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论”及其理论缺陷
——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评析

王峰明，王叔君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劳动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面对劳动状况的这一历史性变化，哈特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明言：“我对如何去捍卫马克思主义、如何去复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及复活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都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阐释出一套当代的关于生产力、创造性、剥削、劳动和价值生产的新的生命政治的框架，这样一个框架要比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框架更有用。”[1]本文将在揭示“非物质劳动”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梳理“非物质劳动论”内部的发展和来自外部的种种质疑，并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对“非物质劳动论”作出评析。

一、“非物质劳动论”的缘起及其理论主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概念，意指以科学形式存在的一般社会知识或社会的集体智能。马克思认为，随着机器体系加入物质生产过程，生产将被赋予科学的性质，直接劳动将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附属要素。机器本身成为一种能工巧匠，工人“只是被当做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2]184，其作用仅仅在于看管机器。这一观点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在这种历史变革中，“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2]186-187。在此情况下，活劳动只是机器体系的附件，任由对象化劳动(机器)支配。对于工人来说，知识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另一方面，除了揭示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马克思还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解放的潜能。在他看来，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也在同等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得到改造。“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196-197但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2]197：它一方面创造了使人获得自由时间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需要通过活劳动获取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这又使得社会所蕴含的解放潜能无法变为现实。

马克思对于科学知识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可能带来的变化的分析引发了许多争论。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知识并不一定会完全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之中，马克思的说法忽视了一般智力同活劳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非物质劳动概念产生的基础。维尔诺(Paolo Virno)指出：“在后福特制中，不能被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概念集合和逻辑模式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们同活的主体之间的互动是不可分开的。一般智力包括形式的和非形式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心智和语言游戏。在当代劳动过程中，一些思想和话语凭自身便可像生产机器一样发挥作用，无需采取机械身体的形式，甚至也不需要电子灵魂。”[3]5这就是说，马克思忽略了一般智力也可展现为活劳动的形式。有鉴于此，他提出“大众理智”(mass intellectuality)与“集体才智”(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概念，以指称并不能够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劳动主体的认知能力。简言之，“大众理智”正是一般智力的突出表现形式，这种智力在社会中得以普及和延伸，并内化为社会整体的素质；而“集体才智”也被视作联系起来的劳动者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交流、合作、共同创造。在他看来，后福特制中的劳动与生产正是以大众理智与集体才智为基础，劳动者基于沟通与认知能力合作性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这种一般智力的共享也成为各种实践的基础[3]6。

其实，撇开资本主义条件下活劳动的具体形式不谈，知识的运用一直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例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工匠劳动中，以独立劳动形式存在的匠人必定掌握着一定的关于产品生产的知识。对于劳动与知识的这种联系，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是明白的，他们承认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知识依然是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不过，他们认为，知识在现今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斯密式的工业劳动分工在泰勒制的科学管理模式和福特制的流水线生产中被发挥到极致，其关键之处就在于“设计”与“执行”的分离。生产性知识趋向于在管理层面集中，而在具体的执行操作层面，知识则被编码成具体的操作步骤，“去技能化”(deskilling)与“去资质化”(dequalification)是工厂工人劳动的特点。工业发展的趋势表明，知识已经不再内在于工人并体现在其技能中，反而成为“独立于工人并能够控制工人的要素”，工人则“完全被吸纳进统治的体系之中”，成为生产体系中并非不可代替的零件。在现今资本主义生产中，“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知识——大众智力——正成为核心生产力，并逐渐脱离管控的体系，削弱了工业范式”[4]267。正是考虑到这一重大转变，“非物质劳动”概念便应运而生，其意旨就在于概括和把握现今劳动的特点。

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在其《非物质劳动》一文中宣称，非物质劳动概念——被定义为生产以信息和文化为内容的商品的劳动，旨在认识现代劳动及其蕴含的权力关系。在非物质劳动中，一方面，为了生产出商品的信息内容，直接劳动中需要的技能包含控制论、计算机控制、劳动者之间横向与纵向的交流等；另一方面，生产商品的文化内容的活动涵盖了一些通常不被视作劳动的活动，例如确定关于文化艺术的定义、品味、公众意见等活动[5]133。在此基础上，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对非物质劳动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述，他们把非物质劳动描述为“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6]284，并总结和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讯技术的大工业生产；第二种是带有创造性和象征性的劳动任务；第三种涉及感情的生产与控制，并要求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6]286。这三种类型实际上强调了非物质劳动的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计算机的运用及其所带来的变革，另一方面则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性的交际与互动。而在《诸众》中，哈特和奈格里进一步修正了非物质劳动概念，认为其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智力劳动和语言劳动，比如解决问题、从事符号和分析性的任务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的是观点、符号、编码、文本、语言图形、图像以及其他产品。而另一种主要形式为情感性劳动，这种劳动同等地涉及到身体和心灵[7]108。综合来看，非物质劳动生产的“普遍特点在于以知识、信息、感情和交际为主角”[6]279，其生产的商品也被文化、信息、知识内容或者被关爱和服务的特质所决定，即商品是由信息、文化或者情感性劳动创造的。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每个经济系统之中都会有一种劳动形式居于霸权地位，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中占据霸权地位的正是“非物质劳动”。根据拉扎拉托、哈特与奈格里等人的论述，非物质劳动对劳动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要求劳动者“成为主体”，并且，衡量劳动力质量的维度变得多元化。拉扎拉托认为，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泰勒制把工人贬低为机器不同，现代管理技术要求“工人的灵魂成为工厂的一部分”，主体性被纳入组织与管理之中，处理信息、进行决策等活动都需要工人成为积极的主体。但他同样意识到，这也是资本主义对于主体的统治，因为在主体的参与性活动背后蕴含着权力关系。主体需要将其全部能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同一起来，于是，主体也被纳入到资本价值增殖的逻辑之中。拉扎拉托强调，并非只有拥有高技能的工人才会在劳动中运用其主体性，我们能从后工业社会中每一个生产性的主体所从事的活动中发现这种主体性[5]136。一方面，成为主体的劳动力需要运用自己的智力进行劳动；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综合运用自己的能力同其他劳动者进行沟通和团队合作，这也就使得劳动力的质量由其专业技能、组织合作技能等多个方面共同定义并加以衡量和评价。

第二，劳动者在网络化的生产结构中通过沟通与合作进行生产，这种生产以“共同性”为基础并且再生产出共同性。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工人在工厂劳动中是沉默寡言的，但是后福特主义和非物质生产范式下的劳动以沟通和协作为中心特征；工厂工人从事的劳动常常是固定的甚至是重复的，但非物质劳动要求工人在不稳定和未知的环境中灵活机动地解决问题、建立关系、产生想法等[7]200-201。生产者之间的交流正是基于人们分享共同的语言、符号和思想，而交流又将会带来新的共同的语言、符号和思想。“今天，生产与共同性之间的这种双重关系——共同是生产出来的并且也具有生产性——是理解所有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关键。”[7]197此外，在他们看来，非物质劳动的合作形式并非像以前那样由外界强加或者组织起来，而是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这就意味着这种合作并不必然由资本来进行协调，甚至可以说，“生产率、财富和社会剩余价值的创造通过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网络采取了合作的互动性的方式。于是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6]287。

第三，对于劳动者来说，生产领域与生活领域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一方面，从经验的角度来说，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如家务劳动、对老年人与儿童的照料等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另一方面，如同前两点所述，当今的劳动变得信息化、智能化、交际化，“当生产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或者创造一个观点或一种关系，那么劳动时间将趋向于扩展到整个生活领域”[7]111。正如“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概念试图呈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早已翻过工厂的围墙，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非劳动时间学到的、体验过的和消费的东西然后被用于商品生产，成为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一部分，并被计算为可以创造利润的资源。即使是享受能力也总是处于被转化为劳动任务的边缘”[3]5。

以上从劳动者的角度简要概述了非物质劳动的特点。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同福特制所代表的大规模生产相比，后福特制中商品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了信息化的联系，从而使这两个方面开始进行持续的、迅速的互动与交流。生产对于市场声音的倾听使得消费者也成为生产的积极角色之一，而价值增殖过程同社会交往与沟通过程也变成了同一过程。因此，拉扎拉托强调，非物质劳动不仅仅创造了产品，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社会关系和资本关系。非物质劳动通过交流促进持续创新，把需求、想象力、品味等物质化，这些产品不会因为消费而消失，转而又在塑造、创造消费者的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并对使用产品的个体加以改造[5]143。总的来说，非物质劳动把主体性纳入生产过程中，同时把生产主体性视作其目标，从而使得社会交往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具有了生产性。

二、学界对“非物质劳动论”的质疑和批评

“非物质劳动论”在学界引起了许多质疑与批评，这一部分将着重介绍三个主要的争论点：非物质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关系是什么？非物质劳动何以区别于工业劳动而成为一种新的劳动形式？非物质劳动是否成为后工业社会中居于霸权地位的劳动形式？

第一，关于非物质劳动同物质劳动的关系问题，塞耶斯(Sean Sayers)认为，一方面，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主体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劳动产品正是劳动客观化的结果，因此，所有的劳动都是通过某种方式有目的地改造物质世界的物质活动。以此来看，非物质劳动过程必定涉及物质性，比如符号性劳动涉及到在纸张上做标记、制造声音、在计算机系统中产生电子脉冲。“只有这样，这种活动才能客观化并被认为是劳动。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8]42另一方面，所有的劳动也都有非物质的方面。“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是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的。劳动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在维持和改造着这些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它影响——创造与改变——主体性。”[8]42-43由此，塞耶斯总结说：“正如所有的非物质劳动必然涉及物质活动一样，所有的物质劳动也都有非物质的方面……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没有明显的区别。”[8]45卡姆菲尔德(David Camfield)也批评道，当哈特和奈格里意识到物质形式的劳动同非物质形式的劳动几乎总是同时出现时，这其实已经消解了非物质劳动同物质劳动之间的本质区别[9]24。

哈特和奈格里的确认识到了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模糊性，“非物质劳动几乎总是跟劳动的物质形式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所有非物质劳动生产中的劳动都保留着物质性——就像所有的劳动一样，它既指涉我们的肉体，也指涉我们的精神”。所以哈特和奈格里提出，更好的方式是把这种劳动定义为“生命政治的劳动”，即是说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也同时创造社会关系并最终创造社会生活本身[7]109。对此，塞耶斯认为，这一概念并不会比“非物质劳动”概念更高明。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识到，人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生产，这是一个主体生产客体并同时生产主体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有的劳动都在改变着社会关系乃至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此意义上，所有的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生命政治的[8]45。国内有学者也指出，哈特和奈格里之所以误以为生命政治的框架要优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框架，是源于他们狭隘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生产或劳动，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或劳动等同于纯粹的物质生产过程或只生产物质性东西的劳动，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本身就是物质性和非物质的集合”[10]。

第二，非物质劳动如何区别于工业劳动同样也是一个主要的争议点。如前文所述，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随着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无论是劳动过程中智力、交际、情感的丰富程度，还是劳动产品的物质性或非物质性，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对于工业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区分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在一般层次上区分不同的劳动活动，并大体勾勒出劳动活动中的自主性的差异。但是，这种区分又是十分粗糙的，甚至明显过于武断。他们只是含糊而笼统地指出，劳动者无法在工业劳动中展现自主性、交际性、情感性，而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主体则恰恰相反。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服务业虽属于情感性劳动，但劳动者仍处在泰勒制的管理模式之下，这些劳动活动并不具备哈特和奈格里所描述的特点，我们也很难从这些劳动活动中预见到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哈特和奈格里低估了生产行为的复杂性与资本对劳动活动的控制能力，对劳动的分类陷入了二元论与本质主义的错误。正如柳迫(Sylvia Yanagisako)通过研究意大利制造业历史所发现的，工业劳动中从不缺乏交流与合作的维度，而服务劳动中也不乏“工业制造”的维度，即是说在工业劳动中一直包含着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非物质劳动的特点[11]。

第三，关于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问题，如前文所述，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每个经济系统之中都会有一种劳动形式居于霸权地位，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中占据霸权地位的正是非物质劳动。卡姆菲尔德指出，哈特与奈格里的这一结论其实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推论而得。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2]31不过，哈特和奈格里更看重和强调的是，可以从马克思在这里提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宰地位，类推出非物质劳动相对于其他劳动形式的霸权地位，因为它们于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都确认一种生产决定和影响其他一切生产。对此，卡姆菲尔德反驳道，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权力及其对不同生产部门的统治显然同某种社会技术类型的劳动占据霸权地位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位于更高的抽象层次，因此，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的理论所进行的延伸是不成立的。而且从经验性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只是使得雇佣劳动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倾向的社会劳动形式，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具有某种社会技术特征的劳动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有问题的。这样，卡姆菲尔德就从前提上批判了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并不存在占据霸权地位的劳动形式，而应该把理论分析的重点放到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上面[9]37。

即使退一步承认存在一种处于霸权地位的劳动形式，一些学者也并不认同这种劳动形式是非物质劳动。比如，威瑟福德(Nick Dyer-Witheford)认为非物质劳动只对于发达国家的白人劳动者来说才具有统治地位[12]，但这种类型的攻击并不能直接驳倒哈特和奈格里的论点。他们在《大众》一书中明确解释过，这种霸权特质并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它具有逐渐地改变其他劳动形式的力量，使后者具有自身的特质。即是说这种霸权地位目前可能并不会被统计数据支持，但是它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尽管多数劳动者都在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工业劳动却具有霸权地位，它改造了农业生产，也使得社会整体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如今，工业劳动失去了这种霸权地位，让位于非物质劳动，今后的劳动也将变得信息化、更加智能、更加具有交际性、更加富有情感性[7]107-109。尽管哈特和奈格里能够轻松回应从量的意义上对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提出的质疑，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有力论证非物质劳动是一种发展趋势，也就是说，非物质劳动是否占据霸权地位仍然是哈特和奈格里需要给予回应和解答的问题。

三、基于《资本论》对“非物质劳动论”的评析

可以说，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是一个内涵模糊、外延宽泛的概念。而学界对此提出的种种反驳，有些是合理而有力的，有些则既不合理也显得疲软无力。以塞耶斯的反驳为例，他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反驳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按照马克思的劳动观，所有劳动都既有物质性的方面也有非物质性的方面。非物质劳动具有物质特征，物质劳动也具有非物质性特征，既然如此，区别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就没有多大意义，使用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具有误导性。塞耶斯虽然看似在结论上驳倒了哈特和奈格里，但是仍然没有跳出他们两人对劳动的分析框架，即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来区分一切形式的劳动。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非物质劳动概念不仅指称在劳动过程中非物质因素的参与如智力的运用，而且直接指称劳动产品本身的非物质性。然而，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上述问题涉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商品与服务产品等诸多概念和问题，如果仅从物质和非物质这个单一维度对劳动进行分析，就往往容易陷入理论误区。

第一，“非物质劳动论”把物质生产中的脑力劳动或精神性内容误判为非物质劳动，表明其对物质生产的认识值得商榷。在回应学界质疑时，哈特和奈格里并不否认，即便产品是非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也同时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但这是在绝对意义上进行的区分。而在正常讨论的语境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总是相对的。在这个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工厂工人只需从事体力劳动，而后福特制生产中的劳动者则需要运用自己的智力进行劳动，智力劳动从而成为一种非物质劳动，其产品成为非物质产品。问题是，在马克思那里，即使在相对的意义上，物质生产中也包含着脑力劳动或智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3]这就是说，物质劳动中的劳动主体不一定是亲自动手的体力劳动者，也有可能是不需要亲自动手的脑力劳动者，如协调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管理劳动者。这样，智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就构成“物质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与物质生产对立意义上的”非物质劳动。虽然说物质生产总是包含着某些观念因素和精神过程，但同样地，精神生产也总是包含着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过程。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物质生产直接改造物质世界，而精神生产即“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的生产只能直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它需要通过向前者的转化、经由前者的中介才能达到改造物质世界的效果[14]。总的来说，物质生产中包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既有物质内容也有精神内容，但物质生产就是物质生产，不能因其包含的脑力劳动或精神性内容而成为非物质劳动。

第二，“非物质劳动论”把与物质生产无关的脑力劳动或精神性内容误判为商品生产，表明其对商品生产的认识值得商榷。哈特和奈格里把非物质劳动描述为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所谓的“非物质商品”是包括信息、文化或者情感性劳动的商品。但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一定是物质产品，并不存在非物质商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分析和讨论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两个定义，其一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其二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劳动固定或实现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第二个定义虽然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实质，但是他从第二个定义出发，把家仆、官员、老师、医生、演员等人提供的服务活动归为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的做法是准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服务劳动分为只能直接被消费掉的服务劳动和其产品可以作为商品出卖掉的服务劳动。前者作为一种使用价值一经提供便被直接消费掉，其中包含的价值也随之消失，服务劳动者出卖的实际上是其自身的劳动力商品；后者则会留下可以捉摸的、同提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产品，就是说，这种服务劳动的结果可以是物质商品[2]410。他写道：“商品……如果它不表现为物的形式，它就只能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形式，但永远不能直接表现为活劳动本身。”也就是说，只存在两种形式的商品：物质商品和劳动力商品。“如果我们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2]234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商品一定是物质产品，非物质产品绝不是商品。个中原因在于，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一种“排己性”，即商品不能用于商品生产者自己使用，必须提供给他人使用，而非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则不具有这种排己性；另一方面，商品价值具有时间上必要的边界，即只有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耗费的劳动才是有效劳动，才能形成商品价值，而非物质产品在生产时间上则不具有这种边界和限制[15]。以此来看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非物质商品，如果指的是依托于特定物质载体的精神产品或文化产品，它就不可能成为商品。或者说，“在它是‘精神—文化’产品的意义上，决不是商品；而当它在市场上作为商品买卖时，就只能是‘物质的’而非‘精神—文化的’”[16]。现实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图书。在一本书是精神文化产品的情况下，它决不是商品；而在它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就决不是精神文化产品，而是物质产品。

第三，“非物质劳动论”把物质生产智能化发展的结果视为新形式的商品生产，表明其对两者关系的判断值得商榷。同哈特、奈格里一样，马克思固然也认为不同的劳动形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处地位并不相同，从狩猎捕鱼式的原始劳动到农业劳动、再到工业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不断发生着变迁。置身大工业时代的马克思，已经看到了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并推断“一般智力”对于生产过程乃至社会生活将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但是，马克思的展望与哈特、奈格里的判断却大相径庭。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计算机的运用及其带来的变革是非物质劳动的一个重要部分，非物质商品就包括信息、文化商品等。而马克思始终认为，由于商品一定是物质产品，非物质产品不会成为商品；所以，物质生产的智能化程度再高，也终究是物质生产，不可能变成非物质生产。另一方面，生产智能化的程度越高，生产的公共性、社会性就越强。就此而言，哈特和奈格里其实看到了当今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共同性为基础并且再生产出共同性，只是他们对共同性的理解和阐发仅限于人们分享共同的语言、符号和思想等。而马克思则从“一般智力”的发展看到了生产的公共性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解构作用、对私有制的解构作用。他写道：“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当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2]196-197。在未来生产智能化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人们的自由时间得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从而使个性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简言之，与生产智能化相伴而生的是生产的公共性，公共性又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相互对立，因此，生产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带来的结果是消灭私有制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货币关系，而不是形成占据霸权地位的所谓非物质商品生产的新劳动形式。

第四，“非物质劳动论”把论述重点局限于劳动者之间或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而忽视了资本逻辑下劳动本身的境遇，表明其只是现象层面的理论成果，并未深入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层面。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马克思所处的大工业时代，资本的核心角色是提供工人协作的基础，把工人组织到工厂中来，给予他们生产资料并共同进行劳动。如今，资本则不再承担这样的职能，因为“智力的、交往性的、情感性的合作方式通常是在生产性相遇中创造的，而无法从外部控制”。即便像呼叫中心或餐饮服务这些受到最严格限制和最严重剥削的行业也能够表明，由于“认知劳动和情感性劳动自主地产生合作”，所以“脱离了资本的控制”[4]140。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只要资本关系处于支配地位，就不可能有真实主体交往中的情感关怀，因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要被变卖的。”[17]其实，资本并没有外在于生产过程，即便是餐厅服务人员面带微笑并竭尽所能满足顾客的需要，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本质上也不过是劳动者同顾客之间的商业关系、交换关系和市场关系，劳动者依然是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力，劳动活动仍然在具体的劳资关系之下进行。与哈特和奈格里不同，马克思关注的恰恰是这种处于更深层次的劳动同资本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雇佣劳动制度。他之所以认可斯密将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原因就在于这一定义深入于经济关系的本质的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由此决定的生产劳动的实质。因为在这一定义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区分本身……既同劳动独有的特殊形式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形式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2]221-222。因此，“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2]219。这就表明，要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区分开来，要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就决不能局限于劳动者及其劳动的特殊形式或特殊使用价值的表层，而是必须深入于劳动同资本、准确地说是劳动者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层面。以此来看，无论是“非物质劳动”还是“生命政治劳动”，都不过是一种站在劳动主体的维度对劳动进行的表层解读，缺乏基于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而进行的社会历史维度的剖析。纵然非物质劳动的解释框架准确概括和描述了现象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但这一解释框架既谈不上理论创新，更谈不上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超越甚或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