作，要求汪伪政府“驻日大使馆”办事处孙理甫与东京后援会主导者浅见耕士进行沟通。浅见耕士向筹委会表达了募集资金困难的现实，表示最初计划由日方承担的30万资金难以筹集，在日本本土筹集数额由30万改为10万，同时强调仍将继续筹款。然而，浅见耕士的这番表白言论已不能让陈公博信服了。

  筹募资金严重不足的事实以及陈公博等的不信任，致使日方东京后援会最终停止了工作。这样一来，孙中山铜像建造初期的计划就需推倒重来。

终成纸上谈兵

孙中山铜像的设计人选方案与建造计划一样也经过了反复折腾。伪上海市政府怕麻烦，除资金筹募外，诸如在铜像建造设计模型、建筑材料购置等重要问题上几乎完全依靠日方。筹委会与日本驻沪相关机构协商，铜像设计者由日本代为选择。陈公博致函上海兴亚院及日本驻沪总领事，由他们与东京兴亚院总部和外务省斡旋，由日方委托“帝展雕塑部”举荐。陈公博还致函“驻日大使”褚民谊，也向日本方面交涉。“驻日大使馆”办事处专门负责此事的孙理甫则向陈公博抱怨经费不足，不能充分活动。显然，汪伪外事部门因经费、人事等原因，实际为筹委会提供的帮助极为有限。最后还是在徐良接任“驻日大使”后工作才有所进展。日方举荐了日本著名雕塑家朝仓文夫赴沪设计。同时，南京梅机关的犬养健等人也致电徐良，建议聘请高村光太郎，高村光太郎也是日本著名诗人和雕刻家。徐良将日方的推荐计划报告了筹委会。最终的结果是筹委会委托了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担任铜像设计人。

1942年初，朝仓文夫专程来上海考察。当时的报刊甚至传出了孙中山铜像即刻建造的信息，称由日本著名雕塑家朝仓文夫开始设计制作，将安放在伪上海市政府门前广场，预定1942年11月12日的国父诞辰纪念日举行揭幕式。报纸还披露了铜像样式：“取直立式，座高三丈六尺，像高一丈六尺，以此尺寸实为当时东亚第一大之铜像。”铜像服装用中山装，其形象为孙中山晚年之风姿。

  实际上，报章言论显然过于乐观，铜像的修建仍是“只听楼梯响，不見人下楼”。直到1942年12月27日，日、汪双方讨论后才确定，铜像计划于1944年11月12日建造完成。此时距1941年秋提出设想已过去了一年半时间。

  细究其原因，虽然有各方推诿扯皮之举，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的处境和汪伪政府与日本的关系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使得各方对建造孙中山铜像一事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从积极变为漠然。

  1944年3月，汪精卫身体有恙，赴日治疗，陈公博转任汪伪政府“代主席”，离开了上海，于是，铜像的建造工作又陷无人关注之境。与此同时，日本已因战争走到山穷水尽之地，汪伪政府已无心再关注政权的正当性问题。至此，汪伪政权计划建造“亚洲第一大孙中山铜像”计划，终成纸上谈兵。

（摘自《世纪》高红霞、曹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