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影响因素
——基于日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 元，唐冰开，李 晨

（1.长春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一、引 言

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之后，我国正式开始了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实践。但试点扩面的速度缓慢，主要原因是在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关键期，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情况下，完成老年长期照护保险的筹资难度较大。老年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发展需要可持续的资金来源，通过建立兼具效率与公平的筹资机制来实现。其中，筹资机制的核心是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确定，合适的费率设置可以增加制度收入，保证参保人员待遇，维持资金平衡。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确定需要通过精算，同时准确把握影响费率变动的主要因素，从而保证测算的精确。

学界对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确定和社会保险费率调整做了深入的研究。朱铭来等认为，老年长期照护保障体系中财政拨款应占资金总量的30%～40%，参保机构和职工合计承担工资总额1% ～1.5%的缴费责任。［1］戴卫东测算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费率处于6%的水平，长期护理保险则处于0.75%的水平，未来还有调整提升到1%的空间。［2］在测算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同时，学者们也在探讨社会保险整体费率的调整。部分学者指出，要抓住当前最佳时间窗口，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3-4］郑秉文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出发，强调费率的调整既要保证供给侧改革的顺利进行，又要推进社会保险结构性改革。［5］杨翠迎等认为，我国目前社会保险费率偏高并且老龄化程度与缴费率水平不相称。［6］林治芬认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要与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考虑。［7］

综上，关于长期护理保险费率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结合我国降低社会保险费改革系统性研究老年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的成果还很鲜见。本文运用岭回归计算方法，借助日本老年照护保险数据，测算影响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因素，探讨我国在社会保险费征缴约束条件下如何确定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计算结果可以为我国确定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提供变量设计依据，也可以用于评估我国各项社会保险费率变动的外部环境，使费率的调整有据可循，有数可查，为我国社会保险费率调整改革提供思路。

二、我国老年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发展历程及特点

（一）我国老年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发展历程

2016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包括上海、广州、青岛、长春、南通等15个城市。其实，早在2012年青岛市已开始进行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尝试，主要通过划拨医保资金支付长期照护费用。2015年长春市政府下发《关于建立失能人员医疗照护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政办发〔2015〕3号，于2015年5月正式实行），制度设计的保障对象是参加城镇基本医疗照护保险且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补偿范围是因入住养老机构或医疗机构接受长期或短期日常照料和医疗护理所产生的相关费用。2015年9月，南通市出台《关于建立基本照护保险制度的意见》，其基本保障理念和制度框架都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80号文件十分接近。2017年1月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正式启动，虽然启动较晚，但其是在各项工作准备比较充分的基础上开始运行的，筹资比较充分，护理服务也出现了上门护理、社区照护和机构护理相结合的方式，并编制了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标准》。［8］

（二）我国老年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的特点

1.制度覆盖范围宽窄不一。覆盖范围最广的是将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人群全部覆盖，如青岛、上海、南通、荆门。覆盖范围居中的是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市居民医疗保险的人群覆盖，如长春、石河子。覆盖范围最窄的是将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人群纳入覆盖范围，如承德、上饶、成都。

由于参加医疗保险的群体不同，试点先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群体开始，暂未覆盖城乡居民。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处于碎片化状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主体、缴费方式、缴费率都不同，因而难以把农民纳入照护保险之中，但是随着制度的完善，需要扩大照护保险覆盖范围。［9］

2.照护资金多来源于医保资金。有些地区通过医保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划拨，或者医保资金的结余资金筹集资金，如承德、长春、上饶、青岛。有些地区虽然在实施办法中规定了单位缴费比例，但在试点期间仍由医保资金划拨，如成都、上海。少数地区如南通、苏州、荆门等地，开始实行照护险的单独筹资，但财政补贴力度非常大，比如南通市财政补贴比例达到40%。［10］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且企业既有缴费负担重，各地很难再对照护保险基金进行单独筹资。

3.保障对象多经历了从只保障重度失能老人到向中度失能和高龄老人扩围的过程。承德、齐齐哈尔、上饶只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照料和护理需求，长春最初只保障重度失能且入住机构人员的需求，但2016年起将85岁以上老人纳入保障范围。南通和青岛虽然按照护理需求评定标准将中度失能人员纳入其中，但也只是较重的中度失能人员才能享受待遇。

总体来看，以机构护理和居家照护相结合的形式向保障对象提供长期照护服务（长春只支持机构照护），并且鼓励以居家服务为主要照护方式是很多试点地区的共同做法，这也符合中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的需求。以南通市调研数据为例，截至2017年5月，南通市累计有3373人享受护理保险待遇，其中居家照护2728人，占比80.9%，其余不到20%的为机构用户受益人。［11］

4.试点制定的报销比例较高，但实际待遇水平并不高。如上海规定在机构接受护理的报销比例为85%，在社区接受照护服务的报销比例为90%；青岛规定参保职工报销比例达到90%；长春市平均补偿比例也超过80%。但各试点地区居家护理的日包干额度一般不超过50元/天，一些低的地区不超过20元/天；机构护理日包干额度稍高，但一般也不超过100元/天。青岛“医疗专护”报销额度较高为170元/天，基本可以满足参保人的医疗护理需求但不覆盖生活照料费用。［12］实际上，这样的保障水平难以满足参保人的实际长期护理需求。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指标与数据来源

1.变量指标选取

目前，国外长期照护保险的主要资金筹集模式是现收现付制。现收现付制根据“横向平衡”原则来实现基金的短期平衡，从而测算出长期照护保险费率。首先对当年所需支付的保险费用进行测算，然后以支定收，按一定提取基数和比例向参加保险的企业（雇主）和员工收取。基于现收现付制，学者在测算我国长期照护保险费率时通常使用的精算模型是ILO模型。依据上述理论与模型，说明长期照护保险费率受到人口因素、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笔者从这四个方面中选取9个变量作为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数据来源

我国长期照护保险还处于试点阶段，没有全国统一的长期照护保险政策，因此没有产生连续性的统一面板数据，会影响测算的准确程度。而日本于2000年起正式实施长期介护保险，自2002年日本相关部门开始持续公布与介护保险相关的各项数据和统计公报。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为保证所选指标具有连续性和时间一致性，本文节选日本2002～2015年的数据做深入的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对日本卫生、劳工与福利部以及日本厚生劳动省历年统计年鉴的整理与总结，具体数据见表1。

表1 日本长期照护保险费率及其影响因素统计数据

（二）相关性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长期照护保险费率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以日本历年护理保险服务总费用（X1）、最低工资标准（X2）、65 岁以上被保险人数（X3）、GDP（X4）、重度失能老人人数（X5）、社会保障整体缴费（X6）、财政收入（X7）、社会平均工资（X8）、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X9）为自变量，老年护理保险费率（Y）为因变量，通过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下文同此处赋值）。

由于选取的9个因素具有同向发展的趋势，因此在构建回归模型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以避免实证分析过程中出现伪回归现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当至少有一个特征根近似为0或者条件指数＞100时，说明数据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在本文的检验过程中，维度2、3的特征根近似于0，且k3～k8的条件指数均远远大于100，因此选取的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较难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出的回归参数解释真实情况，因此本研究选取解决自变量共线性的最小二乘法改良方法——岭回归进行分析。

表2 长期照护保险费率影响因素岭回归分析结果（k=0.2）

（三）模型设计

岭回归通过放弃最小二乘法的无偏性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出更加客观和稳定的回归系数，针对共线性问题时要优于最小二乘法。通常情况下，多元线性回归的模型可表示为Y=Xβ+ε。回归系数按照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模型可表示为β=（XX′）-1X′y，如果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则矩阵XX′是奇异矩阵，此时特征值越小，引起（XX′）-1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越大，从而使得整体的参数估计受影响，预测结果不能客观反映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岭回归的原理是当自变量存在共线性时，|XX′|≈0。此时假设给|XX′|加上一个正常矩阵kI（k＞0），那么其奇异程度会比|XX′|减小许多。定义为：

公式1为β的岭回归估计，可以把k看作岭参数。当k=0时，参数估计结果与最小二乘法无异；而当k→∞时，，此时只需关注k值与方程的变动情况，即可根据岭轨迹判断出最小k值。

由于岭回归估计的回归系数为标准化参数，能以此作为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依据，但不能作为回归方程的系数，因此还需对其进行非标准化处理。

（四）岭回归分析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设定迭代步长值为0.05，以确定最佳参数k。根据spss22.0的运行结果，可以将不同k值时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连成曲线，即岭迹线。根据对岭迹图走势的分析来选择变量，将标准化岭回归系数绝对值偏大、数值不稳定且随着k的增加迅速趋于零的变量进行剔除，因此笔者将变量X8（社会平均工资标准）和变量X9（65岁以上老人人口数）进行了剔除。

在剔除了变量X8和X9之后，将剩下的七个变量按照迭代步长值为0.05再次进行岭回归处理。由图1可以看出，潜在多重共线性预测变量X1～X7的回归系数从k=0.00急剧变化到k=0.05。从k=0.20开始，整体的回归模型趋于稳定、函数逐渐与X轴保持平行，因此可以判断出最佳参数k应该选值为0.2。

同时可以画出k值与β值变化的趋势图（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方差解释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调节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当k=0.05时，R2=0.84617；当k=0.20时，R2=0.82521。R2下降程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因此该模型具有统计学分析意义。

当计算回归系数急剧地从k=0.0恶化到k=0.2时，调用一次岭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计算出各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a1=0.127，a2=0.309，a3=0.039，a4=0.0466，a5=0.348，a6=0.0223，a7=0.068。由于岭回归估计的标准化系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因此可将7个影响因素依次排序为：a5＞a2＞a1＞a7＞a4＞a3＞a6。综上，影响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因素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重度失能老人人数（X5）、最低工资标准（X2）、长期照护保险服务总费用（X1）、财政收入（X7）、GDP（X4）、65 岁以上被保险人数（X3）、社会保障整体缴费（X6）。

在通常情况下，岭回归更适用于处理共线性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不适用于对未来的预测。整体来看，影响较为显著的变量是日本历年长期照护保险服务总费用（X1）、最低工资标准（X2）、重度失能老人人数（X5），这三个变量是影响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关键性因素。可以列出标准化的岭回归方程：

由于标准化岭回归方程主要反映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标准化数据的量化关系，而不是反映原始数据的量化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计算出未标准化的岭回归方程，如下式：

由式（3）可以得出：长期照护保险服务总费用（X1）每提升1亿日元，长期照护保险费率会增加0.114个百分点；最低工资标准（X2）每小时每提高1日元，保险费率提升0.862个百分点；重度失能老人人数（X5）每增加1万人，保险费率提高0.421个百分点。其他因素相较于这三个因素其影响作用微乎其微。

四、实证结果分析

对日本长期照护保险费率数据进行岭回归分析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长期照护保险费率与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可以深入说明各因素对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影响程度。

（一）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1.重度失能老人人数（X5）对长护险费率的影响

根据影响因素贡献度排序可知，重度失能老人人数是影响长期照护保险费率最重要的因素。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重度失能老人人数反映了长期照护保险保障对象的实际需求；从健康状况的角度来看，重度失能老人人数反映了一个国家重度失能率的变化情况。重度失能率越高，则长期照护保险需覆盖的保障对象越多；保障对象的失能程度越重，则保险所需支付的照护费用越高。当长期照护保险的保障对象中重度失能老人比例升高时，保障对象对系统性、专业化的照护服务需求增加，因此保险补偿的照护费用也会随之增加。从基金平衡角度看，要保证长期照护保险基金实现长期稳定的支出，需要掌握重度失能老人人数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对保障对象需求和失能率两个方面进行合理预测，从而及时对保险费率进行合理调整。

2.最低工资标准（X2）对长护险费率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对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影响程度仅次于重度失能老人人数因素。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标准反映了长期照护保险给付方式中的现金给付水平；从成本测算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标准在本质上反映了长期照护服务提供者的工资水平。因为长期照护服务的成本主要体现在提供照护服务者的人工成本价格和服务时长。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照护人员的工资水平也会有一定提升，这时失能老人接受照护服务的成本相应提高，为满足相应的照护需求，长期照护保险总支出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从基金平衡角度来看，当长期照护保险支出规模扩大时，相应的资金筹集规模也需要不断扩大，为实现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需要提高保险费率，以保证长期照护保险高效率运行。

3.长期照护保险服务总费用（X1）对长护险费率的影响

根据基金平衡原则，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由长期照护保险服务总费用和长期照护保险筹资总收入综合计算而得，因此长期照护保险服务总费用的变化直接影响保险费率的调整，具体体现为：长期照护保险服务总费用和长期照护保险费率呈正相关关系。当长期照护服务总费用不断上升时，若要使相应的筹资总收入与之平衡，需要对保险费率进行适当的提升调整。因此，长期照护保险服务总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照护服务定价、照护设施成本、照护人员工资水平等方面的影响，而这些潜在因素也会间接影响保险费率。随着社会保障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未来长期照护服务总费用将呈现出增长趋势。基于基金平衡角度，需要对长期照护服务总费用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照护服务提供模式，科学规划护理产业整体布局，从而保持长期照护保险费率较为稳定的状态。

（二）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次要影响因素

1.财政收入（X7）对长护险费率的影响

财政收入主要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直接影响长期照护保险基金，进而间接影响保险费率，因此对于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国家财政与长期照护保险基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国家财政的收支结构与长期照护保险基金的收支结构息息相关；二是，国家财政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涨幅。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给长期照护保险基金的规模越大，长期照护保险基金越不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保险费率浮动概率越小。由国家管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个人和企业缴纳的长期照护保险费率保持长期稳定状态。基于基金平衡视角，要规避长期照护保险给付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超出预期的费用支出风险，合理规划财政收入的使用途径，为长期照护保险基金的长期稳健运行搭建一张“安全网”，避免保险费率在短期内产生剧烈波动。

2.国内生产总值（X4）对长护险费率的影响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国经济状况的指标，由于其不能直接作用于长期照护保险费率，因此GDP对于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发展是推动社会保障进步的重要动力，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构建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尽量避免失业、经济危机、财政赤字等因素对长期照护保险支付水平产生影响，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运行提供稳定的经济保障，从而将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稳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基于基金平衡视角，国民经济增长也将丰富长期照护保险基金来源，提升国民收入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强国民对长期照护保险费率调整的应对能力。

3.65岁以上被保险人数（X3）对长护险费率的影响

65岁以上被保险人数反映参保对象对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影响，本质上体现了老龄化对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作用。当国家老龄化速度加快时，老年人面临的失能风险逐渐增大，其对于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强，若此时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跟不上老龄化的步伐，则国家财政压力将进一步增大，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社会稳定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也会日益凸显。因此，需要多方承担老年长期照护保险服务费用，通过合理提升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方式，确保长期照护保险的稳定运行。基于基金平衡视角，拓宽长期照护保险的参保范围对于化解失能风险十分关键，而注重失能预防、提升家庭风险分担能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长期照护保险的支付压力。

4.社会保障整体缴费水平（X6）对长护险费率的影响

社会保障整体缴费水平本质上说明了个人承担的整体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对长期照护保险费率水平的影响。从岭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整体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对长期照护保险费率水平的影响微乎其微。从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布局来看，长期照护制度实施的目标是化解失能老人照护风险，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制度的目标均不同，其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一般情况下个人不会因为整体保险费率的变化而放弃参加长期照护保险或降低长期照护保险缴费水平，由此也说明各项社会保险之间的联动性和互济性相对较弱。综上，社会保障整体缴费水平对长期照护保险费率影响不大，但基于基金平衡视角，为确保社会保障整体水平稳步提升，应增强各项社会保险之间的风险共担功能，保持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稳定状态，推动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合日本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运行经验，根据岭回归分析结果，本文对我国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确定和运行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日本长期照护保险对我国的借鉴

首先，在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之前，要对制度的政策环境进行深入分析。［13］例如要考虑经济因素，根据我国的人均GDP以及GDP中老年福利费用的支出规模，并依据失能老人规模计算护理保险的保障范围。其次，长期照护服务基础设施的准备。日本用了近十年时间进行护理机构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培养。我国有必要制订发展老年护理机构和培养护理人员的中长期计划，为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做好基础性准备。［14］再次，筹资多元化和资金的独立运行。日本照护保险资金由政府支援、保险费和服务利用时的个人负担三部分构成，其中日本政府投入50%，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依据护理保险费率缴纳，个人利用护理服务时缴纳10%，照护保险资金来源是多元化的。日本照护基金的缴费是单独费率、专设账户，与医保基金互不透支。［15］因此我国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方案中划转医疗保险结余基金的做法只可是新常态下的权宜之计，而不应是长久决策。最后，要加快开发居家护理服务，制定照护等级评估系统，强化老年预防事业等配套制度的实施。［16］

（二）合理确定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

从日本建立长期照护保险的经验来看，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水平的高低，既受保障对象需求的影响，也受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社会稳定的需要突出时，必须提高长期照护保险费率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与长期照护保险费率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农业人口比例大、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建立社会保险，同样长期照护保险的费率水平很难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有利于提高长期照护保险费率水平。非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包括退休人口）则使当期社会保障需求和支出增加。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险项目，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还不健全的时候，很难谈得上建立工伤和老年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三）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应动态调整

从岭回归的结果看，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能否成功嵌入到现有的社会保险体系中，受现有社会保险各险种的费率影响并不明显，但其资金的筹集规模是关键因素，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是资金筹集规模的主要参数。从前文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保险费率的变化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老年人人口结构以及工资水平密切相关。目前我国试点城市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多采用固定费率，从制度成本高、保费增长不确定等角度来看，实现制度长期财政平衡难度较大。对于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应采取动态调整，根据每年的长期照护保险收支情况和老年健康人口结构的变化，适度调整保险费率，使得制度运行处于平稳的状态，但根据日本费率的变动经验，保险费率调整的浮动不宜超过0.5%。

（四）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费率精算制度

精算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技术，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已经进入定型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发展阶段，需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费率精算制度。社会保险费率的确定不仅是制度安排的结果，还应由社会保障部门联合财政部门进行严格精确的测算，从而保证社会保险费率的适应性和权威性。根据前文的分析结果，社会保险费率需要选择经济、社会、人口多方面的变量与社会保险事业的相关变量相结合，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精确核算确定社会保险费率。借助精算技术可以进行有效的筹资分析，包括费率、费基以及财政补贴的变化趋势，进一步确定合理的筹资规模，保障制度的平稳健康运行。因此，我国应以费率调整为契机，强化社会保险技术指标的定量分析，系统整理社会保险数据并定期发布，在合理范围内使用精算报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费率精算制度，可以使管理者的决策更有依据，实现社会保险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五）适时适度调整我国社会保险整体费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是推进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的关键工作。调整社会保险费率不是简单的数字层面的变动，从前文对照护保险费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社会保险制度缴费率的确定通常受到人口结构、财政状况、社会保险待遇水平、社会保险制度统筹层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缴费率的确定要保持保障对象一定待遇水平和参保人员负担能力的平衡。我国目前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费率的调整应该是合理的分阶段的调整，立刻降到社会保险制度的理论缴费水平还难以实现。适时适度经过精算后的费率调整，才能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适当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减轻企事业单位负担，激活企业用人活力，维护社会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