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诗（随笔）

宋 琳

在学者们对神话的现代阐释中，神话的幻想属性似乎得到了公认，神话——常被当作历史与科学的反面，发端于对宇宙的直观。先民对宇宙起源这一巨大的谜的关切是神话发生学意义上的第一推动力，德国学者A·巴斯蒂恩（A·Bastian）认为，人类心灵中与生俱来的“初始的观念”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不同文化中的同源现象的一个原因（参见让·德·伏里《“自然神话”理论》）。“太初”这一对开端的命名中蕴含着对久远过去的无限遐想，屈原《天问》中的第一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便是“初始的观念”在战国时代的一个有力的回响。“自然神话学派”盛行于德国，该学派主张，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冥想是诗意的，由这种象征性的冥想创造的神话就是人格化的诗。很可能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神话观念对此产生了影响。荷尔德林就说过：“在未开化的民族中，想象总是最先发展的心灵力量。从而出现所有神话学、神话和神秘学，从而有抽象概念的拟人化”（《所罗门箴言与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之间的对应》）。想象力乃是神话思维的主要特征，亦是一种前逻辑思维，不妨称之为诗性思维，施莱格尔干脆将神话和诗等同起来：“神话和诗，这二者本来是一回事，不可分割”（《关于神话的对话》）。

然而，关于神话叙事的真实性问题，一直受到来自宗教的、哲学的，尤其是科学的挑战。歌德在《浮士德》中借浮士德之口，将《新约·约翰福音》中的“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译作“太初有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Act），大写的Act表示神的作为。……